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时期书刊检查制度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戈尔巴乔夫论文,书刊论文,时期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刊检查是苏联历届领导统治人民思想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为了强化对各种出版物的检查，苏联政府规定了严格的检查秩序，是否符合政府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成为能否列入查禁之列的重要标准。依照上述标准，书刊检查在苏联逐渐常态化，并伴随着苏联历史的始终。戈尔巴乔夫时期书刊检查表现出的特点在于，苏联政府一方面对有悖自己的思想言论进行严格审查，另一方面又在“公开性”的指引下进行解禁行动。本文拟对戈尔巴乔夫时期书刊检查的实践、解禁行动以及书刊检查在苏联的废除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书刊检查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仍然沿用以前在书刊检查方面的一些做法，但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开始时并不是很激进，有些慢且有时带有稍许的不情愿，但终归已经弱化了许多。这一时期书刊检查主要有苏联政府对书刊保密局功能的调节、保守国家与军事秘密以及通过干涉大众传媒的人事权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
(一)规范书刊保密局的功能
戈尔巴乔夫时期书刊检查主要通过苏联书刊保密局进行。苏联政府对该机构的各项功能有严格的规定，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书刊保密局中央机关，也体现在地方各书刊保密局。以列宁格勒书刊保密局为例，该局在苏联各地方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关于书刊保密局各部门的一些规定极具代表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苏联书刊检查机关中央局在这方面的一些功能与表现。1988年6月10日，列宁格勒书刊保密局发布命令，对该局各处室的职能进行了规定①：一处主要对公开出版的含有科技内容的出版物进行事先检查，以保护国家秘密并防止其给国家的经济潜力带来损失；对含有科技内容的公开出版物进行选择性事后检查。从保护国家秘密的角度来看，对类似内容进行事先检查过于复杂。一处书刊检查员的主要责任在于，使那些依照苏联书刊保密局标准文件要求不适合公开出版的出版物避免公开出版。二处的主要职责是对社会政治、科普、艺术文献、剧本、歌舞材料、医学、农业、经济及科学与国民经济其他一些领域的文献进行事先检查；对上述文献进行选择性事后检查，这里主要是指那些“逃脱”事先检查的文献，或者是在事先检查时较为复杂的文献。该处的主要任务是禁止公开出版含有国家和军事秘密的文献，以避免给苏维埃国家利益带来损失。三处的主要职责是对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的所有大众传媒机构进行检查。其中属于事先检查的有州属或直辖市属报纸、列宁格勒塔斯社、广播与电视、列宁格勒科学电影制片厂与纪录片制片厂、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属于事后检查的有列宁格勒州的区属与市属报纸、发行量较大的报纸。该处有权对区书刊检查员检查的报纸进行选择性事后检查，有权对所有允许刊登的公开面世的材料进行选择性事后检查。四处的主要职责是对发行量小的报纸进行事先检查，或者是对各机关的办公材料进行事先检查②。
秘密档案问题一直是苏联书刊保密局的关注重点，而档案机关实际上又是另类的书刊检查机关。苏联时期，政府对档案事业特别重视，档案部门是一个组织严密、结构复杂的组织，到1989年，苏联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档案部门，共有3246个各级各类档案馆③，这些档案馆根据级别的不同各司其职。苏联各档案机关收藏着该国历史上的许多秘密材料，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成为苏联书刊保密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二)检查的重点：保守国家与军事机密
众所周知，“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推进民主化与政治改革的工具，由于“公开性”的实施，苏联社会上的民主气氛越来越浓厚，由此苏联共产党对出版物等的监督越来越松懈。这一时期书刊检查的侧重点为“国家与军事机密”，这一点在苏联领导人以及政府的相关决议方面均有所体现。
为了加强书刊在宣传与实施苏联共产党二十七大会议决定方面的作用，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现实问题的了解，增加国家有关活动的透明度，加强对国家与军事机密信息以及其他禁止公开信息的保护力度，以避免给国防和经济利益带来损失，苏联书刊保密局对国家的书刊检查工作进行了相关的部署④：将注意力重点放在见诸书面的国家与军事机密的保护问题上⑤。1987年，苏联书刊保密局重新印发《禁止公开出版的消息清单》，进一步强调了书刊检查的上述工作重点，即书刊检查机关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保护见诸书面的国家秘密”。戈尔巴乔夫为此也曾经在接受法共机关报《人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有报刊检查，它的任务是不让国家和军事机密在报刊上泄露，不准宣传战争、暴力、残酷行为、侮辱人格、淫秽作品。”⑥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时期书刊检查的工作重点除了保守国家与军事秘密外，还十分关注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生活，这一点与戈尔巴乔夫政府将工作重点放在改革上有关。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苏联经济改革的总目标在于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变。戈尔巴乔夫等重视所有制的调整，强调“没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和结合，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⑦。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感召下，苏联的私人所有制形式以及企业活动开始蓬勃发展，保护经济以及生产领域的信息安全由此提上了日程。
