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意识论文,作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散文，民族文化之骄子。
－－艾煊
随着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热”的持续升温，我国当代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得以普遍强化。这种强化的鲜明标志，就是在整个华夏大地铺展的文化座标上的重峦叠嶂中，凸现出巴金的《随想录》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两座高峰。《随想录》是作家“大梦初醒”后，用“今天的”目光、文化人格和真话建立起的那场“革”文化之“命”运动的“博物馆”；《文化苦旅》被人称为“文化散文”，其实称什么散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将强烈的文化意识注入作品，借山水风物、人情世事，浑沌地融汇了人、历史与自然，抒写自己对各种文化及其内涵的痛感彻悟，揭示丰厚博大而令人寻绎不倦的人生秘谛。正是由于有了《随想录》、《文化苦旅》，以及杨绛的《干校六记》、徐朔方教授的《美欧游踪》等大师级文化品位和文化声望的散文集，才使我国当代散文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应该说，这是我国当代散文领域一项重大的收获。
就散文创作而论，散文作家自觉强化文化意识，具有非同一般的深刻意义：它丰富了散文作家的文化构成，有利于活跃散文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从而充分发挥散文作家的艺术才能，获得各自独特的创作优势；它拓展了散文作品的文化域，增添了散文作品的文化氛围，形成千姿百态的文化新格局，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散文作品的文化档次和审美品位。此外，它还使散文在影响和改造民族文化性格，弥补因暂时的物质文明发展而带来精神文明相对衰落方面，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而使散文“在振兴民族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向着发扬改造民族文化性格这一散文艺术的根本目标转移。”①
“文化”与“文化意识”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对于“文化”，据说1920年前只有6种不同的定义，1952年增至160多种定义，现今更是众说纷纭，无法逐一考究。但“文化”是由一个国家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累积而成的社会历史现象，则是确定无疑的。而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却是连结各种文化的血缘，渗入到创作主体心灵与精神而复合成的一种创作主体意识。我们探讨散文创作理论，就不能不涉及到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问题。下面，就自己的浅陋之见，谈谈散文作家文化意识的具体类型、文化意识的审美内核、文化意识的展示原则。
一、散文作家文化意识的具体类型
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往往随社会历史发展而始终处于不断延伸、消长和流变之中，异常扑朔迷离，难以清晰地作理论描述。我们这里所能研讨并作透视的，仅仅是指各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渗透于创作主体意识中并从散文作品中物化的局部文化意识。这种意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地域文化意识。这是从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的视角来统制散文创作的文化意识。一个散文作家长期生活在特定地域（包括青少年时代生活的本乡本土和以后长期工作的区域），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平时所受特定地域文化的薰染、体验、感受、领悟潜存胸中，因此当他创作散文时，他的主体意识就自然落脚于地域特定文化的根基上，把特定地域的文化结构、自然景观、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信仰习惯等贯注其中并恰切生动地展示出来。