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民众和上海小刀会起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小刀论文,民众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上海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城市经济的行业结构，市民群体的阶层和职业结构，都发生了不同于开埠前的变动。上海小刀会起义就是在近代上海社会转型初期，由秘密结社领导的城市反清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以上海土客籍各地域帮派为基本成员，其中以粤闽籍商民尤其是游民阶层为主体。起义中，各阶层有不同表现。作为城市反清起义，有着不同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诸多特点，并对上海城市近代化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影响下，1853—1855年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是由秘密结社领导下的一次城市反清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既折射出中国近代开端时期城市民众运动的历史特点，又反映了上海城市近代化初期的若干社会、经济、文化特征。本文侧重于对这些特点进行历史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开埠前上海港口贸易和城市民众的职业、阶层结构
上海早在被迫开埠前的百余年间，已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逐步演变为中国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的港口城市。乾隆年间的上海港，已经呈现出繁盛的景象，“城东门外，舳舻相接，帆墙比栉”(1)，“往来海舶，皆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2)。至嘉庆、道光年间，“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逻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3)。
作为港口城市，航运业一直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江南的棉花、土布、生丝、茶叶、食糖，北方的豆、麦、豆饼、油、枣、土产，都依靠沙船、卫船、估船、乌船、疍船等北往南来，内运外联。其中，尤以上海的沙船业最为重要(4)。嘉道年间，“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5)。道光初，沙船数量一度减少。但自海运南漕之后，商人为图利又添造大船，数量回升到三千艘左右。其载货量以关东一石合江南通用石约二点五石计，又按二十石以一吨计，则大号三百七十五吨；小号为一百八十余吨。若平均每船为二百五十吨，三千艘的一次货运总量可达七十万吨左右(6)。一般情况下，沙船一年中南北往返为三至四次(7)，则三千艘沙船的全年运货总量当在二百十万吨至二百八十万吨之间。这对上海的经济发展，确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港口贸易的发展，上海县城的商业也日见繁荣。生丝、茶叶、棉花、布匹、豆麦、南北干货及钱庄、票号等行业，都已经成为开埠前上海的重要商业门类。各类业主纷纷以同乡为依托，以同业为基础，组成各种会馆、公所，维系本乡来沪移民，维护本行商业利益。据统计，上海开埠前已建立的各省或地区性的同乡性团体—会馆，有十一个；同业性的团体—公所，有十六个(8)。
会馆虽以同乡相结合，但仍兼具业帮的性质，即所谓“以敦乡谊，以辑同帮”；而公所则主要是工商业主的行帮组织。在名称上，两者有互用的现象，如应是同乡性质的浙绍公所就不称会馆；应是同业性质商船会馆却不称公所。但无论是会馆或是公所，都是开埠前上海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团体。以经济而论，既有以行业区分的会馆公所，如钱业公所，布业公所，商船会馆、豆业公所等，又有以乡籍组成的包括不同行业商人在内的会馆公所，如潮州会馆、浙绍公所，泉漳会馆、江西会馆等。即使在商业行会性的同业公所中，除大量由牙行商人组成外，也有少量的私商组成的行会，如青蓝大布业商人的布业公所，闽籍桂圆、黑枣业商人的桂圆公所；还有手工业者组成的行会，如成衣业的成衣公所。各行各业都在各自的行会中统一步调，展开对行外的竞争；同行同业间的内部矛盾，可以通过行会进行协调解决；封建官府的无厌勒索，可以通过行会进行集体抵制(9)。作为封建社会晚期的商人行会组织，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杠杆。
以社会运作而论，同乡团体的会馆，是消纳城市游民，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组织。上海的同乡会馆中，粤闽籍占多数，次为浙、皖、鲁、赣、晋各籍。各籍会馆都把办理善举如救济、安置来沪同乡，设置义冢、义地殡葬客死上海的同乡人等作为重要事务，这就在事实上使会馆成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中的稳定因素，而封建官府也常常通过会馆对社会上的游民进行约束和管理。可以说，会馆起了社会秩序正常运作的调节机制的作用。会馆、公所的董事，也就凭借乡帮的声势，行帮的实力，以邑绅的面目，上可沟通官府，下可和辑同乡、约束同业，成了当时上海城市居民中颇有地位的人物。
随着商业的发展，上海的人口也有了迅速增长。据统计，上海县在雍正年间约有人口四十余万。嘉庆十五年（1810年），上升到五十二万余人(10)。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达到六十余万(11)，其中居住在县城及其附近者约二十余万人(12)。
这二十余万人中，绝大部份应是上海县城内居住的城市民众，或称作市民。他们中有相当数量人，是客籍移民。时人称：“上邑频海之区，南通闽粤，北达辽左，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素号五方杂处”(13)。可见上海早在开埠前就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虽然，现有史料很难说明土客居民的人数与比例，更难说明开埠前上海城市民众的职业、阶层结构，但是，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大体上尚能看出若干端倪：
第一，从开埠前上海会馆、公所反映的上海工商业主籍贯及行业构成看，客籍工商业主地域广泛、实力强大；但土客相比，土著工商业行会数量仍占优势。
