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失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缺失论文,题材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历史，“自周、秦迄今，二千余年，历姓嬗代，纷争不已，遂演出种种活剧，诚有令后人追道之犹为之怵心胆、动心魄者”①。此历史“活剧”，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由此形成明清历史小说“几与正史分签并架”②之规模。然而，足以令人“怵心胆、动心魄”的元代开国史，在留存的明至清中叶历史小说中却未能得以呈现。当然，黄人《小说小话》载有《大元龙兴记》一书，该书“铺张蒙古功德，诚靦然无耻，然崇拜番僧回将，虏丑毕现。而侈述元之发祚，较苍猿白鹿，尤觉可笑，亦可谓不善献媚者矣”③。从黄人所述内容看，该书无疑是一部元代“开国题材”小说。《小说小话》约于1907年至1908年连载于《小说林》杂志第1—4、6、8、9期。在《小说林》杂志第三至第八期，黄人著录了包括《大元龙兴记》在内的八十七种历史小说。该小说目录是黄人根据自己“少时所见而能追忆者”著录而成。据孙楷第等小说目录家比对，该小说目录中疑佚、亡佚小说多达四十一种，其中就有《大元龙兴记》。除了黄人之外，民国的小说研究大家都未曾看到此书。后世小说目录类专书都依据黄人《小说小话》上述文字予以介绍。又，黄人著录“依历史时代，不问良劣”，依的是小说演绎之朝代顺序，而非小说的撰写年代。因此，《大元龙兴记》创作于何时，不得而知。龚敏《黄人及其小说小话之研究》一书对其中的亡佚小说进行了考订，然而对于《大元龙兴记》④也未能有进一步的发见。如果《大元龙兴记》为明清历史小说，从其倾向性看，笔者认为它更可能是清中叶以后的作品。 众所周知，明代至清中叶，历史小说的创作极其繁荣，改撰、重编、增删之作层出不穷。这其中，以兴亡更迭为中心的小说，是其最初的形态，也是其精髓之所在。从“开国题材”来考察，敷演夏商开国的小说有《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周代则有《列国志传》、《新列国志》，两汉则有《全汉志传》、《两汉开国中兴志传》、《西汉演义》等，三国鼎立则有《三国志演义》，晋代至南北朝则有《东西晋演义》、《三国志后传》，隋唐五代易代则有《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宋代开国则有《南北宋志传》等，明代开国则有《英烈传》，明亡清兴则有《铁冠图全传》、《樵史通俗演义》等。这其中，虽然有部分作品为王朝史演义，但大部分作品的叙事重点都集中于旧王朝之覆亡或新王朝之鼎兴⑤。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大一统的王朝之中，元代开国史并没有在清中叶之前催生出元代“开国题材”小说。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本文即对此现象进行初步的探究。 一 元代开国相关讲史平话及史料情况 文学与史学属于不同的范畴。明清历史小说虽然形成了“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的规模，但其创作的顺序并不是按照王朝更迭的进程逐一敷演，而是自三国始，再往前后展开。这涉及小说创作题材优劣的问题。大而言之，“分裂”、“混乱”时期的题材较之稳定时期更利于小说创作，三国、隋唐小说的成功都与此相关。胡适曾论及“分裂”题材的优势，“分立的时期，人才容易见长，勇将与军师更容易见长，可以不用添枝加叶，而自然有热闹的故事”⑥。宋元之际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混乱”时期，“自然有热闹的故事”，具备历史小说创作的题材优势。更何况历史上其他不“出彩”的时期，同样进入了小说家创作的视野。因此，以题材优劣来解释元代“开国题材”小说在清中叶之前的缺失，显然是不成立的。 当然，明清历史小说与史学毕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期可供借鉴资料的多寡对历史小说创作必然产生影响。这种资料，一者指的是宋元讲史平话，再者则是官修正史及民间野史。从这两方面考察，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创作无疑都缺乏良好的条件。 1.元代开国讲史平话的缺失 明清特别是明代历史小说在题材内容上对讲史平话依赖甚深，讲史平话成为明清历史小说的直接源头。 讲史是宋代兴起的一种说书伎艺。吴自牧《梦粱录·小说讲经史》曰：“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⑦宋代讲史平话对明清章回历史小说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元末明初诞生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可以说直接脱胎于《三国志平话》与《大宋宣和遗事》，而《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与宋代说话中五代史、隋唐征战故事也关系甚深。 元代讲史平话的题材似乎比宋代更为宽泛。