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我国论文,近三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时期文学理论“转型”变化的三个阶段
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最为外在且易见的表现，就是文学理论形态的转换。面对这一突出现象，有必要对其进行总结和评估，而这种总结和评估，要符合文学理论变化的实际，符合文学理论发展方向的诉求。
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剧烈变化和转型进程，大致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反思和恢复传统文学理论的阶段；同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本国文论资源碰撞、融会中设计文学理论新形态的阶段；具体构制和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新形态的阶段。简单说，就是“复苏”、“探索”、“建构”这样三个阶段。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划分，如果细致起来，还可以再划出一些小的阶段。
1.复杂的复苏阶段，大体是指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文革”后出现的学科反思阶段、反弹阶段，或者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恢复阶段。这个复苏，是十年内乱后社会的亟须，是“温故而知新”的亟须，是批判“极左”思潮的亟须。因此，在整体上它是以“为文艺正名”的名义，以恢复“文革”前的理论状况和面貌开始的，或者说，是从批判僵化的话语环境和扭曲的理论路径，还原正确文学理论传统出现的。从文学政治学角度看，这一阶段的文学观，充当了政治和思想运动先锋的角色，成为意识形态聚光的焦点。尽管这一时期各具体的文学观念和诉求有差别，但反思、启蒙、思想解放的总旨趣和总主题，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例如，就是批判文学的“工具论”、“从属论”，也是认为片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工具属性而忽视艺术规律，实际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也没有带来好处。当时，许多唯物史观的文学理论命题，都是受欢迎和容易被接受的。当“文革”中“左”的一套被认定为错误的时候，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犯错误之前的情况。这一点，我们从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祝词》里说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1]207中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阶段，“人性”问题的理论探讨是一个热门话题。讨论涉及人性的具体内涵、人性的普遍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以及人的价值与尊严等问题。
由于是在“文革”后的特定时期，学术的反思集中于清除“左”的思潮的影响，因此，提倡“文学自律”就成了这一阶段的中心性口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学热”的出现、“审美无利害”的论证、“审美反映论”的提倡等，都起了特殊的作用。由此，倡导文学的“自律”，倡导作品的“审美”，就明显具有了取代“文革”时期阶级斗争为纲主题的含义。这些提倡和追求，与抗拒文学理论中“社会—文学”模式或曰“反映论”模式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论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被当成是一种隐喻，它吸纳了一切为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产生的离心力所抛出去的社会和思想力量。[2]71但在表面上，它又很大程度上成为对文学自律传统观念的一种回归。这种具有古典精神的理论，显然有着现实的需要性，因为它确乎起到了舒缓高度政治化理论氛围的作用。
由于这种现实需要，复苏阶段的文学理论一方面呈现出传统文学理论复原的趋势，一方面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同其他学说奇特混合的局面。譬如，以用马克思的思想来修正康德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完成的是用康德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一种理论，当时就很流行。尽管这种理论在随后的变化中逐渐又渗透进一些其他学说的成分，但此时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康德学说结合的痕迹确已十分明显。
当时的文学理论处在“物极必反”的状态，由于要克服过去那种只重视“外部研究”的做法，此刻要特别重视“内部研究”，所以，追求“文学的自律”便成了这一阶段普遍的倾向。
2.艰难的探索阶段，大体指1985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各种学说“新潮”大量涌入的阶段，是“多元”探索的阶段、是理论急剧分化的阶段，同时也是正式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设想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不少思想是在前一个阶段中成型的，其特点是理论上不同学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面临外部环境的压力，人们大都感到落后了。“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3]242因此，为了追赶世界潮流，一齐把眼光投向了国外。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是因袭西方一些时髦名词和观念来设计自己的路径，还是坚持批判吸收立场，坚持沿着中国化的探索之路前进，就成了众多学说竞争和较量的实际重心。
例如有种意见认为，由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将人的地位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从而为以后“文学主体性”论的提出作了必要的铺垫。到80年代中后期，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线索来概括、论述新时期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理论的主流话语。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不是当时文学理论的主题，从“文学主体性”理论提出开始，恰恰导致文学理论走向了唯心史观、抽象人性论和非理性的歧途。在复苏阶段比较一致的文学理论趋势，开始发生分化，并产生了向几个不同方向推进的状况。
这一阶段，文学理论已不再扮演思想解放先锋的角色。它一方面与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实际渐行渐远，一方面又开始比较集中地从理论上探寻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出路。这一阶段，西方文艺学说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在此种状况下，理论家们如饥似渴地各自寻找突破，有的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掘资源，更多的则是向西方文学理论看齐。尽管理论界对西方文学理论的了解还不是完整的，但饥不择食、拿来就用、立竿见影的做法，几成普遍的风气。当然，好比医学上移植活体器官可能产生排异现象、引进一个新物种可能会遇到天敌一样，这一阶段事实上也产生了理论的“排异现象”和遇到“天敌”。