上海的客籍商民，就地域言：广东籍会馆二个，即潮州会馆和揭普丰会馆，代表潮州府属三县（后为八县）及揭阳、普宁、丰顺三县商民；福建籍会馆二个，即泉漳会馆、建汀会馆，代表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建宁商民；浙江籍会馆三个，即浙绍会馆、四明公所、浙宁会馆，代表绍兴、宁波二府商民；此外，山东、山西、安徽、江西四省各有会馆一个。其中泉漳会馆，“在上海商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4)；广东帮商人则“长期控制鸦片、烟草、砂糖、洋布、洋杂货等重要行业”(15)；而票号业则几乎完全被山西帮垄断。
从上海开埠前已有的十六个同业公所看，可以确定由土著商民组建的有：崇明籍的商船会馆，上海籍的布业公所(16)，猪业公所香雪堂，药业公所即药王庙，也称和义堂，钱庄商人的钱业总公所，油豆饼业公所萃秀堂，北货行公所，亦称南阜公墅，京货帽业公所，南市花业公所清芬堂，裁缝的成衣公所轩辕殿(17)。可见在十六个同业行会中，土著商人的行会组织共十个占了大多数。据此，似可推论出上海市民中的商人，土著比客籍人多。无论是客籍或是土著商人，在封建社会中都没有特权，列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末，社会地位很低。但由于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资本主义萌芽相对发达的上海，仍然可算作市民中的中等阶层。至于会馆、公所的董事，则大多被视为“邑绅”，属于市民中的上层分子。
第二，随着上海商业的繁荣，各行各业商号、店铺中的雇员、帮工、学徒等数量不少，他们也是上海市民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由于缺乏资料，这一群体在开埠前的确切数字无从得知，但若从情理推论，当数倍于业主。据我估算，上海开埠前约有店铺二千余家，店员包括学徒约在八千到一万人之间(18)。这些店员则是属于被雇佣的劳动者，是市民中的下层。
第三，伴随着城市航运业的发展，上海还有数量众多的船员和码头苦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流寓上海，成为上海开埠前的城市居民。
船员主要来自上海的沙船业。通常，每艘沙船都雇有舵工（老大）、水手和管船（耆民）。大号沙船有这类船员三十余人，小号则十五六人不等(19)；也有史料称：“船上工人多则二十余人，少则十余人”(20)。以每船平均二十人计算，三千艘沙船的船员约六万人左右。他们与船主（老板）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实行按技术等级进行分红的工资制度(21)，是自由身份的劳动者。由于上海是沙船的聚泊地，为生计所需，他们中的多数人很可能寄居上海县城。考虑到他们职业的流动性较大，作为上海城市民众，大部分人可能没有编氓入册，成了市民中无籍但有职业的特殊群体。称他们为流民是可以成立的，但他们决非游民。
码头苦力是指依靠港口转运维生的挑夫（杠夫）和箩工。这批人来自于上海县城附近农村，是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专靠装卸货物为职业的苦力群体。其内部往往以行业或地域分界，由夫头带领装卸，一般都不准无业游民随意插入，以确保自己的工作机会。人数估计在一、二万左右(22)。由于他们来自农村，估计大部分人不居住在县城里。但从上海港货物转运的繁忙程度分析，从他们的职业特点和内部分行分界的组织状况看，这批码头苦力经营乃至每天都在上海港口劳动，成了不是市民的市民。直到上海开埠、租界设立并不断扩张时，他们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上海市民。从他们的职业说，他们应是近代码头工人的前身。
第四，像其它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一样，开埠前的上海，因港口贸易的繁荣，县城内还潴留着数量可观的无业游民。这一群体，从籍贯说，以闽、粤籍居多。这与上海客籍移民中，以闽粤籍地域最广泛的状况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同乡关系，纷纷来上海求业觅食；及至无职业可就，便依托同乡会馆，在上海潴留不去，形成既无固定居所，又无职业的游民群。从原有身份说，除一部份原是在籍农民、城镇贫民外，不少人是失业的海船水手，也有一部份是私盐贩子和鸦片走私者。他们在上海潴留后，或以偷盗、赌博为谋生手段，或以勾串当地恶势力从事贩运鸦片、私盐等非法活动为糊口之资。这部份人，往往逞勇好斗，聚众寻衅乃至杀人越货，成了城市发展中的赘疣，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除上述四类群体之外，还有其他人群如家庭佣工、妓女、不入行会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等。由于他们与本文需要侧重研究的问题关系不大，故暂不详论。
必需指出，流寓上海的客籍人，他们都以同籍同乡为纽带，只有原籍贯的乡情认同，没有对上海这块居留地的“公共空间”的认同；同样，土著居民对客籍移民，也没有发生乡土亲情的认同，双方在人脉关系的深层意识中，都把对方视作外地人。换言之，虽然上海在开埠前已经是个移民城市，但上海市民还远未形成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上海人”这一整合形象。所谓上海城市民众，仅仅是“五方杂处”于上海县城内的不同省籍的庞杂人群。除土著居民外，清政府并没有认为他们是上海人。指出这一历史特点和梳理出上述四类民众群体，不仅有助于理解以下各节的论述主旨，而且对了解近代前中国其他移民城市的市民状况和形象，有借鉴意义。
二、开埠后上海社会结构的变动与转型
1843年上海开埠后十年间，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中外相安的政治局面(23)，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是在港口贸易方面，由一个主要是与沿海各省及内地转口贸易的内向型埠际贸易港，一跃而取代广州对外贸易的传统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向型港口。统计资料表明，作为中国传统出口商品的生丝茶叶两大项中，丝的出口量在1846年超过广州，以后就一直保持着绝对优势(24)；茶叶出口量在1852年开始超过广州，以后除个别年份略低于广州外，也一直居领先地位。上海的出口在整个中国的出口比重中，由1846年的七分之一增长到1851年的三分之一，“而在紧接的以后几年中就大大超过全国出口的半数以上”(25)。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的地位，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已经不可移易地确立了下来。
其次是上海的商业无论在行业或营销方式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冲击下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标志着上海的经济发展开始脱出自己原有的轨道，被纳入外国经济附庸的体系之中。
