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四六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四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章利病，不在奇偶
四六文是骈文的一种，骈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句式更加整齐的四字六字句式，被称为四六文。首以四六名书的是李商隐的《樊南四六》，而宋代以四六名书者更多。中国文学史上有所谓骈散之争。在不同的时期，其势力互有消长，但谁也未能取代谁。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散文取得了优势，但骈体四六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在北宋古文运动之后的南北宋之际，骈体四六还曾风行一时，出现了不少四六名家、四六专书。但翻开近几十年所编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很少论及宋代的四六文，偶尔言及也是一笔带过；各种文论选、文论名著题解，对诗话、文话、词话、曲话都特别青睐，唯独四六话不能入选。究其原因，其说有四；仔细推敲，却未必尽然。
一曰骈文到六朝已发展到顶峰，也走入了绝境，唐代已没有它的地位，何遑论宋。这一论点只不过是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外，另加一条“骈必六朝”而已。“秦文雄奇，汉文醇厚”（刘熙载《艺概·文概》），秦汉之文确有后世不可企及之处，但文学史家并未因此忽视唐宋散文及桐城派古文的成就。“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致杨霁云》），就诗歌韵味而言，此言未必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文学史家并未因此不研究宋元明清之诗，被视为“味同嚼蜡”的宋诗，近年也有人嚼出并非全是“蜡”味。何必厚彼而薄此呢？正如姜书阁先生所说，在六朝骈文之后，骈文还至少进行过三次变革：一是中唐的陆贽奏议，它罕用典事而情理兼至，虽以排偶的语句行文，而浅近易解，精警感人，这是骈文的新发展，是骈文的第一次变革。二是晚唐的李商隐，他融合徐陵、庾信和陆贽两派骈文之长，言多隐晦而避免直言，而又长于叙事说理，这是骈文的第二次变革。三是北宋中叶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所进行的历史上第二次古文运动，对通行的应世之文也进行了改革，以古文家写古文的手法来写骈文，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宋四六，这是骈文的第三次变革。（《骈文史稿》第15-16页）这三次变革，应该说后一次为最彻底。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六）云，宋初四六，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欧、苏四六不守此限，以长句入四六，“俳语为之一变”，“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则亡矣。”到北宋中叶以后，徐、庾骈文之法和樊南四六之法确实“亡”了，但却脱胎出“宋四六”的新法。清人彭元瑞《宋四六选序》批驳否定四六革新者说：“限代者以徐、庾画疆，食古者谓王（勃）、骆（宾王）知味。贱诸任以不齿（《左传》隐公十一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薛，任姓。此反用其意），黔临济（佛教禅宗五家之一）为别宗。不知世逝彼川，文传薪火，增冰积水，有嬗变之风流；明月满墀，得常新之光景。”确实如此，宋四六正是骈文“嬗变之风流”，“常新之光景”，不可因为他不同于徐、庾骈文、樊南四六，就视为别宗而不齿。
二曰宋四六形式呆板，辗转承袭，僵如化石。要说形式呆板，中国的诗、词、曲都很呆板，诗有格律（古体诗除外，但也要受四言、五言、七言的限制），词有词牌，曲有曲牌。但文学史家没有因为它们有“僵如化石”的固定格式而否定它的艺术价值。艺术就是带住枷锁跳舞，枷锁严而舞姿自如，才堪称艺术。演员走钢丝之所以赢得观众喝彩，就是因为钢丝的活动余地太窄太小。近体诗的格律，四六文的律令，就是文学家的钢丝，限制严而又不妨其自由驰骋，这正是文学家的本领所在。因此，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文体形式的是否呆板，而在于是否为呆板的形式束缚住了手足。有宋三百余年，文章高手各逞其能，各呈异彩。又如彭元瑞《宋四六选序》所说：“杨、刘犹沿于古意，欧、苏专务以气行，晁无咎之言情，王介甫之用古，开山有手，至海何人。洎乎渡江之衰，鸣者浮溪为盛。盘州之言语妙天下，平园之制作高幕中。杨廷秀笺牍擅场，陆务观风骚余力。尊幕中之上客，捉刀竞说《三松》：封席上之青奴，《标准》犹传一李。后村则名言如屑，秋崖则丽句为邻。臞轩、南塘、筼窗、象麓，雄于末造，讫在文山，三百年之名作相望，四六家之别裁斯在。”这些人“各有锦心绣口，全无棘吻钩牙。”宋人四六自非全部如此，但上举诸家，总不应以“形式呆板”、“僵如化石”，一概抹煞吧！
