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编纂学及其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古典论文,特色论文,时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本文论述了希腊古典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巨大成就及其特色，认为研究和探讨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编纂学，有利于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及当今史学的发展。
关键词 希腊 历史编纂学 特色
在希腊古典时代，《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西方史学的开山鼻祖希罗多德和科学与批判历史的奠基人修昔底德两位史学家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编纂学为后世史学的发展开创了先例，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学方面的巨大成就作一番探讨，并试图揭示出这一时期历史编纂学的特色。
一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25年）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哈利卡尔纳苏斯城，自幼勤奋好学，酷爱荷马史诗，亦热心于野史轶闻。他的故乡地处希腊世界的东部，与东方关系密切。在他成年时，希波战争渐趋尾声，于是他得以到东方各地旅行，立志探讨东西方风土人情历史传统的异同。希罗多德见多识广有闻必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来到当时希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雅典， 与伯里克利、索福克勒斯等名人结下深厚的情谊。此时他在伯里克利等人的支持和鼓励下，决心写一部完整叙述希波战争的历史著作。为此他再次游历，游访过斯巴达、底比斯、特尔斐及希腊地区的不少城市，考察过一些战役发生的地点及路线，搜集了许多史料。公元前443年， 他随同雅典人前往南意大利殖民，成了图里翁殖民城邦的公民。晚年，希罗多德在此潜心著述《历史》一书。希波战争留给人们最美好的记忆是雅典和希腊的胜利以及希腊人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这些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希罗多德之前一个世纪，希腊人才开始以散文记述史事传闻。这些萌芽状态的史学著作熔各邦沿革、神话传说、风土习俗于一炉，是一种半真实、半神奇的“史话”。希罗多德的史学成就源于史话诸家，却大大超过前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广采博收的同时注意到了信史与传闻、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树立了以散文记述历史事件的典范。因此他称自己的著作是“研究”（希腊文中历史一词的原意）而非“史话”，是经过一番筛选探究、比较分析而得到的学术成果，在叙事连贯有闻必采的基础上，还要论其原委，辨其真伪，把各族各地的历史纳入一个井然有序的体系中，同时又以当代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希波战争缀其始终。由于这是一部把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历史巨著，从而为后世的历史叙述体奠定了基础。
希罗多德的《历史》，原先并不分卷，后来亚历山大城的校注家们把它分为9卷。从内容上看共分两大部分，第1卷至第5卷第27 节为前半部，是追溯波斯和希腊发生冲突的原因，从传说时代一直讲到波斯的扩张和斯巴达与雅典的崛起，以及小亚细亚、埃及、利比亚、西徐亚等地的情况；第5卷第28节以后为后半部，专门叙述希波战争的经过， 从小亚细亚希腊人的起义，马拉松、萨拉米战役、普拉提亚和米卡尔之战，一直到公元前478年希腊人占领位于色雷斯的塞斯托斯城为止。 《历史》虽然以希波战争为主题，但却是一部世界范围的文化史。它记述了当时各地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神话传说、文学艺术、建筑绘画以及科学技术等等，给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幅辉煌灿烂的文化史画卷；它又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社会史。它记述了人种差异、民族迁移、人口分布、生产状况以及地理气候与人的性格的关系等等。
希罗多德在叙述希波战争这一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时，不仅从政治、经济因素上进行分析，还从社会传统、甚至人的本性等更为广泛深刻的方面进行探索。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所分析的“人性”，主要指那些国君、执政官及当权者自私、贪婪、残暴的本性。他能较客观、清醒地看到牵动整个希波战争和影响这场战争的重要因素——奴隶主阶级的“本性”。“希罗多德关于战争原因的一系列解释，从根本上说，还是人的欲望，即人的本性所造成的”〔1〕。 波斯国王薛西斯的骄傲贪婪，蕴含了波斯向希腊发动侵略的最根本因素。希罗多德在叙述希波战争过程中各邦的态度和表现时，也往往是从社会传统的制约或当权者的本性、心理因素加以分析和叙述的。
在希罗多德的政治史观中，有许多进步之处，他赞扬雅典奴隶主的民主政治；热烈拥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2〕。 他的人本思想，朴素的因果观，较为平等的民族观等等都是他同时代的史学家无法与之相比的。这些特点使他的史学著作和其他古代民族的官方史书相比有天壤之别。尽管他仍不脱古人笃信神祗、梦兆的习俗，寄人事于天命，把功劳归于杰出人物，以及有闻必录，使许多荒诞的传闻被当作史实写入书中，但这一切都不能影响他作为西方“史学之祖”〔3 〕的历史地位。他的历史观点总的说来仍充分体现了希腊文明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特色。《历史》是部不朽的作品，不仅丰富了人类史学的宝库，也是西方史学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在希罗多德之后的雅典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96年）出身于一个显贵家庭。 公元前424年曾当选雅典最高军职十将军委员会的成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因“贻误战机”而被放逐。公元前403年获释回雅典，开始专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著述， 但他这部历史巨著也是未完稿而猝然停笔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叙述了当时的历史，但并不包含那个时代的一切，而仅仅是那个时代生活的某些要素——政治史和战争史，与此无关的几乎不涉及。修昔底德为后世史书创作开创了新的传统：政治史和战争史传统。
