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183;史传》篇“传体”说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史传论文,传体论文,说发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心雕龙·史传》篇评述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开创情形时指出，孔子所修《春秋》，“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他在这里提出，左丘明开创了中国历史书写的范式——以后成为基本的范式——“传体”。那么，什么是“传体”，从刘勰《史传》篇的论述看，从古人对《左传》的论述看，更重要的，从《左传》以及其后的《史记》和两《汉书》、《三国志》等等富有文学性的史书文本的实际看，“传体”有哪些基本的书写原则，有哪些叙事学上的特征，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叙事范式?刘勰《史传》篇对“传体”的论述，蕴含了哪些叙事学的思想?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1.“史传”的“传体”非“经传”的“传体”
在中国古代很长的时期，“传”作为一个名词有两个主要的不同的意指，一是史传之传，一是经传之传。在上面所引那句话的后面，刘勰接着解释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这是刘勰对“传体”的第一个解释，说“传”就是“转”，《左传》之作，为的是转述、阐发孔子编定的《春秋》里面蕴涵的意旨。这一解释，不会是左丘明著书的原意。因为，《左传》并不是它的作者自拟的书名，后世流行的书名中那个“传”字，是后人加上去的，很可能是汉代学者刘歆定下《左氏春秋传》之名，继之被简缩为《左传》。至于左丘明本人，则并不是要给孔子的《春秋》作“传”，即写一本诠释经书句意、词义的著作，而是要继续孔子的史书著述事业，撰写他自己的“春秋”，即一部新的史书，因此，《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把它叫做《左氏春秋》。在左丘明生活和写作的时代，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异说纷起，没有哪一家可以成为被独尊之宗，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宗经”的观念，当然也不会有与“经”对应的“传”的概念。《文心雕龙·宗经》说的：“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论说》说的：“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那都是汉武帝之后才逐渐形成的观念，不是左丘明及其同时和以前人的观念。
考秦以前载籍，“经”的含义、用法略近于后世的，有《荀子·劝学》中的：“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唐代杨倞注：“经，谓《诗》、《书》。”杨惊的解说为历来许多学者采纳，其实他并没有提出任何根据，而是把后代的理解附会到荀子的言论。荀子把“经”和“礼”对举、并列，应是指处世实用的书籍。《国语·吴语》：“建旌提鼓，挟经秉枹”，“载常建鼓，挟经秉枹”，说的是军伍中将士所执持的东西。三国时代吴人韦昭注：“经，兵书也”。清人俞樾《群经评议》质疑：“世无临阵而读兵书者，‘经’当读为‘茎’，谓剑茎也。”俞樾的解释只是一种猜测，缺少版本学、训诂学的证明，用的是“改字解经”的方法，难成定论。而韦昭的注释则说明，即使在三国时期，人们对“经”的理解也不限于“圣哲彝训”，还把“经”理解为某一个领域的重要典籍，不同行业的人需要随时查阅的书籍。所以，没有充足理由确定《劝学》说的“经”指的是《诗》、《书》、《春秋》，也没有理由确定左丘明认为《春秋》的价值在于内涵“恒久之至道”，需要他来发现、阐说。
至于“传”，在先秦当然也就不会是作为对于“经旨”的“转受”，倒是有过作为传世典籍的含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回答齐宣王之问，关于“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的说法有何依据，说：“于传有之。”“传”在这里指的是可靠的文献。《墨子·尚贤中》：“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荀子·修身》以及《不苟》、《非相》、《王制》等篇也有同样用法。在这些地方，“传”里面的话，被当做权威的论断或记述而引用，“传”是独立的典籍，它的地位，不比《荀子·劝学》里说的应当诵习的“经”低。只是在《公羊传·定公元年》里可以看到：“主人习其经而问其传”，这里的“传”，才是指对经文的解释，但显然已经是汉代经学家的设想之辞，而不是《左传》写作时代人们的说法。
刘勰说“传”是“转受经旨”，符合于《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那两本书是“转受经旨”的。所以，浦起龙说，“《公》、《谷》主释义，《左传》主载事。《公》、《谷》非史法，《左》具史法也。”《公》、《谷》是解经之“传”，《左传》乃独立之“史”。《公羊》和《谷梁》先是口耳相传，继而在汉代用今文写成，两者先后在汉景帝和汉宣帝时立于学官。《左传》是用战国的“古文”写成，汉武帝时在孔子故宅里被发现，长期不被立于学官。刘歆要求立《左传》于学官，遭到强烈反对，分歧、争议的关键之点在哪里?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他指责当时那些掌握经学大权的人，“谓《左氏》为不传《春秋》”。那些人排斥《左传》，因为《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性质完全不同，它不是“转受经旨”之作，不是诠释经书的微言大义，而是一部具有独立性的史书。那些人如刘歆所言是“保残守缺”，但他们认定《左传》不是按照他们的期望“转受经旨”，岂不正是事实吗?