早在开埠前，上海就被外国侵略者认为是“东亚的主要商业中心”。开埠后，外国商人纷纷抢滩上海。1844年，来到上海的外国商船有44艘，1849年为133艘，到1852年9月底已达182艘；与此同时，随着租界的开辟和最初扩张，外国洋行也不断增加，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已有洋行120多家(26)。怡和、宝顺、仁记、泰来、泰和等洋行相继设立。1848年，英国的丽如银行也在上海开设分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金融业楔入上海的标志。
上海开埠后的最初十年中，外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是机制棉纺织品。外商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回中国的丝、茶和布；也有采取现银交易和期票方式进行，“而以物物交易最普遍，现银交易最少”(27)。随着洋布销路的渐次拓展，从1850所起，上海陆续出现了几家专营洋布的内庄批发和零售的清洋布店。它们虽从原有经营日用百货、棉布、西药及国产手工业品的京广杂货业分离出来，但性质完全不同，是依靠销售外来洋布为专业的，与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输入悠切相关。由于洋布销势日益看好，各地商人竞相在上海采购转运，上海因此成了洋布分销的中心。
清洋布业以外，新的洋杂货业于1850年起也在上海出现。这类被称为“广货店”的商号，最多是由广东来的粤商开设的，主要经营外国的工业制品如肥皂、毛毯、围巾、自鸣钟、玻璃制品、洋钉、洋针等(28)。这一行业，可说是近代百货业的雏型。
随着丝茶的大量出口，上海自开埠之初起就有经营丝茶出口贸易的茶号、茶栈，经营者以浙、闽产茶区的茶商为多。经营出口丝的丝栈、丝号，在五十年代时，往往与茶栈、茶号结合在一起，苏州帮丝商因“辑里丝”倍受外国青睐而具实力。
可见上海在开埠后的最初十年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相联结。社会经济生活开始与资本主义世界相联系了。
鸦片走私日见猖獗是上海开埠后出现的又一个新局面。早在开埠前，上海就是中国沿海鸦片走私的重要口岸，但鸦片走私的基地在广州。随着上海开埠后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鸦片走私基地也由广州转移到了上海。设在外滩的各家外国洋行，几乎每家都从事鸦片贩卖，有的如英国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都把贩运鸦片作为主要业务。驶进黄浦的每一条外国商船，没有一条不夹带鸦片，甚至公然以鸦片交换丝、茶。据统计，1847年输入上海的鸦片共16，500箱，1849年即增至22，981箱。这一年输入的鸦片总值超过了各国在上海的合法贸易总值一倍以上(29)。从吴淞口转销各地的鸦片，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鸦片贩子，使上海成了毒品贩运的罪恶渊薮。
开埠后最初十年间上海经济发展的上述新格局，对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和城市民众的群体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城市近代化言，由于外国殖民势力的经营，租界，特别是滨临黄浦江的外滩地段，开始出现不少西洋建筑，外国洋行都忙着为自己建造巍峨的楼宇；租界的主要道路也按照西文的马路样式修筑了起来；公共设施如跑马场、图书馆、学校、教堂等也相继建立(30)。一个曾在开埠之初到过上海的英国学者，在1852年旧地重游时看到上海的新景象后说：“更使我惊异的是江岸的外观。我曾听说上海已经建造了许多英、美的洋行，我上次离开中国时，的确有一、二家洋行正在建筑；但是现在，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在棉田及坟地上，已经建起一座规模巨大的新的城市了。”(31)问题是这块被称为“新的城市”的地段，不是处于县城内而是在租界中。上海县城本身并没有因开埠而走出中世纪城市的格局，它管理无序，街巷交叉，垃圾成堆，道路狭窄。所以严格地说，上海城市的近代化，主要是租界的近代化。当然，租界的存在和发展，是上海县城居民认识西文的窗口，对市民意识的萌发在客观上是有促进意义的(32)。租界先于华界近代化的现象，在所有的开埠口岸城市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上海只是起步得更早、更快，从而表现得更明显、更充分而已。
就居民结构而言，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上海的登陆，上海出现了令人注目的外籍移民。1843年底只有26人，到1851年达到了265人(33)。这些外侨，除英、法、美的领事馆官员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仆役外，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少量的传教士。他们都住在租界内，而当时租界是采取华洋分居的原则，不准华人定居的，因此他们与县城居民的生活没有直接关连。
其次是适应着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业活动的需要，上海出现了一批为外商服务的买办。这批人的具体数目至今未见统计，但若以五十年代上海已有洋行120家作为统计参数，考虑到一家洋行不止有一个买办，而有的买办一人又兼为几家洋行服务的复杂情况，估计至少应在百人左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原是广东十三洋行的买办和通事，上海开埠后转而来上海重操旧业；也有少量来自浙江、福建而略懂外语的人，被雇为买办者。他们周旋于华商与洋商之间，获取佣金与回扣，收益可观，生活富裕，成为有钱、有地位、有势力的一群。这种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决定了他们在小刀会起义中不可能对起义者予以支持和同情。乡土亲情在这一群体中已经被经济利益所淡化，现存史料中，也找不出买办参与起义的记载。
除上述两种新出现的城市民众群体外，原有民众群体中受冲击最大的是沙船业主与耆舵水手。由于开埠后日见增加的外国商船对旧式航运业构成严重威胁，沙船业大受影响，“轮船畅行，华船利为外夺，以致沿海商船寥寥，船主生计顿蹙”(34)，大批船工水手因之失业。直到1847年清政府再次试行南漕海运之后，沙船被雇为代运漕粮，才摆脱困境，得以复苏，耆舵水手也因此重获就业机会，不致颠沛流离成为无业游民(35)。在上海小刀会起义中，他们不是参与者。
其次是由于上海成为外贸中心，使内地及沿海省份不少商人到上海经商定居，加入城市居民的队伍。这都使上海城市居民中客籍商民的比重有所增长。商人的增加，对社会秩序的安定是个有利因素。一般情况下，他们反对动乱，有渴望身家财产安全的强烈要求；只有在特殊原因支配下，他们中的一些人才会卷入动乱之中。
最后，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游民群体膨胀与扩大。开埠后上海游民的新来源和新成份，一是因丝、茶传统出口路线改变而遭致失业的闽、广沿线挑夫；一是因灾荒逃难来沪的邻近地区和上海四郊的灾民；一是闽、广、浙省因航运业衰落而流入上海的海船水手；还有一批为外国人服务的车夫、马伙、家庭仆役，一旦去职便成为无业可就的游民。1853年小刀会起义前，一批原拟投奔清军江南大营的闽、广籍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在被清军拒收或遣散后，也加入了上海的游民队伍(36)。