同时，在苏联历史的惯性作用下，戈尔巴乔夫时期依然对前任领导人的著作进行或多或少的限制，如将勃列日涅夫等人的作品列为特藏文献⑧就是政治检查的一种重要体现。而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书刊保密局对外国输入本国的作品筛查依然非常严格，凡是带有朋克、暴力、宗教蒙昧主义、神秘主义、反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歪曲苏联对外政策、虚构苏联军事威胁、颓废思想、种族主义、色情、同性恋、反苏宣传、个人崇拜等倾向的作品均被列为禁止之列。1986年，苏联有关部门在执行上述政策的时候曾援引1985年1月10日乌克兰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尼古拉耶夫州委员会为了限制外国有害音乐作品进入苏联而发布的清单，该清单中列举了38个外国音乐团体的名称以及其演出作品中宣传的有害思想⑨。
(三)干涉出版事务的主要手段：控制出版机关的人事权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府对报刊的人事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改革”的变动。苏联政府对有悖于国家领导人个人及改革的人和事进行相应的处理，并且对国家重要的报刊进行控制和监督。尽管过去一些禁令被取消，但“允许的范围”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跨过它就意味着企图加害神圣的党”⑩。一些对改革持反对意见的报刊的主编遭遇撤职，换之以那些对戈尔巴乔夫言听计从的人。如《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被主张改革的帕尔费诺夫取代；《共产党人》杂志主编科索坦夫预言“改革”将遭到失败，于是其职位由弗罗洛夫取代；撤换影响较大的文学杂志《旗》和《新世界》的领导，委派自由派作家巴克拉诺夫和观点接近自由派的扎雷金担任主编；设法架空苏联作协机关报《文学报》总编、持正统派观点的恰科夫斯基(11)，等等。其他的中央级报刊，如《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报》、《苏维埃俄罗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计划经济》等，或早或迟都遭到了撤换主编的命运。在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的操纵下，大多数报刊都追随着“改革”的步伐，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而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更是成为其消除异己的手段与工具：对批评“改革”的人或者报刊则采取压制、打击甚至进行政治迫害。勃列日涅夫时期培养的新闻界干部被大量排斥，一些不具备马列主义基本素质与信仰的编辑与记者被大量起用，保护戈尔巴乔夫的威望与特权成为这些记者与编辑的主要任务，报刊中的主导栏目和文章慢慢为个人主观见解所垄断(12)。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大众传媒已经完全掌握在一批激进改革的政治家手中。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维”很快就在传媒领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13)。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刊登了列宁格勒工学院教师安德烈耶娃的长篇来信《我不能放弃原则》，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认为该人在字里行间都“反对改革”，因此开展了对其的批判与攻击，甚至还企图查封《苏维埃俄罗斯报》。
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总结讲话时指出，“我们不做任何删改和限制地刊登了所有人的讲话，也增加了人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我们自己的权威。”(14)然而，在这种批判性和对“绝对自由”无条件支持的背景下，媒体对追查批判的“惧怕心理”减弱了，但同时许多报刊也丧失了基本的党性原则。戈尔巴乔夫政府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加强了正面宣传，实际上是拒绝舆论监督，将媒体变成了为其歌功颂德的工具。从此，各大众传媒通过对戈尔巴乔夫之前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在新闻自由、所有制、法律、道德和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歪曲报道，来压制改革的敌人“保守派”，掩盖改革给人民带来的灾难(15)。总之，戈尔巴乔夫对传媒进行人事变动与打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来自总书记的命令，众多报刊又都成了苏联政府的宣传“改革”与“新思维”的工具与喉舌。戈尔巴乔夫政府通过对大众传媒人事权的调整，达到了其控制媒体的目的，其“改革”政策推行得也越发顺畅了。