不过，“转受经旨”并不是刘勰对“传体”的唯一的阐释，更不是他对“传体”性质的认定。刘勰没有在《征圣》、《宗经》中去谈《左传》如何诠释圣人经典，而是在《史传》篇论述“史传”写作的发展过程时，讲左丘明“创为传体”，他说的不是经传之传，而是史传之传。在《史传》篇他没有提及《公羊》、《谷梁》，单只说《左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刘勰虽未能摆脱汉代以来独尊儒术的强大的习惯思维，提到了转受经旨，但是，作为一位艺术感觉敏锐的文体学家，他所说的“传体”，其性质、特征并不在于“转受经旨”。“传体”的特质在哪里呢?这正是下面要讨论的。
2.《左传》开创的“传体”，重要特征不是“转受经旨”，而是“原始要终”。
刘勰说，左丘明“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这才是《史传》篇立论的要义和精髓。“原始要终”一语最早出于《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又，《系辞上》：“《易》與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其后，“原始要终”被历代许多学人反复运用，还变化出“原始察终”、“原始见终”、“原始要末”、“要终原始”、“睹终原始”等大同小异的说法。
“原始要终”有哪些含义呢?在古代学者的言语实际中，原始要终主要有以下几项涵义。第一，就《周易》来说，指的是卦象的始终。魏王弼解释《系辞下》“原始要终，以为质也”：“质，体也；卦兼终始之义也。”宋项安世《周易玩辞·原始要终章第八》：“凡画卦之法，必始於初爻，终于上爻，然后成一卦之体。”清张兴仲《周易玩辞困学记》：“《易》之为书，纲纪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后成，一不肖似，又成他局。圣人之系卦也，原其何以始，要其何以终，弥纶包举，而成其体质，未尝遗于纤微也。”《周易》用卦来占卜，每卦六爻，组成六十四卦。卦有卦辞，爻有爻辞。解卦的人要从始至终掌握卦爻的整体，从而据此掌握要占卜的事情的整体。这是狭义的、“易学”的原始要终，《文心雕龙·史传》“原始要终”一语虽由此出，讲的却不是这个。
第二，从词义上理解原始是推原其本始、源头；要终是究察其后果、结局。宋司马光《温公易说》：“《易》以穷物之终始为本质。”这是学术研究、历史著述应该有的，在全过程中把握对象整体、本质的思维方法。每一个民族到了文明成熟的时代，思维周密严谨，就会自觉地原始要终，这是广义的原始要终。每一个具体的事物、事件有始有终，进而，更高的、最高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要追寻人生、宇宙的终极意义。三国孙吴学者虞翻解释《系辞下》那句话说：“质，本也；以乾原始，以坤要终，谓原始反终，以知死生之说。”原始要终就是对终极意义的追寻，这是哲学思维的高境界。我们可以认为，《春秋》、《左传》、《史记》的作者，中国史学的传统，逐渐明确地追求思维的严密性，并且立意高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问终极意义。但是，《史传》篇谈论的重点也不在这里。
第三，从早期的史官到左丘明、再到司马迁，有一个重大的转换，就是把“原始要终”引进到历史研究和史书撰著中，《史记·太史公自序》明确地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这简单的几句话，包含了历史叙事学的丰富内容。司马迁认为，考察历史，要考察它的全过程，要尽可能搜罗被遗漏的各种细节，严格地审核对历史人物行为的各种记载，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晋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指出《左传》不同于之前的史书，是它的记述的“广”和“备”，既有主干还有“枝叶”：“身为国史，躬览载集，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唐代孔颖达《正义》又从而发挥说：“将令学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终，寻其枝叶，尽其根本。”刘勰从理论上综括了司马迁和杜预的论断，并把原始要终视为历史叙述方式，这也就是《史传》篇着重讨论的，为左丘明所新创的“传体”的特征所在。