在日形膨胀的游民群中，以原有职业言，则以失业的海船水手、船民为最多；从籍贯看，仍以闽广籍为多数，据美国传教士晏玛大（M·T·Yates）估计：“上海约有广东帮八万人，福建帮六万人”(37)。其中属于无业游民者，保守地估计，“也在二、三万之间。”(38)这二、三万闽广无业游民，加上本地无业无籍的土著和客籍流民以及江湖流丐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失业群体。他们“游手好闲，各分党翼”(39)，原先周恤、吸纳他们的各个同乡组织会馆，已经无力消化、安抚，失去了作为社会秩序调节器的作用；封建官府更难以有效控制和管理，“当事无敢严诘”(40)，成了一股严重失控的社会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开埠初期的上海，已经开始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和转型。伴随着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上海的经济结构逐步朝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附庸的方向发展；使社会阶层结构突破了传统士、农、工、商的分野；大量游民群的形成，说明了上海和东南沿海口岸城市中，农民、手工业者与独立劳动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蚀最直接的受害者，他们被挤压到了社会最底层。当客籍游民大量流入上海，而上海的社会生活又无法容纳他们时，便成了社会现存秩序的冲击力量。
事实上，游民对上海社会秩序的冲击，早已有所表现。1842年当英军攻陷吴淞炮台时，上海就发生了游民“毁官署，肆行抢掠，城中大乱”(41)的暴动。事后，清方奏报中认定参加暴动的主要是闽广游民(42)。开埠后，1848年的“青浦教案”中，也有闽广水手参与其中。1851年上海发生反对英国侵略者强占土地、修筑跑马厅的大规模市民反抗斗争，闽广帮商人和闽帮水手成了斗争的主力，外国侵略者惊呼：“造成了不只一次的暴动事件”(43)。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上海震动。上海道吴健彰为了防止太平军南下，企图利用势成失控的游民办在沪各籍团练，后因经费无着又宣布解散。“团练既罢，游民无所归”(44)，使本已严重的游民问题，雪上加霜。他们一方面因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挤压而失业，颠沛流离，对侵略者怀着深深的怨愤；一方面因无业可就而生计困难，温饱无着，对贫富不匀的社会现实积蓄着满腔怒火。朦胧的反抗意识，伴和着求生本能，常使他们铤而走险，成了秘密会社得以滋生的温床。上海小刀会就是在各籍游民，特别是闽广游民中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的。
三、城市武装起义的特点和社会各阶层的表现
作为城市反清武装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有如下几个不同于农民起义的特点：
第一、参加者地域广泛，但仍以乡帮结合为不同地域集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成员虽也来自五湖四海，具有广泛地域性；内部虽也有两广老弟兄和其他省份新弟兄、“老长毛”和“新长毛”的区分，但同乡亲情的认同远不如上海小刀会强烈。史料记载，上海小刀会内部有七帮或七党之说：如《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称：“小刀会有七党，闽、广有五党，宁波、上海各为一党”(45)；外国人办的《遐迩贯珍》报导说：“会中复判七党：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曰宁波，而土著则上海也”(46)；也有史料称：“初六日，贼匪榜示县堂，有七帮，首广州，次潮州，次嘉应，次南京，次安徽，次宁波，次庙帮，而福建不与焉。其实福建亦自有一帮，为首者李姓，与广首刘姓不合，故榜示不书建帮”(47)。这条史料中的“庙帮”，即是上海土著帮派。虽然上述史料对七帮的说法稍有歧异，但对参加县城起义的成员都以乡帮为判别是明确的，各帮中以闽、广籍为多数也是相同的。这种情况反映了移民城市的居民文化心态上缺乏共同的认同，近代市民意识滞后于城市近代化的特点。移民在城市里为了生存需要，往往都以同乡又同业的会馆为依托，互为奥援、互助互济，会馆和行会成了城市的主要社会组织。所以七党或七帮之说，实际上反映的是县城内存在的“闽、广、宁、上等七会馆”(48)。所以在起义前，代表这四个地域乡帮的会馆、公所董事，成为与官府交结的各帮代言人，而天地会、小刀会及各帮会也在会馆掩护下发展组织，扩张势力；起义后，各籍会馆董事则在起义政权机构里担任要职，成为起义军的重要领导成员。
第二，参加者阶层广泛，但仍以游民和城市贫民为主体、主力。
不同的乡帮中，包含着广泛的城市民众群体。其中有工商业主。如福建小刀会首领之一“闽党之谋主”李仙云，即是泉漳会馆董事，另一首领李咸池，曾为糖业掮客，又经营棉花行贸易，“其先世在沪贸易起家”(49)。天地会主要骨干，小刀会起义之初“攻掠多出其谋”(50)的广东人李绐熙，既是开设茶栈的茶商，又是嘉应公所董事，并捐得候补县丞，沪董徐渭仁为本地邑绅，祖母曾贩卖过玉器珠宝；上海沙船业巨商郁松年虽未参加起义，但在起义之初先后捐赠十八万两银子(51)。除这些头面人物外，小刀会起义时，“闽、广商人从乱如归”(52)，成了起义的拥护者。
有曾受雇于外国人的通事、工人、马夫等下层劳动者。如小刀会起义的第一领袖刘丽川，“尝为夷商通事”(53)；起义时以副元帅名义发布告示的陈阿林，“以前曾做过英国领事和其他本地居民的马夫”(54)；起义后封为元帅的潘起亮，“始为洋人服役”(55)。所以外国人在谈到上海小刀会起义时大多指出：“他们的领袖大部份都曾充当过外国人的经纪人或替外国人服务过”(56)。
有闽、广水手和船户。据《北华捷报》报导：“其时有一、二百艘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几乎都是秘密会党的徒众”(57)。英国人斯嘉兹《在华十二年》也说：“策动和进行叛乱的是广东、福建两帮，而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却是叛党的主体”(58)。清方禀报称：“闽、广无业游民，撑驾马蹄杉板小船，在于黄浦摇摆……此次闽、广匪徒滋事，船户弃舟从逆”(59)。
在鸦片走私者。清方奏报称：“城中贼首，又皆向日贩卖烟土，与该夷多旧相识”(60)。袁祖志《随园琐记》说：“闽广之奸民流落江南者，以护送鸦片烟土为业”(61)。小刀会不少领袖如陈阿林、林阿福、陈阿六、李仙云、李绍熙、李爽轩等，“平素皆卖烟聚赌”(62)。李绍熙在起义前夕，曾“贩烟土至吴淞被抢”，通过青浦抗粮农民领袖周立春出面调解，“周令还货”，才免受损失。为此，李绍熙发展了周立春加入刘丽川的天地会(63)。至于刘丽川，现有材料未见他参与鸦片走私，但不少史料说他吸食鸦片。
