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和轮船：晚清中国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轮船论文,鸦片论文,中国论文,物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化与物质
有关文化与物质、物品、事物的关系问题，或者目前被称为“物质文化”的相关研究，在雷蒙德·威廉斯发表于1976年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就已经初显端倪。雷蒙德·威廉斯在阐释“文化”一词的定义时，认为“文化”包含了两种不同意义：第一种意义是“普遍的人类发展与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特定的物质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着“物质的生产”或物质文明的意义，传统上主要是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所关注的对象；与此相对应，“文化”的第二种意义主要是指“‘表意的’（signifying）或‘象征的’（symbolic）体系”，包括价值观、仪式或习俗及相关文化制度在内，主要指文化的观念、精神与文本层面。尽管雷蒙德·威廉斯因此承认，在文化中，“‘物质的’生产与‘象征的’生产两者间的关系——经常变得困惑难解，然而却更常被隐藏起来”，① 但他仍然认为，文化不只是意识形态化的、观念性的或文本化的，它还存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及社会的物质生产及生活方式之中。存在于物质、物品或事物中的文化维度并非只是一种次要的社会力量，文化的观念性也不只是文化的物质性的一种表现或反映。作为一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中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二元关系中，加入了文化这一重要因素。而近年来，有关物质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的物质层面及其对观念、意识形态、制度的影响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了重视。
当前西方的物质文化研究既涉及哲学领域里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及现象学里的抽象考察，也包括技术理论、商品理论等新兴学科，以及考古学、人类学及中国传统的器物研究。从这些研究看来，文化首先总是一种赋予事物以意义的过程，“物质产品只有在被赋予了某种意义时才能成为文化的一个方面”。②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所有物都被写入了文本性”。③ 这种文本性包括存在于物质之中的观念、技术、生产制度与相关社会背景的内在结构或体系，这种结构通过机器、商品与其他人工制品，不仅建立起了社会环境，而且还把一种有关社会实践及其社会进程的整体安排与布置以可见的物品形态给展示了出来。④ 福柯、大卫·哈维、保罗·维利里奥等西方学者都提到过现代社会中桥梁和道路、管线、铁路、⑤ 汽船和电报、收音机与汽车、货柜化运输、飞航货运、电视和电子通讯⑥ 及航天技术等在构建全新的世界景观及人们感受世界的方式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利在研究现代广播电视技术体系时指出：“全国性的广电系统，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和再现等因素所扮演的角色。”⑦ 而美国学者乾德勒·穆科季则认为：“我们生活在高度人工的环境中，这一环境包括建筑、取暖系统、下水道、人行道、用化学方法培养的农产品、计算机化的武器系统、航空运输系统以及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制造和写作。科学和技术已经成为建造这一事物世界的核心手段。”⑧ 这些学者所列举的物质或物品，是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人与自我、与他人及与社会关系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而不只是一种中介。按鲍德里亚的话来说，过去我们对文化、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解总是基于“主体的光辉和客体的贫穷生活”的反差上，总是把物质性的客体当作“是羞耻的，龌龊的，被动的”，当作是“主体异化的、被诅咒的部分”来加以理解。然而，今天我们发现，现代人越来越需要，也不得不依赖于各种物质来建构自我身份及其与社会的关联，“物的真正作用……就是使我们成为主体；使我们变得真实起来的客体”。也正如阿帕杜莱所说的，正是物品，才能展现和“说明人以及社会的内涵”。⑨ 就此而言，脱离物质的文化，脱离客体的主体，与脱离文化的物质性的文化的精神性与观念性一样，已经日益显示其片面的、虚幻与空洞的特征。
物质，在当代条件下，越来越显示出针对文化的决定性的一面。在各种新的物质及其背后的技术变革过程中，文化也越来越显示出其不连续的、差异性的和开放性的维度，⑩ 新的物质世界既在影响着既有的文化，也在逐步构建着新的文化观念体系。但二者之间并不能形成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线性决定论。因为文化问题总是会复杂、丰富和有弹性得多，即便是在物质世界的变革期，在物质世界与文化观念体系之间存在的大致对应关系，还不能充分解释文化在组建着社会实践的丰富细节、历史进程与存在形态。用一句老话来说，文化针对物质世界，或文化中的观念维度对物质维度的“反作用力”同样是非常强大的，文化在选择、操作与运用物质时的具体方式及其社会过程也是极为复杂的。在急剧变迁着的现代社会里，物质总是社会整合与文化权力展开斗争的对象、场所与背景，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总是在显示其多元分裂的一面，如同一个错综复杂的文本与意义资源库，经常体现的是不同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在知识、经验能力及其运用的便利性之间的多变的意义关系。(11) 以这种观点来看，所谓的儒家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包含着内在分歧与冲突的传统思想资源，它在近代中国先是以传统儒家文化的“道”、“学”、“体”当作抵御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后来又在康有为等人的维新与变法思想中得到全新的阐释，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思想资源，在近代成为了构建意义完全不同的行动策略的指导思想。
就此而言，有学者把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按社会形态的差异划分成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在社会形态的“稳定的时期，文化经验与社会的结构化环境相互加强，而在不稳定时期产生的意识形态能建立新的风格或行动策略”。在稳定的时代／环境中文化“更具包容性”，但对行动却更少有直接的控制，“在不稳定时代，机会结构中偶然性更多决定了人们的选择”。(12) 正是在晚清时期，各种西方现代性物品的流入，既导致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也是“一组新机会，是能以各式各样充满想象力的方式随意挪用的一组工具……文化的适应迁就（inculturation），或更确切地说，文化的互相渗透（acculturation）造就了广泛的文化与物质变迁”。(13) 在此，针对不同的社会历史处境，尤其是在社会剧烈转型与动荡期，质疑把文化概括成一套稳定的、共时性的与抽象的观念体系，强调文化的物质性、实践性及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适应性，这一观点对于本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因此，物质文化，也就是物品的文化性，都经由特定的符号体系（比如科学技术），汇聚特定的社会资源、制度与生产方式的相关安排，以其不同程度影响着社会形态的构成与变迁，且能表达为特定的观念、情感、文本及其相关的意义与价值。物质文化，正是基于特定物品基础上的知识、制度、社会形态、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特定的知识、制度、社会形态、符号文本相互整合的一个结果。比如西方中世纪晚期的望远镜、19世纪巨大的蒸汽火车或轮船、20世纪的互联网或者艺术作品领域里中世纪的五线谱、凡高所描绘的“农夫的鞋”、杜尚以马桶而创作的“泉”等等，它们对于那些第一次接触的人来说会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物质文化既是构成经验与意义（哪怕这种作用并不为人们所清醒地意识到）的基础或根源，而且它们本身还具有强烈的“再现”功能，但又同时在超越着它们自身的再现功能，不仅仅表达为观念、符号与规则体系，不只是与社会形成镜像化的反映、表现或意义刺激的关系，还能以互动的和再生产的方式构建着各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正是针对现代社会的这一文化功能的变迁，弗·詹明信才感叹：“在今天的文化里，不再有汽轮……也没有漫长的铁路绕山河。”(14) 现代社会那些不同类型的物品体系，甚至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特定类型。所谓的物质文化，不只是可见的或常见的物品的文化，也是导致这种物品得以形成的那些不可见的观念、知识及其表达形态的文化，更是这种物品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得以成型，并进入到社会之中的特定方式，是一种在特定社会情境中进行策略选择、寻求实现的途径。文化，尤其是在日益强调物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现代社会里，就是物品与社会之间一种有意义的关系，这种关系总会突破物品自身的功能性，总在导致更大的社会效应。正是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文化内在的复杂性、多义性与冲突性，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我们理解、分析与研究现代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关键点。
