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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
民营企业的出路
记：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家，您认为中国在“入世”后哪几个问题制约着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刘：今年我到韩国访问时，见到韩国一个企业家。他于１９９５年在中国内蒙搞了一个现代化的面粉厂，设备是从意大利引进的，但亏了上千万元，今年撤回了韩国。而同样是这个企业家，他管理的本国面粉厂一天能生产１０００多吨面粉，整个车间一尘不染，员工工作都是按划好的黄线走动，高度敬业，两个面粉厂每年利润高达２个亿。他说，他之所以失败，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市场竞争无序；另外一点是中国员工的效率低下。根据这一说法，“入关”后，我认为作为实力、能力、环境等等都不如别人的民营企业，所面对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这两点。而技术之类的东西都可以用钱买来，也可以创新，但这两点我们必须实际地面对。
记：如果拿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作个比较的话，在面对“入关”这一问题上，民营企业可能会更灵活一点，但也有一定的发展障碍，您认为障碍在哪里？
刘：说起障碍，应该说有这么几点：一个是效率为先的机制不够；一个是地位不平等；再则是民营企业的规模不够，经验不多，眼光看得不远，员工素质不高；还有一点就是经营方法简单、粗糙、科学性差。
记：有专家将“入关”形容成“狼来了”，并且预测中国民营企业将会有２／３倒闭，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刘：这个可怕吗？我认为不可怕，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大草原上如果没有狼将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兔子不用担心狼了，就会泛滥成灾，最后自我灭亡。如果有狼的话，狼就会首先吃掉跑不动的兔子，兔子的基因也会逐步提高，所以我们很乐意见到狼的出现。狼来了，我们可以校正不足，更加加快改变的步调。至于２／３这个数字，我无法断言别的行业，就我们饲料行业来看，将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可能会有９０％的企业倒闭。但这并不可怕。
记：“入关”后您认为民营企业最有效的出路是什么？
刘：最有效的出路也就是创新图变，只有创新才能图变，当然这里面的创新不光是技术创新，应该是很多方面的创新，比如管理的创新，人才的创新，工薪的创新，战略的创新等等。
记：对于“入关”这一问题，能否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提一点忠告？
刘：民营企业家们应该沉下心来，找出自己的相对竞争优势来，大企业虽然强，但也有弱点，我们民营企业虽然小，但我们灵活。]
中国航天总公司三院副院长：王亚平
国有企业的出路
记：中国的国有企业被圈养惯了，企业弊病也比较多，于是有人曾说过中国的国有企业家素质太低，很难适应“入关”，这一点您认同吗？
王：入世的规则就是一视同仁，否则就与全球经济一体的规则有悖，保护政策少了对国有企业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不认为我们的国有企业企业家素质不高，而是我们国家的机制与体制过于影响了企业家的发挥，才造成这一错觉。
记：您认为“入关”后是国有企业最有效的出路是什么？
王：入世后国有企业要想生存，其核心的问题是技术创新。
记：面对“入世”的冲击，国有企业应如何去应对？
王：我个人体会大概有这么几项，首先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如何在观念上进行调整，以适应入世的变化，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和企业的经营者，他们面对的不再单纯是市场问题与技术问题，还将会面临大的经贸环境。言外之意，就是国有企业今后的发展要纳入大的市场经济这个体系而且按这个规则来办事，除了要建立最起码的法人制度以外，企业的经营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这三个机制需要更加完备，使企业能够更加规范化、科学化，这一点是入关以后非常突出的一点。再则，入世以后，国有企业面临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调整的问题，这个调整最关键的部分是技术创新。我们国有企业与国外大的先进企业有一定的距离。到时随着国外大企业到国内来投资的加大，在为国有企业在新的起点或者说更高的起点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我们存在的差距比较大的是我们的技术创新这个体系还不完善，我们的技术中心、投资力度等情况差距也比较大，政策上力度也不够。再一方面，我们国家新市场的形成难度较大，本身从理解度来看，还是差一点。入世以后国有企业要有目标的进行技术创新。三是我国的体制与机制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制约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是要参加世贸组织，国家应在机制与体制上改革，这一步如果走不好，就是我们条件再好，国有企业的最终效果也不会太好。四是国有企业入世以后，从国有企业自身来看，每个企业都有这个愿望去搞高新技术，外界也充分创造了不少条件，但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搞。