二 解禁行动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解禁行动虽然缓慢，但在内容上却五花八门。如取消对外国广播电台的干扰、在电视上播放批判性的观点等。在不断的揭露与解禁的浪潮中，苏联人民了解到一些前所未闻的事件，感觉到历史的“真相”，改革的理念也随之深入民心，解禁行动成为戈尔巴乔夫宣扬改革的重要手段。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解禁行动中，以下一些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一)公开暴露社会阴暗面与敏感问题
在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并提出“公开性”之前，苏联新闻报道重视正面教育，多报道社会生活中光鲜的一面，而对社会上存在的大量问题，尤其是阴暗面避而不谈。即使在“公开性”实施之初，上述现象也时有发生，如，在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爆炸事故初期，苏联政府仍按以前的传统做法，掩盖了爆炸的规模和严重后果，引起了西方受放射性尘埃污染国家的严重抗议(16)。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新闻报道方面，没有成立专门的新闻机构和社团组织进行核事故方面的信息发布，从而没能有效地保证核电站周围居民的生命安全，很多人对核电站事故根本一无所知，所以没能在第一时间及时撤离。同时，在这次事故的新闻报道中，官方没有及时对事故进行正确的报道，为一些非官方组织、个人以及外国媒体攻击苏联政府的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一方面使得一些失实报道在苏联及世界其他国家蔓延，另一方面也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恐慌心理。
戈尔巴乔夫采取“公开性”伊始就将苏联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撤掉。同时，为了打破苏联一直以来凡事保密、凡事封闭的状态，戈尔巴乔夫鼓励报刊等新闻媒体揭露社会生活以及党的干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苏共二十七大以后，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原则的鼓励下，新闻界开始突破“禁区”，矛头直指党内不正之风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17)，如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吸毒、卖淫、走私、生态问题、食品短缺、国营企业困乏、民族冲突、恶性事故等社会阴暗面问题或存在的一些弊端，等等。表现最突出的报刊是《真理报》、《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报、《论据与事实》报、《共青团真理报》、《青春》杂志、《苏维埃吉尔吉斯报》、《星期》杂志、《文学报》、《苏联文化报》等报刊。上述报刊在新闻报道方面打破了过去的禁区，敢于公开批评苏联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并且敢于公布一些过去不经过特准就不能公开的资料与信息。1986年2月13日，《真理报》一篇题为《净化，开诚布公的谈话》的文章拉开了“公开性”的大幕。文章一改以往惯用的吹捧式语言，以尖锐泼辣的措辞揭露出党内官僚主义、滥用职权、裙带风、挥霍公款等腐败现象(18)。该文一经刊出，立刻在苏联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凡是社会关注的国内外重大事件，不论是喜是忧，新闻媒体都能及时地加以报道。而大众传媒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可以自由地刊登批评性稿件；可以刊登内政、外交等方面的稿件，并且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禁区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公布于众，苏联人民获得了空前的言论自由。
在戈尔巴乔夫之前不敢公开报道的军事方面的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1988年7月1日，在征得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同意后，苏联文化局、科学与教育局发布秘密联合公告，公告中称将全文公布人民委员会(斯大林时期)1942年7月28日第227号命令(19)，这是一份对苏军军官与士兵进行惩罚的密令，当时仅在前线执行并没有全文公之于世。现在不但允许公开，而且还在《军事历史杂志》(20)上进行了刊登，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的真相。
在“公开性”口号的倡导下，苏联大众传媒开始重视客观、及时地报道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情况，尤其是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不但报道的范围扩展了，而且信息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不仅如此，还公布了一些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档案资料。如1991年2月6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公布了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21)的绝密材料。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库普措夫(22)在谈到有关公布“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材料的前因后果时称，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要求了解事实的真相，要求公开有关“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相关材料。库普措夫认为，与其被迫公开这一事件的材料，不如由苏共中央自己公开，而且可以先公开一些无关痛痒的材料，然后再逐步公开其他材料，这样也给人们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
