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现代化后发展难题的破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3-0085-06
旧中国在对外战争中的惨败，曾让恩格斯断言：“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必定欧洲化。”[1](p.127)历史的实际走向却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破解了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法解决的后发展难题，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超越，成功地把现代化纳入了中国化的发展轨道。
一、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展难题
“现代化后起国家的问题，不仅不同于先行国家，而且后起得越晚，问题就很可能越发严重”。[2](p.603)现代化先行国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兴盛大体上同步而行，这三个趋向在中国却背道而驰。市场、社会、国家多元互动型的社会经济结构奠定了西方现代化的先发展优势，中国现代化不得不面对一元板结型的社会经济结构，面对结构性的后发展难题。
(一)罗斯托—罗兹曼难题
罗斯托预言，现代化起步引起农业商业化，带动社会经济结构在一二十年内发生转变，保证此后快速增长率维持下去。[3](p.9)中国农业商业化的进度并不输于日俄等国，却未见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增长。罗兹曼的解释是，在人口对市场的数量比例方面，中国既无法像英法等低比例国家那样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也没有日俄等高比例国家的优越性，国家难以绕过市场集中资源。[2](p.222)罗斯托—罗兹曼难题最要紧的，就是传统市场体系的密集循环阻滞了市场功能的发育，扭曲现代化各方面之间的关系，造成片面的现代化。
传统中国单个市场的覆盖区域近似正六边形，外环12个村庄、内环6个村庄围绕市场中心分布。皇权为维护自身的盐铁专营利益，严格限制农副产品以外的新经济成分，所以生产剩余增多只是增加交易户数，不会增加交易商品种类，市场区域不是扩大，而是新市场出现，单个市场区域缩小。市场凋敝时单个市场区域覆盖外环18个村庄，生产发展了市场就缩小到内环6个村庄，这与斯密所说市场随生产发展而扩大相反。西方列强夺取市场控制权，主导市场发展方向的，不再是生产剩余，而是外国商品的倾销，但列强继续限制农副产品以外的中国商品进入市场，由此与地主结成了超经济剥削同盟，倾销的结果还是交易户数越多，市场区域越小。这种蘸血式的市场循环使急需投资的手工业难以获得现代性突破，只能利用低廉机会成本的家庭农场劳力与现代企业竞争，维持着小农家庭生产方式。传统家庭生产迅速商业化了，雇佣关系大量出现，但雇主并未通过一体化生产将雇工组合起来，没有现代市场经济平台的商业化拖住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后腿。
(二)李嘉图—李约瑟难题
江泽民多次提到李约瑟难题，中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远超过西方，为什么现代科技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呢？从现代化发展的角度看，传统生产方式下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制的，缺乏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生产方式停滞又使劳动力投入成为维持温饱的唯一方式，造成现代化发展的陷阱。现代化先行国家避开李约瑟难题的办法是，把大部分劳动者排除在现代化福利之外，换来生产方式现代化，这给经济学提出了著名的李嘉图难题，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何才能和最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相一致？和内源性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现代化表现出外生性的特征，只有阻断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又让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现代化福利，才能全面激发社会的内在动力。这两个方面受到李嘉图—李约瑟难题的羁绊，即新社会阶级和阶层所需要的社会组织基础成本在很长时间内高于家族组织成本。
以废除科举制度为标志，传统的家国同构被打散，乡土社会不复存在，家族地位凸显。非制度化产生的官僚阶层日益劣质化，从土地恶性竞争中收益的士绅阶层趋向土豪化，传统上层不可能蜕变为现代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失地农民大量出现，为用个体所有制代替地主所有制进行激烈的抗争，这两种土地所有制都依托于家族本位的组织形式，传统下层和上层的阶级斗争走不出封建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窠臼。罗兹曼认为：“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家庭和宗教形式本身就是高度脆弱的。”[2](p.259)一方面，发展现代市场体系的经济共同体基础脆弱，就业、融资、抵押、担保等现代经济活动受家族身份和人情关系等狭小圈子局限，民间投融资困难，现代经济生长空间局促；同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基础脆弱，传统阶层的民族意识远低于家族观念，对家庭的责任重于对国家的忠诚，新社会阶级和阶层难以进行全国性的现代化动员。在传统阶层衰变的同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少数，单靠新社会阶级和新社会阶层，任何寻求建立高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基础的努力，都难敌低成本的家族组织压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阶层对新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时可能被挤出现代经济部门，重返土地买卖或租种，出现逆现代化势头。
(三)黄宗羲—黄炎培难题
传统王朝没有增殖国富的概念，国家的财入主要支付官僚机器的耗费，黄宗羲定律揭示的中国政治系统的积重难返之害，实际上促成了治乱兴替的黄炎培历史周期律。嘉道以后，黄宗羲—黄炎培定律的历史惯性加剧，集权和分权的错位与政治现代化方向相背离。
旧中国各级政权分裂成大大小小的特权利益集团，在正税之外另行征敛，中央集中的财力十分有限，晚清中央财入始终没有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2％，北洋政府连基本的国家财政体系都没形成，南京政府10年中央财入最高不过国民生产总值的5％。国际公认的现代化起飞线是投资净值在国民生产净值中所占比例由5％增加到10％以上，中央政府本应通过中央集权驾驭现代经济，但微弱的提取和投资能力使执政集团在市场调控方面成为无为政府。地方实力派衍生出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征收的田赋和附加税超过正税的数倍之多，每一个权力中心相对于其他权力中心都成为非制度化存在，任何一个权力中心的制度化努力根本上不会获得其他权力中心的认同。这种政治分权不具备西方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新兴市民社会的制度化要求，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反倒是对所有权力中心非制度化存在的致命威胁。为保护非制度化的特权利益，各个权力中心都无意或无力给予新社会力量基本的制度供给，新社会力量长期在体制外活动，从中央到地方在社会强控上取得高度一致，在本应分权的社会管理方面成为无限政府。由于政治系统不具备主动规划和引领现代化的执政能力，加之体制外的激进主义愈演愈烈，导致现代化阻力增大，现代化或者是自下而上倒逼的后果，或者是自上而下高压的后果，难以形成自觉定向的发展战略，是一种被动的现代化。