著名散文家石英谈到：“有一次我乘汽车从郭风的故乡穿过，目睹那里的山水田舍，不知怎么，我头脑中蓦地腾起一个无声的发现：‘这就是郭风！’”②说明散文作家长期生活的地域的文化，是他最熟悉，感受最深的，必然潜存于他审美心理和创作意识之中，并在他的作品中留下自然率真的印记。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鲁迅也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注意。”③因此，要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意识及其艺术作品，就可以从地域文化或环境入手加以研究。比如贾平凹，他的散文创作的地域文化意识，主要是秦汉文化意识。他的《黄土高原》、《秦腔》、《商州初录》、《商州又录》等，写山写水写人物，无不充满着黄土的气息、秦腔的旋律、汉唐的雄风，在参与秦川尤其是商州山地文化的艺术改造和重建中，贯注着他特有的文化意识和审美价值取向，这是因为贾平凹生于斯长于斯，充分了解这一方土地并得之于心寓之于文的结果。又比如杨羽仪，他散文创作的地域文化意识，主要是珠江文化意识。他的《快餐厅里的哲学》、《水井茶居》、《俏妹子的呼唤》、《大海与老人》、《雄关慧眼》等，无不渗透着对珠江（包括深圳特区和香港）文化倾心赞赏的创作主体意识。当然，贾平凹、杨羽仪并不自我封闭，并不囿于一地一处，他们常常利用机会游历异地异域，以开放性审美目光从大千世界吸取散文艺术的营养，写一些表现其它地域的作品，如贾平凹的《入川小记》、《雨花台拣石记》、《未名湖》等，杨羽仪的《古城夜市图》、《祁连诗意》等。但是应该看到，贾平凹即使写其它地域文化的散文，总无处不洒落秦汉文化的印迹和风采；杨羽仪即使写其它地域文化的散文，也总是散发着珠江文化特有的情调。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定：尽管在日益开放、经济改善、交通便利和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今天，地域文化界限和封闭状态正在打破，文化沟通和“趋同性”正在加强，许多散文作家正以巨大的兴趣创作表现其它地域文化的散文，但是在他们各自所有的散文中植根最牢，文化内涵最深，美学风格最鲜明，文化意识最强烈的，还是那些实实在在表现各自长期生活或工作的特定地域文化的作品。
这里顺便指出，地域文化意识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民俗文化意识，即从民风民俗的文化视角出发来进行散文创作的主体意识。散文作家染指民俗，对不同地域民俗文化加以描摩，从中贯注自己的审美评价和理性精神，使散文作品意蕴别致，色调斑斓，各具文化特色。例如陆文夫的《梦中的天地》，描写苏州小巷内特有的茶馆（皮包水）、澡堂（水包皮）之美和临河楼窗与河中单桨小船之间买卖情景等，是贾平凹的《五味巷》中所描写的卖醋、椒、盐、碱、甘蔗的西安小巷中看不到的。两种小巷文化的客观分野和存在的民俗差异，决定了两位作家迥然不同的创作文化意识，这就是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在民俗文化意识中，除了上述的市俗文化意识，还有乡俗文化意识，即表现乡村民风民俗和民间艺术的创作主体意识。刘成章在《压轿》、《安塞腰鼓》、《转九曲》、《米脂婆姨》、《老虎鞋》等作品中所描写的陕北乡村特有的信天游、压轿、酸枣、秧歌等；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中所描写的苏北“六月六”吃焦屑，春节吃炒米，端午吃鸭蛋、咸菜茨茹汤、螺蛳等；周明在《澜沧江畔的怀念》中所描写的傣族泼水节；莫孝川在《侗乡情趣》中所描写的侗家花炮节；曹玉模在《猴市》中所描写的利辛县“玩猴”的风俗，等等，都是作家热心表现乡俗文化意识的具体展示。
伦理文化意识。这是一种展示人伦之理的创作主体意识，它是道德文化意识的一种，也是惟有创作主体才具有的精神文化品格。英国作家史密斯在《小品文作法论》中说：“伦理学在玫瑰丛中，身入其境，芳香扑鼻。”正精妙地道出了伦理意识透入的散文所具有的艺术魅力。我国新时期以来表现父子、母女、夫妇、亲朋、师生之间的关系、爱心、亲情亲谊的大量散文，如田野的《离合悲欢的三天》、杨绛的《我的姑妈》、蒋筑英妻子路长琴的《永存的慰藉》、聂茂的《父亲》等，写得缠绵悱恻，真切动人，充分贯注了创作主体的伦理文化意识。这里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的《不死鸟》。这篇散文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个与我个人存亡牢牢相连的人，那便是我的父亲，母亲还有荷西，如果世界上有他们活着一日，我便不可以死，连神也不能将我取去，因为我不肯。”于是几乎没有选择地做了“暂时的不死鸟”。