这一阶段的质的规定性，应该说就是“探索”。介绍性的探索也好，批判性的探索也好，建设性的探索也好，都是为了获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认知。而这种探索，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与观念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例如，随着文学本体论层面的一些追问，刺激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研究的兴起，于是有论者就提出了文学研究的“向内转”；随着对文学自身认识的逐步侧重，有论者通过在哲学上“改造反映论”、“批评认识论”，通过在文学理论上强调“回到自身”，提出了“审美反映”论。这些都可看作是有着现代主义思想参照的理论探索。
从趋势上看， “向内转”和“审美化”是这一阶段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而这种“向内转”和“审美化”也有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80年代，它是为了在文学领域实现“自由”的个体主体，是为了以此抵制社会组织结构对个体主体的过度限制。这时的审美本质和社会本质，几乎成了对举的不相容的概念。到了90年代前期的第二个时段，文学理论的“向内转”和“审美化”，又向人性化、本能化、世俗化甚至庸俗化方向转移。这是市场经济过程对文学等精神产品要求的一种本能反映。
在探索阶段，比较符合时代需要、比较有学理价值且具有连贯性和推进性的文学理论主张，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提出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的意见。①因为，这种意见与先前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成分既有一脉相承性，又总结了许多新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它力求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积极呼应时代探索的未知领域。可以说，这是在当时巨大的社会变迁和理论激荡面前，在唯心论风靡和审美乌托邦说教走俏的情况下，对中国文学理论走向的一个自觉而清醒的推进性把握。
这一理论，对“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微观展现和理论依据以及“当代形态”产生的逻辑与历史必然性、文学理论演变的经验教训、意识形态的转型、文学具有非意识形态因素的论证、能动反映和主体建构、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同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理论变革的突破口和生长点等问题，都做了一定的探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路。②
当然，这时的文学理论“当代形态”研究，还处在提出构想和初步论证的阶段，许多问题的表述，许多概念的界说都还是比较朦胧和模糊的，尤其是关于如何解决现实文学问题的主张，还很肤浅和幼稚。但由于它立足本国，努力体现时代精神，又主张吸收一切优秀文论成果，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这就同当时出现的明显的理论虚无倾向和西化倾向划清了界限。
3.主动的建构阶段，大体指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至今
在几乎一切外来学说都介绍完了之后，在各种主张都释放出来之后，在带有浪漫“启蒙”色彩的言论沉寂之后，接下来就是进入各种思想深化的阶段，是各种主张由“假说”到“证明”的阶段。从另一角度看，亦可说是进入探索、反思、建构并重的阶段。这一阶段，“西方等于现代”、“中国等于古代”的简单模式被逐渐淘汰，中国有自己的文学理论传统，中国文学理论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形态的主张，逐渐取得共识。西方“后现代”理论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推动中国文学理论认识自己，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近些年活跃的理论现象，本质上也是对审美“象牙塔”向往的逃避和质疑。
这一阶段当然可以看作是探索阶段的延续，但这种探索中大大地增加了理论建构的成分，而且出现不少成果，所以，似应称之为建构阶段。这一阶段，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日臻成熟。在文学理论上，经过对探索过程中各种文学思潮的清理，经过对现代文化和文学理论进程的思考，关于如何在争鸣中把文艺科学推进新境界，如何建设面向新世纪的文艺学体系，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如何与时俱进地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已经成为实际的关键和主题。
只要稍作调查就会发现，这一阶段建设性的学术论著成果是很多的，各种体例和形态的文学理论教材也普遍地建设起来，除新编的各种“文学概论”、“文学原理”外，“艺术生产原理”、“主体论文艺学”、“感受论文艺学”、“认识论文艺学”、“社会主义文艺学”、“元文艺学”、“生态文艺学”等，都显示出主动建构的努力。
这一阶段处在世纪之交，因此，总结和反思性的学术成果不断出现，文学理论学术史研究的进展比较突出。关于文学原理书写及学科未来构想问题，学科的定位与可能存在的边界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热点背后的偏失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问题，学科殖民化与文学理论自主创新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化战略问题，我国文学理论现代进程中形成的传统问题，网络时代与文学理论发展问题以及怎样看待文学理论再次面临的危机问题等等，都逐一提到了议事日程。
最能代表这一阶段文学理论建设性质和特征的，当是2004年开始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始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编写《文学理论》。③和其他理论领域一样，这一工程的实施，正是加强文学基本理论的战略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学科中的指导作用、改善理论创新环境、培养理论队伍的有力举措。它进一步表明，尽管我国实际存在的文学理论是“多元化”的，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领，依然是我国文学理论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对一种新时期文学理论“转型”描述的分析
对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转型”的认识和描述，是存在分歧的。而分歧产生的原因，一则是出于对“转型”本身的理解不同，一则是出于对“转型”方向认知的差别。
如果把文学理论体系状貌、结构关系的调整和一些新观念的充实叫做文学理论“转型”的话，那么近三十年确有不少的“转型”；如果把“转型”看作是理论指导思想和精神系统的更改，那么这种“转型”在某些文学理论研究上也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把30年文学理论的历史，看成是不断“转型”、“转向”的历史，那就与实际情况不吻合了，这种“转型”的描述，则是过分的现象化了。