大众传媒的放开，国家存在的各种缺点、社会阴暗面、敏感问题以及各经济部门管理不善等问题被不断地披露，使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与参政议政的意识大幅度地提高，大众传媒开始允许人们发表一些议论党的基本政策是否明智的颇有说服力的论点(23)。而此时苏联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更是朝着利好的方向发展，即戈尔巴乔夫通过对人民关心的各种问题的揭露，使自己的计划逐渐为人民所接受。
(二)文学作品的解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政府对一大批文学作品进行解禁，这些文学作品指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苏联各个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中大部分从来没有发表过，在写成之后只能在地下流传或国外出版；一部分由侨居海外的作者创作并在国外发表，一直未能同苏联的读者见面；一部分过去曾经发表过，后来却因种种原因成为禁书，就此在苏联境内绝迹(24)。上述文学作品在思想上虽然不尽相同，但其表现手法与产生的影响却异曲同工：有的披露苏联现实阴暗面和历史内幕，有的批评苏共政策上的失误，有的在艺术形式方面表现怪诞；有的作品给苏联的意识形态造成了不良影响，有的作品如果公开发表可能给苏联造成不利的影响，并且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意识形态的要求相矛盾(25)。
1986年苏联作家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以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为旗帜，提出要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矛盾、问题公开揭露，并纷纷提出要进一步“开禁”的问题，格拉宁要求重新评价20年代的那些“不公正地被遗忘的”作家；利哈乔夫指出，不应该把本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奉送”给西方，应该设法收回，并列举出一批应该予以承认的作家和应该出版的作品(26)。
在这次大规模的解禁行动中，为过去曾经受迫害与压制的作家恢复了名誉。20世纪50年代，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因撰写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遭到苏联官方书刊检查的严厉批判，他本人在这之后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并“在痛苦与孤寂中度过他苦难一生中的最后两年”。虽然他于1960年已与世长辞，但他所写的《日瓦戈医生》还是不允许出版。到1986年，上述政策才得以改变。1986年苏联作协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研究会。1986年6月，在苏联作协第8次代表大会上，当苏联诗人沃兹涅先斯基提议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全部作品时，引起在场代表的热烈响应。当年，苏联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作品集，其中就包括了《日瓦戈医生》。除了帕斯捷尔纳克以外，苏联还为其他许多以前遭受迫害的作家、诗人等恢复名誉。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销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发布的有关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压制与打击的命令(27)。至此，根据苏联作家协会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陆续在苏联国内出版发行(28)。
外国问题一直是苏联书刊检查重点关注的对象，苏联政府不仅禁止外国报刊与书籍在本国出版发行，而且还禁止人民收听、收看外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尤其是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电台与电视台的节目。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上述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1987年苏联书刊保密局审查的外国书籍25万本，外国杂志57.2万本，外国报纸合订本约8500套(29)，上述书籍或报刊从来没有得到过公开的宣传，而且图书馆也没有上述资料的索引，可以想象，解禁的过程中仅列索引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1988年苏联成立了“俄罗斯外国文学部”，该部是图书馆的一个专门机构(30)。该机构负责对外国书籍与报刊进行重新审核，力图使其中一部分能与读者见面。
