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家视野下的市场与政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论文,视野论文,学家论文,政府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由于存在外部性、垄断、分配、宏观经济波动等因素，根据效率和公平这两把尺度来评判，市场可完全或局部失灵；市场失灵使得政府干预经济有其必然性。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政府应该拥有确立法律体制、宏观经济稳定、配置、再分配等项职能。
关键词 市场 政府 市场失灵 政府干预
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过存在几百年的时间，而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功与过、得与失的争论却由来已久。其中围绕着市场和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多大作用的问题始终牵动着经济学家们的心弦，并且构成许多思想家争论的核心。
无论如何，判断市场失灵或市场成功应该有其标准，根据市场主体的客观需要和利益要求，我们把效率和公平作为市场成功或失灵的两把尺度。所谓效率是指经济组织在既定的投入和技术约束下，使人们的需要尽可能得到最大满足的经济资源利用状态。西方经济学常常使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于1906年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出的效率概念，即通常人们把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状态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否有效率的标准。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萨谬尔森的解释，帕累托效率是指：“当没有什么方法能重新组织生产和分配，使每个人的满足都得到增进时，配置的效率就实现了。另一种给配置效率下定义的方法是说，在不使任何一个其他人的状况变得更坏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的状况能变得更好。”[①a]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认为，效率除了上述这一静态的含义以外，还可以用各种方式扩展为其它的效率，例如动态的（或熊彼特）效率、技术效率和X效率。判断市场得与失的另一把尺度是公平。在西方经济学中，公平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机会平等；二是指结果平等。机会平等体现的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是社会提供给每一个成员相等的参与竞争、就业、投资、盈利等一切经济活动的机会。使每个人不受民族、种族、地位的限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规则和过程，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借以最富效率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公正的结果表现为人们对创造财富的贡献在个人分配中最终表现出来。公正的第二个含义是结果平等。西方经济学家一般坚持“三位一体”的分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决定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利息、土地——地租的分配公式是公正的，每种生产要素根据它对生产的贡献取得了相应的报酬。但是，另一些学者例如萨谬尔森等人承认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二者相比，财富分配更加不平等，造成人们财富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则是遗产继承和企业家精神。所以这些学者主张不能以市场竞争的结果来定义平等，主张要通过赋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和再次分配，这样既纠正了市场分配的过分悬殊，又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对贫困者给予生活保障，使社会成员收入均等化，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当我们规定了评价市场经济这两把尺度之后，就可以在这一参照系内评判市场经济的成功与失灵以及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性和限制条件。根据市场的结构，西方经济学家把市场分为四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市场。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完全竞争市场才是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型。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就以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为假设条件，以局部均衡分析法，认为完全竞争市场通过价格体系的自动调节作用，会形成在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的资源最优配置，而消费者也获得了最大的福利。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模型有助于我们认识市场的本质，但却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现实中的市场，大部分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中。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则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导致效率的损失，即市场失灵。那么，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为什么不能导致市场的成功呢？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外部性。外部性是马歇尔于1890年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概念，而最先系统论述外部性理论的则是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外部性是指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的情况。萨谬尔森说：“当企业或人们向其他人施加损害或利益，而又不向这些人支付应有的代价或收取应有的报酬时，就出现了外部效果（或溢出效应）。”