有论者将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转型”，说成是从“形象思维论”到“二重性格组合论”到“文学主体论”到“向内转论”再到“审美意识形态论”，并把后者说成是“最重要的成绩”。这种“转型”模式，在个别理论线路的描述上误差并不大。但问题是，30年来文学理论界有各种“转型”模式，甚至是彼此冲突的“转型”模式，倘若把这个模式扩展到整个新时期的文学理论领域，或者说是成唯一的“转型”模式，那就忽视了更实质的转变，有以偏概全之嫌。
这种“转型”模式，其内容多半是文学理论史上早就提出过的，并在理论上也被扬弃了的。但在这种“转型”论里，却又作为“崭新”的知识而出现，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一种时髦。这些“转型”内容，表面上看，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总体上讲，却忽视了新时期文学理论所应关注和思考的重大课题。其造成的结果，使人不由得想起恩格斯在谈论黑格尔以来理论发展进程时说的一段话：“在公众当中流行起来的一方面是叔本华和尔后甚至是哈特曼的迎合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在大学里，各种各样的折中主义互相展开竞争，不过在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这就是它们全都是由过时哲学的十足的残渣拼凑而成的，并且全都同样地是形而上学的”[4]286。
这种“转型”理论，完全抛弃了唯物史观的发展线索。为了给自己的意见找到理由，它不得不自己设问自己回答：“刘再复论文（主要指《论文学的主体性》等——引者注）的意义不在于具体论述一个问题，而在于文学观念的转变。即从过去的机械的反映论文学观念，转变为价值论的文学观念”。“那么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还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呢？……（应该认为）主体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之意，文学主体性的见解大体上也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学活动问题上的具体运用。”[5]19-21这种“转型”论，活生生把一个典型的唯心论、人性论的文学主体观，粉饰、装扮和判定成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是难以成立的。
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主体性”论争，相当激烈，意见对立得十分尖锐。有论者给以充分肯定，有论者给以鲜明质疑，有论者甚至认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歪曲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进行了错误的概括。[6]有论者指出这一理论把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主观能动性“作了无限夸张”，“违背了历史科学”，其中“包含着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基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7]为此，当时《红旗》杂志文艺部还专门编辑了《文学主体性论争集》一书。[8]这是历史的真相。可是，20年后，有的“转型”论者居然消解这场论争的意义，在回顾时只是单方面地肯定和鼓吹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这就不实事求是了。
研究文学理论的“转型”，关键是抓住事物本质。不能只把浮面上的、吸引眼球的变化展现出来，不去触碰问题的核心。如果以为只要把所谓“新潮”的东西——不管它科学不科学、正确不正确——展览一番，就可以冒充和替代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进展与功绩；如果以为只要把花样翻新的西方文学理论概念——不管是适用的还是不适用的——引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就可以认为是解决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那么这种想法至少是不切实际的。
除了上述“转型”模式，那种把30年来文学理论的变迁简单概括为从“政治化”到“审美化”再到“学科化”④的意见，也值得商榷。因为把新时期以前和初期的文学理论，通称为“政治化”的文学理论，是不准确的，这是把个别理论上和政策上的错误混同于整个学说；认为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就是走向“审美化”，也是以点代面、不及其余的；至于说走向“学科化”，则已经不是“转型”问题了，“学科化”是难以分清理论变化界限的。这种“转型”模式，主旨是强调“审美化”，以反“政治化”功能出现，其结果却扮演的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角色。
“审美”是各种学说都关心的问题，“审美化”作为文学理论变革特定时段的口号或简称，也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但是，“审美化”作为理论取向的全称判断，就有很大的弊端，因为它的潜台词是要求理论自足、自立，与各种外在因素脱钩，所以，将文学理论“转型”简单界定为“审美化”取向，并不利于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
要实现文学理论的全面发展，既不能单靠“审美化”来解决，也不能单靠“文化化”来解决，必须深入研究文学“自律”和“他律”即“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统一问题；既不能忽视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的重要性，在一些形式枝节话题上喋喋不休，也不能忽视文学的艺术审美属性的重要性，在一些无关文学的话题上夸夸其谈。重要的做法，还是要走上“美学和历史观点”结合的轨道。
如果按照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来考察，那么近三十年来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尽管出现不少的理论样态，但其理论主线、主体部分或核心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型”，或者说，其基本性质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这其中的变化多是局部的、枝节的，其主要变化是纠正以往理论的失误，弥补从前理论的不足并根据新的形势增加新的层面和内容，以实现文学理论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因此，在对待文学理论“转型”取向问题上，是不能采取“战略模糊”立场的。
三、文学理论“转型”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
研究文学理论“转型”，需要探讨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前进方向问题。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前进方向，就是几代人为之奋力开拓的中国化的方向。如果不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任由其他思想和观念来主导或左右文学理论研究，那就容易导致文学理论的退步。