三曰追求华丽辞藻。有人用以下比喻否定骈文：“有哀乐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梅曾亮《管异之集书后》引）用玉遮着整个脸，固“失其面矣”；但如果只是加以修饰，却也能增加面容之美。钱钟书先生反驳说：“骈体犹冠玉失面乎？桐城派古文摇曳吞吐，以求神味，亦犹效捧心之颦，作回眸之笑，弄姿矫态，未能为存其面也。……词偶则意费词，而词费不都缘词偶，古文之瘠意肥词者夥矣。故知掎摭利病，未可仅注目于奇偶也。”（《管锥编·陈文第七》）这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要说“冠玉失面”，“瘠意肥词”，不少蹩脚古文也有同病，何只四六。文学是美文，不修饰不足以言文学。俞樾《王子安文集序》云：“骈俪之文，文之正轨。”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云：“非偶辞俪语，弗足言文。”这些话未免片面，但就文须修饰而言，也不无一面之理。偶俪只是文采的一端；但却是重要的一端，中国不仅骈文用偶俪，诗词，散文也用偶俪就是明证。因此，表意优劣不决定于形式，而主要决定于内容，决定于作者个人。宋四六文当然也有不少“冠玉失面”之作，但“摅怀恳至、指事坦白”（《宋四六序》）者，也大有人在。因此，钱先生所说的文章利病，不在奇偶，确实是不刊之论。
四曰限于公牍，说理叙事，不用其体。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的冲击，说理叙事之文确实多用散体，少用四六。但各种内容的文章，都可用四六文写作，也都有用四六文写作的。仅就专用四六的文体而言，四六文的用途，在宋代就很广泛。正如洪迈《容斋四六丛话》所说：“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在宋代，皇帝所下的各种诏令制册，臣僚向皇帝所上表章，官府间的往来公文，个人间的往来笺启，公私宴会的乐语、致语，一般都用四六文。凡涉人际关系者，确实是“无所不用”。由于上自朝廷，下至各种人际关系，几乎“无所不用”四六文，因此宋代士人例能四六。专精四六的骈文大家不用说了，古文大家也无一不精四六。在宋代有不长古文的骈文家，但没有不能四六的古文家。谢伋《四六谈麈》云：“程门高弟如逍遥公（谢良佐）、杨中立（时）、游定夫（酢），皆工四六，后之学者乃谓谈经者不习此，岂其然乎？”所举三人加上吕大临，号程门四先生。即使程颐虽称“作文害道”，也不得不作四六，其《辞免服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状》：“臣昨被责命，出为外官；夙夜靡惶，惟是内省。始蒙招致之礼，旋为黜逐之人。将胡颜以立朝，当自劾而引去。至于五请而未听，岂可力辩以求伸？遂且从容，以须替罢。未及任满，遽丁家艰。思无忝于所生，惟坚持于素节。未终丧制，已降徐书。上体眷恩，内深愧惧。”这也是比较工稳的四六文。而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四六文尤为娴熟。宋代僧人，多为披上袈裟的士子，他们所作的四六文往往不亚于士大夫，如赞宁、契嵩与惠洪。谢伋《四六谈麈》云：“政和间以僧为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长老升堂云：“石窗夺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师衣，已为陈迹。”又一长老《乞入道表》云：“一习蛮夷之风教，遂忘父母之发肤。几同去国之人，忽见指天之斗。傥得回心而向道，便当合掌以擎拳。”可见不止著名的儒僧精四六，就是一般僧人也能四六。宋代士大夫家的妇女也有精四六者。李清照以词名，其《贺人孪生启》云：“无午未二时之分，有伯仲两楷之似。既系臂而系足，实难兄而难弟。玉刻双璋，锦挑对褓”；《祭赵明诚文》云：“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随，怜杞妇之悲深。”谢伋《四六谈麈》称李为“妇人四六之工者。”影响所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以及中国的友好邻邦，亦工四六。