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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被冷战笼罩的岁月里，中国、美国和苏联之间曾发生若干次“分分合合”。中美苏“三国演义”，曾给国际关系格局带来过举足轻重的震撼。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苏联的继承国，中美俄三国关系再次经历错综复杂的调整。“9·11”事件之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对三国关系的演变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角关系
分析现状、推测未来，离不开回溯历史。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一）美苏“冷战”背景下的三角关系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苏矛盾上升。1947年，“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相继出台，美苏“冷战”拉开序幕。此后，在对苏联总的“遏制”战略的框架下，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在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中，美国政府虽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满，但更担心亲苏联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占上风。在美国政府采取对中国共产党敌对政策的情况下，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关系得以发展。1949年6月，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苏联将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美国政府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不承认政策。美国这种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出自其国际战略的考虑。美国担心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会使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美国政府曾因图谋离间中苏关系而曾一度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中苏关系的发展，加剧了美国反动势力对中国的敌视。美国政府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公开宣称所谓“就此划线”，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地拼凑北起琉球、南至吕宋的“包围圈”，对社会主义中国实施“遏制”政策，并加紧了对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的支持。美国的反华政策，使中美两国形成紧张的对峙关系。这种敌对关系在日后美国侵越战争期间有增无减。
总之，在50-60年代美苏“冷战”对峙的背景下，形成了中苏联手反美的三角关系。
（二）中美联合反霸时期的三角关系
然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乃是国际关系历史演变之常势。苏联因素在50-60年代曾是使中美交恶的首要因素；而到了70-80年代，它成了中美接近的催化剂。60年代末，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逐渐演变为国家利益的冲突。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形成对中国巨大的威胁。而此时的美国，却因深深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中而大损元气，被迫进行后被称之为“尼克松主义”的战略收缩，即为确保欧洲战略重点，谋求从印度支那脱身，实现所谓“均势外交”，以使美国在与苏联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
1969年，在周总理的具体安排之下，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四位老帅给中央提交了重要的调研报告：(1)中国外交所面临的重重矛盾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2)古今中外诸多战例，包括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操”和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谋略均值得我们借鉴。四位老帅的战略思考对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在上述报告酝酿之时，中国正受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国家安全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毛泽东主席将这种情况形象地比作“夹肉面包”，毅然作出了打破中美僵局的决定。用陈毅的话来讲，就是：“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后，开始走上了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海公报》中包含的“反对霸权主义”内容，体现了毛主席所构想的关于建立“一条线”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中国外交就此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
（三）八十年代初以后的三角关系
70年代末，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内，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国际上，苏联由于国内外诸多原因，对外由原来咄咄逼人的攻势转为守势。而美国却随着白宫易主，对外政策由原来的收敛和退缩逐步转变为攻势。
