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觅桃花源 何处好耕田——高校教师精神压力问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桃花源论文,高校教师论文,压力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革”以后一段时间，知识分子由于工作负担重和生活环境差而英年早逝曾是一个十分流行的话题。这些年来，也许是因为在这方面话说得太多而“至今已觉不新鲜”的缘故，或者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确实多多少少得到一些改善的原因，这一话题似乎逐渐被人们所淡忘。然而，这类现象实际上却仍旧存在。前年年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国内某著名大学就有3名在学术上正值盛年之时的教师先后猝然而亡。“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负笈平生，满腹学识，揽月志，摘星手，却天不假年，时不与我。这对死者，留下难以瞑目的遗憾；对生者，更带来晴天霹雳般的震痛。因此，当讣告接二连三贴出时，又激起一番旧话重提。
不过与以前不同的是，当人们为此而痛惜不已时，除了称赞颂扬死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献身精神外，还从中提出了高校教师的自我保健意识问题。不少人认为，这类现象发生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与高校教师太缺乏自我保健意识有关，因此他们特别呼吁高校教师应加强自我保健意识。这种论断当然不无道理，也全是一番好意。但从这类现象中，恐怕还应看到一个更带普遍性的问题，即高校教师的精神压力问题。
所谓精神压力，是指一定的环境作用带给人们的诸如忧虑、焦灼、矛盾、烦恼等之类的心理感受。这种心理感受，往往带着某种压抑性、胶粘性和滞重性，使人难以轻松、解脱和超越，持续地承受着一种精神重负。这种精神压力，一方面可能会成为人们进行某种活动的动力，另一方面在许多场合下，又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侵蚀和伤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从事脑力劳动，以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以及精神文明的继承和创造为职业使命的特定社会阶层，形成了他们在心理活动上的某些传统特征。如对理性的崇尚，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精神需求的注重，关心社会和期望有所作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注重内省和律己的道德感等。这些因素注定他们要比其他社会成员承受更多的精神重负。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才会被称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高校教师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为人师表”这样特定的社会角色，“学府黉宇”这样特定的环境氛围，使得知识分子的传统心态在他们心理上的积淀往往更为集中和浓厚，表现也更为典型和突出，因而无疑也使他们往往会感受到更多的精神压力。
既然一定的精神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高校教师的社会角色意识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精神压力，即一定的精神压力正是高校教师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所不可缺少的动力，因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高校教师有没有精神压力，而在于我们的高校教师是否承受着某些不适当的，对他们的压抑大于促进、损害甚于激励的精神压力。
围绕这一问题，我们作了一些实际调查，结果表明，答案是肯定的。
“忧道”与“忧贫”
“君子忧道不忧贫”。而今高校教师却既“忧道”亦“忧贫”。在调查中，许多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都谈到由于经济收入低而带来的精神压力问题。
一位已过不惑之年的教师说到，“作为大学教师，搞的是‘形而上’的东西，本来是羞于谈钱的，不是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吗？但终究‘民以食为天’，总要食人间烟火，生活在这样一个差不多天天要跟钱打交道的世界里，你还逃脱得了钱的困扰？特别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层上的人，工龄不算短了，职称也不算太低，但跟着学校，主要靠国家财政吃饭，一年的收入就是个大几千，而恩格尔系数又那么高，除去吃饭，还能剩下多少？而现在，什么都得多花钱，子女上学、住房、医疗、养老，动辄便是几千几万，凭我口袋里的几个钱，哪里对付得了？纵然‘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可以得过且过阿Q一阵子，但终究是个心思，平时聊天，大家谈着谈着，最后还总要谈到这些问题上。真是应了一句话，‘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什么病’。”