《四六谈麈》载：“高丽笺奏，比年颇工。建炎《乞入觐表》云：‘惟有春秋之事，可达意於明庭；愿逾朝夕之池，获升闻於行在。”又《问侯表》云“‘金风已趣於西成，方图平秩；日脚蹔违於北所，适御行朝’”；“政和间，北使《谢柑实表》云：‘聘礼式陈，祝帝龄於紫阙；宸恩特异，锡仙宴於公邮。方厥包未贡之期，捧兹德惟馨之赐。天香满袖，染湘水之清寒；云液盈盘，浥洞庭之余润。梓里岂遑於遗母，枫庭切愿於献君。’”由于宋人例能四六，故宋人别集几乎都有四六文，一般占三分之一；有些宋人别集多数为四六文，甚至全为四六文，并以四六名集。宋人总集亦如此，吕祖谦所编《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各种四六文约占文的三分之一，宋齐贤、叶棻合编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一十卷，四六文甚至占三分之二。面对如此大量的作品，文学史家怎能视而不见呢？
二 风流嬗变，光景常新
宋代四六文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宋初前80年，骈骊之风盛行，但大体未脱唐人窠臼（所谓“犹沿于古意”）；经过北宋古文运动，骈文、散文行成了分疆而治的局面，骈文受古文运动的影响而散文化，形成所谓新式四六；在南北宋之际和南宋前期，是这种新式四六的鼎盛期，出现了大量四六名家、名作以及总结四六文写作经验的四六话；南宋后期专精四六者也不少，但惟以流丽稳贴为宗，体格卑弱，好博务新，转伤繁冗。这就是宋代四六文发展的概貌。
唐代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并未能取代骈文，相反，在晚唐、五代及宋初，骈风复盛，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初年的文坛，都是骈文的天下。这80年，大约又可分为两段：前40年即太祖、太宗两朝的骈文承继了五代以来的“芜鄙之气”；后40年即真宗和仁宗初年的骈文，却由“芜鄙”而变典雅，形成以杨亿代表的所谓昆体四六。
宋初骈骊之风再度泛滥的集中表现是，不仅宋人例用四六的制诏表启，而且宋人例用散体的奏议、书信、论说、序跋、杂记，几乎都用四六，如李沆《上真宗乞节哀听政奏》，著名书法家、文字学家郭忠恕的《答英公大师书》，舒雅《尔雅注疏序》，赵湘的《薰莸论》，苏易简的《白马寺记》等等。宋初甚至连墓志铭也多用四六，如徐铉著名的《吴王陇西公（李煜）墓志铭》。陈师道《后山诗话》云：“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这确实是宋初多数四六文的特点，除生硬堆积典故外，还间用散语。这与北宋古文运动以后四六骈文的散文化不同，是不能熟练驾驭四六骈文的表现，与“五四”以后初期白话文不文不白、亦文亦白颇有些相似。《宋史·和
传》云：虽“幼能属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索讨而后成，拘于引类对偶，颇失典诰之体。”这颇能代表宋初前四十年骈文的总体水平。晚唐五代战乱频仍，社会经济、教育文化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直至宋初，人们仍不愿外出作官，更不愿为做官而刻苦学习文化，文化素质普遍下降。《云庄四六余话》云：“国初二浙州郡士子应举者绝少，括苍大比，今几万人，当时终场仅六人。”《宋史·路振传》云：“淳化中举进士，太宗以词场之弊，多事轻浅，不能该贯古道。因试《卮言日出赋》，观其学术。时就试者凡数百人，咸
眙忘其所出，虽当时驰声场屋者亦有难色。”“卮言日出”，语出《庄子·天下篇》，就试者数百人，皆不知其出处。这时宋王朝已建立30余年，士子文化素质仍如此低下，这就决定了太祖、太宗两朝的骈文水平。
宋初40年倡导古文者仍大有人在。《宋史·梁周翰传》云：“五代以来文化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此外还有“好为古文”的郭昱；“学古文于柳开，与张景齐名”的高弁；“嗜西汉书”、“辞彩古雅”的安德裕；“慕韩、柳为文，与卢稹齐名”的谢炎，而成就最突出的是柳开与王禹偁。但总的来说，这些古文家的文学成就还不足以战胜宋初盛行的骈俪之风。相反，就在与他们同时而略晚，又开始流行所谓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昆体四六。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的提倡文治，到了真宗朝，文人素质已大大提高。太祖以武定天下，开初不甚重视文士。但他后来深深认识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一），大重儒臣。