与此同时，西欧和日本等国和第三世界，经济和各方面发展迅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国际宏观格局观察，全球政治格局逐渐从两级向多极变化。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美苏关系已相对缓和，双方既争夺又协商的情况下，中国继续奉行“一条线”的战略，已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国际形势。因为中国“块头大、分量重”，是国际舞台上独立于美苏以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如同美苏任何一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都势必影响世界战略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此外，在促使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众多因素中，还包括美国屡屡干涉中国内政给中国上的一课。如里根竞选和上台之初，改变了美国原先对中国战略地位的估计，主张提高对台湾军售等级。中方明确无误地告诉美方：台湾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不要以为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中国“有求于美国”，就可以在台湾问题上为所欲为。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宗旨就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但“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冷战后中美、美俄、中俄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对中俄关系中，美国处于相对优越的位置。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中继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欲达此目的，美国一方面需要巩固其同原盟友的关系，另一方面寻求多边安全机制，包括协调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按照保罗·肯尼迪的理论，美国作为“已经到位”的“帝国”，对可能向其地位提出挑战的任何原有或新兴强国必然持有戒心。
（一）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
冷战结束后，原来作为中美关系重要支撑的战略要素骤然下降，经济互补成分使中美关系的内涵也发生变化。美国庞大军事机器的准星虽力图锁定新的“敌人”，但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使其努力难以奏效。
在美国的国际战略棋盘上将中国如何定位，美国政界出现过各种看法和主张。“理想主义派”和“现实主义派”之间，存在着因视角不同而引起的政策建议上的分歧。“理想主义派”认为：冷战时期美国为了联华制苏而对中国让步过多。如今时过境迁，美国不再需要中国，主张“丢弃中国牌”。在“现实主义派”人士中，其中“强硬派”热衷炮制“中国威胁论”。而所谓“温和派”却更看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此外，还有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实业界始终存在强烈的吸引力。因而，这些现实主义者主张同中国保持接触。当然，“理想派”和“现实派”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泾渭分明，人们时常可见形形色色的“中间派”，主张视中国“既不为敌，又不为友”。
从纵向看，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也发生了政治风波，美国和西方掀起反华和制裁中国的浪潮。1992年，美国政府决定对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1993年，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对中国施压，决定给对华最惠国待遇附加人权条件。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没有停顿，中国国内稳定，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地缘依托因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而增强，两国关系终于逐步走出低谷。90年代中期，由于台湾李登辉访美事件，引起中美关系的急剧波动。但在中美双方努力下，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互访，两国决定拓宽合作领域，积极发展双方关系。1999年美国为“炸馆”事件做出赔偿后，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
21世纪伊始，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使得美国对华最终保持“务实”的“接触”政策。但美国另有一些势力则对中国的发展存有戒心，还有人甚至企图将台湾问题作为抑制中国的一个“战略筹码”。因此，中美关系前进的道路，难以一帆风顺，不时出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二）冷战后美俄关系的发展
俄罗斯是苏联解体后的继承国。虽然俄罗斯已失去前苏联极盛时期的辉煌，但俄罗斯的文化历史、民族心态、丰富资源和军事实力都决定其不甘心只作为一个二流国家。美俄关系中曾经出现过一段蜜月，但俄罗斯对西方授助的期望值与现实相距甚远，俄罗斯逐渐对西方的真实战略意图产生怀疑。
美国的战略家深知，为维护美国全球和地区利益，美国必须维持与地区性大国的合作。美国对俄国的主要担心在于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和俄国庞大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出口能力。美国在对俄罗斯持有防范心理的同时，也试图在一些领域保持与俄在某些方面的合作。例如，美国允许并鼓励俄罗斯参与1995年《代顿协议》后波黑地区的维和；在反导问题上，美国也认可了俄罗斯关于区分战略和战术反导武器的标准。
但由于美俄经济实力的差距不断拉大等原因，美国不一定事事必须顾及俄罗斯的利益。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就不顾俄强烈反对，于1999年对南联盟动武，这等于剥夺了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事务的发言权。在北约东扩问题上，1999年初，北约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正式成员国，完成第一轮东扩；在反导问题上，1999年3月，美国国会不顾美苏1972年《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通过了建立《国家导弹防御(NMD)法案》。在车臣问题上，美国指责俄罗斯的做法是制造“人道主义灾难”。此外，美俄还在独联体地区存在矛盾：一是俄罗斯要加强地区联合，而美国则试图对此进行分化；二是黑海石油管线问题。俄罗斯境内的巴库——新罗西斯克的石油管线已经竣工，而美国则力图促成绕开俄罗斯的巴库——杰伊汉管线。
总的看，俄罗斯综合国力远不能与美国和西方抗衡；经济上，俄罗斯债台高筑，有求于人；在政经体制和意识形态上，俄罗斯基本上认同西方。因此，俄美的关系最大可能是朝着对话与合作的方向发展，虽有时发生矛盾和磨擦，但不会走向对抗。