由于“禁书”中涉及了苏联历史上大量鲜为人知的秘密以及其他国家的现实社会，如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问题、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等，所以一经解禁，立刻吸引了广大读者。《新世界》、《旗》、《十月》、《我们同时代人》、《莫斯科》等刊物纷纷刊载这些作品，而这些杂志本身也因为刊登解禁书籍而闻名，并且发行量大增。人们开始抱怨没有足够的时间阅读新开禁的文学瑰宝(31)，他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心情越来越迫切。苏联历史上“禁书”的解禁成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重要事件(32)。
(三)电影戏剧的解禁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公开性”在电影戏剧方面也有所表现，从其执政伊始，苏联就开始了重新审视电影领域过去被禁止的影片。戈尔巴乔夫为此下令对所有以前禁演的影片实行开禁(33)，苏联电影界开始重新播放过去被长期禁演的作品。大众传媒也不断地报道将允许公开放映影片的消息，声称其中有一些影片之所以在过去被禁止的原因是“官僚主义分子的反对”。
1985年获准公映了克利莫夫导演的两部影片《垂死挣扎》和《自己去看》。《垂死挣扎》讲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故事，其中集中描绘俄国尼古拉二世时的神秘主义者、俄国沙皇及皇后的宠臣拉斯普京。苏联史学家对拉斯普京的评价多为负面结论，认为他是“罪恶的沙皇政权”的代表。苏联出版的历史书中是禁止提到此人的。电影《垂死挣扎》于1975年拍摄完毕，但直到1985年才经苏联政府允许公开上映。《自己去看》是根据白俄罗斯作家阿达莫维奇等人合写的报告文学作品《我们来自火光冲天的村庄》改编拍摄的。影片对卫国战争期间白俄罗斯人民的悲惨生活进行了较为真实的描述。该片1976年就着手拍摄，但由于当局阻挠，没能继续下去。1985年，影片终于依照原作品进行了拍摄。此后不久，克利莫夫当选为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他上任后将重新审查苏联历史上近20年来被禁止上映的电影作为主要任务，最终使20多部电影得以面世。
除了对一些被禁影片进行审查外，苏联还拍摄了一些公布苏联领导人生活细节的影片，这种现象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前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1985年6月，经戈尔巴乔夫亲自批准审核，苏联电影界拍摄了纪念安德罗波夫诞辰71周年的影片，其中列入了安德罗波夫夫人的回忆：“当时，他告诉我，他爱写诗，我不信，他就拿出几首给我看。”(34)影片不仅加入了这样的情节，而且还展示了安德罗波夫的诗稿。
1986年秋，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开始讨论有关放映电影《政委》的一些事宜，在讨论期间有关人员各抒己见，有人赞同公开放映全部影片，有人则认为仅应放映影片中的部分情节(35)。后来协会将有关影片《政委》的讨论结果形成了书面材料。1987年剧作家左林等上书苏共中央文化局，建议将1967年禁止公映的电影《政委》解禁，并且恢复电影制片人А.Я.阿斯科里多夫的党籍(36)。苏共中央文化局充分地考虑了上述剧作家的建议，于1987年7月9日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递交了有关电影《政委》的呈文(37)。呈文中详细地通报了阿斯科里多夫的个人资料以及其拍摄的影片。
在“公开性”的旗帜下，一部又一部电影重获新生，它们披露历史真相、演绎历史罪责、揭露集权主义、揭示斯大林时期的暴戾……渴望了解历史真相的人们拥进影院观赏影片，这是他们获得足够信息的重要渠道。
三 苏联书刊检查的废除
(一)废除书刊检查的呼声越来越高
自1984年秋天开始，苏联书刊检查就有所松动。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这种变化越来越明显。1985年契尔年科逝世后，苏联面临着与斯大林逝世时一样的境况，即社会各界对苏共僵化教条、停滞保守、无所作为等行为积怨颇深，改革之声四起是可以理解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此时苏联的大众传媒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1956年苏联出版的报纸有7246种，发行量达4870万份，到1985年苏联出版的报纸种类达到8500份，发行量达1.8亿份。苏联报业的发展证明苏联的读者群在逐渐地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书刊检查制度。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顺应民心的举动。
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在随后的几年，他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均进行了改革。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公开性”问题，并且提出，没有“公开性”就没有民主。“公开性”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公开历史真相与现实问题，这一点与其说是对过去封闭性意识形态的一种革新，不如说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总的指导方针。达斯科·多德尔和路易斯·布兰森在《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中写到，“公开性”代表的意思是在政府事务中多一些坦诚直率，在政治辩论中、在新闻及苏维埃文化中让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观点彼此影响和发挥作用(38)。