于是，原始要终成为了中国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刘勰对“原始要终”十分重视，在《文心雕龙》中，“原始要终”不止出现于《史传》篇一处，此外还有三处。《章句》篇：“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蕚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附会》篇：“赞曰，篇统间关，情素稠叠，原始要终，疏条布叶，道味相附，悬绪自接，如乐之和，心声克协。”这两处是讲写作中必须时刻具有结构意识、全局观念，全盘结构在胸，方始着笔；每个词、每一句、每一段不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共同构成血脉贯注的整体。后来李渔《闲情偶寄》把“结构”列在作剧的第一位，提出“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他这些说法显然是从战国以至汉唐宋明文章写作经验引发出来，是从古代文论家的论述中引申出来。古人作文，讲究起承转合，评点派喜欢卖弄的“草蛇灰线”、“琴瑟间钟”、“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也是把文章的结构技巧挪移到小说和戏曲创作。《章句》、《附会》里这两段论述中提出的结构思想、结构理论，是中国古代叙事理念逐渐自觉的体现。
另一处是《时序》篇所讲：“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那是讲寻究文学的盛衰、兴废的规律，要把它放在历史长过程里面来观察，不可单看一人、一篇、一个小时段，是指文学研究者历史的意识、历史的眼光。文学史的研究者，是文学领域里的历史学家，也少不了原始要终的思维方式。
《史传》篇里的“原始要终”，更主要地还是从文学叙事的角度，从理论上总结古代历史叙事的宝贵经验。刘勰说《左传》“创为传体”，为什么要说“创”呢?因为，“传体”的产生，意味着历史书写从记事进到叙事，这是中国历史书写的一个大飞跃。在春秋以前的中国，从甲骨文的记录开始，到各诸侯国史官所作的各种历史书写，直到孔子所修的《春秋》，都只是记事。所谓记事，就是记录下重要事件的名目。记事只有事件的名目，叙事才有事件的过程，而叙述事件过程的第一条就是原始要终，讲述事件的开头、中间和结局。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到《左传》之于《春秋》的新创，“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把《春秋》里干巴巴的一个个名目，变成有头有尾的事件全过程的叙述。例如，《春秋》在隐公元年记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记下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当年五月，事件的主体——郑伯，他所做的事情——攻伐他的弟弟共叔段，事件发生的地点——鄢。九个字是记事的全部，记事的要素全都有了，但却完全没有过程，没有讲起因，没有讲酝酿发展、起伏波澜，没有讲后果和影响，更没有讲到参与其事的人物在整个过程中的行为、心理和言语。《左传》叙此事用了541个字，是《春秋》的六十倍。开头第一个字，就是“初”。有人统计，《左传》为了追溯事件之原，共计用过86个“初”字(傅修延201)。这类“初”字的使用，是历史叙事的原其始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作者原始要终叙事意识鲜明的表现。《左传》从郑庄公和共叔段的父母讲起，庄公为难产，取名寤生，母亲不喜欢寤生，希望立段为太子，父亲武公不答应。家庭里母亲对小儿子的偏爱，演变为长期而激烈的宫廷权力斗争。下面，“及庄公即位”的“及”，“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的“既而”，都是“始”和“终”之间的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既而悔之”那个“既而”，则是一点余波。五百多字的描述，对于寤生和段之间发生的故事来说，是有始有终，完满俱足了。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杜(预)以为凡倒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贾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后有祸福将终之，乃言‘初’也。”杜预、贾逵所说其实是一个意思。什么是“倒本其事”?就是现代叙事学所说的“倒叙”或者叫做“追叙”、“前史”、“回顾”。