（三）冷战后中俄关系的发展
自独立到1992年，俄罗斯对西方奉行了“一边倒”的政策，中国在俄罗斯对外政策棋盘上，并未占据重要位置。此后，由于俄美关系发生由“热”转“冷”的变化，中俄关系则经历了一个由“冷”到“热”的过程。
1992年底，叶利钦总统访华。中俄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的联合声明》，双边关系迈入新阶段。1993年俄罗斯明确提出将实行欧洲和亚太并重的外交政策。1996年4月份叶利钦再度访华。中俄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双方表示要发展平等的、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月，中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信任的五国协定。美国媒体曾经大肆渲染：“熊”和“龙”坐在了一起，会走上结盟并与西方对抗的道路。当然，中俄关系发展并非没有阻力。俄罗斯国内某些人就对中国存有戒心。
中俄战略协作不断增强，双方共识涵盖北约东扩、台湾问题、车臣问题、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与发挥联合国作用等。1999年，叶利钦总统在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贺信中指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已成既定事实。2000年1月，俄罗斯代总统普京访华，双方强调在新的世纪将“在战略协作基础上加深睦邻友好关系”。2000年7月，普京总统访华。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北京宣言》和《反导联合声明》。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会晤，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2001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中俄联合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体现了中俄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同时发展全方位合作和不结盟的关系。条约一方面申明，缔约双方不承担军事义务，但如果一方遭到侵略威胁，双方将紧急磋商；另一方面，条约宣告中俄两国的军事和技术合作不针对第三国。
然而，中俄两国经贸关系滞后于政治关系。双方为发展本国经济，都不得不寻求与世界经济强国和实体发展关系的途径。与此同时，双方决心扩大两国贸易渠道。
“9·11”事件与中美俄关系的发展
（一）美国对外战略轻重缓急的调整
去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了民航飞机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华盛顿五角大楼等目标，造成数以千计的人员伤亡。10月7日晚，美英开始对阿富汗塔利班实施军事打击。
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打破了美国安全具有两洋天然屏障因而坚不可摧的神话，给美国民众和社会舆论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9·11”事件之后，反击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内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对内，美国政府决定成立专门的“本土安全办公室”；对外，美国继续执行其在世界格局中“领导地位”的政策。但反恐问题直接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某些侧重点。在“9·11”事件之后出台的美国国防部《防务评估报告》里，就突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如何应对“非传统威胁”的问题。
美国共和党新政府入主白宫后，对外政策强势开局，全面推行强硬外交政策：片面中止与朝鲜关系缓和的进程；再度轰炸伊拉克；改前任“积极参与”的中东政策为“相对超脱”，致使以巴冲突不断升级；接见车臣“外长”、驱逐俄“间谍”；扬言退出《京都议定书》；在对华关系上，强调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在部署导弹防御体系问题上，漠视欧洲盟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意见，等等。布什执政仅半年后，美国外交已多处受挫。后半年伊始，已可窥见美国对一些区域问题政策再次调整的迹象。
“9·11”事件之后，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首要任务，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在舆论上，美国宣称：鉴于恐怖主义所针对的绝非美国一家，而是整个“文明世界”。在行动上，美国以“反恐”划线，一面同盟国加强磋商与协调，同时加大力度在国际范围织造打击恐怖主义的大网。由于美国需要更多地寻求国际支持，这就为大国关系和区域安全关系的调整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9·11”事件在国际社会虽引起了震撼，但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基本力量对比和主要矛盾，并不因此而全然改变，世界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将继续发生变化。就大国关系而言，依然是矛盾与合作、借重与制约并存。“9·11”事件对美俄和美中关系的直接影响是缓和了其间关系的紧张度。
（二）美俄关系的变化与发展
“9·11”事件后，俄罗斯积极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美俄得以接近。俄政府的举措包括：同意对美提供关于国际恐怖主义训练营地的情报，准备为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联盟军飞机开放其领空，与中亚有关国家协调立场向美提供机场设施和其他直接援助，向阿富汗北方联盟提供更多的军事物资，甚至准备提供军队协助搜捕被认为是藏匿在阿富汗的拉丹与其“盖达”组织成员等。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上海会议举行前夕，普京总统宣布俄罗斯将撤出冷战时期设在越南和古巴的旨在对付美国的军事基地。而美国则表示将考虑取消瓦尼克·杰克逊修正案对俄的贸易限制，支持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时对车臣问题也降低对俄指责的调门。