所以入世以后，国有企业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我认为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也会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带来出路，有了这步，再进一步完善，使我们的产品不断地升级，不断地技术创新，创造出高附加值的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第五就是东西文化的问题。入世以后，要求我们想办法不要让中西方文化冲突而是相融，这样更有利于尽快形成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而促使其发展。
经济学家：温元凯
中国企业的出路
记：中国企业是中国“入关”最前沿阵地，企业“入关”的得失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入关”的意义，作为一名以研究中国企业见长的经济学家，您如何评价中国企业的“入关”？
温：毫无疑问，“入关”将是对中国企业体制最大的一个挑战，它将强制性地推动我们进行改革，所以这个意义非常重大，这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讲将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改革了２０年，我们有相当一批的体制在和国际接轨，但是我们仍然有大部分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体制仍然处在落后的状态。中国企业“入关”对企业体制将是一次强制性的改革，不改革就会完蛋，不过这也是中国企业的一件好事，所以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将会背负更大的压力来面向世界，来和国际接轨，来淡化中国特色，来强化国际惯例。
既然要求和人家在同一个台上打牌，就要遵守共同的出牌规则，否则人家就会不和你玩。
记：您认为中国企业在面对“入关”时应做什么样的准备？
温：我认为中国企业面对“入关”应比较细致地研究中国“入关”后对企业形成的压力和挑战，非常细致而不是抽象地来研究，因为有些行业将面临巨大的压力，比如轿车行业，为什么轿车拼命地降价，这就是一种热身，你不热身人家打进来你就完了。包括银行业，银行业还还处于稀里糊涂的状态。严格来说中国如果进一步开放，完成对人家的承诺，５年以后外资银行进来５０％，我们首先将面临国有银行最优秀的人才流失，他们都会流到外资银行。还有医药，中国好多药厂都关门了，因为你是用人家的技术，你要付高额的专利费，所以需要中国企业很认真地去研究“入关”。
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比如说纺织业，将来会渐渐取消配额，纺织品将大量进军国际市场，还有玩具、工艺美术品、轻工业、家电等，所以我们非
常需要个体研究“入关”对各个具体行业，甚至各个产品的利弊得失，来把握机遇，应付挑战，来强化自身。
另外一方面就是人力资源，中国企业即将走向世界，但我们的人才却是非常短缺的，特别是缺少有能力进行跨国运作的人才，那么就要加快培养、引进人才，能有一支队伍慢慢地应付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应付中国企业能够进入世界。
要做到这几点还要有企业制度的准备，而且要加快企业制度的准备，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当然，产权制度的改革、创新和激励，我个人认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为应付“入关”的挑战，还需要一个灵活的带有激励体制的产权制度，不管是前国营企业也好，前私营企业也好，前乡镇企业也好，都要想办法吸纳人才，激励人才，更好地应付“入关”的挑战。
记：“入关”后，您本人比较看好哪几个类企业及企业家？
温：我最看好的要从行业上来讲，现在有一批行业在“入关”之后是有利的，比如说中国的家电业、纺织业、轻工业、国际贸易及一部分高科技企业。压力比较大的是银行、证券、汽车、农业。这些有利的行业应该加快拓展海外市场的份额。
另外我也比较看好中国的电子商务。尽管中国的电子商务目前有网上支付、信用、网络安全等技术上的难关，但是这些技术难关乐观派的人认为一两年内都会解决，所以中国如果利用自己是制造业大国的条件，成为电子商务平台的控制力量，那么将非常有利于中国产品加快ｅ化，从而来扩大国际市场。我也比较看好如海尔之类的企业和张瑞敏之类的企业家。中国部分家电业的优秀企业有可能会成为“入关”以后的企业发展样板。海尔在短短三年时间，便在８９个国家建立了销售系统，在６个国家建立了制造基地，而且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已经有了一批，如海信、美的、科龙、华为、科利华、盈达科技及春兰，还有证券业的湘财证券，这些有眼光的企业领导人已经开始在布署国际化的战略。
记：您如何看“入关”后中国企业的出路问题？
温：中国企业的出路将与新经济浪潮所带来的商业模式、经营模式、人力资源管理、资本运作息息相关，只有顺应这种新理念，企业才能够不至于被淘汰，才能够强大。打个比方来说，新经济浪潮中有一种概念叫“零重力企业”，就是说有些新经济企业不一定很大，不一定有很多固定资产。
比如说亚马逊之类的企业，什么都没有，但他们就能值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几百个亿，这就是最优秀的人才所做的最高明的经营手段。我想，中国更多的企业可能会走这条路。
科利华网络公司总经理：薛建国
互联网企业的出路
记：您认为中国互联网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互联网企业的差异在哪里？
薛：其中一个方面是技术，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跟在人家后面走的。
记：技术是最主要的吗？
薛：不是。应该是文化、经营理念。因为我们以前对这一方面懂得太少，我们在全球经营者面前会感到压力特别大。
