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革命发生与否的范式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发生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以范式转变与否为判断依据，得到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档案学已进入到常规科学时期，档案学界在档案学革命发生与否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下文将从范式论的角度对此分析。
一、分歧：是常规科学时期，还是科学革命时期？
前国际档案理事会秘书长法国档案学家查尔斯·凯斯凯姆蒂先生曾谈到“19世纪式的档案革命（即创建档案体系）和20世纪和档案革命（适应大规模的文件生成和进入电子时代）”[1]，他所说的“档案革命”是不是范式论意义上的档案学革命呢？在档案学发生与否的问题上，学界的分歧主要在于：档案学常规科学阶段是否已经被超越？
观点一：现阶段档案学正处于常规科学时期。绍兴文理学院的潘连根认为，“我国档案学已是一门常规科学，其研究已由前科学阶段的现象描述为主转入常规科学阶段的理论本质研究为主。”[2]李珍，丁华东也认为，“可以断定，我国档案学正处于常规科学阶段。”[3]
观点二：现阶段档案学已处于科学革命时期。这种观点是在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产生的，有一定代表性，以国外学者为主。如埃里克·凯特拉、弗里那达·瑞贝热、布鲁诺·德尔摩斯等（具体观点下文展示）。国内学者中明确撰文支持极少，但在非正式场合有支持者。
二、存疑：现阶段档案学已经完成了科学革命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斯威特兰蒂博士谈到，“档案学共同体在过去的200年内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他们经历了来自官僚结构、协作程序以及日益迅速发展的长久保存和复制技术的挑战，档案范式已经发展为基于证据目标的信息管理上的一种完善可信的结合体”，“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美国档案学共同体激烈地讨论了档案学原理与实践”，在这场讨论中，学者们谈到了“档案学术研究的新模式”，也“引出了对档案学核心原理与实践重构与扩展的讨论”。[4]于是有学者认为，这段时间档案学已经发生了科学革命。
（一）观点展示
在档案学领域首先提出“范式转换”的是加拿大档案学者休·泰勒。他在谈到技术变革和电子文件的出现时，提到了“范式转换”，他“宣称并预言了范式转换”[5]。此后有不少学者支持档案学革命已经发生的观点，且不约而同地以20世纪中期以后信息技术进步对档案学的影响作为范式转变的标志。
泰·托马斯认为，“档案学常规科学阶段”是“欧洲的革命”（19世纪以后）；“第二次科学革命起源于的美国，但具有全球特征”（20世纪中期以后），他称之为“后现代范式”。[6]埃里克·凯特拉在《未来在过去中：21世纪的档案学》一文谈到：“数字化：档案学的范式转换”[7]布鲁诺·德尔摩斯也认为信息社会的档案学范式发生了转变。[8]“后现代”对档案学范式也是一种冲击。[9]“这种新范式从荷兰学者提出的保管和管理的概念模式转变为一种‘后保管’模式”。[10]
（二）观点质疑
以上观点给出了档案学范式转换和档案学革命的图景。区分概念、理论和方法的革命性是他们通用的论证方法，但他们所认为的“范式转换”的“革命性”值得商榷，以下试举两例说明。
1.关于变化后的文件、档案概念的性质
泰·托马斯认为，“档案学革命真正是指档案学第二次革命，他用一些篇幅描述“档案学范式转换的革命性特点”和“档案学新范式的特点”，但是仍然不是很清晰。他强调，“新范式引进新概念（背景、记录、文件保存系统、文件连续体）或者将旧的概念重新定义（例如：文件或者来源），这些变化是如此根本以至于前后两种范式无法合理地沟通：他们就像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
埃里克·凯特拉认为，“当今时代档案学范式已经发生转变的原因是：在数字时代‘从原始状态消失’使得档案学走向主导范式的转换。”他还进一步解释到：“21世纪的档案学将学习那些看起来像传统事实和事件的现象，甚至支持传统标签，但是这些在概念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原始’不是原始，‘文件’不是文件，‘保管’、‘获取’和‘利用’不是我们从前认识的保管、获取和利用。”[11]
以上两位学者虽然谈到了一些核心概念的变化，但他并没有认真地去分析数字文件（或者说电子文件）管理中的概念、理论等一系列变化的实质。档案学范式根本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理论层的根本变化。从传统以纸质文件为主向电子文件转变是信息技术进步的结果，从而引起了档案学理论层的一系列变化，当前电子文件正处于“双套制”管理阶段。这是不是范式理论层的根本转变？电子文件进入到档案家族使档案的外延扩大了，这是表面现象，透过这个现象能否得到档案本质属性发生变化的结论呢？在电子文件的性质上：泰·托马斯认为“要重新定义文件或者来源”；埃里克·凯特拉认为“原始”已不是以前的“原始”，“文件”已不是原来的“文件”。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根本变化。档案学共同体内，有学者对电子文件的原始性和来源的可靠性质疑过，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否认其原始性，而是要研究如何从管理上、技术上维护原始性和来源的可靠性。近些年的电子文件全程管理研究、前端控制思想研究、电子文件真实性研究、保证电子文件长期存取策略研究、元数据研究等等无不与此相关。所以，文件的形式是在变——从纸质到电子、原始性，来源原则的体现形式也在变——从关注实体到关注背景，但是这些熟悉的概念并不像泰·托马斯所言根本到“前后两种范式无法合理地沟通”，“就像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新旧概念是可以通约的，而且指导思想一致，新旧经验、理论更多地是常规科学阶段“解谜”式的、累积式的发展。