[①b]因此，只要一个人的福利受到他自己所控制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更主要的同时也受到另外企业或他人所控制的经济活动影响时，我们就说存在着外部性。进一步说，当受控制或受影响的一方希望企业或他人改变经济活动时，就存在相关外部性。当有可能以一种方式改变经济活动，从而使得受影响的一方得到好处，同时又不让企业或他人受到损失时，我们说存在帕累托相关外部性。而帕累托相关外部性存在时，经济资源就没有达到最优配置。经济活动的效率条件要求任何生产或消费活动都要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而在现实世界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竭力降低成本，使其收益大于成本，因此，常常采取把部分或全部成本转嫁给其他人的行动，进而导致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对立。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没有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或其他方面的约束，厂商必然选择以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和牺牲环境质量的做法，来获取最大利润。因此外部性直接导致资源浪费，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因素。
第二、垄断。垄断市场是与完全竞争市场相对的另一极端，它是一种基本不存在竞争因素的市场类型。其前提条件是：卖方只有一个企业，而买方则有许多个；新企业的进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再可能；没有相近的替代品；实行差别价格，从而使垄断企业获取超额利润，造成社会的效率损失。首先，垄断造成社会效率的静态损失。在垄断市场上，垄断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把价格定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上，因此，垄断价格高于竞争市场的价格，这样一部分原来由买方享受的经济福利转入了垄断厂商的手里，而且，由于价格提高了，市场需求量必然减少，迫使厂商减少产量，消费者减少消费，由此造成消费者剩余并不能完全转化为新增的垄断收入，这种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和新增垄断收入之间的差额，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净损失，也就是所谓垄断的静态损失。其次，垄断造成社会效率的动态损失。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由于众多厂商的竞争，使得价格非常接近平均成本的水平，这迫使厂商改进经营管理和技术，从而压低成本，否则会陷入破产的境地。而在垄断市场上，垄断者独自决定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因此，缺乏压低成本的竞争压力，也缺乏改进经营管理和技术的动力，往往造成垄断产品生产成本偏高的后果。这就是经济学上的“X—非效率”。
第三、分配。自由放任的完全竞争导致分配上的巨大不平等，洛伦兹曲线描述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几代人中或永远地存在的情形。如果收入和财富过分悬殊，资源就不能按照一种从道德上看是最优的方式进行配置。纠正分配上的不平等必须要有政府行为，例如，政府建立累进税制度，创办公立学校，实施社会福利计划等。但是，追求平等的再分配可能要伤害市场经济中的另一个目标即效率，因为平等和效率是市场中的一对矛盾，这对矛盾的对立就表现为要保持经济的增长，就必须根据劳动边际效益向生产要素的供给者提供报酬，由于要素供给者的教育或职业的差别造成了劳动边际效益的差别，而遗产继承又形成了人们财富的巨大不平等，从而人们的收入必然存在差别。但是，个人所得税过高，虽然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却会引起工作与闲暇的替代、储蓄与消费的替代、财产集中与分散的替代，同时还会引起财产向国外移动和人才向国外流动等问题，从而妨碍经济效益。奥肯主张必须给市场一定的位置，以保持效率；又主张必须给市场一定的约束，以保持平等。当平等和效率冲突时，为了效率可以牺牲一些平等，为了平等也可以牺牲一些效率。
第四、宏观经济波动。凯恩斯学说揭示了另一种类型的市场失灵，即宏观经济的波动。宏观经济的波动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可能。凯恩斯认为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有效需求，但是，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的古典经济学说中关于储蓄总会等于投资，因而总需求总是等于总供给的“萨伊定律”。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总储蓄主要由收入增长来决定，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储蓄绝对额也增加，如果储蓄不及时转化为投资，那么生产出来的东西就会发生过剩，有效需求就会出现不足的现象，就会使社会的资源利用不足。另外，凯恩斯也指出：实际市场上的工资和价格并不如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可以自动出清，而是存在着“刚性”。所以当产品市场销路不好时，企业不容易降低工资、降低成本。由于工资“刚性”，劳动力供给就会过剩，造成失业率上升。那么，储蓄会不会及时转化为投资呢？凯恩斯认为投资的数量并不完全取决于利率，而主要依赖于预期的利润率。所以利润期望值会对投资决策起相当大的作用，不确定性、风险、期望、投资者的态度和信心都会对投资决策发生影响，因此当投资者预料经济前景不佳时，投资减少，致使总储蓄急剧增加，总投资急剧减少，于是发生了总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与此相反，当经济前景看好，投资增加，扩张生产；消费增加，借贷无度。于是总储蓄减少了，总投资增加了，生产能力过度膨胀，为经济过剩危机埋下了祸根，致使宏观经济出现波动。