如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就包括了《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续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元代的实际状况，绝对不只此一刊所列。明初《永乐大典》所载元代遗留下来的“平话”就有二十六种之多。由此可见元代讲史平话之繁盛。那么，在元代讲史平话中，是否有元代开国故事？从理论上讲，顺应讲史风潮，为新朝歌功颂德，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并没有发见此类讲史平话。从元代初期情况来看，元朝统治者一直就没有有意识地利用俗文学来强化其政权的正统性，而普通民众对蒙族统治的抵触和对汉家政权的思慕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因此，才会有《单刀会》、《西蜀梦》、《汉宫秋》等作品的出现。而在元末政权倾颓之时出现元代开国讲史作品，则更是不合时宜。即便有相关平话留存到明代初期，也不会被《永乐大典》所收录，更不会广为人知。因此，可以说，宋元讲史平话事实上并没有为元代“开国题材”小说提供直接的创作基础。 2.元代开国史料的阙如 除了直接脱胎于宋元讲史平话，正史、野史笔记亦是历史小说创作的素材来源。其实，讲史平话本身依赖于史籍甚深，“中国的古史著作是后世小说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寄生地，小说的原始胚基，就附着在古史著作身上”⑧。宋元讲史平话的主要内容就是演述“《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梦粱录》)。其中，《五代史平话》内容大多取材于《资治通鉴》，间或参考新、旧《五代史》；《三国志平话》则以《三国志》、《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以及历代野史笔记为基础敷演而成。元代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也主要依据史籍编撰而成，如《武王伐纣平话》取材于《尚书》、《史记》、《逸周书》等。 如上所言，讲史平话虽未能为元代“开国题材”小说提供直接的创作基础，但明清历史小说中依据史籍而创作者比比皆是，如《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都是摘抄史籍中的重要史事补缀成书。只要元代开国史料丰厚，小说家照样可以从史料中取材。那么，元代开国史料又是何种情况呢？ 蒙古族曾有《蒙古秘史》(又称《元朝秘史》)一书，大概成书于13世纪，详述其民族起源及英雄业绩，记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两朝事迹，最为详备。但原书用畏吾体蒙古文即古蒙文写成，在元代被深藏内廷，秘不示人⑨。明初朝廷曾有汉字音译本，后收入《永乐大典》，但语言障碍制约了它在民间的传播。其他元代早期史料如《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也一直到清中叶才得以发见。 另外，明代曾编撰有《元史》一书。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同年八月攻克大都，冬天即召集“山林遗逸之士”、“岩穴之士”编撰《元史》。朱元璋下令纂修《元史》，其政治意义应大于史学意义。朱元璋急于在撰史中证明元祚衰亡大明鼎兴的必然性，急于对元明易代盖棺定论。编纂元史撇开通晓蒙古语及历史的前朝官员，不过一年就仓促成书，《元史》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列传编排草率，特别是对蒙古初兴、三次西征和西北四大汗国的事迹，尤为疏略。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评价《元史》时说：“金华(指宋濂)、乌伤(指王祎)两公，本非史才。所选史官，又皆草泽迂生，不谙掌故，于蒙古语言文字，素非谙习，开口便错。即假以时日，犹不免秽史之讥；况成书之期又不及一岁乎！”⑩明代还出现了其他元史著述如胡粹中的《元史续编》等，但其史料来源多依据《元史》，增益甚少。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明代小说家编纂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乏良好的史料基础。更何况，纪传体史书将重大的历史事件分散于各传记中，无疑显得零散。而《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为章回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便捷的编撰方式，“在小说艺术未臻于完美之前，长篇著作是很难着手的，只有跟了历史的自然演进的事实写去，才可得到了长篇”(11)。“通鉴”类史书对历史小说文体的生成发挥了重要作用(12)。明清历史小说多部书名标“按鉴”二字，如《按鉴演义全像列国志传评林》、《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等，以示其与“通鉴”类史书之渊源。