2.关于“后保管”的性质
“后保管”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由此派生出“新来源观”、文件连续体理论、宏观鉴定理论等重要理论。在今天，“后保管”似乎深入到了档案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然而“后保管”究竟是什么呢？就当前档案学研究来看，“后保管”后面的中心词是多变的：“范式”、“模式”、“方法”、“思想”、“理论”常常混用，不同研究人员对它的性质有不同的定位。那么，它是否已经成为本文所谈论的“学科范式”呢？
后保管概念最早是由F·杰拉尔德·汉姆提出的，他的《后保管时代的档案战略》原文刊登在《美国档案工作者》第44卷1981年夏季刊上，这篇文章阐明了新技术给档案学研究带来的困境与思考，认为这是一个“后保管时代”。[12]特里·库克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主报告《19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结论部分是“后保管时代的档案学范式”，他详细地论述了后保管的涵义并把后保管认定为新的档案学范式，并把这一思想传播到国际档案界。他认为，“后保管范式（原译文为‘范例’，笔者改译为‘范式’）将传统理论对实体保管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变成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13]“纸质文件的观念是现代的，电子文件的观念是后现代的”。[14]以F·杰拉尔德·汉姆、特里·库克、弗兰克·厄普沃德等为代表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当前的档案学正用后现代的观念引领学科研究，他们将这个时代称为“后保管时代”。
因此，“所谓‘后保管模式’就是针对档案工作长期以来以实体管理为中心的”保管模式而发展变革来的，它是将传统理论中对实体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变为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它是一种以来源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管理。”[15]从学者们的论述看，“后保管”的确不仅是管理方式的转变、也是管理观念上的转变，“后保管”也因此被定位为“范式”。的确，“后保管”是档案学共同体思想的一种转变，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在常规科学时期，它是不是已经帮助档案学完成了范式的转变？根据库恩关于新旧范式更迭的原理，答案是否定的。只有旧范式各层次的核心内容发生根本转变，并且带动了整个学科其它子范式的转变才可以说新的核心范式产生了。而当前所处的后保管时代只是在后现代思想指导下对旧范式的重新思考，其间产生的新经验、新理论、新方法、新观念都是还在旧范式的框架下，这样的转变总的来讲还是对原有范式的补充和延伸。目前它在档案学研究中的性质还不太确定，如果说它是一种新档案管理模式将来可能发展为新的学科范式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说已经是一种新的学科范式，就有些欠考虑。当然，随着档案学研究的深入，后现代思想深入到档案学的经验、理论、方法论及世界观时，它就可能成为引领档案学的学科革命的重要力量。
（三）观点存疑的原因
以上学者观点为什么值得商榷？主要原因有二：
1.对“档案学范式转换”的界定还比较模糊
讨论学科范式的转换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范式”在科学发展中的含义，即分析学科范式在经验、理论、方法论及世界观四个层次的变化情况。然而，以上学者在探讨档案学范式时却很少对档案学范式的涵义进行明确界定，对档案学范式的界定也比较模糊。泰·托马斯指出：“根据库恩的说法，范式是一种被普遍认识的科学成就，在一段时间内为从业的共同体提供的模式性的问题和解答。”埃里克·凯特拉认为，“从库恩的理解看，只要科学不再能用确定的和熟悉的概念解释现象，我们就可以说是范式转换。”[17]显然，他们都只是根据自己对库恩“范式”的一般理解探讨档案学范式转换，没有深入理解“学科范式”的涵义，他们似乎都忘记了范式的本来含义。正如日本科学哲学家野家启一所言：“范式这个词儿，在今天被解释成‘对新事物的看法’的意思，是脍炙人口的。如果看一下库恩原来给予这个概念的意思，即成为引导科学研究的典范实例的具体的科学业绩的话，那么，这种通俗化的意思，就不能不说是明显的扩大解释了。”[18]这就造成了一些研究人员不自觉地扩大或偷换概念，将学科范式与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等混淆，使论证发生偏差；他们也没有研究档案学范式转换的特殊性，对档案学“范式”的转换条件作进一步的探讨，这也是不够严谨的。
2.关于新旧范式转换的认识偏于感性