在希波战争之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明争暗斗成为希腊城邦中两个敌对的阵营。雅典和斯巴达为了争夺在希腊世界的霸权，终于由政治上的倾轧，发展为军事上的决斗。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希腊城邦中这两个互相嫉视的雄长及其盟邦，断断续续地打了27年的恶仗。这一系列战争，在历史上就被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事迹，绝大部分是靠修昔底德的著作流传下来的。修昔底德在治学态度上和治学方法上，比其前辈要严谨得多，缜密得多，具有高得多的科学性。他的著作反映了公元前5 世纪后半期希腊文化上那种成熟的状态，称得上是真正的历史记载。
修昔底德写道：“对于这场战争的事件我没有将任何偶然得来的信息不加思索地进行叙述，也不以任何我自己的意见为根据；我所描写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并经过我仔细特别地询问过的。这工作是一件费力的工作，因为同一事件的目击者会对事件作出不同的说明，正如他们记住了事件的一个方面或另外的方面，或感兴趣于事件的一个方面或另外的方面一样。很可能我对历史特点的严格的叙述不能引人入胜，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在他眼前出现的是一个已发生事件的真实的图景和在将来人类事件的秩序里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的真实图景，他将会说我所写的东西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也就满足了，我的著作是永久的财产，而不是一篇迎合人们兴趣的获奖作品。”〔4 〕由此可见他的治史态度。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体大思精，前后一贯。修昔底德是把那延续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做一个完整的过程，严格地按照年代顺序叙述的，从写史的目的和方法，到战争的远因、近因以及战争的开始一直写到战争结束前20年的情况，关于最后7年（公元前411～前404年）的史事，修昔底德没有来得及记载，就与世长辞了，不过他写成的约占全书的4/5。这部著作尽管有点残缺， 但仍然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修昔底德用理智的科学态度写史，他是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西方史家称他为“科学和批判历史的奠基者”〔5〕，虽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但他的治学态度和思想方法，却很像是近代的唯理主义者。修昔底德把神话和无稽传说摈弃在历史记载以外，他当时已认识到日蚀、月蚀、地震、风暴等都是自然现象，不能将之视为吉凶的征兆。这种理智的、科学的态度，在古代人中实属难能可贵。
修昔底德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认为史书贵在记实，不虚美，不隐恶，然而他却决不是什么客观主义者。修昔底德是抱着一定的目的来写历史的。他是要“擎起历史的火炬， 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6〕，他是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说明雅典国家的成败兴毁之迹，用以垂训后世。他用历史事实进行政治教育，为后世政治史家寓政治于史，以史为政治借鉴树立了榜样。修昔底德对当时雅典的政事，是有所主张的。他颂扬伯里克利的稳健政策，而对后来克勒翁的某些措施则颇有微词，这也说明他是爱憎分明，有所褒贬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追根寻源， 恰恰起源于政治结构中”〔7〕，即斯巴达与雅典政治上的对立导致军事上的冲 突。雅典何以失败？也恰恰是由于国内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奴隶的逃亡和同盟国的叛离又给了雅典以致命的打击。特别是党争，它“毁灭了他们自己，他们最后才被迫投降”〔8〕。 修昔底德作为一个政治史家，能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刻的政治洞察力注视一切重大的政治事件，他写出的著作内容生动、深刻、真实可信，堪称政治史的楷模，成为西方千秋万世的瑰宝。
修昔底德不仅记述政治事件、战争的本身，而且注重探究政治的兴衰治乱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军事成败与经济因素的关系；政治的清明、腐败与人们精神面貌的关系等等。修昔底德十分注意观察各个关键时刻公民的精神面貌，因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公民的精神面貌与城邦政治是密切关系的，这二者又决定城邦的兴衰存亡。修昔底德以大量的笔墨描绘了伯里克利的廉洁和贤明，雅典正是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达到了它的全盛。在这种政治氛围中，雅典公民“爱好美丽的东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学校”〔9〕， 获得了它应有的威力。
修昔底德的艺术手法，增加了这部政治史、战争史的艺术魅力，加强了政治感染力。著作中，代撰的演说词，不仅本身是一篇文理并茂的艺术品，而且与整个叙述有机相联，这是他著作的一大特点。
修昔底德的著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德谟斯提尼、老伽图、西塞罗、塔西陀等都将之奉为楷模。19世纪以来的政治史家、经济学家都对他的著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麦考莱、尼布尔、兰克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曾多次引述过修昔底德的论述。虽然他在选材上过于注重军事和政治斗争，对当时许多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著名人物和事迹只字不提，对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的民主各派抱有偏见，但这些都瑕不掩瑜，他不愧为西方史学史上的“政治史和军事史之父”。
二