太宗尤锐意文史，宋代四部大书，有三部都是他下令编纂的，这就是《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他坚持每天读《太平御览》三卷，因事有缺，就暇日追补，一千卷的大书一年读完，并多次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朕万机之暇，不废观书。”（《宋朝事实类苑》卷二）。真宗继位后，又修宋初的另一部大书《册府元龟》，并中夕披阅，条其舛误，纤细必究。上行下效，面对这样的“好文之主”，不读书就不能入仕，更不可能成为近臣。直至仁宗初年，文风并未发生很大变化，四六骈文仍很风行，而且越演越烈，但骈体四六的质量大大提高了，用典精切，对仗工稳，辞藻富丽。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六云：“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可见杨亿的四六文是比较规范的四六文，与欧、苏以后散文化的四六文不同。
《宋史·文苑传》云：“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指出此说“大谬”，因为“杨亿后柳开约二十年，知柳开的革新变古不是针对杨、刘而是针对杨、刘以前的与古文相反的文体，就是五代体。”宋初古文家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前40年即从宋王朝建立到10世纪末的太祖、太宗两朝，以柳开(947-1000)、王禹偁(954-1001)为代表的古文家，主要是反对“五代文弊”，这时西昆体尚未形成；11世纪初的40年即整个真宗朝和仁宗初年，是西昆体形成、泛滥的时期，姚铉(968-1020)、陈从易(972-1031)、穆修(979-1031)皆与西昆体代表作家同时，他们从西昆体出现之日起就开始反对西昆体。第三个时期是仁宗期的石介(1005-1045)、尹洙(1001-1047)、苏舜钦(1008-1048)、梅圣俞(1002-1060)、欧阳修(1007-1072)等人，他们登上文坛时，西昆体末流已把西昆体引上绝路，他们同西昆体作了坚决的斗争。欧阳修及其门人曾巩、王安石、三苏已使北宋诗文革新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他们已能心平气和地评价西昆体的功过，不像石介那样极端。这就是宋初骈散之争的演变过程。
姚铉通过编纂《唐文粹》来与当时流行的昆体四六相对抗。其《唐文粹序》是一篇重要的文论，并提出了自己鲜明的选文标准：“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文、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西昆体的形成时间，正是他编《唐文粹》的时间，他作《唐文粹序》的时间比杨亿作《西昆酬唱集序》的时间晚四年。杨、刘诸人崇尚四六文，他偏不选四六文；杨、刘诸人欣赏擒华掞藻，雕章丽句，他却以古雅为宗，不以雕篆为工，鲜明体现了他对西昆体的态度。穆修以毕生精力细心搜求整理韩、柳文集，以提倡韩、柳古文来与昆体四六相对抗。石介是道学家，他从维护道统的立场出发来反对西昆体，是反西昆体的急先锋。他著《怪说》三篇，上篇攻佛、老之说，中、下两篇专攻杨亿。他攻击杨亿的文字很多，如《上赵先生书》、《上蔡副枢书》《与裴员外书》、《与君贶学士书》、《祥符诏书记》（又见《苏舜钦集》，但当为石介文）之类。石介对杨亿的攻击显然太过，矫枉易失于过正，但不过正也难于矫枉，石介的猛烈攻击，实际结束了西昆体的统治地位，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云：“有杨亿、刘筠者，……守道尤嫉之，以为孔门之大害，作《怪说》三篇以排佛、老及杨亿。于是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谈佛、老。后欧、苏复主杨大年。”
“欧、苏复主杨大年”一语，颇值得注意。当欧阳修在庆历、嘉祐间成为文坛领袖时，西昆体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他们对杨、刘诸人的评价比石介客观得多。其《与蔡君谟帖》云：“先朝杨、刘风彩，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论尹师鲁墓志》又云：“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能是此而非彼也。”苏轼《议学校贡举状》云：“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苏辙《汝州杨文公诗石记》，称杨亿“以文学鉴裁，独步咸平、祥符间，事业比唐燕、许无愧，所与交皆贤公相，一时名士多出其门。”