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解决中国后发展难题的结构分析框架
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的“物”，不是从物理学意义上来说的，而是为“人”所用的生产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表现为不同生产要素的组合形式和不同要素所有者的组织形式，马克思把这种结构性存在称为社会经济结构，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认识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4](p.137)如德里克所说：“不是将社会作为一个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刻板的系统，而是作为一个彼此关系及其与整体关系均未决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构造进行处理，这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是最有效力的。”[5](pp.201-202)
(一)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框架
在现代化浪潮中，共同的现代生产力形态作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众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模式变项，这些变项之间的结构关系决定一国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特色，其中决定性的三组变项是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权力运作样式。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市场、社会和国家达到结构性和谐的社会形态。为缩短进入理想社会的历史进程，就需要在市场、社会、国家之间建立和谐的结构关系，促进现代生产力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径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实际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三点成一线，勾画出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径。这就是抓住一定历史时代的主要矛盾，认清“问题所在”；根据阶级阶层关系测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合力，为解决时代问题探寻“力量所系”；为把新社会力量凝聚到解决时代问题上来而把握和反映“人心所向”。从最深层的理论逻辑而言，所谓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的需要，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径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重构市场、社会和国家结构关系的需要。
针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6](p.8)马克思否定了150年前英法德等国特定结构关系下的市场经济。现代化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中国早期现代化如韦伯斯特所说：“虽已有了现代化的表面现象，但却缺乏现代化的结构基础。”[7](p.6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沿循否定市场经济的理路，而是矢志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性改造，探索和实现市场、社会、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和谐。前一条理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简单化了，也把中国的具体实际简单化了，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实际的分析结构化，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通过社会整合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力，在国家重建中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主题、主力、主体的中国化，与现代化发展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功能定位一一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改造结构关系建立现代化的结构基础，发掘被传统结构压抑的中华文明之光，使之由现代化的阻力变成助力，破解了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解答不了的后发展难题。
三、从现代化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超越
回眸180年沧桑巨变，如果选择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为节点，历时考察中国现代化和西学中国化的发展水平，历史为我们刻画出两条交织互动的曲线。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断，在前90年里，现代化和中国化的曲线于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相交，两条曲线总体呈反向疏离运动；后90年当中，两条曲线在1981年完成拨乱反正前经过波折，总体上呈正向平行运动(见下图)。
图 现代化和中国化的曲线
以史为镜，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带有逆现代化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相辅相成，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建设工程。施拉姆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号召，意味着在许多不同层次上适应本民族现实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不同层次包括各个方面，从语言和文化直到庞大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8]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通过市场、社会、国家结构关系的重新定位，破解中国的后发展难题，推动片面的现代化转向全面的现代化。
(一)通过主题的中国化实现现代化由片面到全面的历史性超越