到了二十世纪初，林纾把《左传》定为自觉的叙事意识的开端，对于传体的倒本其事他也有新的解说，他说，“《左传》为文家叙事祖庭，每到插叙处，辄用一‘初’字领起。……史家全循此例，用为插补之法，而《史记》用之尤极自然。”(刘大槐等122)《左传》是历史著述，并且是编年体，这就使它的原始要终有着先天的特殊困难。历史事件的始和终大多数并不在一年之内，往往前前后后经历若干年。《春秋》只记事件的名目，“郑伯克段于鄢”系于隐公元年，很准确。《左传》原始要终，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不能局限在一年、两年，这才使得“倒本其事”非有不可。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郑武公十年(前761)娶武姜，十四年(前757)生庄公，十七年生共叔段。武公娶姜到庄公克段于鄢的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前后近四十年，而庄公即位、封段于京、大叔完聚……，是在这中间若干年里陆续发生的。《左传》既要遵循历史事实，又要保持编年体的框架，它的原始要终要做到“篇统间关”而“疏条布叶”，就需要在叙事技巧上做多种创新，倒本其事只是其中之一。正是在前人历史叙事实践的基础上，刘勰对传体叙事艺术的丰富性，作了理论概括和扼要的述评。
3.“传体”之“传”非“纪传”之“传”，传体是优秀的纪传体与编年体史著共有的叙事范式。
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主要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刘知几《史通·二体》说，有了《左传》和《史记》，史书的体式就全备了，“后来继作，孰能逾此?”《左传》一直是被当做编年体的代表，刘勰说《左传》“创为传体”，当然就不是指纪传体了；刘勰所说的传体不但不是经传之传，也不是纪传之传，而是由《左传》开创的中国古代历史叙事成熟的书写范式，其后的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优秀之作，都继承、借鉴了左丘明开创的传体，并且不断丰富它。
《史传》篇说，“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这一段话是刘勰对传体的具体解说，如何理解这段话非常重要。许多学者认为这里讲的是编年和纪传两种体式，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说，“纪以编年，传以缀事”，金毓黻先生在《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朱东润等第一辑)一文中说，刘勰在这里肯定纪传体是撰史的正轨，编年体重于记事，并由此引出总会是就编年体而言、铨配是对纪传体而言的结论——这些说法值得商榷。《文心雕龙》书中“纪传”多是总指所有史著，如《征圣》“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史传》篇说“左氏缀事”，可见“缀事”也适用编年体。刘勰是从诸多优秀史著中概括出总会、铨配这两种叙事方法，不能说总会只适用于编年体，铨配只适用于纪传体。《史记》等纪传体的写作也离不开总会，《左传》等编年体的写作也有需要铨配。如果对这一点存在误解，就难以认识《史传》篇的论述在中国叙事学上的巨大价值。
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第七节，先对《文心雕龙·史传》之“传”作出三种解释，即史传、经传和人物传记，接着提出：“化编年为列传，成正史之传体，其例实创自史迁。”(刘大槐等58)林纾在这里说到传体，和刘勰《史传》讲的传体是很接近的。他翻译多种近代西方小说，对于西方作家积累起来的叙事技巧多有体悟，由此反观中国古代叙事，就有了异于前人的细腻的新体会，从而对《左传》和《文心雕龙·史传》篇，对中国古代叙事能做出新的阐发。