欧苏倡导古文，但并不反对四六文。北宋古文运动的贡献，一是结束了四六文独霸文坛的局面，开始了古文、四六文的分疆而治。其后也有人专精四六，但自北宋中叶起，多数文人都是辞赋、制诏、表启用四六，而奏议、序跋、书信、杂记、碑传用散体。二是“以文体为对属”，形成一种新型四六。宋人著名古文家往往也是四六高手，只是他们的四六文已与昆体四六有很大不同，《后山诗话》云：“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欧阳修《试笔》称美三苏父子说：“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衒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进，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久迟而后获，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不为幸战！”“以文体为四六”，就是用散文笔法作四六，用典较少，句式灵活，行文流畅，能自由表达思想，这是欧阳修及其门人的四六文的共同特点。谢伋《四六谈麈序》云：“自欧阳文忠、王舒国叙事之外，制作混成，一洗西昆磔裂烦碎之体，厥后学之者益以众多。”北宋古文运动对四六文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古文家，而且专精四六的骈俪名家如王珪，其四六文风格，均为之一变。甚至被人称为“西昆派的后期作家”“如晏殊、宋庠、宋祁、文彦博、赵祁、胡宿等”，因为他们生活的年代已与欧苏相近，文、赵比欧阳修还晚去世，也显然受了古文运动的影响，他们的文风与其说似杨刘，还不如说更似欧苏。
宋代散文的鼎盛期是北宋中后期，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都出现在这一阶段。而宋代四六文的鼎盛期则是南北宋之际及南宋前期。表现有二，一是名家辈出，正如彭元瑞《宋四六选序》所说：“洎乎渡江之衰，鸣者浮溪为盛。盘洲之言语妙天下，平园之制作高幕中。杨廷秀笺牍擅场，陆务观风骚余力。”其实这一阶段的四六文名家还远不止汪藻（浮溪）、洪适（盘洲）、周必大（平园）、杨万里（廷秀）、陆游（务观）诸人，还有“制诰诸体，尤所擅长”的程俱；“尤长于四六，与汪藻、洪适、周必大声价相埒”的孙觌，“平生以骈俪擅长”的綦崇礼，“制词尤夥，大抵温丽绵密，与汪藻可以联驱”的张扩；“温润流丽，颇近浮溪”的李正民；“长于四六，以俊逸流丽著称”（所引均见《四库全书总目》各集提要）的周南等等。二是名作如林，这是因为新式四六便于自由表达思想，而当时天下多事，也易于出现悚动人心、传诵人口的名篇，所谓“天下不幸诗人幸”者是也。例如汪藻所作《隆裕太后告天下诏》“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数语，确实“情真事切，足以深感人心”。（《云庄四六余话》）《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开头二句为“御敌者莫如自治，动民者当以至诚。”通篇即以“至诚”感人，首言迫于强敌，不得不南迁：“虽眷我中原，汉祚必期于再复；而迫于强敌，商人几至于五迁。”次言深知南迁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言念连年之纷绕，坐令率士之流离。乡闾遭焚劫之灾，财力困供输之役。肆夙宵而轸虑，如冰炭之交怀。嗟汝何辜，由吾不德。”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载：“汪彦章草赦书，叙军兴征敛，其词云：‘八世祖宗之泽，岂汝能忘；一时社稷之忧，非予获已。’最为精当，人以比陆宣公《兴元赦书》。”明人王志坚《四六标准》卷一评此文云：“国家艰难之际，得一诏令，足以悚动人心，关系不小。唐之陆贽、宋之汪藻，皆其选也。”三是出现了不少总结四六文写作经验的专书，如王珪《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序》所举“尊幕中之上客，捉刀竞说《三松》；封席上之青奴，《标准》犹传一李。后村则名言如屑，秋崖则丽句为邻。臞轩、南塘、筼窗、象麓，雄于末造，讫在文山。”这里所举九人均属南宋后期人。其中不少还直接以四六名集，这是以前所未有的。《三松》指王子俊所著《格斋四六》，又名《格斋三松集》，杨万里谓其“四六，踵六一、东坡之步武，超然绝尘，自汪彦章、孙仲益诸公而下不论。”（《四库全书总目·格斋四六提要》引）《标准》指李刘的《四六标准》，其门人罗逢吉曾为之作注，清人曹振镕编《宋四六选》，也大量选了他的作品。以四六名集者还有李廷忠的《橘山四六》，方大琮的《壶山四六》。