与物质文化的研究相比，观念性文化及各种相关文化文本一直是人文科学的基本对象。而有关物品、物质、技术与工具的物质文化研究，常常需要不同于传统人文科学的知识背景与研究方法，甚至要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理论的领域之中。显然，有关蒸汽机或内燃机的相关知识几乎是人文科学知识分子所难以把握的。自从英国文化研究兴起之后，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在研究物质文化时出现了一些重要动向：其一，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在研究对象、方法及学科性质的界定方面已经呈现大范围的向社会科学领域的拓展，形成了一种在不同问题点上跨越传统人文科学的学科边界而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横移，不断地形成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新的融合区域，以期产生更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其二，文化研究的对象还体现出一种从过去的观念性文化转向物质性文化的倾向。过去那种重观念性文化而轻物质性文化的人文学术的等级制，今天正处于倒转的过程之中。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理解现代文化，已经越来越需要在现代物质技术的基础之上，结合相关的观念与文本等传统文化现象，从而形成更为具有整体性社会意义的研究成果。今天的文化，需要在物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生存基础。其三，历史学在当前的文化理论研究上越来越具有基础性的学术价值。由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行为，无论这种实践是表现为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是处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还是处于社会稳定时期里的，文化研究理论都需要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寻找到明确的位置，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物质文化的确定性及其历史现象的关联性，来把握文化在各种社会形态中的历史性选择，并为现实及未来提供校正、修订与批判的可能。
这样一来，以鸦片这种消费品和轮船这种现代工业产品为代表，以晚清（1840—1894）这一中国的重要社会变迁时期人们对于那些来自西方的全新物质的看法、思考、反应及相关社会实践为主要内容，以把握寄予于鸦片和轮船之上的中国近代文化想象的变化与调整为目的，重新思考物质文化对于中国自晚清以降的现代化之影响力，从而构建出中国近代文化之现代性的物质维度，并有意识地与传统文化理论重观念而轻物质的倾向保持距离。这就是本文的基本框架之所在。
二、鸦片的中国象征
中国近代史从“鸦片”开始起步，是一部讲述它进入中国，毒害中国人，引发中西冲突，导致中国展开各种驱逐物质的鸦片及象征的鸦片的现代历史实践。
从经济与消费的角度来看，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由日用消费品与生产资料为主导的全国性市场，它们以粮食、盐、棉花、烟叶、丝织品等农产品与瓷器、棉布等手工业制品为主。这些物品“除粮食外，都是与出口有关的商品，因为早期推动农产品商品化的，主要是茶、丝、棉花、大豆等出口”。(15) 中国市场已经逐步构建出基于农产品与手工业制品的全国性流通与远距离贸易、国内不同类型市场区域、(16)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17) 及主要体现为出超的进出口贸易格局。一个国内与国际贸易相混合的市场正在整合与形成之中，尽管这种市场化过程是否或如何导致中国内在工业与现代化(18) 的需求还是一个疑问。与此同时，一般的看法是，在1840年的中国社会及其市场形态面前，西方以工业化棉布制品及以铜、海产品及香料等为主的消费品一直难以在中国获得相应的市场回报，无法弥补其每年几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逆差。(19) 鸦片正是在这种进出口贸易背景下进入中国的。
鸦片（opium）(20) 由罂粟提炼而出，在唐朝时就以“阿芙蓉”之名出现于中国，其词源来自希腊语afyun。(21) 1729年雍正朝第一次禁烟时，已有“鸦片”（台湾译成阿片）一词的出现。(22) 在这里，从“阿芙蓉”到“鸦片”，汉语翻译中就已经形成了对这一物品功能与社会影响的基本认知。“鸦片”一词的“鸦”，其字意中包含着乌鸦这种不祥的飞鸟，通过一种来路不明的飞行或通过难以预知的源头与途径，在那些平静而安祥的日子中没有先兆地突然来临，如同魔鬼的使者，带来死亡、灾祸与苦难。鸦片，正是一种类似于“乌鸦”般不祥的深色物质。另一方面，“鸦片”之所以不再是药品“阿芙蓉”，是因为它采取了与普通烟草相结合的特定吸食方式，这种来自南洋（即爪哇，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地理位置）的吸食方式使之成为了一种生活用品。鸦片吸食的是烟气，吸食体验则经常会被表述为腾云驾雾、脱离现世的超凡感受，“飞”，是对鸦片的来历与功能的整体把握。这样，opium被翻译成兼具音译与意译的“鸦片”这一过程，是一种来自中国语言及文化意识形态的命名。在这种命名中，它从一种药品“阿芙蓉”向一种毒品转变，被社会化为一种灾难性的物品。因此，此种翻译本身就是针对opium的道德批判，“鸦片”通过汉语对于晚清中国已经是一种社会化毒品。再者，鸦片是能引发奇妙快感体验的物品，由于它的主要成分是吗啡，“能抑制疼痛、产生快感、帮助睡眠与减轻悲痛”，还能隔绝焦虑与紧张，减轻病理症状。(23) 而吗啡正是以希腊神话中的睡梦之神Morphium来命名的。吸食“鸦片”，就被理解成了与魔鬼或死亡打交道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吸食者与某种灾祸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这个命名包含着一种神话式的恫吓与告诫：“鸦片”是魔鬼的礼物。(24)“鸦片”的这种翻译，显然不是来自于鸦片吸食者，而是来自于中华帝国反对鸦片的人，他们看到了吸食鸦片的盛行将会对社会治理形态的危害作用。而在吸食者那里，鸦片在不同的地域或不同的时代都有更为中性的名字，如阿片（台湾）、大烟等等。尤其是在“大烟”这个名称中，鸦片被特意赋予其与另一种舶来品烟草的相关性，它是另一种烟草，或是烟草中的一种特定类型。在鸦片的吸食过程与吸食工具上，这种关联性更为明显。
围绕着“opium”的不同翻译与不同命名，能够看到中国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内在丰富性与多元化倾向。正如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不可预测的、非连贯性的和非一致性的……与物质力量相比，文化过程的意义显得不稳定、多变和不断转化。意义与符号常常是持久的，有时也能被迅速地、戏剧性地重新组织。”(25)“鸦片”这个名称，正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它的不同命名，意味着在理解、使用及传播鸦片方面出现了意义上的重大分歧，其中以“鸦片”这一名称为代表的晚清主流文化，以“消费禁令”的方式把鸦片看成一种挑战与伤害，必须要以禁止令与战争的方式进行应对，以维持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一致性，哪怕“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还不如说是一种虚构或意识形态”。(26) 而这种意识形态乃是费正清所称的以文化进行政治统治，并维系中华帝国的“国家—文化复合体”形态的基础，它除了把“opium”翻译成“鸦片”之外，还把不同时期的走私者或殖民者称之为“倭寇”、“洋鬼子”，在命名中包含了一种来自本土文化针对外部异质力量的神话性理解。(27)
从近代世界范围的贸易格局来看，以鸦片为代表的上瘾性商品(28) 本身就占据着重要的市场地位。南美的糖(29) 与咖啡、中国的茶、印度与孟加拉的鸦片，都是在航海大发现之后跨国贸易领域的大宗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上瘾性商品的发现及广泛流通与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及其格局的构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形成现代全球贸易的一个重要条件。糖、咖啡与茶叶在西方社会一开始也是作为奢侈品从社会富裕阶层与精英阶层开始流行的。(30) 它们通过构建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改变了不同国度或民族的日常生活习惯。而鸦片是19世纪世界贸易中成交量最大的单项商品，(31) 至1890年前，它约占英国对华出口金额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32) 事实上，到1840年止，以鸦片为代表的中国与东南亚及西方国家的贸易网络已经存在并发展了上百年的时间，一个来自中国对鸦片逐步上升的市场需求，组建了以英国政府提供政策与军事支持、以印度与孟加拉为产地、以东印度公司为代理人、以南洋为运输与贸易中转站、以中国国内市场营销网络及无数吸食者为目标消费者的鸦片跨国经济体系，这个市场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在渴望不断扩大再生产这一体系本身。尽管鸦片走私贸易量的历史统计数据及其对清朝政府的货币体系与财政制度的影响程度目前仍有争议，(33) 但一般的看法是，在1835年之前，中国已经为鸦片进口支付了巨额白银，相对其他商品的出口所获，为鸦片而支付的白银成了导致晚清政府银贵钱贱的财政危机的重要原因。(34) 到1835年，中国至少有200万鸦片瘾患者，而至最高峰时的同治年间高达4000万人，占当时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35) 特洛基就此指出：“在亚洲的殖民贸易中，鸦片是最初最彻底商业化的产品，是一种资本化的商品，它与其他药品／毒品一样，本身既是一个商品，同时又创造其他商品。土地、劳动力、国家财政甚至国家本身，都通过贸易而被商业化。”(36)