可是由于爱人荷西的去世，觉得自己的“羽毛已经完全脱落”，再也不能与之比翼齐飞，认为死将是一个更幸福的归宿；但又想到，虽然自己的心碎掉了，可仍是“父母的珍宝”，我“不忍放掉他们”。文中充满着三毛两种矛盾的伦理文化意识：主观上，与荷西关系上，她想殉情，想死；客观上，与父母关系上，又容不得她死。结果反映在作品中的伦理选择是暂时不死，并借“不死鸟”这一审美形象把自己的伦理文化意识传达出来。使读者看到了充满矛盾心理然而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三毛其人。虽然三毛后来（1991年1月4日）最终还是自杀去世（可参见秦牧的《思索三毛的悲剧》一文，《散文选刊》1991年5月号），但她早先所写的这篇《不死鸟》中所留下的伦理文化意识，却是真实的、强烈的。
散文之所以为散文，并不贵在教训。任何伦理说教对散文艺术价值有着极大的侵蚀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创作主体必须时时克制自己伦理文化意识的流露，相反，作为一种抒写真性真情的文体，散文理应真实、恰当而又艺术地展现创作主体的伦理文化观念。由于散文的内容是主体意识与客体文化现象的交融，散文文化胎记既来自定性客体，又来自有倾向性的主体，因此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伦理文化意识在散文创作中是不可或缺的。
科学文化意识。这是从科学文化视角出发进行散文创作的主体意识。伴随着创作主体科学文化视野的开阔，科学文化意识的渗透，散文领域包孕科学内涵的“文化域”得以日益拓展，使当代散文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某种突破。我国新时期以来那些色调绚丽的“科学散文”，如杨锋的《神奇的“生物导弹”》、《生命的螺旋律》，蒙古族作家舍冷那木吉拉的《漫话骆驼》，徐廷华的《飞舞的夜明珠》，罗公元的《蜜蜂的启示》等等，之所以引读者注目和厚爱，不能不说与创作主体科学文化意识的强化直接相关。即便就那些记叙散文、抒情散文而言，如王英琦的《“木乃伊”旁的奇思臆想》，章武的《高山矮林》，平青的《捕鳇记》，韦野的《灵脂米》等，也展示出创作主体强烈的科学文化意识。在《“木乃伊”旁的奇思臆想》④中，王英琦写自己在哈密看到一具已死去三千多年的“眉清目秀，轮廓姣美”的木乃伊，这位“沉睡着的少女”是从哈密附近沙漠中发掘出来的，“比著名的马王堆女尸还早一千年”，而且“不像马王堆女尸那样，是放在密封的环境中，周围堆有木炭之类的干燥物；她也不同于古埃及的木乃伊，是被掏空了五脏六腑，经过人工防腐处理的。”对这位“三千多年不朽”的“睡美人”，作家指出她不朽的“秘诀”是“地处亚洲大陆中心的异常干燥的气候和毫无水分的沙土”以及“天然的无菌环境”。这里所作的自然科学方面文化剖析是令人信服的。作家认为三千多年前，我国华夏民族还没有完善，而那西北边陲少数民族姑娘已套上了漂亮的皮靴，穿上了鲜艳的毛织衣服，“所以，当我们说到伟大民族‘发祥地’这一类词汇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祖国的西北边疆，那里的历史和文化，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远古的多，也辉煌的多。”“在当前开发大西北的热潮中，恐怕重要的还是要继承和恢复大西北的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这里从人文科学方面契入而作的文化阐析，也合情合理。
今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并具体渗透到当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样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下，作为轻捷地反映当代生活的散文，对科学文化的殷切呼唤和热情拥抱，是理所当然的；创作主体在创作中贯注科学文化意识，也是最起码的。诚然，散文艺术与科学文化大不一样，二者的逻辑起点和终点有极大差异。散文艺术是以审美价值论作为前提和归宿，科学文化是以认识论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归宿，散文艺术需要对科学文化持以一定的戒心。但是应该看到，散文艺术的能工巧匠们并不对科学文化敬而远之，一概拒之门外，而尽可能涉足其中，一方面吸取科学文化的营养，使散文荷载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在方法上适当地向科学文化借鉴，如阿多诺所说：“科学对艺术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强大的鲜为人知的影响。有许多方法是艺术从科学中借用的。”⑤因此，创作主体最明智的态度是，既不能将散文艺术与科学文化强行撮合，也不能粗暴地一刀切断，而应在尊重散文艺术审美特征和创作规律的前提下，注重科学文化意识的渗入，科学文化题材的选用和科学文化方法的借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读者满足于对散文艺术审美欣赏的同时，满足于对于科学文化愈来愈强烈的要求。倘若散文作家对散文艺术持之清高，对科学文化加以轻蔑甚至抵拒，那么他就难以顺应今天时代的科学文化的潮流，难以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散文家。