第二，四六文的技巧愈精而文风愈下。有人说，诗话出而诗亡，也可说四六话出而四六文亡。南宋前期的各种四六话把四六话的写作经验总结得越具体，南宋中叶以后的文人就越写不出好的典重浑融的四六文。《四库全书总目·橘山四六提要》云：“北宋四六大都以典重渊雅为宗，南渡末流，渐流纤弱。廷忠生当淳熙、绍熙之间，正风会将变之际，故所作体格稍卑。往往好博务新，转伤繁冗。”《四库全书总目·四六标准提要》亦云：“南渡之始，古法尤存，孙觌、汪藻诸人，名篇不乏。迨刘晚出，惟以流丽稳贴为宗，无复前人之典重。”这里指出了南宋后期四六文的三条缺点，一是体格卑弱，缺乏北宋中叶至南北宋之际的雄放；二是“惟以流丽稳贴为宗，无复前人之典重”；三是行文繁冗，用典较多，甚至到了“类书之外编，公牍之副本”（同上）的程度。这当然是就南宋后期四六文总的趋势说的，并不意味着南宋后期就没有好的四六文。《四库全书总目》称李刘“以俪语为专门”，在批评南宋后期四六文冗滥的同时，也认为“刘之所作，颇为隶事亲切，措词明畅，在彼法之中犹为寸有所长。故旧本流传，至今犹在。录而存之，见文章之中有此一体为别派，别派之中有此一人为名家，亦足以观风会之升降也。”特别是到了南宋灭亡之际，四六文亦多慷慨激昂之作。文天祥并不以四六名家，但他的四六文却最能代表宋末四六文风貌。如“慨然有神州陆沉之叹，发而为中流击楫之歌。属传风景于岘山，忽骇波涛于天堑。长江为备不数处，可共险于万人；朝廷养兵三十年，当成功于儒者”（《贺赵侍郎启》）；“许充国以便宜，授孔明以节制。真儒无敌于天下，此虏已在吾目中。”（《贺荆湖汪制帅启》）这都与南宋后期流于纤弱的四六文不同，而颇与南北宋之际的四六文相似。
三 谨守法度与出入准绳
四六名家往往各有各的风格，而从总体上看，主要有两种风格。《云庄四六余话》云：“皇朝四六，荆公谨守法度；东坡雄深浩博，出於准绳之外。由是分为两派。近时汪浮溪、周益公诸人类荆公；孙仲益、杨诚斋诸人类东坡。大抵制诏表笺贵于乎谨严，启疏杂著不妨宏肆，各自有体，非名世大手笔，未易兼之。”这里讲到两个问题，不同作家风格不一；不同文体要求不一。
所谓“谨守法度”是指虽也具有新式四六用典较少，行文流畅，散文化倾向较突出等特点，但一般仍遵守“四字六字律令”。王珪云：“先公（王莘）言，本朝自杨、刘四六弥盛，然尚有五代衰陋之气。至英公（夏竦）表章，始尽洗去，四六之深厚广大，无古无今，皆可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谓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王珪）、元厚之（绛），皆出于英公。王荆公虽高妙，亦出英公，但化之以义理而已。”这说明王安石的四六文，虽属北宋古文运动所形成的新式四六，但其源属于杨亿、刘筠、夏竦、王珪一派。韩琦罢相，王安石作《贺韩魏公启》，首贺其名遂身退：“宠辞上宰，归荣故乡。兼两镇之节麾，备三公之典策。贵极富溢，而无亢满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嘉之崇。”最精彩的是颂韩一生功勋部份：“内揆百官之众，外当万事之微。国无危疑，人以静一。周勃、霍光之於汉，能定策而终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尝遭变。记在旧史，号为元功。固未有独运庙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宁四方，崛然在诸公之先，焕乎如今日之懿。”其中“周勃”一联尤为脍炙人口。其他如《谢中使传宣抚问表》云：“信使恩言，有华原隰；宝奁珍剂，增贲丘园。”王珪《四六话》称其言约而意尽。王安石罢相，他所举拔的人为防其还朝，往往谗毁他。他在另一篇《谢中使传宣抚问表》中说：“晚由朴学，上误圣知。智曾昧於保身，忠每怀於许国。谗诬甚巧，窃忧解免之难；危拙更安，特荷眷怜之至。远迹久孤之地，实迩言易间之时。而离明昭皙於隐微，解泽频繁於疏逖。”这些都堪称既平易流畅而又古雅标准的四六文。曾巩、苏辙的四六文也属“谨守法度”一派。
陈维崧《四六金针》引元陈绎曾之言云：“务在辞简而意明，此唐人四六之故规，而苏子瞻之所取则也。后世益以文华，喜工致而新奇，于是以用事亲切、属对的巧为精妙，而王介甫之所取则也。”“唐人四六之故规”并不严，只要辞简意明即可；四人新规却越来越严，追求工致新奇，用典精巧，宋代各种四六话所津津乐道的也是这类四六名句。张侃《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云：“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前辈直曰世间一种苛礼，过为谨细。”苏轼“雄深浩博，出於准绳之外”，常常不管这些“苛礼”和“法度”。他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宋六家中，四六文成就最高、最能代表宋四六文的革新特色。