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学史的教化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功能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史不仅忠实地记录了科学的历史变迁过程，而且还以不可替代的独特方式选择和积累了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分。因此，科学史对于人类道德进步和智力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促进作用，是现代人文精神不可缺少的建构因素。科学史之父萨顿（G.Sarton）曾说：“历史的研究，尤其是科学史的研究，不仅能看作是智慧和人文主义的来源，而且可以看作是我们良心的校准器：它帮助我们不自鸣得意，不骄傲自大，不急于求成，但却保持着信心和希望，并且为完成我们自己的使命默默地永不停息地工作。”〔1〕所谓科学史的教化功能， 就是指科学史作为人文精神的建构因素之一对于人类道德进步的重要作用。
科学是科学精神与科学手段的统一。当科学面对周围世界去探索和应用客观规律时，是以客观事物固有性质为基础的，追求的是一种物质性的目的；而当科学面对主体自身、研究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时，其基础则是人的主体性活动，所追求的目的在于促进道德进步和精神的解放。正如物理学家郎之万（P.Langevin）所指出的那样：“科学自始就不仅是物质解放的一种手段，也不仅是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控制自然力量的一种手段，它还是并且特别是通过对我们周围宇宙的认识，通过对我们和宇宙相互间关系的日益明确的认识，通过我们同这个宇宙的精神结合的不断努力而达到精神和道德解放的一种手段。”〔2〕
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和发展，科学的精神价值和物质功能被越来越严重地分割开来，造成了科学作为物质手段与人文主义精神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的实质在于，科学精神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科学的物质方面。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脱离了道德的约束，以至危机到了人类的生存。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H.Marcuse ）在分析这种状况时指出，“自然的定量化，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割开来”。这样，主体就“不能象伦理学或美学、政治的动因那样发挥它的科学作用。”〔3〕丢失掉科学精神的另一个后果是：科学的应用压制了智力的发展，使人性严重扭曲。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预料到了科学被异化的严重后果。他反复强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4〕
摆脱上述这种困境的根本途径是使科学精神与科学的物质方面真正地结合起来，实现科学的人性化和人文主义的科学化，而科学史正是联结这两者最理想、最有效的桥梁和纽带。萨顿直接了当地说：“使科学工作人性化的唯一方法是在科学工作中注入一些历史的精神，注入对过去的敬仰——对作为一切时代的善的见证的敬仰。”〔5〕那么， 科学史是怎样发挥这种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呢？
第一，科学史表明和展示了科学的社会合作性质，学习科学史是帮助人们理解科学的历史继承性、树立科学只能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观点的最直接的途径。在人们主要是按照教科书方式来接受科学教育的时代，人们经常只注意最近的成果和科学家个人的贡献，以至“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6〕。这样一来， 科学在一些人那里成了私有财产和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的手段。只有在科学史中，人们才能真正理解科学的本质和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这一方面意味着生产实践是科学活动的前提，任何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都离不开全人类生产实践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经验材料；另一面也意味着科学必须服务于生产实践，服务于人类共同的根本利益。同人类的劳动一样，科学也是调整、控制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在这一方面，科学是把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而不是个别人的私利作为目标的。因此，不同的人在科学研究上面对的是共同的问题，将为共同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为共同的难题而困惑苦恼。整个人类都将因为共同撰写着同一部科学历史而统一起来。
第二，科学史是科学精神的最集中的载体，能够帮助人们超越一堆事实和定律组成的固定体系，掌握严密的科学方法，发扬向一切教条宣战的批判精神，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教科书式的科学教育常使人固守科学上的某些教条，局限于实用主义的一技之长，对于反科学和伪科学缺乏识别能力。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巫术、迷信能同时并存。牛顿在晚年埋头于注释的约翰启示录，热衷于论证上帝的存在；和达尔文同时发现自然选择的华莱士最后堕落为现代唯灵论者，醉心于麦斯默尔催眠术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蔑视一切理论、不相信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论”〔7〕的结果， 而经验论的科学正是背离科学精神、没有科学史基础的“科学”。众所周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一部不断为争取生存权利和独立地位而斗争的历史。它一方面作为劳动过程的智力环节从直接生产过程中分化出来，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作为愚昧无知和野蛮的对立面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冲破了人类自己为科学编织的罗网。那些为科学而战的人，“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的人用舌和笔，有的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8〕。只有在科学史中， 人们才能发现和了解科学的这种革命性质。因此，生物学家赫胥黎（J.Huxley）说：“这样历史地处理科学发展过程不但是揭示科学法则真正本质的最好方法之一，而且是纠正专门科学工作者中可能存在的狭隘偏见和独断主义的方法之一，是沟通学校课程中的科学与人生的有效的途径。”〔9〕
第三，科学史表明，人类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因而要允许个性化的科学研究，反对把唯一的模式强加给一切人的独断主义做法。只有在完成一项科学发现之后，人们才能确定完成这项科学发现最短的路径。在此之前，任何真正的科学探索，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能对人类的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科学史所沉淀出来的科学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科学史不仅教导我们要对历史上的科学精神有一种敬仰的感情，而且还要求我们在破除旧教条的同时，防止产生束缚后人的新教条。