此外，还有个别以训蒙为业的塾师(64)、少量华侨和若干逃亡的外国水手或水兵(65)。
上述城市民众群体，除闽广商人及会馆董事可划为类似西文的中产阶层外，绝大多数人属于既无恒业、又未编氓入户的游民无产者和城市贫民阶层，他们是小刀会起义的主体和主力军。这与以农民为主体、主力的太平天国起义，明显不同。商人之所以在小刀会起义中“从乱如归”，除有同乡的地域认同因素外，还反映了洋货大量入侵对他们造成的压力和危机感。“洋货”对他们，不啻是“洋害”，迫使他们脱出希望有个安定的商业环境的常轨。游民和贫民则从身历的困厄中，体察到现存秩序的不公和腐败：“有钱生，无钱死，衙门竟同市肆；朘民膏，剥民脂，官府直如盗贼”，“贪官污史，布满市朝”(66)。这种反叛情绪一遇机会就会释放和发泄，于是求生的需要变为造反起义的政治对抗。所以上述这种社会阶层参加起义的事实，反映了开埠初期上海经济近代化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
第三，起义军采取了正确的城市政策，受到市民、尤其是商民的拥护与同情。
在城市中，商业和商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城市武装起义要在夺得城市后站稳脚跟，必须有正确的城市政策，尤其需要有正确的商业政策。在上海这样一个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中，还包含着如何对待租界和外国侨民的内容。应该说，上海小刀会起义在城市政策上，处理得比太平天国好。早在起义之初，起义政权就宣布：“军令如山，秋毫无犯”，“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违者重究”，“不听号令者斩，奸淫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67)。这些纪律作为维持城市正常秩序的运作，既是约束义军的需要，也是城市政策的一部分，具有双重意义。小刀会起义军在夺取县城后，纪律是良好的。外国人称赞他们“纪律严明，并不随便乱杀老百姓”(68)。斯嘉兹说：“我不知道，如果在其他国家，同一类型的人们起来反抗官方的统治，会不会具有上海叛党相同的崇高行为，采取与上海叛党相同的方式来维持秩序呢？”(69)地主文人的记载中也说：“并不扰害居民”(70)：“不掳财物，不淫妇女”(71)；“号令极严，如有抢夺，随即正法示众”(72)。良好的纪律，获得了市民的支持和拥护，四乡农民也纷纷涌入县城参军，起义军队伍扩展到了二三万人。
对于城市管理，起义政权宣布：“城厢内外，勿用惊迁，士农工商，各安常业”(73)。他们不仅不象太平天国在城市中取缔商业，而且还鸣锣通告各店照常开帐营业，派人维持市面秩序；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将城市居民分为男行、女行，将百工统一编制，而是一切照旧，还“收留江湖一切流丐人等，陆续收罗民人”，参加义军者给予工资，“每名工食钱五百文”，并差人“采办米石”(74)。这些措施，保证了城内正常商业的进行，某些行业如清洋布店，在1853—1854年间还开设了协丰、恒兴等十一家字号，投资人除二店为上海绅董外，其余都是浙江籍人氏(75)。这些商号虽不一定设在城内，但即使如此，也可说明起义军并不破坏商业和干涉商业活动。
对租界和外国侨民，起义政权采取不干涉政策。所以在起义后的相当时间内，确保了上海作为进出口贸易港的地位。中外贸易虽因战争而有所缩减，但仍在上海港进行集散。外国商人虽感到生意难做，但在“中立”旗号下仍与起义军及清军进行着公开或秘密的军火卖买。而起义政权也利用外人的“中立”，通过租界与外界有着粮食及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往来。只是到1854年底外国侵略者放弃“中立”，进行武装干涉并修筑界墙以堵死起义军的补给通道时，起义军才被迫与侵略者作坚决斗争。一度相安的局面不复存在，城内的商业活动深受影响，居民的粮食供应日形艰难。可以说，侵略者的封锁政策和武装干涉，是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以上三个特点，都与城市这个特定空间有密切关系，更与开埠后上海县城土客杂居，客籍多于土著的移民城市紧密相联。作为城市武装起义，它不同于农民起义首先在农村发动后夺取城市，而是在中心城市起义并取得城市控制权后再向农村扩张。城市是起义者最基本的居点，不可能产生流寇主义。而要确保城市，就必需容纳不同职业、不同籍贯，乃至不同利益的城市民众和帮派集团，所以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领导集团中，包含了各个帮派的领袖，很象是个联合政府。至于对待租界与外人的政策，对于小刀会起义的城市政策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事实证明当双方关系没有破裂前，起义政权即使失去周边各县，清军即使大兵压境，小刀会起义军仍能孤城困守，上海县城仍屹然而立，清军奈何不得；关系破裂、县城被堵死与外界的通道后，孤城困守便很快支持不住了。所以，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在无可奈何之下被迫反抗外国干涉者的。反侵略并不是它的初衷。
随着斗争的激化，参加起义的中产阶层开始摇摆妥协。1853年9月，距起义不足20天，上海小刀会第二号领袖，“首先倡乱”的福建帮代表人物、棉花行商人李咸池，在得知清军将大举攻城后，便“席卷而去”(76)。12月底，嘉应公所董事、茶栈号商、天地会骨干、掌一切军机的李绍熙，也叛变投奔清军(77)。1854年底，城中缺粮严重，身为参谋、总理财政的上海绅董徐渭仁，在征得刘丽川同意后，打开城门放出饥民的同时，自己也乘机逃走(78)。只有泉漳会馆董事，福建小刀会首领李仙云，坚持到最后，城破被俘(79)。至于沙船巨商郁松年，在资助起义军的同时，也暗中捐款给清军。起义失败后，被清政府勒令捐银二十万两，作为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学宫、衙署等善后之用(80)。这批中产阶层的代表人物，在尚未蜕变为新的社会阶级时，已经在政治斗争中表现了妥协、软弱的特性。
一般工商业主，在起义爆发后已陆续逃出城外，但作为客籍商人主体闽、广籍商人，大多留在城内。直到外国侵略者修筑界墙、封锁县城时，才逃入租界和县城郊外。所以到1855年初，城内已基本上没有正常的商业可言。
游民阶层是一个既勇敢善斗，又有很大破坏性的特殊群体。在起义过程中，积极斗争的一面是主要的，但其劣根性也不可忽视。事实上，起义军掌握政权后，原有的地域帮派之间的矛盾就已产生。如在起义当天搜出了道署库银四十万两，如何处置这份财富，广东帮希望留存充作军饷，福建帮则要求和广东帮平分。两派始而争论，继而动武，福建帮为此一度退出城外。又如怎样处置被活捉的上海道吴健彰，两派分歧很大，后来吴被洋人救出，实际上是广东帮出于同乡感情睁一眼、闭一眼的结果(81)。再如福建帮沙船水手起义后不久，就将掠得的银子装船而去，广东帮对此深为不满。
清军包围上海，外国侵略者切断县城通往外界的供应渠道后，起义军领导层中，由悲观失望发展到投敌叛变者时有出现。如闽帮首领之一、被封为右（副）元帅及上海县知事的林阿福，曾秘密与清方接洽过投降事宜(82)。宁波帮首领谢应龙，在李绍熙投敌后与李密约，被发觉后跳下城墙，投奔清军(83)。1854年3月，上海土著百龙党首领、征南将军朱月峰也叛变投敌(84)。1855年初，城内粮尽，广东帮中有人企图叛逃，被闽党首领、左（副）元帅陈阿林发觉未成，但刘丽川的“秘书”因此而被处死(85)。也有史料说刘丽川本人也曾购买火轮二艘，“尽载金帛，将逃出海”，因船被清军潮勇截获而未成功，“刘闻报，将自杀，其党陈阿林劝止之”(86)。但从刘丽川在整个起义过程中的表现看，这一说法，很可怀疑，至少也是缺乏旁证的孤证。