所谓总会，是说在叙事中，对于具有或近或远关系的大的和小的事件，间隔久远和间隔短暂的事件，密集发生的和单个流传的事件，先叙还是后叙，详叙还是略叙，要有总体周到安排。所谓铨配，是说叙事中，一个事件涉及若干人，或与若干其他事件相关联，放在哪里叙述，如果几次提到怎样不至于重复而能彼此照应，要有细密的布置。两者都是讲的叙事方法和技巧。金毓黻引刘知几之言，说《左传》对宣公、成公以前的史事，“三纪而成一卷”，昭公、襄公以下，“数年而占一篇”，推论出“此非所谓‘岁远则同异难密’乎?”这完全不符合刘知几的原意。《史通·烦省》列举三纪一卷、数年一篇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史料缺少，需要的是搜集、鉴别、考证、整理的工作，实在找不到材料，只好简约或省略。史料的欠缺，难道是“总会”所能弥补的吗?史料丰富就叙述翔实，史料缺少就从简略，这里也不存在什么写作上的困难，不需要文论家加以深入讨论。理解刘勰这一段话关键在于，这里的“岁远”，说的不是史事发生距离撰史年代之长久，而是指插进来叙述的事件与正在叙述的事件的时间间隔很长，不同时期发生的事件，在同一文本中叙述起来如何衔接得紧密；“岁远”与“事积”对应，“事积”是指连续插叙到一起的事件不止一件，而是有两件以上，每个事件从哪里开始、到哪里截止，如何处理得法。以上叙事中的困难，适宜于用总会的办法来处理。
为了把问题谈得清楚，不妨引进现代叙事学的理论，做一比较。西方现代叙事学家把插叙、倒叙所叙的事件与插入前所叙的当下事件之间的时间距离称之为“跨度”，而把所倒叙的事件经历的时间称为“幅度”。法国热奈特《叙事话语》举例说，荷马的《奥德修纪》第19章，欧律克勒亚给奥德修斯洗脚，看到脚上的疤痕，回忆他在少年时受伤。受伤距洗脚有几十年，是为跨度；受伤的经历则只有几天，是为幅度。在这里，“幅度大大小于跨度”，“倒叙在此……讲述以往悠悠岁月中一个孤立的时刻，并且不求与现在的时刻衔接。”(34)“跨度大”也就是刘勰所说的“岁远”，“不求衔接”也就是“难密”。岁远为什么就同异难密呢?叙述学讲叙述层次，那是指，作为叙述对象的人物，也可以讲述故事；人物讲述的故事里面，又可以有人物在讲述故事，故事里套故事，就构成层次。后面的故事依赖于前面的故事而存在，最前面的故事叫做第一叙事，接在后面的是第二叙事。倒叙提供的如果是正在讲述的人物或故事的过去的情况，称为同故事倒叙；倘若提供的是关于另一个人物或另一事件的情况，称为异故事倒叙。同故事倒叙和异故事倒叙，处理起来自然有所区别。刘勰当然没有关于同故事倒叙与异故事倒叙的理性观念。但在他所熟悉的《左传》、《史记》等诸多史籍中，第一叙事和第二叙事客观上是存在的，是多次出现过的。在若干叙事层次中，叙事主人公的变换，第二叙事的事件与第一叙事的事件没有直接关联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这样就有了“同异”的问题。意识到叙事中“同异难密”的问题，说明刘勰的叙事思想已经很深入、很细致了。
林纾对“同异难密”做过解释，他说，《史记》有前后矛盾之处，如一处说某人某年已死，另一处却又记在那以后此人活动；还有分一人为二人、合二人为一人的，“即所谓同异难密者也”(刘大槐等59)。这也说错了，他说的是史书记载史实的正误问题，而刘勰讲的是叙事技巧的高下问题。插叙的故事与插叙前的故事，跨度很大，在内容上和艺术上如何做到结合自然，不重复、不疏漏、不抵牾，这才是“岁远则同异难密”的问题。如果史料很多，则插叙在何处，怎么将事件的“幅度”与插叙篇幅的多寡掌握好，就是“起讫易疏”的问题。本文前面提到《左传》里用“初”字提起的倒叙，还有另一种，就是用“昔”字提起的倒叙，也有很多。当君主与臣下讨论重大决策，臣下借前朝、他国事例表达自己的看法，于是就插进一段，相当于今人所谓“异故事倒叙”。例如，襄公四年，魏绛说服晋悼公与戎人各部讲和，任用贤人，不要沉溺于美色、田猎，引用了两个故事：“昔有夏之方衰也”、“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这是很典型的异故事插叙，插叙的故事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但很能打动晋悼公。当魏绛刚刚说出“《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那半句话，悼公急不可待地打断他追问：“后羿何如?”魏绛要帮助晋悼公重振国威，恢复霸主地位，以古之君主的教训启发悼公，插进的故事与当下的决策密切相关。《左传》用很大的篇幅记录魏绛说的故事，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各国强弱盛衰转化的规律，也有助于表现当时的具体场景，表现魏绛和晋悼公的神情和性格，还有助于文章的节奏变化造成的美感。这就是传体发挥总会叙事技巧产生的功效。