他在《谢制科启》中论察举、考试各有利弊说：“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难。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论其一日；通变者恐人才之未尽，故详于采听，而略于平时。兹二者之相形，顾两全而未有。一之于考试，而掩之于仓卒，所以为无私也，然而才行之迹，无由而深知；委之于察举，而要之于久长，所以为无失也，然而请属之风，或因而滋长。此隋唐进士所以为有弊，魏晋中正所以为多奸。”“用法者”一联长达三十八字，“一之于考试”一联竟长达56字，这确实是此前的四六文所很少见的。他如“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于多言，故有司执法而无所忌；古之良有司，忧其君而不恤于私计，故天下归怨而不敢辞”（《谢韩舍人启》）；“任法而不任人，则责轻而忧浅，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法，则责重而忧深，贤者之所乐。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己，一切不问，而听其所为；盖其后必将责报成功，三年有成，而底于至治”（《贺韩丞相再入启》）；“朝廷之上，号为无讳，而太平之美，终不能全；台谏之列，岁不乏人，而众弊之原，犹或未去”（《贺杨龙图启》）；“陋彼素餐，是闻也，非达也；凛然遗直，惟有之，则似之”（《答陈斋郎启》）；等等。所谓东坡四六“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就是指他的这类四六文。《云庄四六余话》云：“本朝四六，……至东坡，於四六曰：‘禹治衮州之野，十有三载乃同；汉筑宣防之宫，三十余年而定。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复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而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亡矣。”“谨守四字六字律令”的四六之法确实“亡”了，但“法无定法，非法法也”，苏王二体成了宋四六的新法。
不同的四六文有不同的写作要求，但从总体上说，庙堂之文即制诏表章之类贵“谨严”，其他四六文不妨“宏肆”一些，可比较自由，更富文学价值。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代皇帝起草的各种诏令，有诏、制、敕、令、教、册文、赦文、德音、策问等名目，在宋代一般都用骈文。这类文章，往往结构近似，语言雷同，所谓“依样画葫芦”，多数只有史料价值，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了一则笑话：“国初文章，惟陶尚书（谷）为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不许罢，复不进用。谷题诗于玉堂曰：‘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制词的结构一般都是先说事由，接着对所任命的臣僚恭维一翻（如果是谪词则列举其过恶），而最后以勉励之语作结。行文则典重温雅。如前所述，在国家多事之秋，也出现过一些颇有感染力的制诏。
臣民向皇帝上的表章一般也是用四六文。诏是上对下的，表是下对上的。吴讷《文体明辨序说》云：“唐宋以后，多尚四六，其用则有庆贺，有辞免，有陈谢，有进书，有贡物，所用既殊，则其辞亦各异焉。”可见不同的表章亦各有不同特色，其中一些陈情表，往往情文并茂。例如王禹偁贬官黄州作的《黄州谢上表》：“夫谗谤之口，圣贤难逃。周公作《鸱鸮》之诗，仲尼有桓魋之叹。盖行高于人则人所忌，名出于众则众所排，自古及今，鲜不如此！”中国是最重伦理道德的国家，欲使政敌名誉扫地，最好的办法是诬以闺阁丑闻。欧阳修一生曾多次受这类诬告。其《滁州谢上表》说：“臣生而孤苦，少则贫贱，同母之亲，唯存一妹。丧其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生才七岁。……在人情难弃于路隅，缘臣妹遂养于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舅姑婚姻。况（欧阳）晟臣宗，已隔再从；而张非己出，因为无嫌。乃未及笄，遽令出适。然其嫁五六年后，相去数千里间，不幸其人自为丑秽。臣之耳目不能接，思虑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诚为非虑。”中国又是封建君主专制国家，欲置政敌于死地，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诬其讪谤皇帝，无人臣之礼。在乌台诗案中，李定、舒亶对苏轼的诬谤就是如此。受诬者往往有口难辩，只好承认自己罪该万死，还得感谢皇恩浩荡。苏轼的《黄州谢上表》就是如此。