实际上，俄罗斯一直试图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但美国一直对俄持强硬态度。“9·11”事件为改善俄美关系提供了契机。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一直实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重振大国地位的国际战略目标。但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普京政府灵活务实，“以退求进”，欲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如利用反恐斗争契机调整对美政策，既可在反导、北约东扩等问题上为自己增加筹码，又可增大美国和西方对俄援助的可能，同时还能在中亚区域问题上发挥其作用。此外，俄罗斯与塔利班有着历史的恩怨，俄也深受车臣恐怖活动之害。因此，支持美反恐显然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
去年11月中旬，在国际局势发生新变化的背景下，普京与布什总统举行当年年内第4次会晤。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将在今后10年内把其核弹头数目减少到1700枚至2200枚之间。普京则表示，作为回应，俄罗斯愿意将其核弹头削减掉三分之二。但美国在一些重大的敏感问题上则没有让步：如是否执行美苏反导条约，北约东扩问题，减免前苏联债务等。此外，协助加入世贸组织对俄罗斯尽管有吸引力，但多边、双边入世谈判仍将路途漫漫。此外，由于阿富汗战后政权重建的问题关系到俄罗斯南部边陲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同时涉及中亚的地缘政治和资源归属问题，俄美双方难免存在结构性的分歧和利益冲突与摩擦。
“9·11”事件并没有使美国放弃追求单极世界的战略目标，也没有改变美中俄三国的力量对比。俄罗斯是惟一具有抗衡美国军事实力的核大国，其主张多极世界和重振大国地位的意图，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难以完全吻合。俄美两国历史积累的种种分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然烟消云散。
（三）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9·11”事件给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2001年的中美关系可谓风风雨雨、跌宕起伏。年初，美国政界就不时传来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言论。4月初美国侦察机撞毁中国军机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使中美关系跌至低谷。在美国政坛保守势力当政的背景下，美国舆论界“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军方也在酝酿军事部署的所谓“东移”。中美关系中所有负面因素上升，特别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严重伤害中美关系的一系列步骤，包括大幅度提高对台湾军售等级。
但是，从全面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也不能就此认为中美关系必定走向全面对抗。一是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背景下，任何大国想独自推行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定难奏效。二是中美之间还享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三是从双边关系互动角度看，中国政府一方面坚持原则，与美方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从大局出发，努力把握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方向。撞机事件解决之后，美国对华政策趋缓，公开放弃了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7月底，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江泽民主席在会见鲍威尔时高瞻远瞩地指出：“两国应站在新世纪的高度，登高望远，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如果说去年年初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考虑是防止中国成为美国未来的对手，而“9·11”事件则使美国外交议事日程不得不进行调整。在反对恐怖主义斗争中，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希望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江泽民主席应约同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表示愿意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中国政府态度明确：国际恐怖主义已构成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并明确提出以下五项主张：(1)中国坚决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对无辜受害者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2)国际社会应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活动。(3)针对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应目标明确，要避免伤及无辜。同时，联合国和安理会应在国际反恐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4)恐怖主义属于极少数极端邪恶势力，不能将之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混为一谈。(5)中国也面临恐怖主义的危害，反对“东突”是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的重要方面。
因此，在打击恐怖主义上，中美双方增加了共同点，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当反恐战争还在进行时，布什总统谢绝诸多外事活动，决定如期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在此期间，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举行了两国元首首次会晤，就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均表示希望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200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来华日期选择的恰好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30周年纪念日。中美首脑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对进入21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9·11”事件成为中美关系走出低谷的重要转折点，恪守三个公报是今后中美关系得以继续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根本出发点。中美关系中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原有问题并没有消除。中美关系的前景仍然是利益与分歧共存，希望与挑战同在。