热奈特还讲到叙事中的“重复”，“同一事件可以讲述好几次，不仅文体上有变异……而且‘视点’有变化”(75)。这和刘勰讲的两记则复重，偏举则不周也有些近似。晋文公重耳的故事，在《左传》里占有重要位置。《左传》把他流亡十九年里的故事与他在位九年里的故事，分别集中在两处，两者中间有间隔，而两者又有许多是相呼应、相映衬的。流亡十九年的故事在晋惠公去世，晋国政局不稳之时集中追叙，在狄十二年，接着先后到卫、齐、曹、宋、郑、楚、秦诸国。可以想见，发生的事情很多很多，《左传》记载的，是最能表现重耳的性格，对重耳的命运影响最大的，也是和后面发生的重要事件紧密相关的。如何相关，就属于铨配。比如，曹共公对重耳不礼，僖负羁按照妻子的建议给重耳赠送食品和玉璧，此事在僖公十六年(前644年)。后来，重耳在晋国即位之后，带兵攻进曹国，责备曹国不重用僖负羁，命令部下保护僖负羁宅邸。那个事件在所发生的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叙述，事件相隔十多年，《左传》的叙述分别放在僖公二十二年和二十八年，相隔也有六年。又如，楚成王宴请重耳，问他将来何以为报，重耳回答，如果晋楚发生军事冲突，会退避三舍。这个对话是在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年)，到了僖公二十八年，晋楚成濮之战，重耳果然实践诺言，那是僖公二十八年了。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作者叙事的文心。
《春觉斋论文》几次讲到《史记》在叙事艺术上对《左传》的继承，其实就是对“传体”的完善。林纾说，《史记》讲述近似的故事，“此着似存史公专长，能于复中见单，令眉目皎然，不至于淆乱。”(刘大槐等59)他举出《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为例，说司马迁“于四传中各异其书法以别之”。《左传》中已经有过，司马迁加以创新。《左传》写重耳在狄娶季隗，在齐娶姜氏，在秦娶文赢、怀赢，也是各异其书法，复中见单，这也就是热奈特所说的文体和视点的变化。林纾说左氏“能于百忙中紧紧穿插”，“以琐碎事熔成整片，唯其善于穿插，故神闲气定，初不着力。而善学者厥唯史公。迁文或一传而数事，或从中变，或自旁人。今试问一传数事，如何安置?……故知非穿插不为功。所云，从中变，自旁人，真道得穿插之妙。”(刘大槐等123)这些都属于总会和铨配的范围。
“同异难密”和“起讫易疏”这两句是骈体文中常见的互文见义，都是讲如何处理好“第一叙事”与“第二叙事”的关系，理解时不应把前后句割裂开来。
刘熙载《艺概·文概》对《左传》的叙事艺术给予高度评价：“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斯为大备。”(刘熙载1-2)这几句话有些夸张，历史叙事不是文学叙事，必须严格遵循历史事实，如实反映事件的发展变化，不能任意剪裁，更不能随意增添没有根据的情节。如何把实际发生的杂乱的事实，叙述得清楚明白而富有阅读趣味?常常遇到的困难是，历史事件在时间之流里面环环相套，往往难以截然划分出始和终。一个事件的终，可能是另一个事件的始。“纷者整之”，怎么把不同年份里的事整在一起?在编年体的大框架下，《左传》的作者尽力建立合理的叙述层次，当有密切关联的事件分隔在不同的年份，就设法交代出它们的承续关系，让它们遥遥呼应。《史传》篇讲过：“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理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这些，都是传体叙事范式的具体内容。对于后世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总之，刘勰的传体说对于中国叙事学的贡献，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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