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是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对双生子，要改变小农生产方式，必须首先改变自然经济的交换方式。传统市场体系的现代化取决于三个条件：摆脱封建经济的束缚、建立高效率的现代产业体系，使市场与现代产业体系相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同时创造这三个条件，也有别于某些国家创造这些条件的次第顺序，而是分三步使市场摆脱地主经济的桎梏，建立起现代产业体系，最终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从总体上走出了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在现代化的启动、转型、整合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时、准确地把握政治制度因素、经济技术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占先性，由武装革命向和平建设，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发展，为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全面性奠定了市场经济基础。以此为基础，社会的自组织能力逐步脱离政治力量得到进一步发育，推动政治系统从超经济主控转向发展市场经济增殖国富。
旧中国占绝对优势的地租收入压倒了产业投资的收益率，维护着官僚资本在现代经济部门的垄断地位，地主所有制成为列强和地主超经济剥削同盟的经济基础，列强正是在此利益驱动下，凭借市场控制权阻断传统市场功能的拓展。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具体任务是去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的中心经济特点是土地革命”。[9](pp.55、311)这个阶段性主题的实质是除掉紧箍在市场体系上封建性和殖民地性的双层枷锁，把市场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解放出来，找到一种既发挥国家资本主导作用，又保留市场关系的新模式。摆脱了旧结构的束缚，还必须使市场与高效率的现代产业体系相联，推动生产要素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向现代部门集聚，从而发挥市场的现代化功能。在生产力没有信息化之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够公开、直接地获得信息支撑，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危机强行更新生产资料更有优越性。新中国成立后具备了计划经济体制运转的基本条件，包括强大的国营经济、低消费社会、廉能的政府，所以借鉴了苏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时，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概括的原则，计划经济，按比例地发展。但是具体的道路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总方针，还需要在实践中来发展，把它具体化，要创造自己的经验”，[10]( p.586 )探索更加适合国情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完成社会主义积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计划工作以农、轻、重为序，能够首先满足初级市场的需要，使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有更坚实的基础。合作社和公社的规模实际上是以传统市场区域为参照的，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社比之前的私营商店更加规模化和专业化，以备择时搞活市场。初级市场和现代产业体系准备了潜在的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一旦受到资本刺激和容许利润动机，社队工业、备战工业和军转民工业就可变成竞争性市场单元。进入信息化时代，计划体制失去自身优势，高效率的现代产业体系和相对活跃的初级市场，已经为发展市场经济准备了前提条件。在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下，生产发展和剩余增多使市场交易品种增加，市场功能得以拓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市场区域迅速扩大，最终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完善的投入—产出分析，建立起市场的自我调节系统，生产要素在价值规律作用下进一步流向现代经济部门。
(二)通过主力的中国化实现现代化由外生到内生的历史性超越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广大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又依托社会化纽带降低劳动者进入市场的风险成本，组建新型的市场单元，从而广泛发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激发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生长力。这种内在生长力是源于社会成员利益基础的、与市场化相吻合的社会内部的推动力量，推动外生的现代化跃升为内生的现代化。
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商业化破坏了原有的乡村自足体系，反地主不反封建的旧式农民起义已无法修复这个自足体系，农民在客观上产生了参加市场化、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要。农民在后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有了接受市场化的可能，就蕴藏了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内在生长力。因此，乡村动员对后发展的现代化国家来说，比现代化先行国家重要得多。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由于人均土地占用量低于国际公认的温饱基准线(4亩/人)，依靠减租和土改在自耕农经济基础上已经不可能完成工业化积累，只有及时把自耕农引上合作化道路，才能避免土地兼并回潮，跳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陷阱。毛泽东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11](p.305)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通过租佃农民—个体农民—集体农民的前进路向，把农民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从王朝更替中解脱出来，转变成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如果农民以家庭单元进入市场，就会重启劳动力无限供给，引发“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民众对市场化的支持就会烟消云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保持和发掘农村集体的社会互助和服务保障功能，让农民依托集体组织进入市场，避免了建立新社会组织的高昂成本，降低了市场风险，依靠利益共同体激发出农村市场化的强大动力。原来的社队企业迅速变成面向市场的乡镇企业，乡办、村办、户办、联户办“四个轮子一起转”，很多农村集体和乡镇企业逐步集团化、公司化或法人化，成为新型的市场单元。