科学的历史正在勾勒出人类社会最高尚的道德体系的基本轮廓。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想意识，科学精神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反映了人类争取在物种关系和社会关系上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的愿望和所做的努力。作为这样一种先进思想意识的载体，科学史理所当然地成了人类的思想宝库。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创立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吸收了人类思想史中的一切优秀成分，而科学史又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科学精神与共产主义道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自近代以来的历次重大思想启蒙运动都在科学史中汲取了营养，并因此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在欧洲，“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10〕。但是，科学在近代以后的威信逐步上升，并不仅仅是由于实用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在16、17世纪，科学研究还局限在天文学、力学等狭小的领域里，科学理论与实用技术尚分属两个十分不同的领域，科学理论研究的生产力功能远远没能暴露出来。因此，科学对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不可能直接来自它所提供的物质手段，而只能来自它所倡导的新思想。这种崭新的思想意识是由全部科学史体现出来的。恩格斯指出：“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11〕，“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呀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12〕。希腊的经验科学是微不足道的，但近代的启蒙者没有小看这段历史，而是从中发掘出来了宝贵的科学精神，并以此作为冲破思想束缚的有力武器。由于近代思想家是历史地处理科学的，所以他们对科学的理解达到了以后二三百年都未曾达到的高峰。科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如此彻底地改变了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迄今的人类历史上也仅此一次。
与欧洲的近代史开端不同，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对科学的认识和导入是实用主义的。李鸿章等一批“洋务运动”的代表，仅仅注意到了西方在发展科学技术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利益，并不想把科学精神引进来。他们从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一方面要使用科学技术的物质手段，一方面又反对和压制科学思想的发展，使中华民族对科学的认识又推迟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历史时期，只有少数几个思想家把科学史作为研究内容，科学史没能对整个民族的思想解放发挥应有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现代科学精神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发育得较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科学史这一传播科学精神的中介。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民族要实现现代化，都不能缺少科学史的教化功能。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处于快速发展和攻坚阶段的关键时刻，强调这一点，就更加重要。为了充分发挥科学史的教化功能，应该怎样开展科学史教育呢？
很显然，科学史教育要通过传播科学史知识来弘扬科学精神。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才能从零散、杂乱的科学史材料中总结出正确的结论。根据时代的要求，我们的科学史教育应突出以下几个与现时期道德建设密切相关的思想：一是科学是全人类的事业，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主要手段，只能为人类共同的利益服务；二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同人类文明的任何成就一样，科学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三是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必须具有勇于献身的精神和高尚品格，必须投身于现实的实践中；四是科学与各种反科学或伪科学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五是滥用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根除这种滥用科技倾向的唯一途径就是使人类“在社会关系上从动物界提升出来”。
总之，科学史的教化功能正如萨顿所说：随着“科学史研究的深入和科学史知识的广泛传播，将有助于我们发展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只要理性地理解科学史，就能使人具有同情心和宽阔的眼界，不断提高智力和道德标准，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13〕
注释：
〔1〕〔5〕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49页。
〔2〕郎之万：《思想与行动》，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6页。
〔3〕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 年版，第124页。
〔4〕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第207—208页。
〔6〕《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
〔7〕〔8〕〔11〕〔1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7、41、5—6页。
〔9〕J.Huxley：《科学与行动及信仰》，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100页。
〔10〕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3页。
〔13〕G.Sarton,The Life of Science.Indiana Univesity Press,1960,P.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