上述把鸦片看作一种消费品的观点，是近期除主流经济史及近代史研究之外的研究取向，主要由一些海外及台湾学者侧重于从物质生活及消费文化角度而展开。(37) 在他们看来，鸦片，无论是早期以走私的方式，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相对合法的方式流入中国，可以首先被理解成一种商品，一种直接导致特定体验性消费的消费品，这种消费品在晚清消费禁令及相关的“海禁”政策影响下，体现出了相对比较高昂的价格、获得的非便利性、独特的仪式化消费行为与相关知识等特征，(38) 从而导致其成为晚清时期首先流行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一种奢侈品，是这一时期社会区隔与社会交往的一种时尚化中介。在这一时期，吸食鸦片之风也确实是从社会精英与富裕阶层向下层社会传播的。(39) 到1840年前，鸦片在中国的流行如此普及，以至于林则徐认为：“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40) 在林则徐看来，士兵与民众的身体、意志与国家财政体系几乎就是政府统治的缩影，而鸦片在逐渐摧垮它们，也在同时瓦解着国家及其统治的有效性。显然，这只是来自于国家层面的一种理解，它是以对抗性冲突关系来形成对晚清中国的全面影响的。鸦片首先针对的是个体的身体，这些本该辛勤劳动并时刻准备投入战斗的身体现在却沉浸于奇异的“不道德”快感之中，(41) 他们的身体逐渐丧失生产能力，只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躯体；他们的隐秘吸食快感与传统的美德背道而驰，大量的上瘾者使整个社会风气陷入败坏与沉沦之中；为获得这种消费品，他们必须以银元来购买，从而导致帝国货币体系的危机；鸦片又是外来的，这种外来物品在破坏中国固有的社会面貌。围绕鸦片问题，生产与消费、身体与心灵、个体与社会、财政与军事、中国与西方等等一系列对抗式陈述与想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晚清政府就更不可能以战争方式来解决鸦片危机。因此，鸦片是一种给晚清中国带来多重病态的物质，它不仅是导致冲突的根源，而且是形成特定敌我强弱关系的重要物质媒介，它在冲突之初已经预设了失败的结果。显然，林则徐的这种观点体现了晚清社会上层意识形态已经形成了以鸦片为中心而建构起来的有关中西方冲突及国内矛盾的一整套构想。这种意识形态体现为中国中心观、中国人的身体与日常生活的健康形态、国家的富足与稳定、边界的完整与封闭等一系列的文化想象与权力运作体系，而鸦片的盛行及其国内国际市场格局的形成，则在构建着另一种以商品流通与消费为中心的社会构成规则。正如米切尔·舒德生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制度更明显地依靠组织和暴力，社会协调更多地凭借市场、交换和面对面的互动，至于社会文化共同体，则相对更大程度地依仗于与共同的文化习俗、角色、符号相应的社会关系。”(42) 鸦片问题在这里意味着晚清在政治制度与社会协调方面出现了脱节，更在文化沟通与响应方面出现了分裂。从翻译到禁令再到战争，所有这些为重新达成帝国政体、财富与民众身体之间协调关系的行为，与鸦片走私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相伴随，针对鸦片更全面和更为严厉的的战争动员因此成为了唯一选择。
两次以“鸦片”命名的战争失败以及中国内地鸦片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使鸦片价格开始下降，消费人群下沿到普通社会阶层。如果按照最严重的鸦片吸食人群数量估计，大约到19世纪80年代，鸦片已经从奢侈品演变成了晚清中国人的日用消费品。尽管其吸食体验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充分再现，在近期海外学者与台湾学者看来，鸦片重构了吸食人群的日常生活形态与行为方式，其吸食过程也形成了仪式化的过程，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物质用品并通过大量烟馆的建立而呈现出独特的社会物质空间。(43) 在一个连慈禧太后都是鸦片上瘾者的国度里，鸦片消费已经成了晚清中国社会的生活时尚，继棉花、烟草及其他来自于海外的日用消费品之后，构建出了一种全新的消费文化，是晚清中国人“一种娱乐项目，是社会区隔的徽章和精英文化的象征。它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仪式中进行，非常类似于为统治精英构建区隔的品茶仪式”。(44) 鸦片也在参与新型社会空间的组建，尤其对晚清中国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娱乐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45) 鸦片甚至还在许多地方代替了硬通货。在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是中国近代市场化进程的一种催化剂，也是构建大规模社会消费生活与文化形态的重要中介，是国际贸易链条深入到中国，并在中国构建其市场网络的先遣队。我们所能确定的就是，林则徐并未夸大鸦片针对中国经济与军队的负面作用。(46) 鸦片是一种现代性商品，(47) 是需要国家化制度去严加监督、安置与运用的物品，包括国内治安、国家防卫、（身体与心理的）医疗、教育、交通及传播体系等一整套建构所谓现代性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体系，而禁止法令、道德规劝、神话式恫吓及国家防卫力量的动员只是其中的一些环节。(48) 如果说，在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鸦片作为晚清政体的公敌已经是其背后物质与精神力量的象征的话，那么在对鸦片的叙述中，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有关中国、中国人及中国近代史基本形态的历史观，它是体现全球视野中的所谓“中国性”或中国特色方面起关键作用的一个重要道具。(49) 鸦片因此而全面象征化：它在个体层面上被建构为一种集愚昧、孱弱、变态、反身体、自我残害、疯狂、毫无生产能力等等于一身的物质，在社会层面上被叙述为道德败坏的集体性沉沦、糜烂的社会风气、与外界隔绝和反交流、整体性贫困、丧失与外国的对抗能力与战斗力等等的化身，它在历史层面则意味着对世界的发展与进步毫不关心、落后却又妄自尊大、不断地失败却仍然固执于虚幻的想象、一次又一次的被羞辱却还不思悔改等等。总之，几乎人类文明史所有的缺陷与错误，都通过鸦片在晚清时代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悲惨境况，这种难以想象的、有些自作自受的、让人悲叹的、次等民族式的悲剧性，是我们陈述近代史的一条情感主线与挥之不去的灾难性历史记忆。聚焦于鸦片之上，中国历史在事实、想象及情感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自我分裂，而这种自我分裂的解决之道，则构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晚清历史实践及中国近代意识形态变迁的基础，或者说，不仅在历史事实上，更在多方文化叙述与想象中，鸦片，已经成了中国近代史乃至近代中国的核心象征。而去掉这一象征，彻底埋葬这一段自我历史的进程，消除深藏于我们内心之中的耻辱，缝合时代的精神分裂，成了中国近代及至现代社会实践与书写全新宏大叙事的原动力。一句话，从近代史和近代中国对未来的想象角度来看，鸦片是一种被高度象征化为中国“积弱”之形象的物质。
那么，为什么鸦片贸易能在中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与广泛的社会影响，为什么当时的无数中国人会如此迷恋这样一种上瘾性消费品？或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晚清中国人大规模吸食鸦片这一行为的内在精神驱力，是否本身就内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之内？或者一种针对国家统治的毒品，同时又为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者更具戏剧性的，难道是不可知的命运就是要把晚清封建帝国的覆灭归结为鸦片这一历史悲喜剧？或把鸦片当作一种可悲的物质中介，而由它来引导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步伐？
三、建构轮船神话
上述有关中国晚清鸦片流通与消费的阐释表明，至1840年前，以鸦片为中心，一个从生产到运输再到监管的跨国贸易体系、一个国内市场销售网络与一种成形于社会精英阶层的消费习俗已经建立起来，并在银元财政与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开始被清政府认识到了其严重的危害性，相应的鸦片禁令及有关严格控制海洋贸易与运输业的政策也相继出台。显然，从清政府制定政策的意图与目的来说，严格管制进出口贸易、切断鸦片走私途径、断绝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商品来源，这些初衷显然是合乎逻辑的。但问题是，在一个已经产生巨大变革的全新国际环境中，这种做法的心理、历史与文化效果不仅恰得其反，而且还通过强化鸦片的特定功效与中国人的特定生理与心理需求之关系，构成了一种有关国家及民众羞辱、畸形与积弱的想象。在一个幅员辽阔与人口众多的帝国里，这种想象的产生导致了晚清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分裂，而正是存在于这种想象之中的内在精神分裂，将在随后的历史境遇中被强化与放大，从而在历史的实践、想象及其叙述上，在中与西、学与术、道与器等问题上，一步步构造起洋务与守旧、维新与保守、变革与复辟、启蒙与救亡、革新与革命以及压迫与解放等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而就历史事实及其象征意义而言，这一系列精神分裂与文化对抗性的二元对立，则正是起源于鸦片、轮船及其相互关系的文化想象。
本文所指轮船，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叫“明轮船”、“车轮船”、“火轮船”或“火焰船”等名称，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运输工具。这里所谓的“轮”，因早期蒸汽动力的驱动系统为左右两侧船舷后巨大的划水轮，而其能量则来自于“火”，即是指蒸汽机内部以煤炭为燃料的燃烧装置在早期是暴露于甲板之上，也能被人所看到而得名。除了轮与火之外，早期轮船还带有过去的帆船特征，同样有桅杆与风帆，是一种自然力、人力与机械力相混合的新型船舶，能根据不同的航行条件运用不同的动力形式，因而较之过去的帆船更适应远洋航行。轮船是西方近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它在19世纪初由美国人富尔顿（R.Fulton）研制成功，(50) 与火车的出现时间大致相同，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投入到贸易与军事领域，而其广泛的使用主要是在18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舰队中的轮船主要用于侦察通讯，主力作战舰艇仍为传统帆船。与当时中国的帆船、沙船及其他水上运输工具相比，轮船不仅体积更大、速度更快、航行更灵活，而且其形象也非常不同。此时的清朝水师尽管拥有近千艘战船，但其技术、装备、布防体系、作战指导思想及军队作战技能则已远远不是轮船的对手。而到了1850年代之后，西方轮船基本取代了风帆与蒸汽机相结合的船只，并随后制造出铁甲舰，成为海洋军事与贸易的主要工具。