应该说上述动摇、妥协乃至投敌的行为，毕竟是少数；而且在激烈的对敌斗争中，任何派别、集团出现这种少数人的叛变行为都是普遍存在的。从整体上看，起义军绝大多数在艰苦环境中仍然坚持顽强战斗，表现了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他们那种与敌人战斗到底的英雄主义行为，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发扬光大。
四、小刀会起义与上海城市近代化走向
发生于上海开埠初期的这次城市武装起义，虽然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它对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首先，上海小刀会起义打破了开埠后“华洋分居”的格局，使上海租界从此奠定了“华洋杂居”的局面。
小刀会起义前，租界作为外人租借的居留地，原则上是不允许华人居住的；清政府为了避免引起民夷纠纷造成的麻烦，也不希望租界内华洋杂居。所以自租界开辟和英租界第一次扩张后，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只有五百人，他们大都是原有土地的业主。小刀会起义时，县城居民为避战乱，“如潮水般地涌入英法两租界”。据租界当局的一份报告称，租界内华人“激增到二万人以上”(87)，对此，租界里的外国人曾发生过是否“容纳”华人的争论，最后用土地或房屋租给中国人以赚钱的意见占了上风，华洋杂居的局面被默认了下来。1854年英法美三国单方面通过的所谓第二次《土地章程》中，取消了第一个土地章程中有关华洋分居的规定，并在工部局第二次董事会上决定向中国居民征税。从此，华洋杂居的局面就此固定。
华洋杂居，加速了租界的人口增长速度。小刀会起义之后，特别是1862年太平军进军上海前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人口合计净增达十一万人之多(88)。由于租界成了避乱的“绿洲”，大量人口流入上海，从而使上海地区发生了近代史上第一次人口“大爆炸”，据统计，1865年，上海人口总数达到691，919人，其中公共租界人口92，884人，法租界55，925人，华界人口543，110人(89)。这个近七十万人数比1852年净增了近十五万人。人口增长和人口总数，历来是作为城市发展和城市规模、地位的“硬件”指标参数的。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拥有近七十万人口的上海，无疑是中国大城市行列中的一员了！
其次，由于中外反动派对县城大肆破坏，使上海城市发展的趋向和重心，由南市移向北市，即由华界移向租界。
开埠前后，作为上海繁荣的象征，主要在县城而不是租界。尤其是县城东南部份最为繁荣，民宅店铺连绵不断，南北客商摩肩接踵。小刀会起义时，这一精华之区没有受到破坏。但是清军在屡攻县城不下之后。1853年11月10日，吴健彰为了扫除清军进攻障碍，切断城内外商业联系，率清军在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放火焚烧民房，大火连续四天才熄灭。这次放火，使东门到法租界南端的大片地方化为灰烬。一个外国记者报导说：“东城郊区，不到一星期前，商业繁荣，现在是一片惨状，居民都逃走了，三百万元的财产被可耻地毁灭掉了”(90)。12月7日，吴健彰命清军再次在大小东门至小南门一带放火，把二千多间民房付之一炬。致使“百年富庶精华，席卷殆尽”(91)。1855年2月17日，小刀会起义军残部在刘丽川、陈阿林等率领下从县城突围后，清军进入城内立即到处放火，东、南、西、北各门火光熊熊，“城内各处大火联成一片”(92)，“当大火全部熄灭时，大家看到城内疮痍满目，异常惨重。最繁华的街道都已化为灰烬”(93)。城市人口在烧杀抢掠中锐减，从原来的二十余万人降至四万多人。可以说，这是上海建城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破坏。
伴随着上海县城残破和商民流入租界而来的是商业中心的北移，租界在人力和财力两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中国居民在租界租屋建房，开设了大量商店铺栈，商业日见繁荣。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北市胜于南市的局面已不可逆转。于是，上海的近代化，成了以租界为标志的特殊形态；县城在经济、文化、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则日见滞后。一个城市分成了两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区域，这种格局不仅严重影响着上海近百年城市发展史的走向，使它日益加重着半殖民地的性质和色彩，而且对其它通商口岸城市的近代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再次，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上海的客籍移民特别是闽广移民进行了严格清理，从而使闽广商民在上海移民中的传统地位和经济势力急遽下降，江浙商民的地位逐步上升。
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为巩固上海的统治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善后”措施。善后的方针是“以清厘闽、广游民为第一要义”，清厘的方法是：“未来者严其防范，已至者分别递回；慎选会馆董事以清其源，稽查夷行雇佣以截其流”(94)。具体措施共十八条，其中对上海城市发展影响至大者，有以下几条：
一是“毁巢穴，清逆产，以绝根株”。清方认为县城小东门外羊毛街、福建街一带“为闽广游匪窝藏出没之所，此次刘逆酿乱，即由该二处起事，业将贼巢烧毁净尽，所有基地，概行入官，勒碑永禁，不准再造民房。其贼匪所置房产店铺货物，逐细清理，藉没入官”；
二是“永禁闽广人入城居住”，“所有城内从前建造会馆公产，并私置房铺，一概入官，变抵充公，旧址冢地，勒碑圈禁”；
三是“口外泊船，以消祸萌”。清方认为向泊黄浦的闽、广蛋船、乌船、在小刀会起义中“从乱如归，非帮同拒敌，即设法接济”。为此规定“嗣后闽、广船只，准在吴淞口外停泊，不许驶入黄浦，货物用内地船只剥运，并倍征关税”；
四是“严逐舢板进浦渡载，杜绝后患”。针对小刀会起义中闽、广杉板船户“弃舟从逆”的情况，善后条款规定“先将在浦船只锯断，江干示众，并于吴淞口勒碑永禁，不准此等小船进口渡载，如敢抗违，即行轰击。”
五是“编查保甲，以戢奸究”。条款称：“自古保甲一法，最为良善。目下沪城新复，尚须搜捕余匪，并不准闽、广人在城居住”。(95)
上述主要措施都是针对闽、广籍移民的。这不仅说明了小刀会起义中，闽广商民对起义政权的积极支持为清政府所痛恨，而且反映了会馆在小刀会起义前和起义过程中，成为掩护会党势力，提供义军活动场所的事实。