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除了上述几种，尚有哲学文化意识、宗教文化意识等。高晓声的《摆渡》，写有钱人、大力士、有权者、作家四种人在渡口的不同遭遇。摆渡人提出条件，要他们每人给他一点最宝贵的东西。于是有钱人顺手掏出了钱，大力士威胁地扬了扬拳，有权者答应给摆渡人安排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因此，这三人都被顺利摆渡到对岸。作家说：“我最宝贵的，就是写作。不过一时也写不出来。我唱个歌儿你听听罢。”唱罢，摆渡人认为作家唱的还不如有权人说的好听，便不给摆渡。这时暮色已深，作家又冷又饿，想着对岸家中妻儿等着他回家，心中一阵酸楚，不免渭然长叹。摆渡人说：“你这一声叹，比刚才唱的好听，你把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意分给了我。”便允许作家上船了。然后文章写道：
作家过了河，心里哈哈笑。他觉得摆渡人说得真好，作家没有真情实意，应该是无路可走的。
到了明天，作家想起摆渡人跟那有权的走掉。没有人摆渡了，那怎么行呢？于是他就自动去做摆渡人。从此改了行。
作家摆渡，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他以真情实意飨渡客，并愿渡客以真情实意报之。
过了一阵之后，作家又觉得并未改行，原来创作同摆渡一样，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
这篇散文，就充满着创作主体的哲学文化意识。此外，史铁生的《散文三题：玩具、角色、姻缘》一文中所揭示的“人间世的千种因果、万般纠葛，皆系在一个‘缘’字上”；梁衡的《千年万里纵横行·画家》一文中议论的“追求美的人啊，其实是自己苦够了，苦的有了道行，才能创造出一点美，然后又将这美献给社会，自己那颗苦涩的心也就得到一点安慰。”都是充溢着无限感悟的宗教文化意识的例征，从某种程度上说明黑格尔的“艺术到了最高的阶段与宗教直接相联的”这句名言的正确性。
二、散文作家文化意识的审美内核
散文作家的地域文化意识、伦理文化意识、科学文化意识、哲学文化意识等等，其审美内核在于艺术地表现人和人的心灵世界的意识，即人们普遍认可的“人化意识”。
从总体上说，散文创作和其它文学创作一样，其理解文化、展示文化是与表现与人相关的本质力量的意识倾向分不开的，散文作家必须赋予人、事、景、物、人的世界和人的生命的审美本性，这就是所谓“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客观化。
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自由的、个性的、社会的、生命的、创造的力量。散文创作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将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发掘出来并加以艺术“显影”。人的自由的本质力量的显影，是说创作主体意识不受任何外力阻碍，以“我手写我心”的自由心态从事创作活动，通过追求和争取自由的具体生活图景表现人的自由精神，形成散文的自由美。人的个性的本质力量显影，是说创作主体要在作品中坦露自己的个性，借创造的对象确证和实现自己的个性，形成散文的个性美，如冰心所说：“文学家！你要创造‘真’的文学吗？请努力发挥个性，表现自己。”⑥人的社会的本质力量的显影，是说创作主体在表现个性的同时，要与表现一定时代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意志、愿望、理想等联系起来，将个性表现融于社会、集体之中，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⑦那样。还有，人的生命的本质力量显影，是说作家创作的作品的“生命的形式”，应是作家的情思和生命活动的投影，是作家心血浇灌的艺术之花；人的创造的本质力量的显影，是说作家的艺术创造是人的自由竞争，是具有独特审美内容和审美形式的创造，与众不同，别开生面。总之，散文创作都需要有一种对人的本质力量显影的审美意识，也就是“人化意识”。