《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都编撰于宋代，明代小说家“按鉴”演义，元代开国史自然未被囊括。当然，明清历史小说中也不乏“按鉴”《资治通鉴》之续书者。《资治通鉴》续书中确实载有元代历史，如成化间商辂等编《续资治通鉴纲目》、嘉靖隆庆年间薛应旂、王宗沐各编有《宋元资治通鉴》。但一方面上述典籍中元代史料增补资料有限，最重要的是，“土木之变”后，明廷与蒙古瓦剌部的冲突日趋激烈，蒙汉矛盾升级，“内夏外夷”遂成为《续通鉴纲目》诸书处理夷夏关系的总则。即使小说家依据《续通鉴纲目》、《宋元资治通鉴》编纂历史小说，其关注点也当在南宋之覆亡而非元代之鼎兴。 元代开国史料的阙如是显而易见的。“蒙古人未入中国，先定欧西。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西征中亚细亚全部以迄印度，北征西伯利亚以迄中欧，及世祖奠鼎燕京，其势已邻弩末。前四朝事迹，实含有世界性，及《元史》最主要之部分，而官修《元史》概付阙如，固由史官荒率，抑亦可凭借之资料太阙乏也。”(13)这种现象一直到清代中期才得以改观。清代考据之风盛行，元史“在诸史中最为荒秽”，“清儒发愤戡治，代有其人”(14)。“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见《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皆开国及太祖时事。两书出而‘元史学’起一革命。”(15)晚清以来，随着西北舆地学的兴起，蒙古族勃兴的相关史料更是呈井喷之势。不仅之前的史料如《蒙古秘史》与《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得到进一步发掘与重视，还出现了大量新编撰的成果。由此，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得以产生。《青史演义》按照历史编年的顺序叙述成吉思汗诞生直至窝阔台征金国事，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元代“开国题材”小说。尹湛纳希之所以能够创作如此鸿篇巨著，主要得益于他掌握的大量蒙古史料。尹湛纳希乃成吉思汗第二十八代孙，家中藏有大量蒙、汉、藏、满文图书。为了创作《青史演义》，他在家中“找出了大元朝所属蒙古各部落的史书、传集、历史故事共十种。此外，还找到了汉族的史纪、蒙满典册、藏族经文的译稿和畏吾儿历史译稿共十种：《盛世青史》、《无敌圣主之源》、《蒙古圣主传》、《皇子简史》、《达赖喇嘛所著青年之婚》、《金婚之乐》、《成吉思汗散史》、《成吉思汗传说》、《大元朝正史》、《朱子通鉴纲目》”(16)。 蔡东藩创作《元史演义》，同样离不开晚清涌现的元代史料。《元史演义》是一部元代王朝史演义，全书共六十回，其中前十五回大致敷演成吉思汗事。蔡东藩在1916至1926年期间，先后撰写了清、元、明、民国、宋、唐、五代、南北朝、晋、前汉、后汉通俗演义。这没有丰赡的史料为基础，显然是难以完成的。尹湛纳希一生居于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其创作《青史演义》主要依据家族藏书，不一定能及时获取当时最新的元史研究资料，特别是对后来翻译的元史著作更无缘一见。而对蔡东藩来说，获取资料的范围显然更为宽泛。蔡东藩曾在杭州一满人家中任教，其家藏书极丰，任他博览深究；而且民国时期的杭州等江南城市，出版业发达，蔡东藩有幸涉猎大量东西洋史籍译本。虽然他抱怨元代史料阙如，但从其序言来看，他所拥有的中西史籍是前人难以想象的(17)。 《青史演义》与《元史演义》的出现，恰恰说明了史料丰赡之于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性。 二 史学上正统论之影响 元代未能出现敷演元代开国历史的讲史平话，但夏朝这种年代久远、史事无稽的历史时期却成为小说家的创作素材；虽然元代开国史料不够丰赡，但有明一代不乏虚构之历史小说。因此，元代开国史不被小说家青睐，不仅仅源于讲史平话与史料的阙如，它还与小说家“严华夷之分”的正统观念有关。 在我国古代，史家在撰史时，往往会对历史上各个王朝地位高低、正伪善恶作一番评判，也就是表达对某一政权合法性及其历史地位问题的认识，这种理论就表现为正统论。正统论是一种变动的、发展的历史理论。到宋元之际，正统论强调的重心，除了置于道德意义上的“‘得天下之正’外，更格外地突出大汉族主义的‘华夷之辨’”(18)。如郑思肖所言：“中国之事，系乎正统；正统之治，出于圣人。中国正统之史，乃后世中国正统帝王之取法者，亦以教后世天下之人，所以为臣为子也。”故“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诛！”(19)明初，朱元璋君臣恢复了汉族政权，“除腥膻之旧秽，步文明之新化”，致“中国之统既失而复得”。在此环境下，宋元以来重纲常名教以及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越发明显，进而形成极端的唯道德主义、大汉族主义的正统论。方孝孺为持此论的代表人物： 尝试论之曰：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正统也。如汉如唐如宋，虽不敢几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亦孔子与齐桓、仁管仲之意欤？奚谓变统？取之不以正，如晋、宋、齐、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矣。