基于上述理论，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他主张政府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他主张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来减少宏观经济的波动。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对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影响是巨大的。二战以后，几乎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按照“凯恩斯方式”来管理经济。从实践上看，西方从40年代到60年代出现了经济繁荣和增长，而没有出现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和危机。然而自本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了空前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不能自圆其说，陷入了危机。因而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从70年代起，西方国家采取了这些学派的主张，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对经济的复兴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总趋势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决不会退回到19世纪的自由放任状态，这是由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可以说，当完全竞争不存在时，当经济活动的影响溢出市场之外时，当收入按照道德上无法接受的方式进行分配时，当人们的需求没有反映人们的真正需要时——当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存在时，那么，经济就不能被亚当·斯密的手引导到最优的状态，因为自发的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市场缺陷问题，只有政府干预才能矫正市场失灵，因此，市场缺陷的存在使得政府行使自身的职能、干预经济有其必然性。
按照萨谬尔森等人的观点，政府应该拥有以下职能：第一、确立法律体制。政府依据公平理论和经济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定出有关厂商、消费者甚至政府参加的“经济比赛的规则”。这包括界定和维护产权、契约和商业企业的规则，工会和资方的义务，以及决定众多的经济环境的法律和条例。理论的这一职能事实上已超越了经济学本身，但是这无疑会迫使市场经济主体都公平地参与经济竞争，同时遵守“经济比赛”的规则。第二、宏观经济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化的目的是试图削平经济周期的高峰和低谷，减低失业和通货膨胀，并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使用两种武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当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必须采取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降低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当经济出现萧条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以及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刺激总需求的扩大，防止经济衰退。第三、配置。如果说，宏观经济稳定是政府的第一项经济职能，那么，政府优化资源配置则是它的第二项经济职能。但是，由于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垄断以及分配上的不平等，使市场经济失灵，从而资源浪费，效率低下，这需要政府制定微观经济方面的政策，以防止市场垄断，保护竞争，提供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第四、再分配。市场经济即使是有效率的，但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却未必是公平的。因此，政府的第三项经济职能是制定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和各项福利政策，调节社会收入，避免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以促进收入均等化。但是应该看到，政府干预经济也是有成本的。产权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干预经济也存在交易成本，而且数额很大。只有当政府干预的交易成本低于市场调节的交易成本时，政府干预才是合理的，然而满足这个条件的范围却是极为有限的。政府失灵主要由以下两方面原因造成：第一，政策决策和运作受到利益团体和个人支配。美国经济学家麦克切斯内提出“政治创租”和“抽租”的概念，前者是指政治官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提供利益作为得到租的条件；后者是指政府官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政策作为威胁，迫使私人企业割让一部分既得利益给政府官员。克鲁格指出，寻租活动的存在使得社会资源浪费，并且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从而使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合理性和效率发生了根本性怀疑。政府失灵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决策和实施的复杂性。在市场经济中决策过程相当简单，一切都由市场上供求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而政府决策，不管政治制度如何，政府决策班子的人员如何构成，决策方案怎样通过，以及决策所依据的信息是否准确及时，能否作出可靠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都是十分复杂的。阿罗定理指出即使是依赖多数投票规则所做出的决策也并非尽善尽美。在这样一个复杂过程中只要某个环节和方面出现纰漏，就可能导致决策的失败，由此就产生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如果说，在政府决策中，有着产生政府失败的可能性，那么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运作的失败则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决策的制定到实施以及见效有一个过程，在宏观经济中，政策的“时滞”就是指上面这种情况。
我们既不能对市场失灵估计过头，又不能对市场功能估计过低，对市场运作的结果过分忧虑。在市场可以发挥功效、优化资源配置的场合，政府应当尽量少管或不管，让市场开放，让企业自由竞争，在只依靠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场合，政府应该伸出“看得见的手”承担起公共物品、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分配均等化、稳定宏观经济等任务，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的作用。
注释：
①a萨谬尔森《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2版）第811页。
①b萨谬尔森《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