除了因为收入过低带来的一种困窘感以外，许多教师还谈到一种由于经济收入上的反差而产生的不平感。
“毫无疑问，高校教师的绝对收入比起以前来是有所提高的，但相对收入恐怕就另当别论了。”一位老教师把自己的经济收入作了一番前后比较说，“50年代，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助教，工资可以养活几个人，现在恐怕只够他自己吃饭。而问题还出在分配不公上，‘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有人一听到个‘均’字就给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其实这里的‘均’字又何妨不能理解成公正性呢？如果总是像社会上所流传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边‘老九’们总是囊中羞涩；那边大款大腕们却财大气粗，一掷千金，你还能活得顺气，干得开心吗？”
某大学一研究所有几位教师，其配偶都在其他部门工作，尽管工龄比他们短，学历比他们低，收入却都比他们要高。其中一位教师说，“既然复杂劳动一般来说会比简单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既然按劳分配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准则，那么就不应该出现如此普遍的现象。这不只是个收入多少的问题，还直接涉及到一个人的自尊心。如果一个人认为他的工作无法得到社会应有的回报，他还能珍视和乐于他的工作吗？”一位大学中文系的讲师也谈到，目前他在学校里的月收入总共就500来元，还抵不上刚毕业分到某新闻单位去的学生月收入的1/3。不想则已，想起来就难免觉得有些窝囊，有时甚至有些后悔，“既然脚下自有千条道，何必要再走这独木桥呢？”
虽然话是这么说，虽然“下海”、“跳糟”已经成了不少教师摆脱困窘和不平的选择，但更多的教师却由于这种困窘和不平而陷入一种矛盾之中。一位搞经济学的教师说，像他们这一学科的教师，要走出去很容易，要挣钱也并不难，出去上半天课，至少就是一两百元，有的甚至有三五百元。但他常常又会陷入专业和挣钱两者之间如何选择的矛盾中。因为多挣了钱，事实上就少做了学问，要多做学问就得少挣钱。在这种矛盾选择中，他更多的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终究还是要做好大学教师的本分工作。然而他有时又似乎有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的感觉，做好了本分工作又能怎样呢？碰到实际生活问题还不是一切依旧吗？
无以安居，何以乐业
与经济收入直接相联并导致高校教师一定精神负担的突出问题，还有住房问题。
一位已经年届五旬的大学教师提到，他的住房“整个儿是‘西厢记’”，一间朝西，一间朝北，朝西的前面又被其他房子挡住，终年不见阳光，“人都快发霉了”，“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给我点阳光。”其实，不知有多少教师的住房条件比这位教师更加糟糕。某大学原有几幢单身教师宿舍，但却早已成了教师合家居住的地方。许多教师一家几口挤在一间十一二平方的斗室里，一住就是五年、八年，甚至一二十年。多少年下来，这里的居住条件的差劣，竟然盛传校外，说这里的教师住房连吃饭的桌子都没处放，只好吊在房间里，吃饭时放下来，吃过饭再吊上去；又说这里教师的小孩因为长年晒不到太阳，个个体质都不好，云云。
“像这种状况，一年半载，问题不大，三年五年，还可以忍受，因为‘面包总会有的’，一切总会好起来的；可问题是希望却越来越渺茫，越来越遥遥无期。”一位由于住房问题长期难得解决而正在考虑调动工作的教师有些激愤地说，“这几年，‘小康’、‘现代化’叫得震天价响，外面房地产炒得热火朝天，高楼大厦铺天盖地，许多人的住房连上几个台阶，而学校的住房竟是每况愈下，给留下的博士生的住房允诺从两室一厅一降再降而现在竟只剩下一间，许多教师分房排队竟越排越后。无以安身，何以乐业？何谈‘小康’？人生几何？你最需要什么却偏没有什么，要等你老了再给你，不走怎么办？”
如此情况，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并非不知，也并非没有着力改变。10多年来，每个高校都盖了一定数量的教职工住宅，但由于事业的发展和教职工队伍的扩大，教师住宅的建设远远赶不上需求的增长，以至教师住房问题愈益成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瓶颈”问题。几年前，国家教委特地提出，要争取在3年内使高校教师住房问题得以“解困”。然而，光阴荏苒，3年时间，弹指一挥，有多少学校的教师住房已经“解困”了？近年来，对于争取进入“211工程”的高校，国家教委又提出，教师住房解困应是必要条件。这自然是很有道理的，连教师起码住房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得上什么去争创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呢？但事实上，那些已经通过“211工程”预审的学校，又有哪一个能拍一拍胸脯保证它的教师住房真正“解困”了呢？许多高校的校领导刚刚上任时，也曾信誓旦旦，不解决好教师的住房问题，自己决不换房，然而不消多时，却是“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缺口实在太大，年年盖房子，但教师却年年要补充，就凭国家下拨的基建经费，即使再加上学校创收的一部分经费，哪儿填得平这个缺口？
问题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死结。但不解开这一死结，何以卸掉教师的这块精神负担，让他们得以安居乐业呢？