守之不以仁义，戕虐乎生民，如秦与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20) 在明代正统论者看来，“夷狄而僭中国”者都不得为正统。如丘濬认为“世道之治乱，本乎天道之阴阳，各以其类而应，是故阳之类，中国也，君子也，天理也；阴之类，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以夷狄之人为中国之主，是天地翻覆也，是首足倒置也”。蒙古入主中原，则是“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21)。阐发《续通鉴纲目》思想内容的《发明》、《广义》，将宋室看作天下共主，以大字记宋统纪年，而将辽、金、元视为受封的列国，对金元的建国封号以小字附记在宋统纪年之下，以此强调大宋政权的正统性以及辽金元政权的非正统性。在此等思想的影响下，明代小说家岂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编撰元代“开国题材”小说？ 为探究正统论与少数民族开国史创作的关系，我们还可以考察北朝历史的书写情况。北朝作为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迭兴期，同样在清中叶前未能出现相关“开国题材”小说。孙楷第曾说：“小说演史自元以还最为繁多，历代史事几乎遍演，唯南北史久悬，无人过问。”(22)胡适也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期：(1)春秋到战国，(2)楚汉之争，(3)三国，(4)南北朝，(5)隋、唐之际，(6)五代、十国，(7)宋、金分立的时期。这七个时代之中，南北朝与南宋都是不同的民族分立的时期，心理上总有一点‘华夷’的观点，大家对于‘北朝’的史事都不大注意，故南北朝不成演义的小说，而南宋时也只配做那偏于‘攘夷’的小说。其余五个分立的时期都是演义小说的题目。”(23)胡适与孙楷第都看到了明代历史小说中南北史题材的缺失，胡适还阐述了缺失的原因，即与小说家存有的“华夷”观念有关。当然，明崇祯年间刊本《开辟衍绎》序中提及“又有《三国志》、《两晋传》、《南北史》”之语，可见明代就有一部《南北史》。然而，《开辟衍绎序》中提及的所有小说，唯独缺了这部《南北史》，不能不令我们有些怀疑《南北史》的存在。即便有《南北史》演义的存在，有明一代，惟有《开辟衍绎序》提及，说明其影响不大，编撰者也非名人，读者对《南北史》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但无论如何，从现存的小说来看，明代确实未留下南北史题材小说，客观上印证了正统论“严华夷之分”对少数民族开国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影响。 当然，清代最终出现了演绎北朝历史与元代开国史的小说，而这同样与正统论的变化有关。有清一代，正统论思想相对淡薄。清代由于其少数民族的政权特色，统治者更是批驳华夷之分的思想，“大一统而斥偏安，内中华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是故夷狄而中华之，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之，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24)。在此大一统的纲领下，乾嘉以后的史学家逐渐淡化华夷观念，历史上成为中华之主的少数民族政权都给予正统地位，由此带动了少数民族开国史的研究与小说创作。譬如，南北朝史在乾隆年间被史学家所关注，乾隆五十八年、六十年则出现了杜纲的《北史演义》与《南史演义》。《北史演义》涉及北魏、北齐、北周史事，主要以北齐开国君王高欢为中心，敷演了北齐的开国史。北魏、北齐、北周都属鲜卑王朝。《北史演义》成为我国第一部敷演少数民族易代史的小说。孙楷第先生充分肯定了其作为朝代补缺之作的意义，但也批评杜纲以北齐为中心的书写“用意不免纤佻”(25)。《北史演义》虽然被视为是补缺之作，但值得注意的是，杜纲如果仅仅为了补缺，则当先创作《南史演义》。事实上，杜纲是先创作《北史演义》，后来听友人之劝再创作《南史演义》。其主要原因还在于观念的变化，即杜纲并没有视北齐为少数民族政权而轻视之。只有这样，才会以此巨著来展现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史，并对高欢、娄昭君等少数民族男女英雄给予高度的赞美。这恰是杜纲《北史演义》的最大价值。同样，道光年间《青史演义》的出现，虽然与尹湛纳希作为蒙古贵族的身份及其丰赡的史料积累有关，但与清代华夷观念的淡薄不无关系。尹湛纳希认为各民族之间只是种族、地域、风俗不同，并无高低之别。他从一个大天下的视角来书写宋、金、元的历史。譬如，《青史演义》每章同时标明宋、金、蒙古的纪年和干支，成吉思汗称帝前，蒙古纪年以成吉思汗年岁标示，如第一章下标明“宋朝十世皇帝绍兴三十二年，壬午岁，金朝五世皇帝世宗大定二年，是年圣武皇帝成吉思汗诞生”。成吉思汗称帝后，三个皇帝年号同时列入每章开篇，称帝当年依次为宋、金、蒙古，而后则依次为蒙古、宋、金。在正文中，作者也不时表达其大天下的观念，在第十九章中，作者在看待日月亏蚀与皇帝失德的关联时议论道： 日月亏蚀乃是由万物之气形成的一种浊气……宇宙天地宽广无比，一个小小的宋宁宗皇帝失德，哪能发生日月亏蚀的现象呢？