鸦片与轮船，有着历史事实上的紧密关联性。鸦片在印度与孟加拉生产，由以英国人为主体的私营公司从印度洋运输而来，其所经之地虽已有大量华人定居，但几乎都被英国及其他西方强国所控制，然后到达广州海面与国内鸦片代理商成交后，以水路运输为主进入内地。而内地的鸦片传播与分销系统也主要以水路为主，形成了一个自沿海到内河再到内地的走私贸易网络。(51)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鸦片及其他货物的走私贸易得到了国内商业资本的密切合作，构成了一种地方商人与殖民贸易的共谋关系。(52) 鸦片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中国商人的利润来源，这显然是与清政府对于鸦片的国家观点完全相反的。为保证鸦片走私的安全性，这一走私网络的外海渠道本身就已经具有军事色彩。鸦片海洋运输中的三桅船、在澳门码头上用于鸦片交易的趸船本身都是火力巨大的武装战船。(53) 此外，用于内河快速运输的多桨船（俗称“扒龙”或“快蟹”），还有1840年前后英国商人为保护鸦片贸易而运用的飞剪船（快速帆船）(54) 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开始用于侦察与通讯的轮船等等，所有这些形态各异的船只，与鸦片组建了一种不可分离的统一形象。一种塑造特定感官境界的毒品，与一种穿越国界并构建跨国网络的船之间，形成了一种精神与物质的结合。再加上这些船在技术与外形上与当时中国的船有明显差异，而且随着西方船舶技术的发展，这种差异还日益加大，这导致了与鸦片一样，西方鸦片走私船也具有妖魔化形象。实际上，中国鸦片贸易量及其对英国国家事务影响的增大，直接刺激了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航海技术与船舶制造业的发展，第一批被运用于鸦片走私活动的三桅快速帆船，其工艺、技术与形象曾被称之为艺术品，其中出产于1829年的一艘排水量达到了254吨，远大于晚清中国的轮船体量，创造了从加尔各答到伶仃岛18天的航行速度。在鸦片走私船中还有许多是武装商船，(55) 其上配备的火炮已经革新成了后膛式，与中国此时从炮口填放炸药的前膛式及固定炮位不同，其技术水平与军事威力已经非1840年代的清朝军队所能比。正因如此，英国首任驻华贸易总监律劳卑1834年在给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一封信中描述中国军事防卫能力说：“三四艘快速帆船和双桅船，加上一些可靠的英国士兵，就可以取得胜利。此举成功之容易，甚至超过了对西印度群岛中之一无名小岛的占领。”(56) 而在1939年11月穿鼻海战中，两艘英国战船就打败了由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领的有20余艘船的船队，后者几乎是当时清政府最好的海军。1840年，当时的英国贸易总监义律在一封给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写道，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一艘战舰、两艘护卫舰、三艘蒸汽船以及一些小型武装船只，这些就足够攻击从北京到广州的漫长海岸线。而事实是，1840年6月份，准备军事干预的英国海军在广州外海已组成了包括17艘战船、五艘蒸汽船及三个团的士兵共计20余艘船只组成的小型舰队，超出了义律的需求。其中，1839年在利物浦下水的“复仇神号”排水量达660吨，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蒸汽机技术，并装备了铁制外壳，是第一艘绕过好望角的蒸汽船。(57) 此一时期，英国到达中国的船只及火炮，无论从体量、形态、速度、灵活性及爆炸能量上，已经远超出了中国船只及军事力量的技术限度。
除鸦片之外，令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人印象更为深刻的则正是轮船。魏源《海国图志》中这样写道：
于是以火蒸水，包之以长铁管，括柄上下，张缩其机，借炎热郁蒸之气，递相鼓激，施之以轮，以使自转。既验此理，递造火轮舟，舟中置器，以火沸水，蒸入长铁管，系轮速转，一点钟即可行三十余里，翻涛喷雪，溯流破浪，其速如飞。(58)
尽管此段对轮船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还难以让未曾见识的人们从中想象出轮船的完整面貌，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从中确定的，那就是，轮船采用了全新的动力与驱动技术，这种技术实现了水、火与气之间不可思议的结合，并转换成了巨大的能量，成为海洋运输的一种奇观。林则徐在一份上奏清政府的“英夷续来兵船情形片”中又写道：“五月二十三日……又先后有车轮船三只，以火焰激动机轴，驾驶轻捷。”(59) 此折中的“激动机轴”已较上文中的“大铁管”更加准确，这可能与林则徐已购得一艘美国轮船并加以一定研究有关。另一清政府高级官员琦善也在上奏中描述道：“据称名为火焰船……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起，烟所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退水，皆能飞渡。撤去风斗，轮即停止。”(60) 上述三段中国人早期对轮船的叙述，有着同样的风格与手法，他们看到了相似的形象。这是一种理性认知与感性体验相结合的形象，轮船的机械特点、行驶情形及社会用途，以一种新型的蒸汽动力技术与明轮驱动技术为中心，其实际动态运用过程被直接纳入特定地理空间的描述之中，呈现为并不一定为亲眼所见，但却在陈述中力图体现轮船视觉特性的手法。新的技术首先被看到，在视觉基础上去形成理解，并以“咫尺天涯”、“飞渡”等想象化空间形象而表达为一种源自于技术的奇观。而对轮船进一步的惊叹性体验则是在鸦片战争战败之后。时任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奏道，英国人对于战船制造“无不各运机心，故其船坚大异常，转运便捷。而兵船与火轮船尤甚。当其行驶之时，既为风色潮信所不能限，及其接战之际，并为炮火所不能伤”。(61) 轮船有形体巨大、运转便捷、突破帆船技术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等特点，而清军战船与岸防炮台则难以对之实施准确打击。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蒸汽机船已经成为了英国的主力战舰，所谓的“轮”或“明轮”已被船尾隐藏于水中的螺旋桨所代替，其耗煤量也相应减少，技术上更为接近当代轮船。这样一来，在晚清的全面溃败中，至少有一批中国人惊讶地看到了事实的真相：继鸦片之后，轮船作为第二种重要的物品，进入到了晚清中国的领土空间与思想视野之中，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战争行为与后果的视觉“震惊”。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及之后，以丁拱辰、林则徐、潘世荣、龚振麟、何礼贵、郑复光、丁守存、魏源等一批海内外华人为代表，他们参观察看西方轮船，仔细研读相关文字资料，并通过洋人的帮助进行了初步试制。从震惊于战争，到惊叹于技术，再到相关的翻译与制造，轮船既是可认知的物质性对象，也是可以理解并通过动手试验能够逐步把握的一种全新产品，还是一种对全新事物进行语言命名的表述行为。而在这种语言表述中，以“子炉”对应锅炉，以“未竽”、“申竽”对应于活塞杆与滑动阀杆，以“辰桶”、“申桶”、“午桶”等概念对应于汽柜、滑动阀与汽缸，(62) 用卡林·塞蒂纳的话来说，由于现代性事物都被“写入了文本性……每一个设计的物体都是谈话、写作、素描和计算等过程的终极产品。它总是备有‘规则、核对表、保修单和使用手册。’它内装行动编码和程序——其潜在用法的编码——以图示其意图性用途”，(63) 因此，这种对机械术语的翻译体现着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中的概念来命名和理解现代事物并把现代事物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中的最初尝试，也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向实证性思维、实验性科学技术知识与经验主义思想靠近的行为，它标明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的可能性。显然，当以轮船为代表的现代机械、商品及工具以更大规模进入到中国，并形成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社会影响时，在轮船及其背后的科学技术知识、理性认识论及其世界观面前，这种尝试将越来越呈现其局限性与临时性，中国传统思维的命名、理解及收编将会难以为继。与此同时，随着由以鸦片走私为代表的跨国远洋贸易的繁荣、战争的成功与失败之经验教训、社会形态的相关变化等等，共同导致晚清一批精英阶层在轮船这种现代物品中看到了一种发展性的前景。这种前景既可带来国内外战争的胜利，也可以改变由鸦片所造成的积弱之国家形象，更可以导致国家的强盛。围绕轮船的震惊、知识与经验，就这样直接导致了以“自强”为中心主题的洋务运动。正是在洋务运动的“自强”观念中，以鸦片代表心灵、身体与国力的弱小为一方，以轮船物质与精神的强大为另一方，一种在当时国际局势面前对于中国的二元化认知模式及其由弱变强的变革途径全面建立起来了。晚清中国终于在物质中找到了克服鸦片的对手。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有关中国的现代文化想象的开端，有关“器”与“技”、“利”与“权”的思想、知识与实践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文化主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与“制器之器”被置放于中西冲突的背景之中。战争，无论是被动防卫性的还是主动进攻性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了解决以鸦片为核心的中西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冲突的最终方案。物质及包含于现代物质之中的技术、知识与经验，通过物质而展示的社会景观，一时成为晚清世界观的焦点。