他们虽然都承认自己对档案学范式的研究与库恩的范式论有紧密的联系，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库恩所说的“范式”涵义，而对“范式转换”的条件更没有做细致的分析，只是感性地认为：电子文件带来的变化太大了，如果这些都不足以称作科学革命，那什么是科学革命呢？例如：特里·库克认为，“在建议档案工作者应当在学术研究和理论陈述中对那些以文件的‘来源、尊重全宗、背景、演进、相互关系和次序’为中心的传统核心原则保持关注的同时，又宣称范式转换，乍一看是矛盾的。”虽然库克的结论是“我相信范式转换确实正在发生”，[19]但他的前一段话仍然说明他对档案学是否发生了范式转换是有过慎重思考的，而且也觉得档案学共同体应当继承研究传统。但他们在对新旧概念、新旧理论、新旧管理方法的比较与定性时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只是感性地觉得新技术带来了巨大的新旧反差，就意味着发生了范式转换，这就缺乏一种理性的分析与判断。
所以，这些学者在论证“档案学革命已经发生”的观点时还存在一些缺陷，如果他们能紧扣范式转换的应然条件和后现代对档案学改变的程度去分析这个观点，其结论可能会更加客观。因此笔者对“现阶段档案学已经完成了科学革命”的观点存疑。
三、选择：现阶段档案学发展程度的界定
从以上分析看，档案学者还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确定档案学发展中出现的“反常”，就是库恩所说的能引起范式转换的“反例”。所以，对现阶段档案学发展程度的判定是比较困难的。选择方案大致有三种，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
方案一：用库恩界定自然科学范式的观点进行界定。根据库恩界定自然科学范式的观点，范式的转变源于“科学发现”，新旧范式完全不同，新范式的产生就意味着旧范式的灭亡。那么，现阶段档案学的发展程度比较保险地是定位在常规科学时期。
方案二：用后现代档案学者的观点进行界定。后现代档案学者大大发展了库恩的范式理论，尤其是对于“范式”一词也作自己的理解，准确地说，他们所认为的“范式”解释为“模型、模式、框架”更为合适，也就是夏基松和沈斐风先生所归纳的范式第一种类型的用法。[20]就档案学研究而言，“后现代范式”更偏重于一种实践范式，如果“范式”一词是只就学科发展而言的话，“后现代范式”一说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况且，“后现代”的含义也是极为丰富的，把当前的变化统称为“后现代”的变化并不便于直观地理解学科范式的真正含义。所以，最好不采用这一词概括档案学的当前范式，将来的范式是不是就是后现代范式还不得而知。总之，如果根据后现代档案学者的观点，比较稳妥地选择还是将“范式转换”与“档案管理实践的革命”相联系，其结论就是现阶段档案管理实践已经发生革命。
方案三：用协调的观点进行界定。库恩不是档案学家，但他的理论却影响了档案学者们。后现代管理理念已经深入地植入新一代档案学者的脑中，他们认为后现代的出现多少能表明范式的转变。笔者则认为应当尊重库恩“范式论”的本意，从范式的经验、理论、方法论及世界观四个内涵层次全方位地衡量范式的当前状态，这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一是档案学并不是自然科学，用库恩对待自然科学的观点来判定其发展程度未免过于武断吧？当前档案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这都不算科学革命，一次革命要几百、上千年，那么当前的研究又有什么现实意义，我们的档案学者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二是档案学是应用性的科学，没有实践的发展，这个学科又能有何发展？后现代的观念难道就不能发展为新范式吗？这的确是一个尖锐而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负责任的学者是不能回避这两个问题的。但是，在时机尚未成熟，共同体成员并未普遍认可的情况下空谈范式转换，也难免过于匆忙和草率。
基于此，笔者认为还有第三条道路可选择，这就是协调的观点：现阶段档案学处于常规科学的晚期，正处于常规科学向科学革命转变的过程中。其合理之处在于：当前档案学范式已经在某些层次出现了波动和争论，这次波动也是档案学范式迄今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波动，最有可能成为“反例”、“危机”。如果当前的变化是反例，那么新范式的确立和被认可应当就在不远的将来，用不了很多年。而新范式肯定是与档案管理范式的转换息息相关的。它很可能就是“后现代”管理范式带来的。范式转换可能正在悄悄进行。这个观点的产生基础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档案学可以适用修正了的库恩的自然科学范式论，它具有弱革命性；档案学是应用科学，其范式演进应特别关注档案管理实践范式的演进。档案管理实践范式的重大转变是学科范式转换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所以，协调后的观点可以往前推进一步，既表明现阶段档案学的常规科学性，又体现其变化的巨大。这个结论的推导论证过程是思想碰撞的过程，也是反思研究规范的过程。
档案学有自己的范式，在社会与技术变革的年代它的确面临着范式转换的必要，但这种必要应当是经过研究主体的不断努力，档案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水到渠成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