经过这场“清厘”，与上海有着悠久经济联系的闽广地区，从此逐步失去了它在上海商业中的位势，而同属于长江三角州的苏南及与上海毗邻的浙东两地的经济联系因此逐年上升。可以说，以上海为中心向苏南、浙东幅射的经济、文化圈，就是小刀会起义失败之后逐步形成的。与之相应的是江、浙移民在上海客籍移民中的比重也在逐渐增长，这可以从作为同乡组织的会馆设置中反映出来：自1863年至1911年，上海新设会馆约21个，其中闽籍仅2个，粤籍3个，苏籍7个，浙籍4个(96)，江浙两省占了52.4%。从人数看，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江浙籍移民的人数也有很大增长。据上海公共租界1885年的统计，该年公共租界内江苏籍人口为39，604人，浙江籍为41，304人，广东籍为21，013人，福建籍为708人(97)，仅此一例，即可说明小刀会起义前广东籍有八万人，福建籍六万人的盛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上述上海市民人口籍贯构成的变化，对市民职业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不小影响，最明显的是买办群体从起义前“半皆粤人为之”到起义后逐步变成江、浙人居多。如怡和洋行买办杨坊，旗昌洋行买办陈竹坪、顾春池、顾寿乔，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道胜银行买办虞洽卿等，都是浙江人，江苏籍买办出现稍迟，著名的如苏州洞庭山席氏祖孙三代共十一人都是汇丰等外国银行的买办。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90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43人，江苏籍31人，广东籍只有7人(98)。出现这种变化，追本溯源与清政府在小刀会被镇压后采取“慎选会馆董事以清其源，稽查夷行雇佣以截其流”的善后措施有直接关系。
此外，工商业主的中产阶层，也由以闽广客商为主要构成演变为以上海土著、江浙籍商人为主体的结构了。七十年代以后投资于近代新式工业者，更为明显。所以上海的资本家，以江、浙籍，尤其是浙江籍最多。1904年中国近代第一个商会—上海商务总会成立时，总理严信厚为浙江人，协理徐润是广东人，坐办周晋镳是浙江人；议董十一人中，浙江籍6人，江苏籍4人，上海籍1人。1924年上海总商会35名议董中，浙籍25人，江苏籍5人，上海籍4人，广东籍1人(99)。
如果说上海城市的近代化是历史的进步过程，那么上海小刀会起义对这个过程的影响和作用，也就不难看出了。
注释：
（1） 乾隆《上海县志》：《序言》
（2） 叶梦珠《阅世篇》
（3） 嘉庆《上海县志》：《风俗》
（4） 沙船之名，始于明代嘉靖初。属平底船系统。以其船底平阔，沙面可行可泊，稍搁无碍。是故，成为江南行驶北洋航线的主要船只。
（5）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安吴四种》卷一。
（6） 关于上海沙船的一年载货量，本文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第655页的换算标准计算。本文则据包世臣《海运南漕议》估算为二千石即二百吨。
（7） 见齐学裘《见闻续笔》卷三；钱泳：《履园丛话》卷四。
（8） 参见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及文内附表，载《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9） 据《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46号碑文所记：“乃布行之名立，而衙胥虎视，辄借官买，以恣婪索”，致使“庄户标商，徙业罢市”。康熙十二年，上海县、华亭县布牙二十七户，联合布商具禀上控，反对胥吏勒索，起到了保护同行利益的作用。
（10） 《松江府志》卷六《户口》。
（11） 赵文林等：《中国人口史》，第386页。
（12） 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3页。
（13） 毛祥麟：《三略汇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二版，第982页。以下简称《汇编》，所用版本皆为第二版，不另注明。
（14）（15） 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第83页；84页。
（16） 布业公所在邑庙豫园得月楼。清人王萃和称：“国朝康熙年，园归邑庙，庙后得月楼，属之布业”。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94号碑文。
（17） 以上各行会，均据姚文枬等篡《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会馆公所》所记内容，确定为上海土著商人所建。
（18） 若以一业有二店计，上海十一个会馆则共有店铺一千二百个，店员二千四百名。此外，上海十六个同业团体，以一业五十个店铺计，共有店八百个，店员一千六百名。这样估计，我认为店铺总数虽有过高之嫌，但与二十余万市民总数的比例保持在百分之一左右，大体上还说得过去，可是店员的估计显然偏低。因为较大的店铺如银楼业、海货业、参药业、钱业、票号业、布业等雇员决不止一人；更何况还有作为廉价乃至不支付工资的学徒。所以若以一店平均四名店员（包括学徒）计，二千个店铺，应有店员八千名。考虑到若干大型店铺及重要行业如沙船业，雇员更多，故概算在八千至一万人左右。
上述估算如果合理，那么开埠前上海的土客籍工商业主当在二千人左右，占上海城市居民的比例为百分之一。
（19）（20）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第150页。
（20）（21） 据沙船老大薛金林回忆。转引自萧国亮：《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3页；434页。
（23） 所谓“中外相安”的政治局面，是指《南京条约》规定的五个口岸相继开埠后与外国的关系。上海开埠后没有类似广州那样反对洋人入城的问题，而是执行了“于俯顺夷情之中示以限制”的富有弹性的对外方针；并在1845年制定有关外人居留地的上海第一个《土地章程》，奠定了“中外相安”的基本格局。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我的论文：《1843—1847年广州与上海对外关系的探讨》，《现代与传统》（广州），1994年第2辑。
（24）（27）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第527页；第402页。
（25） “个别年份”是指1854年，该年广州出口茶叶共59，025，100磅，上海共50，344，000磅。见同上书、册、页。
（26）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03页。
（28）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210页。