在经过了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有关中西方关系的战略思考主要集中于海防事务领域，以中国陆地防御为主，以具有现代意义的近海防御体系为辅的国家领土政策开始占据上风，重新建立已经被西方军事与经济所瓦解的国家边界，在这一边界处与西方展开均衡的对抗是其目的之所在。这样，在与西方通商、行教和学习西方船炮知识方面（江西巡抚刘坤一）、在中国文官制度与西方火器技术之间（李鸿章）、在造船与现代通讯技术的运用之间（左宗棠）以及在主攻、主守与主抚之间、在陆战与海战之间，甚至于在西方与中国的人种差异问题上，发生于当时中国统治精英阶层的一系列的争议同时或相继而起，每一种持议皆有其概念、知识与想象，都有其所固执的真理。事实上，这些争议在晚清每一次重大社会危机之时都会出现，但其所提出的具体问题都随着政治、外交及战争局势的变迁而兴起、消亡或再兴起。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北京的陷落，导致了以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开始成为国家基本政策，其内容主要为：“借夷助剿”（太平天国军队）；在上海设立军工厂，聘请洋人“教导制造”船炮；以一部分关税租用或购买外国兵船，“以济兵船之不足”。(64) 在这个基本政策中，轮船进入到中西方关系的政治层面之中，导致中西方关系围绕轮船而呈现出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的复杂纠葛。轮船既代替鸦片，也针对鸦片，成为了中国近代全面消除物质与精神鸦片的利器，它被神话化，并在其实际与象征层面上成为洋务运动“自强”之根基，所谓现代性思维及其实践经由鸦片与轮船这样两种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物质或物品而得到建立与强化。这样，有关让轮船摆脱其与鸦片之间的亲缘性，从鸦片的象征性神话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能被中国所利用的核心技术的一系列举措开始得到了实施。无论是通过仿造、自制或购买等方式，晚清政府都要获得轮船，并以轮船为基础，建立全新的工业、军事与知识体系，并在新的象征意义上建立以轮船为中心的国家想象。显然，在这种设想及其历史实践中，只有轮船，才能成为最终去除中国以鸦片为代表的积弱形象的利器。
四、从消费到生产的话语转向
有关轮船的政策转向，意味着晚清政府与社会精英阶层对于当时社会形态逐渐形成了一种主导性的解释，从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着眼于鸦片消费与国民身体、国家财政及道德等方面的负面关系，开始转到关注有关轮船及轮船背后的系统性工业技术与国家整体实力之强弱的正面关系；从鸦片导致的“民弱”，转向为轮船所导致的“国弱”之认识；从传统“中国中心论”转变为“中西对抗”、“中体西用”及“中西交流”相互交织的观念之形成；从把鸦片与轮船同样当作“奇技淫巧”的舶来品的代表，到把二者分别看待，逐步把二者当作相反的事物，在二者之中发现对立性的意义，在国家法律、税收与经济体系层面重新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不是鸦片作为民众、社会与国家的毒品这一意义的消失，不是其作为特定消费文化与消费行为之消极性的去除，而是在保留甚至于放大这一消费意义的同时，把鸦片置放于以轮船为代表的社会生产与发展层面上，不仅使这一消极性长期存在，而且还让这一消费性在文化想象、宏观经济政策、国民身体健康与社会福利方面，作为一面活生生的镜子或一部生动的教材，从反面激发整个社会理性的自强运动。而在轮船问题成为自强运动的解决方案之后，身体与个体就与一个庞大的国家想象及其整体实践不可分离了。正是在这种个体身体、社会消费文化、政府财政、中外军事冲突与国家的复杂关系中，鸦片与轮船协同构造出有关中国近代化的文化想象与实践，自强运动、维新运动及后来的驱逐满清、国家革命、阶级反抗与国家解放等等，都是与这种文化想象密切相关的民族国家之历史实践。自强成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目的。在朝向自强的社会运动中，作为这一历史进程之起源的鸦片，是自强需要克服与去除的对象，只要鸦片仍然存在，自强运动就没有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轮船与鸦片，作为一对意义相关又相反的物质，在象征层面上从正反方面共同构建出中国近代史之宏观意义。
魏源首先注意到了鸦片与轮船的历史性关系。他写道：“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其害，不肯受益也。”(65) 在这段话中，魏源指出了奇技淫巧、邪教毒烟与行军利器同为西洋来物在中国的接受完全不同，并形成“害”与“益”的社会差异，是因为“肯”与“不肯”的态度差异所造成的。魏源的这种批判性指责把奇技淫巧、邪教毒烟与行军利器进行了区别，与社会个体源自于消费生活的体验与精神需求，与国家源自战争的军备需要，其社会意义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必须把中西双方在消费文化及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置于中西军事对抗的关系之中加以考察。其次，他批评社会舆论把西方舶来品同视为“奇技淫巧”的观点。他指出“奇技”与“淫巧”不同，一在军事：“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二在民用：“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主要为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各种新型科技、实业与生活工具。在他看来，“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此，“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66) 这样，魏源一方面阐释了“奇技”之“奇”在于“长”，即长处或特长；另一方面，他又以“夺造化，通神明”而把“长技”与西方社会景观及其相对于中国而言的一种全新历史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科技与工业的长技是与社会的奇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里所谓的“长技”，是以军事战争武器为主的社会生产与发展的利器。作为晚清军方最早认识到轮船之利的曾国藩曾经在查看轮船时说道，轮船“无一物不工致，其用火激水转轮之处，仓卒不能得其要领”。(67)
在冯仁玕、王韬、冯桂芬等人那里，消费与生产、军事与商业、社会奇观与有益民生及中西方关系等一系列区分仍然存在。王韬认为，西法中除“火器用于战”、“轮船用于海，可备寇盗威戎”与“语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这三者是值得中国可用与可学之外，其他先进的交通与传播技术需要甄别：
西国地小民聚，政事简易，凡有所闻，易于邮递。水则有轮船，陆则有火车，万里遥隔，则有电气通标。而中国则地大民散，政事繁剧，若仿月报，必至日不暇给。水之大者，海而外虽有江、淮、河、汉，而内地支流，其港甚狭，即轮船之小者犹不能驶。九州之区，半系涂泥，土松所薄，久雨则泥泞陷足，车过则倏洞窟穴。而轮车之道，必熔铁为衢，取径贵直，高者平，卑者增，遇河则填，遇山则凿，不独工费浩荡，即地利有所未能。(68)
在这里，王韬从地理空间、社会形态与国家财政角度的中西方比较出发，把利器定义为处理中外冲突的工具，它只是主要存在于战争的前线、国家的边界与语言的交流等空间之中，而不能导致以社会形态、社会交往方式与国家财政体系的整个国体的改变。在这种认识中，他与魏源一样，对于“长技”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奇观性联系依然存在，必须把它定位于中西或中外关系的领域之中，使之形成对外而非对内的影响。这也意味着，王韬等人不仅意识到先进技术与工具可能带来的深远社会影响，而且以视觉观看的方式想象到了这种影响。从魏源以来的所谓“开眼看世界”，在这里已经开始呈现其从微观“利器”到宏观社会、从客观事物到价值评判、从部分到整体的视觉化与深度化的思维模式，曾经来自于战争失败的视觉震撼向整体社会形态的视觉想象转化，一种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视觉中心主义开始形成，看到的景观成为了“世界观”的想象基础。而鸦片，以及鸦片所导致的那些难以视觉化、语言化与交流的体验，则在这种逐步占据主导的视觉中心主义面前，从道德、身体与银元财政等社会领域，更深地被压抑到历史的潜意识领域，把民族国家的灾难性记忆书写成集体的精神禁忌。要解除这种禁忌，晚清政府需要把灾难转移到一种积极而且正面的社会实践，需要把创伤转变为复仇，把过去的失败转化成今后更大的胜利。曾国藩1860年时认识到了这一点：“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69) 在这种想象中，鸦片变身为了轮船，鸦片所带来的各种隐秘的羞辱，必须要通过可见的轮船及其炫耀性的军事力量来弥补。
无论是在近代史的历史事实上，还是在社会效果与影响、文化与心理等几乎所有的方面，轮船都是鸦片的最好对应物。鸦片是来自于植物的、有机的、颜色暗淡的、在火焰的炙烤之下会转化成液体与气体并逐步消失的膏状物品，在鸦片及其吸食过程中，充满了一种虚无主义的精神气质，是一种典型农业时代的产品。而轮船则是来自无机物的、经过现代工厂冶炼而成的、闪闪发光的、坚硬的巨型物品，体现着对于无边的海洋及外在世界雄心勃勃的征服欲望，它不依恋居室，有着广阔活动空间和巨大运动能力，是一种引领工业革命与世界全球化进程的物质。鸦片让人沉迷于自我的精神之中，以逐步丧失身体机能及对外在世界的兴趣为代价；轮船则把人归并到机械体系之中，它是一种宏大的、整体性而非集合性、制度化的物品，它能形成人与机械理陛的、知识性的和相互协作的关系，强化身体的运动性，把个体身体融入社会形态与历史进程之中。鸦片是个体化的，其影响是社会性的，是导致观看自我内在精神的幻想之物，且又是在肉体上消灭个体；轮船则是国家化的，它导致人们观看外在世界的物质形态，并通过这个物质形态而把握社会的精神本质。在鸦片与轮船之间，身体对钢铁、个体对社会、虚无对实体、小型对巨型、室内对世界、心灵对物质、静止或死亡对运动或新生，以及躺着的鸦片吸食者与站立着的战士等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卓然而立，二者有如一对难兄难弟，是中国近代史的巨大戏剧冲突之孪生双方，同时又是一种自相搏击的两面极端。鸦片与轮船尽管物质形态差异巨大，但都同为人工制品，都是通过利用、提炼与改造自然资源而获得了某种神奇的、类似于超自然力的效能与形象。现在它们分别从日用消费品与战争工具两个不同领域，结成了物质文化上的密切关联。鸦片与轮船在个体精神、社会道德、财政与货币制度、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文化想象与信仰领域，都是必须合而为一的，以便它们在想象中能成为是不共戴天的对手。