偌大天下有无数比宋宁宗大的皇上。若说一个皇帝失德日月都亏蚀一次以示惩戒，那么只一个太阳究竟替哪一个皇帝去亏蚀呢？(26) 作者虽然是以科学意识来批驳传统的“天人感应”论，但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宽广的天下意识。天下非仅中国之天下，天子自然非仅指大宋之天子。宋、金、元都共同生活于一个太阳之下，且“偌大天下有无数比宋宁宗大的皇上”，焉能以华夷论高下？《青史演义》所表达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冲淡了明清历史小说浓厚的华夷色彩。 晚清时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严华夷之分”思想再一次被强化。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则出现了吴趼人的《痛史》。《痛史》是一部宋元易代史，于1903年10月至1906年1月连续刊载于《新小说》杂志。吴趼人自认“余之撰《痛史》，因别有所感故尔尔”(27)。《痛史》是作者对“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几十年事件愤慨的总发泄，总暴露”(28)，其主要目的即借南宋覆亡的痛史，表现“异族战胜本族的惨状”，从而激发人们爱国的热情。因此，书中充斥着强烈的华夷色彩，“鞑子”、“游牧贱种”、“鞑靼”等饱含鄙夷色彩的词语频频出现。然而，小说刊至第二十七回即辍，最终未能完稿。究其原因，无疑与作者排满思想的弱化有关。而《元史演义》则体现出较为开明的华夷观念。作者对元代的开国并无贬斥之意，认为蒙古入主中国是“有史以来的创局”(29)，成吉思汗乃“一世之雄也”(30)，“华人非特别名贵，夷人非特别鄙贱，如果元首清明……就是把世界万国联合拢来，凑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大邦，也不是一定难事，且好变做一大同盛治了”(31)。 从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缺失，到蒙文版《青史演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到《痛史》强烈的华夷色彩，最终到《元史演义》对元代政权的接受与称颂，正统论对元代“开国题材”小说书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 明代时局影响下的蒙汉关系与《英烈传》中的元代开国史书写 “严华夷之分”的正统论对明代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影响了清中叶前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创作。但具体到明王朝对元代政权的态度，则不完全与史学上之正统论相一致。元代与大明的关系，不仅仅是“华”与“夷”那么简单，二者作为前后衔接的大一统王朝，在现实统治层面存在诸多关联。大明对待蒙古的态度，既是关乎社稷传承合理性的思想理论，又涉及到对待元代遗民与漠北蒙古诸部的现实统治策略。它不仅是一个史学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当史学观念与统治学说相一致的时候，二者体现为趋同性；当史学观念与现实政治不一致时，统治者往往会选择更有利于现实统治的政治策略。 元末顺帝失德，豪杰蜂起，朱元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聚拢人心，最终定鼎天下。在此过程中，“严华夷之分”思想成为朱元璋克元的利器。然而，蒙古入主中原近百年，其政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已经影响深远。不独是蒙古、色目诸贵族难以割舍，就是大批汉族文人也以遗民自居，为元朝尽礼守节，拒不出仕。王夫之因此痛斥“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者”为“败类之儒”(《读通鉴论》)。定鼎后，为安抚人心，朱元璋对蒙古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朱元璋首先承认元代政权的正统性，“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32)。朱元璋还多次阐明“华夷一家”的观念。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在《大赦天下诏书》中宣称：“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吾赤子……今宜各修尔业、厚尔生，共享太平之福，以臻雍熙之治。”(33)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诏谕元宗室部族：“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34)洪武六年(1373)八月，朱元璋令建历代帝王庙于京师，将元世祖与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并列共祭。