国与国间的往来文书叫国书：“国书者，临国相遗之书也”；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往来公文叫公移（又叫移或移文）：“公移者，诸司相移之词也”；以及各级政府发布的各种文告如羽檄、露布之类，这类文章在宋代也多为四六文。国书要符合典礼，从容婉转，高卑适宜。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为稳定局势，有《赐江南国主书》，就属国书一类。此书首叙自己对后周二主的忠心；次叙出征并门，变生仓卒，推脱自己在陈桥兵变中的作用；文章的重点是最后数句：“国主雄材奕叶，武略守邦。抚吴楚之全封，绍杨徐之旧业。客观兴替，深识变通。共保欢盟，永安疲瘵。远惟英晤，当鉴诚怀。”这是委婉地打招呼。露布是报捷文字，贵奋发雄壮，义正词严。十余年后，宋太祖遣曹彬平定江南，生擒李后主，发布的《昇州行营擒李煜露布》，就完全是另一种语气：“惟彼江南，言修臣礼，外示恭勤之貌，内怀奸诈之谋。况李煜比是呆童，固无远略。负君亲之煦育，信左右之奸邪。曾乖量力之心，但贮欺天之意。修葺城垒，欲为固守之谋；招纳叛亡，潜萌抵拒之计。”于是“齐驱战士，直取孤城。奸臣无漏于网中，李煜手擒于麾下。千里之阴霾顿息，万家之生聚寻安。”
《四库全书总目·四六标准提要》亦云：“至宋而岁时通侯、仕途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于四六之内别有专门。”宋人文集中有大量书启，都是私人信函。书多为散体，形式和内容都较灵活，能见出作者的真性情；启为四六，多应酬文字，没有多少文学价值。自然也不可一概而论。契丹内寇，夏竦之父夏承皓战死；而派夏竦出使契丹时，母亲又刚去世不久。故他在《免奉使启》中说：“比因使指，往奉欢盟。选授至艰，道途差近。况多侑币，实济空拳。然念顷岁先人没于行阵，初春母氏始弃孤遗。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哀深陟岵，忍闻夷乐之音？”确实堪称义正情深，感人肺腑。
谢伋《四六谈麈》云：“祭文，唐人多用四六。”宋人也是如此。祭文多为悼念亲友而作，往往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如欧阳修的《祭尹师鲁文》：“鸣呼子鲁，辩足以穷万物，而不能当一狱吏；志可以挟四海，而无所措其一身。穷山之崖，野水之滨，猿猱之窟，麋鹿之群，犹不容于其间兮，遂即万鬼而为邻。”但祭文不限于祭亲友，宋初路振就有一篇著名的《祭战马文》。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说：“韩柳欧苏与夫宋世道学诸君子，或因水旱而祷于神，或因丧葬而祭亲旧，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诚学者所当取法者也。”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乐语者，优伶献伎之词，亦名致语。宋制，正旦、春秋、兴龙、坤成诸节，皆设大宴，仍用声伎，于是命词臣撰致语以畀教坊，习而诵之；而吏民宴会，虽无杂戏，亦有首章，皆谓之乐语。”其文虽多游戏之作，但偶尔也有优美的文学作品，如欧阳修的《（颍州）西湖致语》：“昔者王子猷之爱竹，造门不问于主人；陶渊明之卧舆，遇酒便留于道士。况西湖之胜概，擅东颍之佳名。虽美景良辰，固多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旁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己有，其得已多。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这种独游之乐，能感受到的人一定很多，而抒发得如此之妙，恐怕就很少了。致语中还有一种上梁文，为营造房屋，选择吉日上梁所作的庆贺之辞。其中也有一些富有文彩的作品，如苏轼远谪惠州所作的《白鹤新居上梁文》：“南迁万里，侨寓三年。不起归欤之年。不起归欤之心，更作终焉之计。越山斩木，沂永江以北来；古邑为邻，绕牙墙而南峙。送归帆于天末，挂落月于床头。方将开逸少（王羲之）之墨池，安稚川（葛洪）之丹灶。去家千岁，终同丁令（威）之来归；有宅一区，聊记扬雄之住处。今者既兴百堵，爰架两楹。道俗来观，里闾助作。愿同父老，宴乡社之鸡豚；已戒儿童，恼比邻之鹅鸭。何辞一笑之乐，永结无穷之欢。”
从以上可知，“宏肆”的四六杂著往往比“谨严”的庙堂四六文更有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