春风不度“知命”关
造成高校教师精神负担的因素，更甚于经济收入和住房问题的是职称问题。一位搞文学的教师就谈到，“也许因为知识分子总还是更看重精神的东西，因此，收入低一些，有孔子赞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以相勉；住房差一点，有刘禹锡的那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陋室铭》可以自慰。但职称带来的思想负担，就往往没有这么容易排解，总是‘剪不断，理还乱’，再甩不脱，欲‘休’还‘说’。”
职称问题上的压力来自何处？不少教师都认为与高校教师管理工作中的某些具体政策，特别是政策上的多变性有很大关系。还是这位搞古典文学的教师，谈了他在这方面的切身感受：“我是‘文革’后毕业的第一届研究生，刚刚毕业时还只能当‘小媳妇’，因为我们上面压了那么多人还没有解决职称问题；而现在却又要让给年轻人。在我们这个年龄层，我在系里是第一个提副教授的，当时也曾被作为学术骨干，但不到几年，竟成昔日黄花，申报教授4次都没有报上。第一次申报就说条件已经够了，但限于名额，这几次则是要向年轻人倾斜，先是要重点提拔45岁以下的教授，而后很快又是要重点提拔40岁以下的教授。不仅职称评审失去了平等的资格，申报科研项目和科研奖励也都轮不上了，因为差不多都有年龄限制。其实，搞人文社会科学，50岁只能算刚刚开始，厚积薄发，很多名家著书立说，总是要到50岁以后。而现在我才刚过50岁，就好像已经被抛弃了。‘五十而知天命’，如果果真认命，不干了，就这么混混了，也许还能解脱一些，但我偏偏又不想认命，总想趁着还能够干的时候做点事情，可越是这样，就常常在这种心境中陷得越深。”
另一位中年教师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认为，目前高校的教师管理工作，往往忽视调动大多数教师积极性的“普照之光”，而只是热衷于“点球政策”，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结果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有的人什么好处都得到了，多数教师却什么都得不到以至严重地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他说，“要办好学校，大量的工作是要靠广大教师勤勤恳恳地劳动去完成的，因此，关键是要调动绝大多数教师的积极性。我不是最优秀的，但至少可以说是能干的，学校的实际工作主要也还是担在我们这批还算能干的教师肩上。现在，在‘点球政策’下，最优秀者可以说什么都有了，而我们这批教师却只有埋头干活的份儿，什么阳光也照不到，什么雨露也沾不上。前段时期，高校里流行过一句话，‘新教师学习学习再学习，老教师健康健康再健康，中年的工作工作再工作’，现在恐怕又多了一些‘获奖专业户’，而我们还仍旧是‘工作专业户’。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有数，学术上、工作上彼此差距不会大到哪儿去，而待遇上却相差那样悬殊。这到最后，就只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因为运气好坏，还有一种解释则是这太不公平！”
对于这种做法带给教师的精神伤害，有的教师作了更深一层的阐述：“本来，在学术界由于论资排辈的传统而存在压抑年轻人才的倾向时，强调注重对年轻人才的培养，强调培养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需要的新一代人才，采取一定的破格或倾斜措施以扶持青年教授的成长，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我们往往总是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强调培养年轻人，就‘春风不度’中年关；扶持了一部分人，却以打击、牺牲另一部分人为代价。结果，‘破格’、‘倾斜’、‘特批’的滥用，成了对学术公正的粗暴践踏；到处风行的‘选拔跨世纪人才和学术带头人’的做法，成了对学术民主的严重破坏。因为‘破格’本来是破论资排辈之格，‘倾斜’和‘特批’本来是对不公正的矫正、纠偏或补偿，如果我们已经制订了比较公正，合理的职称评聘制度和其他学术制度，还老是‘破格’、‘倾斜’、‘特批’，无疑只会破坏现行制度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如果现行的这些制度还不够公正、合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致力于寻求普遍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而一味迷恋于凭靠管理权力赋予谁某种特殊利益呢？
“所谓选拔跨世纪人才和学术带头人，也并不是什么新鲜做法，而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在高校教师中人为地划定谁是跨世纪人才，谁不是跨世纪人才，这和以前把人划为左、中、右，或者好人、坏人，或者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完全是异曲同工。渗透在其中的是一种违背历史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它把社会分析中的某些群体概念，硬要套到一个个具体人的头上，使本来相对的事物绝对化，动态的事物固态化，复杂的事物简单化，结果人为地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矛盾。而我们对学术带头人的‘选拔’，恕我直言，多少有些因袭了我们过去选第三梯队，选接班人，乃至封建帝王选王储太子、武林门派选帮主掌门的做法。学术带头人能靠我们这样选拔出来吗？真正的学术带头人是在科学共同体中自然形成的，不是靠任何人预先圈定的。而且并非每个学术群体都像我们中有的人所喜欢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众星拱月，即群体成员都围绕着某个学术带头人的格局，为什么不能是一种群星灿烂，彼此平等合作、并肩前进的局面呢？因此，这种学术带头人的人为的选拔，尽管其本意是为了某一学术群体的发展，但却在有意无意之中侵害了这一学术群体的学术民主。