朱元璋对待蒙古的政策，影响有明一代甚深，如正统四年(1439)，明英宗对蒙古可汗脱脱不花王称：“惟我太祖高皇帝兼爱中外，待漠北尤诚信，朕遵守不敢失。”(35) 明初对元代政权的肯定在明代历史小说中也得到体现。虽然明代未能出现元代“开国题材”小说，但却出现了敷演元明易代史的《英烈传》，该书表达了对元代政权的认识。《英烈传》现存版本较多，其中《新镌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简称《皇明开运英武传》)与《云合奇踪》最为学界所关注。 《皇明开运英武传》(以下简称《英武传》)一般认为作于嘉靖十六年(1537)或稍晚，刊于万历十九年。《英武传》乃郭勋(或授意其门人)编撰，其创作纯粹出于政治目的(36)。《英武传》开篇写道： 今万千余年，变更非一。三王而降，称大君者，汉唐宋而已。汉除秦暴，得天下为正。唐宋又其次矣。惟我太祖高皇帝，应天顺人，奋起濠泗，扫荡群雄，驱逐胡元，变腥膻污秽之俗为礼乐文明之会。其盛德大业，诚足以超汉唐而并降三代矣。昔宋运式微，元世祖起而承之，讳曰忽必烈太祖铁木真曾孙也。……(37) 在上述文字中，小说家认为三代以降，惟有汉唐宋可称“大君”，而大明则“超汉唐而并降三代”，因为朱元璋“驱逐胡元，变腥膻污秽之俗为礼乐文明之会”。这种对大明王朝正统性的推崇无疑是建立在元代政权非正统的基础之上。但《英武传》也强调了“宋运式微”，“元世祖起而承之”，这其实是将元王朝纳入整个中国历史统系之中，客观上承认了元代的正统地位。小说还简述了元代开国史，依次评价了元代历代帝王，“世祖宽仁智勇英断刚毅”、“仁宗聪明恭俭”、“英宗用法无私”，其中不乏溢美之词。元代的覆亡，不是由于元代异族政权的非正统性，而是由于“顺帝性柔少断，心尚奢侈，信任佞臣，贼盗蜂起，群雄四合，土宇瓜分，卒以亡国矣”。元明易代，其性质就是“天道循环终复有，皇明革命又重新”，与其他王朝之更迭并无二致。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英武传》对元代的态度其实是矛盾的。在理论层面上，元代作为“胡元”之政权，行“腥膻污秽之俗”，自然为非正统；而在历史事实的表述中，作者又在历代统系中给予元代政权应有的位置，以强调大明政权之革故鼎新。这恰恰是明初史学上之正统论与现实统治策略矛盾交织的结果。 终明一世，蒙古族始终是明王朝的巨大威胁。明建国初虽然把蒙古势力赶往大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其对北方边境的威胁。继朱元璋、朱棣之后，如何处理好明朝与蒙古的关系，仍然是统治者考虑的首要问题。明英宗土木堡之战，明军精锐毁于一旦，明朝遭遇了建国以来的一次重创。而根据《明实录》记载，在嘉靖朝，蒙古对明朝组织实施的较大规模的袭扰不下数十次，曾两度造成“京师戒严”。但彼时蒙古还未能动摇大明之根本，因此《英武传》“按鉴演义”，沿袭了明初对元代政权的态度。 万历年间，左翼蒙古诸部对辽东边境地区袭扰的频率不断加剧，呈逐年上升之势，而明王朝与后金的冲突也愈加明显。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胄起家，陆续征服了建州诸部落，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满洲国。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控诉明王朝对女真部落的迫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后金连下开原、铁岭，牢牢掌握了对明战争的主动权。由于明朝在后金的强大攻势面前屡屡受挫，特别是得知后金对蒙古的拉拢和绥服策略后，不得不反复调整对左翼蒙古的政策，试图借助蒙古的力量来牵制后金并与之抗衡。但结果却是蒙古诸部陆续归附后金，明辽东西、北、东三面均处于蒙古和女真的威胁之中。“世道之变，文亦因之。”(38)在这种时局之下，刊于万历四十四年的《云合奇踪》对待元代政权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却说从古到今，万千余年，变更不一。三皇五帝而后，汉除秦暴，赤手开基。方得十代，有王莽自称假皇帝，敢行篡逆。幸有光武中兴。建及灵、献之朝，又有三分鼎足之事。五代之间，朝君暮仇，甫至唐高祖混一天下，历世二百八十余年，却有朱、李、石、刘、郭，国号梁、唐、晋、汉、周。皇天厌乱，于洛阳夹马营中，生出来宋太祖，姓赵名匡胤。那时赤光满室，异香袭人，人叫他做“香孩儿”。大来削平僭国，建都大梁。传至徽、钦二宗，俱被金人所掳。徽宗第九子封为康王。金兵汹涌，直逼至扬子江边……这是叫做“泥马渡康王”故事。(39) 《云合奇踪》是在《英武传》的基础上适当扩充而成，故事框架无大差别。但小说开篇对元代政权的态度发生了细微变化。如前所述，在《英武传》开篇，小说家强调大明之正统超越汉唐宋，接着依次评价元代历代帝王，客观上承认了元代的历史地位。而《云合奇踪》在历数汉唐宋的正统地位后，删除元代世系表与帝王之评价，代之以康王泥马渡江建立南宋故事，否定了元代的正统地位，隐含了明承宋之意。相应地，《英武传》中的“忽必烈仁明英武”在《云合奇踪》中则成了“鞑靼国王曾孙唤忽必烈”。与小说开篇文字相映衬的还有序言。《英武传》(原序仅存一页，不知作者为何人)序云：“汉唐及宋，相绍而王。宋末以来，大元乱夏，百姓涂炭。我太祖高皇帝不忍苍生无主，奋起淮甸。茂膺景运，拯生民之垫溺；应出昌期，救乱世之劻勷。”(40)序中虽然有“大元乱夏，百姓涂炭”之语，但这只是常识性的表述，不涉及作序者个人情感，其重点显然是突出序言开篇“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君”的主旨，体现太祖朱元璋的功业。