1986年6月24日至28日，苏联作家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600多名，代表了全苏1万多名作家，这是一次较为自由的大会。《星火》画报主编科罗季奇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与会作家一致认为，必须改革现行书刊检查制度，应该严格限于只禁止出版宣扬战争和种族主义以及泄露军事秘密的作品，而决不能对文学创作本身进行干预(39)。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召开，与会代表对雅科夫列夫主笔的《关于“公开性”》的文件展开了讨论，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绝不允许压制大众传媒中存在的批评意见，绝不允许迫害批评者，出版物要定期公布党的收支情况的详尽信息(40)。
(二)缩减书刊保密局的工作人员
戈尔巴乔夫时期，作为书刊检查制度的执行机关，苏联书刊保密局的财政预算以及人数都大大地缩减，一些没有裁掉的书刊检查员也并没有从事书刊检查任务，而是参与到“特藏文献”的整理工作中去(41)。在改革的过程中，书刊保密局的工作人员数量缩减了30％。如此前某个地方书刊保密局的人员编制中总人数有23人，到此时减少到8人(42)。而此时，苏联书刊检查员的工作也不再是人人羡慕，他们已经不再享受任何特权，其住房条件与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区别，工资水平也不高。虽然在这之后苏联有关部门决定增加书刊检查员的工资，为其提供免费的午餐和交通补助，但书刊检查员在苏联历史上的使命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尽头。
(三)书刊检查废除过程中的法制保障
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对书刊检查制度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1990年6月12日，苏联终于颁布本国第一部传媒方面的法律——《苏联出版及其他大众传媒法》，该法令由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并刊登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会通报》第26期上。该法令第一章规定：报刊和其他传媒工具是自由的。根据苏联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意味着公民享有以任何形式，包括通过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发表意见和见解以及寻找、选择、获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43)，并阐释了大众传媒应该脱离书刊检查的约束。该法在保护新闻自由的同时严格限制了新闻界滥用报道权和评论的行为。从此可以看出，苏联下决心在本国彻底取消书刊检查制度(44)。依照《苏联出版及其他大众传媒法》，1990年8月24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应对苏联书刊保密局职权进行适当限制的法令。
1991年，苏联有关讨论改革与取消书刊检查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也开始进行了相关的实践，为此还组建了由Ю.М.巴图林、М.А.费多托夫、В.Л.恩京参与的法案制定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讨论，1991年10月《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问世，其第3条对于禁止书刊检查有明文的规定，“禁止对大众传媒进行书刊检查，官员、国家机关、组织、单位或社会团体不得要求预审媒体和编辑部的报道和相关材料(作者或被采访人是公职人员时除外)，不得禁止报道、否定材料及其中部分内容。禁止成立任务和职能中包括对大众传媒进行书刊检查的组织、单位、机构或职务，不得为上述机构提供经费”(45)。该法案宣告苏联时期书刊检查制度的彻底结束。同年10月，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通过决议终止俄罗斯联邦境内书刊保密局的活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在处理书刊检查问题上的举措有一些相互矛盾：一方面他希望在世人面前确立“民主”的形象，逐渐废除书刊检查制度；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自己的“王朝”乱而不制，于是又不断采取各种限制措施。这样就造成了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对待书刊检查问题的乱象，但实际上，无论他在书刊检查制度方面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其实质都是为了当时的政治服务。
戈尔巴乔夫改革最终成为一次使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政治运动，变化的结果就是苏联的解体。在这一过程中，书刊检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书刊检查制度对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采取过多的控制，从而扼杀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制约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阻碍了苏联社会前进的步伐。在“改革”与“公开性”的指引下，苏联政府对舆论采取了解禁的行动，给予大众传媒一定的自由。但戈尔巴乔夫在推进大众传媒“公开与民主”的过程中主动放弃了党对其的控制权，没能很好地控制大众传媒的舆论走向，导致暴露国家秘密、宣传反动思想等的行为愈演愈烈，最终使大众传媒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推动力量。
注释：
①Блюм А.В.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М.РОССПЭН,2004.C.539～542.