尽管我国文学理论仍将呈现出多元和多样的格局，但从时代的需要和现实的进展出发，从当今国际文学理论格局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文学事业发展的目标出发，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依然是文学理论未来前进的主航道。“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依然是未来文学理论不断寻求的格局。
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是就其总体而言的。它并不排斥其他各种形态文学理论的存在与发展，也不排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内部的多样化探索与争鸣。强调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关键是要对今后的文学理论运动主体有一个性质上的规约，有一个时代价值性质上的限定。因为，在多种选择与多种可能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性质上与价值取向上的规定，那就可能在“转型”时与其他种类现代文学理论形态划不清界线，就可能抹杀根据我国实际赋予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在这方面，哲学界有论者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使文化体系中的三种文化资源“综合创新”地发展到新形态。[9]这种意见对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有启迪价值的。
文学理论不仅是关于文学的专门知识，也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部门。不管研究者是否同意，他总是有一定的立场和倾向，很难采取绝对的“中立”态度。批评界曾有论者指出：没有信念，可能是当今文学所面临的最大精神困境。要说不正常，这恐怕是最大的不正常。[10]对于当下的文学理论来说，似乎亦可作如是观。
不难发现，近三十年的各种文学理论研究，不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就是以那种思想为指导，“真空”的状态是不存在的。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原则，理论就会出现什么样的质素与面貌，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近些年，有种意见主张要以“现代性”即“现代意识精神”为指导，来进行今天的文学理论建设，主张要“建设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认为“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是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并认为这种“现代性”要求的“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同时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11]33-34
从理论上看，这种以“现代性”为主轴的文学理论建设意见，固然凸现了“现代意识精神”的“指导”性，凸现了学科的“自主性”和向“文化理论批评”的适度“改造”性。但这一以“现代性”为指导思想的理论预设，带有严重的缺欠，那就是缺乏对这种“现代性”文学理论在性质、归属和特征上的规定，至多只能是对未来走向开放、多元、对话、人文精神化状态的一种呼吁。而这种呼吁，又不过是打起新的旗帜播撒旧的思想，其内涵是否体现出时代精神和历史要求，是否融入了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行列，那是反映不出来，也体现不出来的。
这种以“现代性”为指导的理论主张，有一个固定的脉络，即：“建设具有我国自身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要有坚实的现代性思想为指导”，认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12]1就是在这一思想脉络影响下，导致了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研究对一些意识形态因素阐释的淡化。
伴随着对文学理论知识特征和学理地位的争议，“现代性”问题成为文学理论话语的一个中心议题是自然的。不仅当代文学理论，就是在近代文学理论阶段，也会有一大串对“现代性”内涵不尽一致的定义及其方法论类型。但总体上说，古代和近代文学理论还没有达到对文学现象进行现代性阐释的程度，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性”这一主题才变得具体、系统和理论化起来。这其中，西方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论其运用的理论和采用的方法如何，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命运与核心论题，始终与“现代性”息息相关。
但是，从我国文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它的轨迹犹如一条正弦曲线，一直处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三种不同取向的文学理论，都有自己的现实根由与学理依据，都有自己的理论优长，如果简单以“现代性”为坐标，以与西方的关系为参照，那么它们都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理论。在这一点上，它们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为“现代性”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是个素质问题、品格问题，而“现代性”的理论基础则是千差万别的。
由于特殊国情和特有的文化状况，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不是简单地遵循西方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途径，也不是亦步亦趋地步某些国家的马列主义文学理论后尘，而是更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文学理论中国化模式。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因素造成的。到了所谓“全球化转向”的时代，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得到丰富和提升，但此时坚持“走自己的路”却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因为，“全球化转向”打破了现代性条件下单一的“在场”时空观念，瓦解了行为的本土情境，并把相距遥远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这个时候，极容易使文学理论陷入无力面对后现代社会与文学所产生的困境，陷入缺乏实践根基的危机。要适应这种历史性变革与境况，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走中国化之路，无疑是解决矛盾的一计良策。
一种文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际分析和学科研究，不全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还在于它能否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新时期有些文学理论“转型”的失误，主要在于它从某种理论基准出发，忽视了现实的有效性和本土的承受性。那种认为“现代性”就是“私人性世界”、“语言瀑布”、“叙述怪圈”，就是“强调个人价值的发展和效率”的判断，就难以为实践所接受。今后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要想成为时代和人民所需要的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是得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指导。这就是两种不同指导思想主张的原则性区别。