而《云合奇踪》则云：“自开辟以来，胡元闰位，混一华夏，举声名文物之邦，悉化为侏离左衽，讵非宇宙一大奇厄哉！”(41)这段文字显然融入了作序者徐如翰强烈的情感，未尝没有对万历后辽东局势的担忧与慨叹。两段序言的差异，固然与作序者个人的心态有关，也未尝不是时代思潮的折射。 元代“开国题材”小说在清中叶以前的缺失，是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元代开国讲史话本的缺失及其史料的阙如导致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乏现实的创作基础，相应地，清中叶以前未能出现元代“开国题材”小说；而晚清以后，元代史料大量涌现，《青史演义》和《元史演义》得以产生。其次，正统论“严华夷之分”是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失的深层原因。明代浓烈的“华夷之辨”之正统论制约了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创作，而清代华夷观念的改变催生了蒙文版《青史演义》，近代不同的思想意识又影响了《痛史》与《元史演义》的创作。最后，明代小说《英烈传》开篇的元代开国史书写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前后版本对元代开国的不同叙述，真实地反映了明代政权前后期对蒙古的不同政治策略。 ①吴沃尧《两晋演义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1页。 ②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864页) ③转引自龚敏《黄人及其小说小话之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194—195页。 ④《黄人及其小说小话之研究》，第194页。 ⑤具体可参见彭利芝《说破兴亡多少事——明清历史小说易代主题研究》，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1—12页。 ⑥胡适《〈三国志演义〉序》，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382页。 ⑦吴自牧《梦粱录》卷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 ⑧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⑨《元史》卷一一八《虞集传》载：“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说：“元人有《秘史》……书藏禁中不传。”(文海出版社，第9卷，第487页) ⑩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三《答问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11)郑振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郑振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卷，第114页。 (12)纪德君《“按鉴”与历史演义小说文体之生成》(《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对此有详细的阐述。 (13)(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十五，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1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十五，第344页。 (16)尹湛纳希《青史演义》“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的缘起，要目之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对于这些史料与小说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成果有：扎拉嘎《尹湛纳希评传》，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包红梅《论蒙古史传文学向历史小说的转变——〈青史演义〉与相关蒙汉文历史著作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3年；吴·塔娜《〈青史演义〉史料学研究》(蒙古文)，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胡日查《〈青史演义〉史料来源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等等。 (17)蔡东藩《〈元史演义〉自序》云：“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而元史独多缺憾，非史官之失职也，文献不足征耳。