②Там хе.
③《苏联档案事业》，http：//baike.baidu.com/view/767688.htm.
④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гнации и кризисавласти и идеологии в СССР(1969～1991 гг.).http：//www.polit.ru/research/2010/07/06/goryaeva.html#_edn50.
⑤Горяева Т.М.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C.360.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学研究10年1978～1988》，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页。
⑦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2页。
⑧Горяева Т.М.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1917-1991).C.361.
⑨Перечень идейно вредных зарубежных музыкальныхгрупп и исполнителей(1985 год)，http：//www.beatles.ru/postman/forum_messages.asp? cfrom=1&msg_id=6380&cpage=1&foram_id=0.
⑩Овсепян Р.П.История новейше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ситета.1996.C.171.
(11)张捷：《从赫鲁晓夫到普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
(12)吴非、胡逢瑛：《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
(13)张养志：《俄罗斯传媒经济改革与发展》，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14)许新、陈联壁：《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15)张养志：《俄罗斯传媒经济改革与发展》，第10～11页。
(16)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6页。
(17)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18)李玮：《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9)1942年7月28日第227号命令是由斯大林领导的人民委员会签署的，命令中称，鉴于当年夏天苏军的大撤退，应对相关责任人，其中既包括士兵也包括军官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情节严重的将枪决。
(20)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88，№ 8.
(21)该材料中涉及的主要是1968年华沙条约组织军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
(22)1990～1991年库普措夫为苏共政治局成员以及苏共书记。
(23)[美]达斯科·多德尔、路易斯·布兰森：《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24)桂强：《也谈“回归文学”》，载《社科纵横》2005第2期。
(25)谭得伶、吴泽霖：《解冻文学与回归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26)同上，第165～166页。
(27)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http：//baike.baidu.com/view/168292.htm.
(28)段晓刚：《向公众公开讲真话的索尔仁尼琴》，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9年第1期。
(29)Рыжак Н.В.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30)Там же.
(31)参见《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第132页。
(32)李毓榛：《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0页。
(33)参见《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第132页。
(34)柳光青：《苏联文艺界打破沉闷空气》，载《国际问题资料》1986年第16期。
(35)Рейфман П.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советской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ы.Часть вторая.Советская и поствос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Глава десятая.Перестройка， перестройка!..Беловежская пуща.
(36)Там же.
(37)Рейфман П.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советской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ы.Часть вторая.
(38)参见《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第127页。
(39)柳光青：《苏联文艺界打破沉闷空气》。
(40)参见吴非、胡逢瑛《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第246页。
(41)См.：Дьюхирст М.Цензура в России в 1991-2001 годах.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н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и техники РАН.Цензура 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5.C.159.
(42)Там же.C.159-160.
(43)Закон СССР от 12.06.1990 N 1552-1“О печати и друтих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http：//www.bestpravo.ru/sssr/gn-zakony/q3o.htm.
(44)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第258页。
(45)Закон РФ“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Закон о СМИ)от 27.12.1991 N 2124-1 http：//www.consultant.ru/popular/smi/?Консультант Плюс，1992-2012；李玮：《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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