轮船“为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语）。轮船一旦被中国所利用，就是鸦片最好的解毒剂，也是对其曾经造成的灾难与痛苦的最好补偿物，更是最终能够彻底消灭鸦片的锐利武器，是让整个民族从鸦片的精神深渊中走出来的最佳途径，是让晚清帝国重现往日荣耀的根本之所在。曾国藩幕僚之一薛福成于1865年的《上曾侯相书》中写道：“世之议者，或愤中国积弱，以效法西人为耻。不知工之巧，器之良，乃造化日辟之灵机，非西人所得而私也。”因此“广设巨厂，多购制器之器”，才是国家发展之正途。监察御史陈廷经也写道：“先制战船，次造巨炮，而后配以精兵。”“必使中国水师可以使楼船于海外，可以战夷船于海中，庶几有备而无患。”(70) 一旦通过战争的经验教训及相关科学知识的学习，轮船以其奇观化的感性形象、全新的科学技术体系及令人震惊的效果而成为了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利器”，在其物质功能之基础上，它还能提供社会实践进程的目的地，既是立足之地，能够生产出一个国家可以想象的光辉彼岸，还能赋予整个国家及其历史进程以宏观意义；它构建整体而非个体，强化中心而非分散，它皈依可见的物质基础而非不可言传的神秘体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轮船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令人振奋的福音。曾国藩就说道：“欲求自强之道……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71) 在它面前，一切过往的道德价值都可以暂时抛弃，甚至于鸦片在轮船的建造及帝国军事实力的发展过程中都成为了不可或缺之物。轮船成了鸦片最好的替代品，但要得到这个替代品，必须要保留这个被替代之物，既在晚清海关、财政与税收制度之中，也在社会形态上，更在文化想象上，鸦片都是不可缺少的物质。
因此，尽管轮船与鸦片曾被妖魔化，但随着国内与中外战争的进程，观念领域有关全面抵抗舶来品的“夷夏之辩”，开始向以轮船为中心的“中体西用”转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鸦片与轮船之间的协同关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分离了。轮船成为一种中性的工具，它可以被中国所利用或使用，能从西方运输鸦片与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工具，转变成中国战胜鸦片的利器。这样一来，汇聚于轮船之上的震撼性视觉形象之观看、全新知识领域之学习及救国与救时之道的探索三者合一了。鸦片与轮船的历史统一性变成了一种对立性，一种统一的象征逐步分离出了不同的精神价值。必须要用钢铁与火炮的物质性来摧毁那种让人沉迷、颓废与堕落的可怕精神力，必须在一个被鸦片所玷污的中国大地上重建物质性的社会稳定。这是发生于1840年至1894年近半个世纪里的历史宏观叙事，是一种建立于文化想象之中的历史神话。在这个神话中，鸦片与轮船曾经都是魔鬼的一方，现在，轮船从这种妖魔性中解脱出来，成为唯一能驱逐鸦片及其妖魔性的神圣道具。
五、物质神话中的历史叙述
从鸦片作为中国积弱之代表，到轮船作为中国自强之象征，它们在文化想象、历史叙述、国家政策中的相互复杂交结，当呈现为具体社会实践之时，其实际后果却往往与想象有相当大的距离。
与鸦片一样，轮船也是一种商品，但它是一种独特的商品，即按照市场规律通过商品交换从西方购买而来还不能完全使轮船正常运转，它需要一整套的体系化运作，包括外交方面的谈判、在中西国家政治利益方面的相互理解与妥协；以科学技术、现代海军及军事战术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与技能培训；相应的基础设施（港口）及相关管理制度、配套维修与保养；新型人力资源的配合；工业体系的完善及市场体系的扩张；等等，而所有这些，都与新的社会形态及其制度建构密切相关，它既需要晚清帝国重新调整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解，也需要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与参与。面对这些体系化问题，晚清政府所采取的方式是，将轮船及其相关体系全面国家化，以国家政治、经济与人力资源的严格配置，控制社会多方力量的介入与参与。左宗棠在1866年的一份奏折中说：
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兑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自洋船准载百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费重运迟……不唯亏折货本，寝至歇其旧业……是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借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72)
这是一种批判性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社会精英阶层把轮船当作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之利器时，也就是把它当作了重新调整与布置社会权力的杠杆，它是权力控制与社会治理的象征性权杖，谁拥有它谁就能获得掌控晚清命运的能量。
首先，在相关机构的设置及初期试制方面，1861年由曾国藩主持建立安庆内军械所，并于1862年在南京金陵内军械所成功试制中国近代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开始，1865年由李鸿章主持开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主办之“福建船政”及天津机器局、黄埔船局、大沽船坞与旅顺船坞等一系列制造及维修企业相继建立，至1888年中国第一艘船长60余米、排水量2100吨、1788马力、航速14节并装备多门火炮的大型钢甲舰下水(73) 及1889年北洋舰队拥有。7000吨级的战舰止，中间经过海防与陆防的讨论，造船、租船与买船的争议，以及中法冲突等事件，晚清还是基本上建立起一套以轮船制造及维修业为中心、以近海防御为主要目的、以现代海军为主体的防卫性国家空间的基本形态。在此基础上，晚清还发展以轮船为中心的初步工业化格局，以轮船为下游，逐步形成一套钢铁冶炼业、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业与相关港口及城市的基础设施相配套的军事工业体系，包括以军事需求为重的有线电报（自1874年福建电报线始）、铁路（自1888年津沽铁路始）等现代交通与传播体系，共同构建了一个向着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防卫性空间。郭嵩焘认为：“泰西遍国皆机器也，中国无能效之，其必宜效者二：一曰电报，一曰轮车……有电报则信息通，有汽轮机则转运速，可以处堂户而坐制万里之外”，“用此以横行天下，战必胜，攻必取。”(74) 这是一个以战争为重点，以机器为工具所展开的空间，它以广州、福州、上海与天津及其周边地区为海防前线，以长江流域和渤海湾为陆防纵深，并形成对国内经济与社会重点地区的控制。而辅之以1866年晚清正规军队的建设，一个具有一定现代意义的国家暴力组织与国家化军事工业体系相呼应的全国性空间格局基本完成其雏形，把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晚清的国家领土陆地防卫空间向近海加以拓展，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突破卡尔·施密特所称的“狭隘的陆地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尝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空间秩序的视角来看，主权国家的概念乃是一个陆地性的观念……它没有碰到和涉及海洋……即滨海国家的国家主权可以向海中延伸到武器的射程所及那么远”。(75) 自强，在此主要表现为军队战斗力、军事企业的生产能力与国家战略空间的构建这三者的结合之上，战斗力的提高、生产能力的提升，与国家战略空间的拓展密切相关。这就是李鸿章所强调的：“从来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76) 无论是出于防御或和平目的，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形成都是必备的手段。在此看到，晚清19世纪70年代上层意识形态因现代军事化与工业化进程之发展而导致的一种转变，即进攻性力量的具备，是国家完整性与统一性空间得以存在的基础。这既是一种军事战略上的，也是文化想象上的重大转变。其中每一种机器从西方引进到中国并被使用，都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引发了激烈争执，以轮船为中心的洋务派则在争论中逐渐获得知识、权力与利益等方面的优势，一步步把晚清纳入到多边抗御的国际环境之中。从理论上说，以轮船为中心的现代性军事力量本身就是高度机动的、进攻性和向外防御的，而其背后的军事工业体系，不仅要在生产规模上形成扩大再生产的格局，而且还要在工业体系上不断扩张，形成更长、涉及范围更广的生产链条。轮船因此不仅再现，而且再生产，更是变革性地转变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正统意识形态、传播渠道及其国家化的制度体系，以实际的或象征化的暴力与进攻性，来强化了国家完整、统一与强盛的想象。这种想象以工业、商品经济、军事武器等物质为基础，把晚清推入到以轮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及军事扩张的想象与实践之中，因为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可以为之献身的想象，是真正能彻底改变积弱之国家形象的根本之路。以至于这种想象自洋务运动到今天一直存在着，有时表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时则是“四个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有关现代中国之国家存在意义与发展向度的根本保证，并与随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强调的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核心观点密切配合。中国就此成为一个在文化领域高度重视现代物品的国度，中国需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构建起一个庞大而且是不断扩大着的物质（包括商品、生产工具与可见的物质技术）奇观，达成统治性的社会效果。