可以这样说，文学理论“转型”以来与“转型”之前相比，不同之处很多，但共同之处也很多，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弄清这一点，才会对文学理论“转型”有清醒的认识，才会对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特”字有深刻的理解。“转型”之前，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存在“左”的偏差，这正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结果；“转型”之后，纠正了先前的理论错误，但却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
在探讨文学理论“转型”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上，不妨重温邓小平当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时讲的一段话。他说：有人“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3]139-140这一精彩的说明，同样适用于任何理解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
诚然，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学说之间，在具体论述层面上会存在着某些共同点，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学说，给我们提供的值得借鉴的东西很多。但这些共同之点，多半是非本质性的，是那些不能决定学说性质和价值立场的东西。能够说明我国文学理论本质的，应是那些与西方文学理论不同的东西。这个不同的东西，主要就是指导思想的差异。这有点像“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在本质上有区别，这就是内部的区别。”[13]80“如果这个比喻能够成立，那么，用“现代性”这种什么学说都可以有的东西来“指导”文学理论建设，显然是不能说明我们文学理论的性质与特征的。
“现代性”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现代性”概念本身，包含许多可阐释空间，它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差异也十分明显，因此，不宜把“现代性”单一化。在中国，倘若把马克思主义排除在“现代性”诉求之外，否定它对文学理论发展的指导作用，那么这种“现代性”和实际的理论需求，将会是南辕北辙的。我们只有把中国文学理论放到世界文学理论整个历史进程的大格局中去加以考察，充分了解世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版图，回应一些传统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的局面，将宏观构架与微观现象、客观环境与主观实践结合起来，更加关注文学和现实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突破现代性发展内涵的谬误，才能认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理论建设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理论“转型”，不是使文学理论“政治化”或“狭窄化”，而是要在正确历史观指引下，体现文学理论多重范式的科学整合，其视野是多学科渗透和融会的学术视野，其精神是开放性的重构，其目标是彻底实现“文学属于人民”、“文学为了人民”。这是用其他任何思想来指导都无可比拟也无法完成的。
［收稿日期］2008-03-12
注释：
①这部分学者主要有董学文、狄其骢、刘刚纪、陈辽、叶纪彬、蒋培坤、李衍柱、郝孚逸、黄力之、马驰等人。代表文章有：董学文《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纲》，载《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形态”——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改革的思考》，载《求是》1988年第2期；陈辽《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和民族形式》，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蒋培坤《也谈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载《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叶纪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建设的思考》，载《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狄其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当代形态》，载《高校理论战线》1992年第6期；刘纲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的三种基本形态》，载《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李衍柱《关于建构当代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思考》，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黄力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学术前景》，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4期；马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经典形态走向当代形态》，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②董学文《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参见《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调研报告》。中央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生命工程”、“战略工程”，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各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深化对中国特色理论的认识，推进各学科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的创新，以适应时代和事业的要求，都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④有时也把这一“转型”概括为从“政治化”到“学术化”到“学科化”。详见童庆炳《政治化—学术化—学科化》，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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