著名的瑞士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在《希腊文明》一书中写道：“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在希腊文明的观念中，人和世界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反映，即都是摆在彼此对面的，相互照映的镜子。”〔10〕古典时代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人本观念，“它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11〕。它是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希波战争中，雅典以小胜大，以少胜多，使人们觉察到拯救希腊的是人而不是神，希罗多德的《历史》正是表述了这样的主题。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更是高度评价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他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它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12〕。即使当远征西西里的雅典军队陷于绝境之时，他还通过尼西阿斯的演说，指出：“建立城市的是人，而不是那些没有人的城墙或船舰”〔13〕。古典时代的史学家们不仅发现了人的价值，而且大力赞叹人的力量。
富有理性的批判精神，这是古典时代史学的又一重要特色。“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史实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句话说，他们首创了史学。”〔14〕希罗多德正处于古希腊史上人的理性觉醒的时代，不管他书中出现了多少次梦兆、神谕，穿插了多少灵异的故事，都无法掩盖其书所呈现出来的人本观点和历史的批判态度。他“在叙述各国的制度人文之中，总不忘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风土气候以及动植物生态。对于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他丝毫没有运用神秘的解释，从他书中的最后三卷，可以清楚看出这是希腊装备精良、纪律严整、行动敏捷、领导有力以及处于防御优势的结果。在他的心目中，希腊历史上这次有重大影响的胜利，并非得自天佑，而是出于人为。希罗多德在这一方面为希腊史学奠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15〕
修昔底德史学中所体现的理性批判，与希罗多德不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试图用科学的方法，去说明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此外，由于作者受到同时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历史的发展变化决定于自身，所以他致力于探索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寻求更为深刻的具体原因。比如他对特洛伊战争原因的分析，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对雅典远征西西里全军覆没原因的分析，处处都显露出类似近代理性主义者的思想光辉。即使在今天看来，他的不少观点也仍然是很精辟和富有启发的。无怪乎论者要称他为“世界上真正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了〔16〕。
希罗多德在《历史》一开篇就明白地提出了史学的职能在于保存人类的功业，而非圣者的“业绩”〔17〕；修昔底德说得更明确：“我的著作是永久的财产，而不是一篇迎合人们兴趣的获奖作品。”这种重视历史垂训作用的传统，日后为萨鲁斯特、李维、塔西陀等罗马史家所继承。如罗马最卓越的史家塔西陀在《编年史》中就说过：“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把后世的责难，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18〕。这里保存人类功业，使之垂训千古、教育后世的写史目的，明确地反映出古典时代史学中的人本思想。
希腊史学中的人本主义传统，是希腊城邦的公民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产物。古希腊从来没有政治上的统一，它的历史是单个城邦的独立发展史。在这样的小城邦里，人的问题自然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尤其当雅典城邦处于经济繁荣与政治发达的时候，公民们自然就更需要宣扬人的意志，讴歌人的力量，进而去探求人类自身的历史进程了。
希腊古典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巨大成就及其特色，2000多年来一直是指导和鼓舞后世史学前进的“灯塔”，它对世界文化，尤其是对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研究和探讨它，有利于我们取人之长，补已之短，有利于我们今天史学的发展。这也是本人写此文的目的之所在。
*本文于1995年7月19日收到
注释：
〔1〕〔7〕布莱萨赫：《历史学：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13页。
〔2〕〔17〕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398页、167页。
〔3〕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最先给与希罗多德的称号。
〔4〕见Benjamin Jowett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2 页。
〔5〕见巴恩斯：《历史编纂学》，纽约1962年英文版，第30页。
〔6〕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29页。
〔8〕〔12〕〔1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51页、103页、556页。
〔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章，《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伯里克利的演说》，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2页。
〔10〕见Andre Bonnard《Greek Civlization》Ⅰ.大不列颠1957年版，第29页。
〔11〕见R·G·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1986年中文版，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6页。
〔14〕J·B·Bury的《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第240页。
〔15〕吴于廑关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选》之“前言”，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页。
〔16〕见彼得·盖伊等编《史学家的业绩》，（Peter Gay and Gerald J·Caranaugh edit.Historians at work），纽约1972年版，第55页。
〔18〕塔西陀：《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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