但是，由于散文创作有其独特的审美规定性，因而散文作家的“人化意识”又有其它文学创作难以替代的特定内涵，这就是：
首先，是对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加以“人化”的意识。这种“人化意识”包含两方面相互联系的意思：一是散文作家文化意识的目光应指向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指向与自己情感上发生联系，能产生审美感受和体验的人。例如贾平凹创作《黄土高原》、《秦腔》、商州“两录”系列散文，其文化意识指向主要不在黄土、秦腔、“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镆这些地域文化、民间文化和饮食文化的表征上，而在于“生我养我”的八百里秦川“这块地方的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⑧上。同样，杨羽仪创作的岭南散文，其文化意识指向主要也不在珠江文化的表征上，而在于人，在于使自己产生审美感受和体验的人生况味和众生相。正如他自己所说：“人，永远是我的散文描绘的最崇高的形象；人，永远是我的散文揭示的最伟大真理的化身；人，永远是我的散文要抒发的最深沉的感情。”“我的散文以人生为最大主题。所谓众生相，就是千姿百态的人生，即使有时写点风景和古迹，也渗透着七色的人生。”⑨对“人”的逼近和“人化”，散文艺术才能跨越高高下下、曲曲环环的层次和构架，开掘客观自然的人与创作主体隐秘而共通的灵魂。二是作为散文创作主要对象的人，只有经过散文作家审美意识的评估、选择、浸淫并用语言文字凝固在稿子上，才能“物化”为可观照的审美化的人。尽管散文作品中的人都是真实的人，但毕竟不是简单的复现，而是经受了作家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的洗礼，强化了人自身价值和意义，成为作品中艺术存在的人。这种将现实中的人“物化”为作品中审美的人的创作意识，就是“人化意识”的具体内涵之一。例如杨羽仪的《雄关慧眼》，写深圳通往香港的罗湖桥海关的边检员的“慧眼”，作品中写到一个十分漂亮但却走私毒品的摩登女郎，把毒品缝在乳罩里，可我们的女边检员从摩登女郎“不易觉察的一丝荒乱”的眼神中，开始审视她的全身，最后从她“高耸的胸脯”中检查出了毒品，拘留了她。作家认为，“一个边检员的眼睛，能把最隐蔽的假丑恶的心灵揭露出来，甚至比先进的科学仪器还神奇”，这是“奇迹”。海关虽然雄伟，象征着人民共和国的尊严，“但如果没有一双双慧眼，在鱼龙混杂的客流中，也是徒有虚名的。”这里，作家所写女边检员和摩登女郎、走私与反走私现象，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但要加以“物化”则需经过作家审美意识的作用。由此可见，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不仅仅是意识到人的身上，同时必须把客观存在的人“物化”或定格为作品中的人，这是“人化意识”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其次，是将客观自然景、物加以“人化”的意识。鲁迅说：“曙日出海，瑶草升华，若非白痴，莫不领会感动。”⑩散文常常表现自然景物，但自然景、物并不是作为人的观照而存在，它只是当人的情感的光辉投射在上面时，才具有生命光采，因而散文作家绝非廉价地无缘无故地把自然景物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只有当自然景物与人发生密切联系，与人处于无法分解的胶着状态，如马克思所说：“自然是人的身体”并对表现人有意义时，作家才把审美意识目光投向它。对于散文创作来说，能够取代人而成为作家审美注意的自然景物是不存在的，散文的笔墨尽可以飞出天外，然其根蒂仍将回归人寰，这是散文艺术的精义所在。写景散文是借景而抒情，咏物散文是托物言志，游记也要赋予山水风物以人的情性。散文作家对大自然的一景一物的倾心向往、崇拜和回归，都需以表现人的情志、心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可以景主人从、景强人弱，更不可以只见景物而不见人物。
优秀散文，都能将景或物加以“人化”。例如古代散文中韩愈的《毛颖传》，韩愈在世时裴度就曾指责他“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旧唐书》更直捷地说“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毛颖”是毛笔的假托，为毛颖作传其实是为人作传，它看起来似乎“以文为戏”，然而深有寄托，这种寄托，正如郭预衡先生在《所谓“谀墓之文”和“以文为戏”》一文中所指出的，是韩愈“痛切地有感于人材不尽其用，才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其典型意义是相当广的。文章最后以‘太史公’的口吻所发的议论，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秦之灭诸族，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可见《毛颖传》这样的咏物散文，浸透着作家的“人化意识”。现代散文中如朱自清的《匆匆》，把相对抽象物“时间”当作能匆匆忙忙地走、溜、闪、跑、飞的有灵性有生气的人，时间成了“人”的化身，其审美内核也是“人化意识”。当代散文中如于敏的《西湖即景》中：