发展并行不悖的中美、中俄关系
“先谋于局、后谋于略”。自“9·11”事件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国关系调整互动；地区热点此伏彼起；世界经济走势波动。但变中亦有不变：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多极化趋势依然没有逆转；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们应按江泽民主席所讲的“与时俱进”，未雨绸缪。在新的国际环境里，重要的是要抛弃那种“不结盟就是对抗”的旧思维，确立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安全观。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中美俄之间国家利益共同点增多，三国关系“非零和性质”逐渐凸显。即一方之所得不再等于另外两方之所失，或任何两方之所得，不一定必然是第三方之所失。如果协调得当，三国关系完全有可能出现“三赢”或“共赢”的结果。有鉴于此，再用传统的“三角关系”的概念去“审视”新形势下的中美俄关系，已经不合时宜了。
应该看到的是，“三角”强调的是整体，而“三边”则强调的是各个不同的“双边”关系。中美、中俄、俄美三个双边关系，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三边关系”的性质，是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三角关系”。其一，新形势下的“三边关系”非对抗、非结盟。例如：中俄双方出自各自的国家战略利益，在相互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均不谋求与美国对抗。而美国也在努力同中俄保持合作关系，即使有分歧，也力图避免争执演变为对抗。其二，“三边关系”有合作、有竞争。就其本身的战略意图和目标而言，三大国的构想不尽相同，而且相互关系的调整仍处在“进行时态”。但各方仍可努力寻求国家利益的共同点，这就是维持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其三，“三边关系”不平衡、不对称。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远远大于中国和俄罗斯，美国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三边关系的变化。
中美关系的走向对世界、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中美之间不应该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和平与发展仍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在国家利益上有着众多融会之处。中美关系涵盖面很广，决非简单的所谓“竞争对手”关系所能概括。中国希望双方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中美可发展合作的领域很多，包括：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经济，在联合国里开展合作，裁军与军控，打击有组织犯罪，反恐怖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合作文化教育的交流等。双方还可以探讨危机防范和危机处理机制的建立，以防止中美擦枪走火事件的再次发生。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存有分歧，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双方虽有分歧，两国完全可以在三个公报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中俄关系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在战略安全领域，中俄互不构成任何威胁。两国解决或正在解决一系列历史上留下的问题。在国际事务中，双方在增强联合国作用，反对“人道主义干预”等诸多问题上有着共识。两国均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在政治关系上，两国都面临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务，而且均给予对方以明确支持。在发展道路上，俄罗斯选择了通过发展经济以重振大国地位之路，两国经济均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中俄两国工业的相对优势，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中国劳动力资源和俄罗斯自然资源，都能给对方以补充。
大国关系，难免有这样的特性，即双边关系的某些动向，容易引起局外的一方的疑虑，甚至感到某种“牵制”。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之间的相互沟通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十分必要。对中俄是否会形成一个同西方对抗的“轴心”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当然，中俄关系的发展和安全合作，可能引起一些抱着“旧思维”的人的担心。俄美关系的改善，也可能会使有些人担心此举会否产生“负面”作用，因为其思维方式也难免不受传统的“战略大三角”概念的影响。事实上，总希望“打别人的牌”是不现实的，况且当今国际格局并不具备令任何一方“坐山观虎斗”的条件。中美关系的好转，不会损害俄罗斯的利益，而俄美关系的改善也不见得会以牺牲中俄关系为代价。
进入21世纪的中国航船，肩负着历史的“三大任务”，将继续奋勇向前。中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势力范围，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允许别人将中国划入其“势力范围”。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同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包括发展并行不悖的中美、中俄关系，从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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