与此相伴随的，是以1864年成立的同文馆、 1863年成立的广方言馆及1867年江南机器局翻译馆为主，系统性地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工作的逐步展开。以江南机器局翻译馆为例，“自1868年至1907年先后翻译出版的书籍计有23类，160种，1076卷……出到1919年底翻译馆已共出售译书32111部，83454册。所译书籍除少量历史和政治书籍外，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而1868年至1907年所译书籍种类占前三位的是，兵学（109种）、工艺（106种）与算学（89种）。(77) 而在新式学堂的建立方面，自福州船政学堂成立始，各类新式学堂都以轮船及机器制造、水师及军事、矿业及现代传播技术等领域的教学为办学宗旨，课程也涵盖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及军事理论方面的知识与实践技能，既为以轮船为中心的现代军事工业及军备体系培养人才，也在逐步形成着以客观物质对象为基础的、可以测量与预计、可以控制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而在逐步引进体系化西方知识形态的同时，以相关专业技术人才的官阶晋升制度在以科举取士的框架之中也有了一定的改革行动。这意味着以轮船为中心的国家化建设进入到了社会之中，获得了语言、教育及社会结构形态的制度性媒介，从而展现为一种以物质为中心的新型文化机制。在这种文化机制中，自强的想象不仅有着物质化外观，而且构建了代表性的象征，拥有了客观化的实践与生产手段，形成了一种朝向实际效应的实证性与经验性思维模式。能够向社会进行不断扩大其影响力的传播，并在国内与国际关系方面产生实践的影响力。这样一来，对于全新国家空间形态的理解及其以轮船为中心的生产性实践，与同样是以轮船为中心的工业化体系，再与以轮船制造技术为中心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三者之间形成了统一协作的关系。轮船及其现代工业体系，“首先是用于看，用于听，用于感觉，也就是说用于更加强烈地领会当前的世界”，(78) 以全新的庞大景观出现于晚清社会之中，以其可见的物质所有权，成为晚清国家重新振作其社会权力，重新炫耀其社会治理能力的资本。无论晚清思想家们如何进行有关中西、道器、学术之争，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及其物质产品而形成的西学、器物与技术，都在他们所难以想象的领域及程度上改变着中国文化的再现体系与生产机制。
正如科普托夫所言：“和接受外来思想一样，接受外来物品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它们被接纳的事实，而是它们被文化重新界定并投入到使用中去的方式。”(79) 从轮船作为一种西方携带鸦片与侵犯国土的外来物，到它成为晚清高度重视的战争武器，到它被当作救国之利器，一种神话就此而谱写。以鸦片为积弱之象征，以自强为意识形态，以轮船等战争武器为中心，形成以造船业的工业化、相关科学知识、现代军队、文官管理的体系，辅之以贸易、财政方面及中外交流方面的配合，形成国内社会与国家边界的新型军事化构架，以军事化带动并规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向现代国家进行转型。在所有这些国家化社会实践中，驱逐鸦片、洋人及其殖民性是其目的。重新振作的国家必须要在把所有导致国家弱小、变态、破碎的力量排除出国家地理与政治空间的过程中，吸收那些强化自身的物质、技术、知识力量，在中西对抗的基础上达成中西对话与交往关系。显然，鸦片始终是这个轮船神话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负面角色，它在催生、建构并烘托起轮船的光辉形象。然后，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那个曾经被晚清寄予厚望并被日本所惊叹过的北洋舰队却遭遇到了彻底失败，而且这种失败在晚清文化思维的变革方面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其一，战争的失败既强化了晚清积弱之形象，更提升了国家拥有以轮船为中心的强大现代物质力量的重要性，积弱与自强之间相互依赖的矛盾只有在更为强大的轮船与海军军事力量发展中才能得到最终的解决，这已经成为晚清统治阶层的共识，并在随后的维新运动中得到了强调。其二，强大的现代轮船与海军的建立，不仅意味着知识形态、世界观及整体国家防卫理论的改变，更是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形态的相应变革。也就是说，在甲午海战之后，轮船神话不是破灭了，相反，轮船的象征性在其强化的同时，更普遍地渗透于社会舆论之中，从中发展出随后的有关全面的社会变革或革命的历史主张。到俄国革命成功之时，来自涅瓦河上的“阿芙洛尔”战舰发向冬宫的炮声，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同时从物质与意识形态领域全面重构了轮船作为国家物质力量的历史叙述，这一历史叙述在“文革”时期“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歌声中达到其辉煌的顶点。
更为重要的是，甲午海战之失败于日本，这是针对国家与社会一种更深程度上的精神耻辱，这种耻辱以其可悲的失败或可赞的牺牲，同时成为关联个体、社会与国家命运的情感纽带。在这个意义上说，失败与牺牲所导致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更为刻骨铭心，也更为有效。有关国家的失败，通过牺牲而被叙述成每个人的，既是整体性的，也是个体性的。惨痛的失败有如国家悲剧而“被记忆／遗忘成‘我们自己的’”。(80) 这就构建出了一种有关积弱与自强、耻辱与复仇、发展与强盛中国近代历史叙述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上，由鸦片所带来的各种伤害、失败与悲剧存在于中国叙述的深处，在甲午海战之后近百年的变幻不定的国际竞争性环境中，我们要以保存这种伤害才能治疗这种伤害。鸦片在此成为晚清社会中的个体被引导到民族国家宏观历史中的一座桥梁，这座桥梁通过建构鸦片与轮船对立统一话语关系，并使之随着新的时代语境而发展和转变成汉人与满清的冲突，西方殖民与国家独立的较量，民主共和与封建王朝的对抗，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杀等等。这样，鸦片与轮船之二元对立，就能在新的历史处境、新的文本语境、新的神话性想象中重构性地保留其灾难性意义，扩充其悲剧色彩，替换其物质道具。这条历史叙述主线是以国家为主语和主体的历史情节剧，是一种构建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辩证法，是一种把个体的身体与心灵编织成民族，再缝合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方法论。它要不断以耻辱来激发斗志，以失败来谱写牺牲，以悲剧召唤力量，以灾难赢得升华。这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中最触目惊心的主题，我们必须长期地挣扎于这样的情感裂变之中。而为彻底治愈这一近代民族国家的内在分裂，我们还需要在物质领域建立更强大的身体、财富、技术等方面的神话形象，还需要更强烈的愤怒与更广泛的共鸣，以置换那些曾经最为深刻地伤害过我们的“鸦片”。可以说，1840年到1894年这一段鸦片与轮船相互纠缠的历史，以冲突化方式压抑或遮蔽了现代性作为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交换、谈判与妥协、相互适应与互相调整等等更为丰富的社会实践意义，从而确定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戏剧场景。这个历史戏剧场景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所唱的：“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正是在各种“敌人的炮火”面前，在一百多年来以鸦片与轮船为代表的现代物质，成为塑造中国近现代历史叙述及其文化主题的最重要道具之一。
注释：
① 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04—107页。
② 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晓虹、徐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35页。
③ 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56页。
④ 参见玛丽·道格拉斯、贝伦·伊舍伍德：《物品的用途》，见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⑤ 参见米歇尔·福科：《空间，知识，权力——福科访谈录》，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⑥ 参见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8页。
⑦ 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等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
⑧ 乾德勒·穆科季：《科学研究，文化研究和事物的意义》，见黛安娜·克兰主编：《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
⑨ 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第13、81、550页。
⑩ 参见黛安娜·克兰主编：《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导论，第3页。
(11)(12) 参见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第347、361页。
(13) 冯客：《民国时期的摩登玩意、文化拼凑与日常生活》，见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25页。
(14)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见张旭东编：《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486页。
(15) 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16) 参见朱大为：《16至18世纪中国远距离贸易和全国市场的形成》，《福建论坛》2003年第6期。
(17) 参见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47页。
(18)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68页。
(19)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18页。
(20) 有关鸦片在西方历史中的影响与作用，参见马丁·布思的《鸦片史》（任莉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芭芭拉·霍奇森的《鸦片：天堂梦幻的肖像》（台北：三言社，2005年）和Peter Lee(Opium Culture:The Art and Ritual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Park Street Press,2005,pp.45－55）等著作。
(21) 周宁：《鸦片帝国：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22) 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页。
(23) 芭芭拉·霍奇森：《鸦片：天堂梦幻的肖像》，第29—30页。