芍药正在竞芳。湖石根下，曲径两旁，一丛丛，一球球，丹红的，降紫的，米黄的，雪白的，都在笑靥迎人。……在几行垂柳外边，就是曲折的石桥和鱼池。其中有几万条金色的鲤鱼，你拍拍手，它们就成群结队而来，张口和你寒喧。
在这段文字中，花会“笑靥迎人”，鱼会“张口和你寒喧”，从修辞上说是拟人手法，从创作意识上说则是“人化意识”的具体展示。我国新时期以来，端木蕻良的《越冬小草》、岑桑的《残雪断想》、秦牧的《船的崇拜》、忆明珠的《鱼的闲话》、何琼崖、潘宝明的《扬州三菊》、贾平凹的《丑石》、高洪波的《冰葫芦》、郭保林的《情寄蒙山沂水》等，状物写景，根本上是写人，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一切景语皆情语”，都是作家有意识地使景物在情感甚至具体形态上都具有生机勃勃灵魂的人的结果，即“人化意识”的结果。
再次，是作家将自己加以“人化”的意识。散文创作面对两个世界，即外在世界和我的内在世界，散文作家的意识目光不仅要指向外在的人、事、景、物，更重要的是同时指向自己。这是因为作家自己作为人，他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存在物，是客观自然的东西，因而也是审美意识和审美反映的对象之一。如果忽视和否定了作家自己这个散文主要审美表现对象，不仅会使散文丧失许多丰富生动的内容，而且对于散文是侧重于抒写主观内心体验和情思这一文学现象无法作出科学解释。散文创作的文化意义和核心内容，就是散文作家有意识地留心自己，审视自己，认识自己，表现自己，把自己的心灵流程和真情实感抒写出来并传达给读者。从这一点上说，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的“文，心学也”，比起笼统的“文学即人学”来，显得更为科学、准确，也更切合散文创作艺术的规律。因此，把客观自然的作家自己加以“物化”，使之成为作品中存在的具体可观照和可感的人，这种创作意识事实上也是一种“人化意识”。
总之，把客观存在的人、景、物和作家自己加以“人化”的意识，便是散文作家文化意识的审美内核。一个散文作家，倘若他的文化意识从“人”（包括自己）和人的灵魂或精神世界移开，去专注于各类文化的表象，丢弃了审美内核，就很容易把散文创作引入到一个衰败死寂的世界。
当然，上述“人化意识”的三方面内容，在散文创作具体展示时，可以有所侧重；但大凡优秀的散文，这三方面内容又往往是有机融合的。例如著名散文家石英的《黄河自有风景》(11)除了描述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段穿渡黄河时所见的虹雨、云羊、紫阵、神奇的谷穗等自然景观，更着重描述了一位奇特出色、令人难忘的“人”－－一个红袄红头绳以至两腮喷红的黄河姑娘。这位姑娘在山洪下泄、黄涛冲天的当儿，在无人知道、无人欢呼和没有懦夫衬托的情况下，驾驭羊皮筏在惊心动魄的涛峰浪涡中博击前进，终于胜利横渡黄河。作家由此想到：“生活中或许非止个别的默默无闻、谁也不知道的胜利者。”而这个“羊皮筏上乘涛飞渡历险如履的女驭手”，“万顷浑黄中红红的一星”，既是“现实中的黄河姑娘，又像是华夏民族始祖时期的代表人物。”文中，作家对客观的自然景物、黄河姑娘和作家自己加以主观化、对象化、“物化”，成为作品中的有机存在。通过展示特定情境下黄河女儿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精神和作家的真切感受，来揭示人的本质力量，从而显示出“人化意识”这一审美内核。
三、展示文化意识的基本原则
前面，我们粗略地论述了散文作家文化意识的具体类型，文化意识的审美内核。接下来，我们还需解决散文作家在笔下流露或展示文化意识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突出个性化的文化意识。众所周知，散文是一种直接显示作家个性的艺术，在散文中任何想把自己个性遮掩起来都是徒劳无益的。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作为创作主体意识的一种，它的贯注和展示，总是以个性化作为基础，作为主导，作为牢靠的立足点，也作为最后的归宿。我们之所以这样认定，是由于：首先，不同散文作家往往在某一特定文化领域或称之为“势力范围”内长期体验、探索、追觅，逐渐形成了他对散文作品具有支配性地位的文化意识。