江泽民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这套做法“不仅有利于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而且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带动最终消费，为下世纪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续的增长动力”[12](p.438)。在整个市场化进程中，城市国有企业与农村集体组织相辅相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提供主要税源、维持大量就业并支撑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了市场化转轨的主要社会成本，保障了民营经济成长的社会空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依靠国有经济的优势扶持民营经济，又联合民营经济探索公有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创造出众多独立的竞争的市场单元，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包括民营企业家等新社会阶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成为推动市场化的决定性力量，最广泛地动员了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
(三)通过主体的中国化实现现代化由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超越
新兴资产阶级担当了现代化先驱国家的核心主体，转型的帝国官僚系统引领了现代化的后起之秀。对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政党具有作为社会的有组织力量引领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作用，与前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在前两种国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官僚体系建立了议会政党，国家把代表各利益群体的政党整合到共同的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当中，依靠这套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实现现代化的持续定向发展。而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系统中，每一个传统型权力中心相对于其他权力中心而言都是非制度化的存在，国家根本不可能把众多权力中心整合到共同的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当中，国家本身反而极容易被压力型政治所摧垮。邓小平指出：“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13](p.276)中国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在传统型权力中心之上缔造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共产党，以党为核心主体进行国家重建，确立制度化的社会动员方式，健全了经济调控的体制内方式，全面建立起超越执政特权的刚性体制。党作为核心主体，把民众的意志和力量整合起来，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现代化进行有组织、有规划、有步骤的顶层设计，国家的现代化行为成为自觉的定向发展战略，使中国现代化从被动走向主动，通过马克思主义主体的中国化焕发出时代生机。
在国家重建中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关键是重新进行权力组合，确立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现代集权和现代分权方式，以此保证从倒逼或高压的现代化进到主动、定向的现代化。由于传统政治权威无法实现全国性的现代化动员，中国共产党首先采用非制度的动员方式进行革命，打破传统政治权威，确立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转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后，在国家层面主要实行自上而下集权制治理的情况下，党在社会层面为公民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方式就是在一定区域内实行自治，让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这种方式又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关系。实行党政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去国家化的过程，实际上是调整国家与社会结构关系，国家转向制度化动员方式，构建分权型的新式公共治理。微弱的提取和投资能力使旧中国的执政集团无法建立健全完整有效的经济管理体制，只能从体制外谋取执政者的私利，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任何确立体制优先性的努力都必然和执政者特权发生冲突。中国共产党实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通过土地革命从列强手中恢复行使市场控制权，并在没收官僚特权资本的基础上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资料，建立起独立自主和完整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在体制内积极有效地干预现代化的要素配置，建立起经济调控上的中央集权。中苏两党都在执政初期基本实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不同的是，掌握主要生产资料的苏共既得利益膨胀，执政党特权扼杀了体制的活力，而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执政党成员的特殊化。保证了体制的优先性。可以说，苏联有计划经济而无计划体制，马克思主义主体的中国化维护了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与苏共起先难舍对国有经济的直接控制，后来又走向官僚瓜分私有化相反，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放开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限，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在向新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新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使任何利益群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不可能异化成与人民利益相悖的新剥削阶级，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会被执政者特权所压垮，也不会被新剥削阶级和剥削分子所垄断和操纵。凭借党的核心主体作用，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没有发生断裂或出轨，体制的优先性保证了经济调控所需要的现代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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