“这些损害学术公正和学术民主的做法，给教师带来的心理伤害是极大的。因为它破坏了教师最后的归属感。当社会上的某些分配不公给教师带来某些不安或不平时，他们还常常可以在一直坚持着他们所信奉的那些价值准则的学术领域寻找到一份慰藉。而一旦学术领域的这些价值准则也遭到破坏，给教师带来的就不只是一种个人利益的失落感，而是更严重的一种精神家园的失落感。”
失去的诱惑
在谈到教师管理工作中的某些做法给教师带来的精神压力时，许多教师还提到了高校教师管理中所强调的竞争和考核问题。
不少教师认为，过去我们搞斗争哲学，整天人斗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而今在管理中又整天强调竞争，把竞争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样导致了高校中人际关系恶化。一位教师说：“果真是‘人生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刀’。现在我们的许多管理者，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凡事都得有个竞争，有个上下长短，优胜劣汰，不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而且蛋糕就那么大，本来就不能你有我有，大家都有，更要有个竞争，有个你多他少，你有他无。这种管理心态倡行的竞争，说得尖刻些，真有点像‘二桃杀三士’中的竞争。”还有一位教师认为，由于对竞争的滥用，使人整天得在个人得失中盘旋挣扎，使人总是如同芒刺在背而终日烦躁不安。它给人们带来的压力，完全不是激励人的压力，而是一种窒息人的压力。
对于目前高校教师考核中的某些做法，有的教师认为，其出于关心的太少，出于卡压的太多。一位从事古汉语教学的教师说，作为大学教师，从他自身的职业期望来说，总是想着要上职称的，可往往在管理上不知什么时候会作出一条新的规定，就把你卡住。他的一位同事，学问做得很好，但因为外语考试没有通过，就一直没有能上副教授的职称，因为心里窝火，原来脾气很好的人现在脾气越来越坏。有鉴于此，他这段时间就挤出时间在外面学外语，免得到时候被外语卡住。但听说对于教师的学历要求又有新的规定，上高级职称的要有硕士、博士的学历，他是10多年前本科毕业留校工作的，到时候可能还是少不了一番周折。
在这方面引起教师尤其强烈反响的，是某些高校规定教师在一定时间内要有多少学术论著，特别是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的做法。
对这种规定，一位教师谈到，“从学校的初衷来说，它是希望多出成果，希望提高学校的学术声誉。这无疑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从普遍的实践来说，它却缺乏现实的基础。有的学校不仅对教师这样要求，对研究生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全国几十万高校教师，十多万研究生，如果都这样要求，哪有那么多学术期刊能让你发表文章？即使只是部分高校作出这样的规定，恐怕也没有那么多出版条件。现在学术论著的出版一天难似一天，出版主管部门的人还总是抱怨刊物太多，既浪费纸张，又难于管理，出版社的书号又有一定限制，出版费用也越来越高。如此困境下，学校还要求教师发表、出版更多的论文、专著，还不是难上加难，把教师置于两边受挤的夹缝里吗？”
有的教师则认为，这种规定只能导致学术工作中的一种急功近利倾向。“十年磨一剑”，“功夫在诗外”，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都是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能获得的，或者是在科学家乐此不疲地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意外发现的。而这样的规定，只能逼得教师把科研工作的视野和精力都放在一些短、平、快的项目上，总是“找一块薄木板而在上面钻上许多洞”。
事实上，这种做法更具危害性的是对高校中宽松的学术自由环境的破坏。高等学校对于教师的诱惑，并不是因为这里会有什么显赫辉煌，也不是因为这里会有什么丰厚优裕的待遇，而只不过是因为这里可以有着更多的精神自由。一位大学教师就这样说，“当初所以留在高校工作，不就是图个清静、自由？不像到了外面的行政机关，领导一句话，就让你跑得颠颠的。”那种要求教师不断出成果的压力，却像爱因斯坦所说，把人当成会不断下蛋的鸡，结果只能破坏人的创造兴趣和科学活动中的选择自由。而这种破坏，恰恰动摇了高等学校赖以吸引教师的最根本的基础，恰恰削弱了它内在的最宝贵的凝聚力。
只要涉足到高校教师的精神压力问题，也许，谁的心情都不会轻松。特别是当我们看到高校教师的某些精神压力，恰恰来自于我们管理工作中许多人津津乐道和趋之若鹜的某些举措时，似乎更有一种沉重感。我们的改革，终究应当以更大程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满足人的需要，而不应以只是考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一意义上，任何最后只是带来教师更多失落感的教育改革都不是成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