例如现代作家中的画风禅心之于丰子恺散文，中西杂学之于周作人散文，基督教、佛学之于许地山散文，“中外逢源，古今无阻”之于梁实秋散文，历史学之于吴晗、剪伯赞散文，生物学之于贾祖璋散文，化学、细菌学之于高士其散文等。其次，某一特定地域个别、具体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因素作用于作家的意识，形成了各不相同的个性化文化意识。例如贾平凹与刘成章，同属陕西作家，但贾平凹散文侧重于写关中、商州一带，充满着“秦腔”；而刘成章散文侧重于写陕北，充满着“信天游”风格。这里，“秦腔”简直成了贾平凹的化身，“信天游”简直成了刘成章的化身。可见特定地域个别、具体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因素被作家吸纳后，就会影响散文作家的创作的文化意识，产生明显的个性差异。以上两点，是造成个性化文化意识的客观因素。再次，是不同散文作家对不同或相同文化现象审美观照、体验和表现的差异而产生个性化的文化意识。每个散文作家在散文创作时，总是力图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审美观照、体验、感受，以及独特的取材角度、表现手法和语言习惯等。这种观照、体验、表现等是完全个性化的，具有不可重复、不可相互替代的性质。世界上不存在两个散文作家完全相同的审美观照、体验及其表现，即使写同一经历、同一时间、同一题材、同一文化现象甚至同一题目的散文，如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与俞平伯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他们各自所观照、体验、感受、理解、阐析、展示的秦淮文化迥然相异，说明他们的文化意识是不同的，个性化的。又如秦牧与紫风，夫妻俩同为著名散文家，同处相同的文化环境，即使表现同一文化内容如广州“花市”的散文，秦牧的《花市徜徉录》与紫风的《花市抒情》，文中所展示的文化意识也是不同的。连这种极端相近或相似的例子都可见出不同散文作家文化意识的个性化差异，更遑论其他散文作家和作品了。这就是不同散文形成孑然独立的个性化文化意识的主观原因。正是由于上述主、客观原因造成散文作家个性化的文化意识，所以我们对散文作家的一个起码要求和期望就是在散文创作展示文化意识时，千万不要泯灭个性，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色彩。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创作摆脱依傍和模枋，独辟蹊径，各自成家而又光景常新。
第二，以新的文化意识去把握、理解和展示某一特定的文化内容。人类文化不是凝固不变的化石，而是一种流动的、进行时的、活着的生命形态，它的内部机制往往随社会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更。散文创作，是与当代社会生活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只要人类文化还在发展变化，散文作家的文化意识和散文创作就只能在永不停滞的流动变化中保持活力。因此，散文作家必须用当代崭新的文化意识去适应和展示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内容，以缩短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在这方面，不少散文作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在他们笔下，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文明进展的步伐，听到时代文化脉息的博动，感受到物质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思想冲击和观念更新。例如薛尔康的《古镇》，作家描绘“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文化域”，“一部立体的历史教科书”的同里镇的地理环境、人文沿革、园林衰败，并不是为了迷恋至今残留的古朴的文化景观，相反，作家是时时感到霉腐的气味对呼吸的重压，认为这个古镇“再也经不起一场风雨”的飘摇了。作品中，作家不仅渗透了强烈的对旧文化的批判意识，更为可贵的是以今天的审美目光注视那矗立在各家各户屋顶上的“鱼骨天线”，点出当代古镇文化的主动脉，认为这是“古老土地上怒出萌生的永恒精神。”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古镇文化新生的面貌。这就是作家以新的文化意识去把握并展示古镇特定的文化内容的结果。