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资本运作是不是件非常有利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习惯于运用风险投资的互联网企业？
薛：全球的资本开放以后，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这个好事对于中国每个企业都是一样的，会使用这笔资金，能运用好这个资本运作与不会用这个资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实际上我们这些企业在资本面前并不是很适应的，我们中间很多人根本没有资本运作的能力。
另外，我们有些人对资本运作也有一定的误解，我所讲的资本运作主要是上市，接合上市成为一个Ａ股公司，但我们现在的资本运作都带着浓重的中国特色，在真正的流动性很强的资本运作市场上我们还不会走。
我们的产业一般都是干活干出来的，对于资本的理解还是很不深刻，虽然中国外国资本运作用的都是钱，但钱与钱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资本经营的能力对我们是很大的压力。
北京盛势品牌研究所所长：夏忠群
品牌的出路
记：众所周知，中国民族品牌在自己的家里都已败得一塌糊涂，如今又入世在即，您是如何看中国的品牌走势呢？
夏：首先来讲，品牌是不能讲民族这个概念的，这样太窄了，没有大的抱负。但中国的品牌走势的确处在一个让人忧虑的状态，特别是“入世”以后，中国的品牌的树立肯定会受到极大的挑战，如何发展将直接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发展，而发展方向就要看如何操作了，特别在这个不利的情况下。
记：根据现状来看，“入世”后中国一部分企业肯定会渐渐被外国一些有实力的大企业兼并、同化，这样发展下去是不是对中国企业树立自己的品牌很不利？
夏：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很有可能重演如“北冰洋”之类的品牌悲剧。
记：如果我们拿海尔作例子，海尔能否算是中国品牌崛起的一个象征？海尔类的品牌会不会在“入世”之后杀出一条路来？
夏：不好说，这要看国家的政策。我们可以把海尔与联想作一个比较，我们抛开他们的发展过程单看现在，我认为联想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企业，所以说我认为它是很有希望的。而海尔就不一样，海尔是一个畸形的产物，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市场化很高，一些策略水平可以同国际上的知名品牌相媲美；另一方面它与市场化相悖的因素也是存在的。
比方说海尔得到国家一些政策的有
力扶持。海尔也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有点像英雄式的企业，联想离开柳传志还可以发展，而海尔离了张瑞敏，会不会有什么波动，我就不敢说了。
海尔是一种在新旧企业交替过程中产生的畸形物，它的结果就是个人英雄主义，这个企业的管理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机制，而是有一些出色的领导人在起作用，打个比方就如红塔集团的诸时健一样。我们要问，海尔离开政府的支持行吗？它会有波动吗？中国像海尔类的企业有很多。
而联想就不一样了，但是在中国像联想这样的企业就太少了。联想应对冲击的能力可能好一点，而海尔就不一样了。所以别看海尔打出了“中国造”这样的牌子，但“入世”后并不一定能出彩。
记：您认为中国企业“入世”以后如何确立自己的品牌？
夏：中国的企业应及时的调整品牌战略，来应对入关以后的挑战，我认为可以这样来理解：
现在大家都知道品牌是企业竞争是最有用的一种武器，我们中国的企业在与外国企业竞争过程中，外国的企业如果武器非常有利，我们如果没有掌握这个武器，这本身就很被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就得现实地去理解品牌这个武器，外国有远见的企业早就在这一方面下手，而中国企业真正理解这个道理的还很少，在９０年代中期，才开始有引入，时间很短，吸引力还很不理想。从现在开始算起到入关，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非常有限，如果中国的企业不在这一方面果断地着手工作，几乎看不见什么出路，我建议就是中国企业要尽快实施品牌战略。
虽然时间太短，但这个选择是很无奈的，如果您不去选择的话，等到入关后，您就会更狼狈了，现在动手还是对的。所以说中国的品牌能否形成，将直接关系到中国企业的出路。
国家经贸委培训司司长：王忠明
企业家的出路
记：中国企业家在“入关”面前应做什么样的调整？
王：最重要的调整是心态上的调整。中国企业家不要再迷恋于自己是中国的企业家，不要以为在中国或在中国的某个地区有什么排名就以为了不起了。一旦“入关”，就是要把你这个企业扔到国际环境当中，你今天相对可能是一个有名的企业，但在“入关”后，在那么多有名的企业中你根本算不了什么。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中国企业家要打破一种对自己已有业绩的迷恋，要敢于突破自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记：预测一下“入关”以后中国企业家的情况？
王：有可能会捷报不断，但肯定更会哀嚎不断。中国企业家的将来是由现在决定的，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企业家有很大一部分在面对“入关”时是那么的麻木不仁。
记：“入关”后中国会不会也出现像比尔·盖茨、小托马斯·活森之类的企业家？
王：不太可能，最起码在近期内是出不来的。
首先是我们的企业制度还不具备产生这些企业家的条件，我们的企业制度还是有很浓重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就是“入关”，各种规范的制度也不会一下到位，因为我们的制度是脆弱的。
记：我们要产生这样的大牌企业家大概还需要多少年？
王：很难说，也不好说，但“入关”对产生好的企业家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