(24) 有关鸦片对于鸦片吸食者的影响，参见Keith McMahan(The Fall of the God of Money:Opium Smok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inc.,2002,pp.90-102)、Peter Lee(Opium Culture:The Art and Ritual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pp.60－82)等人的研究。
(25) 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第398页。
(26) 黛安娜·克兰主编：《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第3页。
(27) 转引自赵丙祥：《卫城外的船队：14世纪以来的地方史进程与殖民遭遇》，见《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2、368、369页。
(28) 上瘾性商品或消费品（addictive consumables）的定义，可参见David Anthony Bello.Opium and the Limits of Empire:Drug Prohibi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Harvard University:Press,2005,p.17.
(29) 有关糖对西方社会生活的影响，西德尼·敏茨有相关研究；同时可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30) 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107页；ZHENG Yang- wen.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之导论、第三、四、五章。
(31) 参见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64页。
(32) 参见吴申元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33) 参见贺力平：《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
(34) 参见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年》，《清华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35) 参见周宁：《鸦片帝国》，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36) Carl A.Trocki.Opium,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Asia's Transformations),p.9.
(37) Carl A.Trocki.Opium,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Asia's Transformations),p.9.
(38) 参见阿尔君·阿帕杜莱对于奢侈品的相关论述，见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第41页。
(39) ZHENG Yang- wen.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p.56.
(40)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42页。
(41) 有关鸦片吸食快感的描述，可参见檀园主人编《雅观楼》第八回写观保在妓院里初尝鸦片的情景（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
(42) 黛安娜·克兰主编：《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第19页。
(43) 鸦片在晚清上海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影响研究，参见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240页。有关鸦片吸食工具及烟馆的研究，参见Peter Lee:Opium Culture:The Art and Ritual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一书。
(44) Frank Dikotter etc.Narcotic Culture: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Hurst & Company,London,1988,p.46.
(45) 参见Alexander Des Forges.Opium/Leisure/Shanghai:Urban Economies of Consumption,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ed:Opium Regimes:China Britain and Japan,1839－1952,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46) 参见特拉维斯·奥尼斯、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周辉荣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1页。
(47) 参见包括台湾学者黄宏昭《鸦片的现代性压抑：包含／排除与压抑的试解》、《观看体制下的视觉习癖——另论晚清鸦片的诡态构作》等论文及邱德亮的相关研究。
(48) 参见葛凯（Karl Gerth）：《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页注[18]）的相干论述。
(49) 参见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
(50) 参见席龙飞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51) 参见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中的相关论述。
(52) 参见赵丙祥：《卫城外的船队：14世纪以来的地方史进程与殖民遭遇》，第350页。
(53) 参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卷，第36页。
(54) 1840年代英国的飞剪船在速度上已经远超过这一时期的中国帆船。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0页。
(55) 参见马丁·布思：《鸦片史》，任华梨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38页。
(56) 转引自特拉维斯·奥尼斯、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第31页。
(57) 参见特拉维斯·奥尼斯、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第78、83、97、130页。
(58) 转引自席龙飞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第246页。
(59)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186—187页。
(60) 转引自席龙飞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第246页。
(61) 刘韵珂：《海防善后事宜折》，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五，第4页。
(62) 参见席龙飞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第246、245—254页。
(63) 转引自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第556页。
(64) 转引自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1页。
(65)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议战”。
(66)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第60—61页。
(67)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713页。
(68) 王韬：《弢园尺牍》卷二，《与周弢甫徵君》，第25页。
(69)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603页。
(70)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页。
(71)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48页。
(72) 转引自席龙飞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第269、281页。
(73) 席龙飞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第281页。
(74) 转引自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第270页。
(75) 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0、75页。
(76) 转引自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第166页。
(77) 席龙飞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交通卷》，第303、304页。
(78) 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79) 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第401页。
(8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3年，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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