又如于良志的《醒了，古老的乡村》(12)，写当地有个不许女孩子下河游泳的“规矩”。小金子偷偷下了河，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给她老子一顿好揍；瑞英申请入党，竟因下河游泳被看作有“作风问题”而得不到批准。如今，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亲自主持游泳比赛，女孩子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参加了，现代文明之风终于吹醒了古老的乡村。这一作品，不仅批判了愚昧的封建文化意识，呼唤现代文明到来，而且作家从新的文化意识的制高点上映合时代更迭、文明进步的历史轨迹，与薛尔康的《古镇》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上两例告诉我们，散文作家要以新的文化意识去展示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内容，这是散文作家展示文化意识的又一条重要原则。如若作家所要表现的文化内容已起变化，而他创作时的文化意识还停留在旧的层次上，可以设想，他的散文必定会远离当代读者，走失审美价值。
第三，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以造就作家自己。我国传统文化举世莫匹，堪以自傲。然其深层内容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而且二者往往纠缠一起，难解难分。如重和谐、讲中庸而缺少竞争意识和冒尖思想；重整体而抑个性；人情大于法律；重义轻利、重德轻才、唯上唯书等。散文作家在表现某种传统文化时，应有一种清醒、自觉的存优汰劣的创作意识，竭力弘扬传统文化的积极一面，取其精华，并将其融入自己的血液中，审美地体现于作品中。当然，在具体创作中，散文作家所贯注或展示文化意识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偏重于针砭传统文化的糟粕，可以一边针砭糟粕一边褒扬精华。但就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而言，我们应以更多的笔墨从正面展示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少作家对此都很注意。例如张锲的《在陈嘉庚先生墓前的沉思》，写自己到厦门大学接受校友证书时，去鳌园拜谒陈嘉庚墓地的感受。作家深刻发掘并从正面突出“以天下为己任”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即嘉庚先生所说“人生在世，不要只为个人的生活打算，而要为国家民族奋斗”的爱国主义思想，融入于自己的血液中，并以自己的见闻、感受体现于作品中。这种从正面发掘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创作，正体现出作家纯正的文化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很值得其他散文作家仿效。
注释：
①楼肇明：《散文(1984-1986)摭谈》，《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5期。
②石英：《散文之乡，群星荟萃》。
③鲁迅：《致李雾城信》，《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④《散文》1985年第6期。
⑤阿多诺：《艺术与社会》，《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3期。
⑥冰心：《文艺丛谈》，转引自杜福磊《散文美学》第2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4页。
⑧贾平凹：《商州初录·引言》，贾平凹《散文自选集》第279页，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
⑨杨羽仪：《怪客·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⑩鲁迅：《儗播布美术意见书》，转引自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1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1)《散文百家》1991年6期。
(12)《山东文学》198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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