（29） 据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在1850年4月向驻华公使文翰的报告称：1849年各国在上海合法输入品共值1，209，322镑，而同年鸦片输入共值2，960，059镑。见《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卷，第523页。
（30） 参见刘惠吾编著：《上海近代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81页。
（31） Robert Fortune:A Jouret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1852，第12—13页。译文转引自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第154页。
（32） 参见熊月之：《上海租界与上海社会思想变迁》，《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
（33）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第148页。
（34） 《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册，第682页。
（35） 戴鞍钢：《上海与晚清漕运变革》，《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第54页。
（36） 参见袁祖志《随园琐记》，《汇编》第1019页；胡人凤：《法华乡志》，《汇编》第96页。
（37） 兰宁（G·Lanning）、柯林（S·couling）：《上海史》，《汇编》第759页。
（38） 周育民：《开埠初期上海游民阶层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39）（41）（42） 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一，第11页；第31页；第5页。
（40）（49）（62） 毛祥麟：《三略汇编》，《汇编》第983页；第987页；第985页。
（43） 兰宁、柯林《上海史》第5章，转引自方诗铭、刘修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特点》，《历史学》1979年第3期。
（44）（45）（51） 《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汇编》第36页。
（46） 《遐迩贯诊》，《汇编》第128页。
（47）（91） 姚际唐：《避氛后集》，《汇编》第1040页；1037页。
（48） 王崇武：《清方文告辑录》，《汇编》第192页。
（50） 王韬：《瓮牖余谈》，卷七《记李少卿事》。
（52）（59）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53）（78）（83）（84）（86） 黄本铨：《枭林小史》，《汇编》第973页；第980页；第978页；第976页，第975页。
（54） [葡]特瑞修（C·A·Montalto de Jesus）：《上海史》，《汇编》第733页。
（55） 吴绍箕：《四梦汇谈》，《汇编》第1017页。
（56）（68） 王崇武辑译：《上海怡和洋行致香港总行的信》，《汇编》第503页。
（57） 《北华捷报（选择）》，《汇编》第53页。
（58）（69） [英]约翰·斯嘉兹（John Scarth）：《在华十二年》，《汇编》第545页；第569—570页。
（60） 咸丰四年六月十三日（1854年7月7日）《江苏巡抚许乃钊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汇编》第249页。
（61）（81） 袁祖志：《随园琐记》，《汇编》，第1022页；第1020页。
（63） 《松江府续志》，《汇编》第968页。
（64） 如起义后任参谋的本地人吴兰台，“向训蒙童以糊口”，见《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汇编》第45—46页。
（65） 据梅朋（C.B.Maybon）、弗莱台（J.Fredet）著：《上海法租界史》称：“他们的群众构成分子是当时停泊本埠的广东和福建帆船上的水手，新加坡的华侨……也有英、法、丹、美等国商船或兵船上的逃亡水手或水兵，以及马来亚、马尼刺、澳门等地的游民。”见《汇编》第788页。
（66）（67） 《平胡大都督李示》，《汇编》第5页：《大明国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刘示》，《汇编》第4页。
（70） 姚济：《苟全近录》，《汇编》第1131页。
（71） 《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汇编》第43页。
（72）（74）（82）佚名《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43页。佚名《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48页；146页；第181—182页。
（73） 《大明国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刘示》，《汇编》第4页。
（75）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184页列表：《上海的清洋布店（1850—1858）》
（76）（77）（79）（80） 毛祥麟：《三略汇编》，《汇编》第987页；988页；993页；994页。
（85） 《上海小刀会起义新史料》，《汇编》第514页。
（87）（90） 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汇编》第829页；第793页。
（88）（89）（97）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第3页；第90页，第114页。
（92）（93） [英]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在华医学传道记事》，《汇编》第650页；653页。
（94） 《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奏酌定上海善后章程并捐修各工完竣折》（咸丰七的十二月二十七日），《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第501页。
（95） 《吴煦上吉尔杭阿禀·附善后请奏条款》（1855年4月10日），《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第81—88页。又：本文所引各款，并不按原文次序排列，特此说明。
（96） 参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通社编）等书。
（98）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附录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99）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