……厥后商辂等续撰《纲目》……其阙漏固犹昔也。他若《皇元圣武亲征录》，记太祖、太宗事，元秘史亦如之，语仍鄙俚，脱略亦多。《丙子平宋录》，记世祖事，《庚申外史》，记顺帝事，一斑之窥，无补全史。而《元朝名臣事略》，暨《元儒考略》等书，更无论已。自明迄今，又阅两朝，后人所作，可为元史之考证者，惟《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及《元史译文证补》等书。……本年春，以橐笔之暇，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阙，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不揣谫陋，窃欲融合中西史籍，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蔡东藩《元史演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18)向燕南著，吴怀祺主编《中国史学思想史》明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20—121页。 (19)郑思肖《古今正统大论》，转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附资料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123页。 (20)方孝孺《释统上》，转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附资料一，第152页。 (21)丘濬《世史正纲》卷三二“洪武元年春正月，我太祖即皇帝位，复中国统，国号大明”条，转引自向燕南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明代卷，第132页。 (22)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23)《〈三国志演义〉序》，《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381页。 (24)《国朝宫史续编》卷八九《圣制通鉴纲目续编内发明广义题辞》，转引自王记录著，吴怀祺主编《中国史学思想史》清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82页。 (25)《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第87页。 (26)《青史演义》，第336页。 (27)《两晋演义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943页。 (28)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29)《元史演义》第一回，第1页。 (30)《元史演义》第十五回，第114、116页。 (31)蔡东藩《两晋演义》第一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32)《明太祖实录》卷二八，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本，第401、478页。 (33)《明太祖实录》卷三四，第616页。 (34)《明太祖实录》卷五三，第1048页。 (35)叶向高《四夷考》卷六《北虏考》，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0页。 (36)郑晓《今言》、陈建《皇明从信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都记有此事。如《万历野获编》载：“初，勋以附会张永嘉议大礼，因相倚，互为援，骤得上宠，谋进爵上公，乃出奇计，自撰开国通俗纪传名《英烈传》者，内称其始祖郭英战功，几埒开平、中山。……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 (37)《皇明开运英武传》，《古本小说丛刊》(第三十六辑)，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5—76页。 (38)范桥、张明高编注《袁中郎尺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39)《英烈传》第一回，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2页。 (40)《皇明开运英武传》，《古本小说丛刊》(第三十六辑)，第64页。 (41)《云合奇踪》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003页。标签：蒙古文化论文; 明代皇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明朝论文; 文学论文; 三国志平话论文; 元史演义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元史论文; 朱元璋论文; 北史演义论文; 成吉思汗论文; 明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