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业基础产业多种效应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多种论文,基础论文,产业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农业的基础作用和地位，理论界已有过许多论述，但都仅仅局限在其经济价值上。在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人们又往往把农业作为工业和其他产业的辅助性产业或工具来看待。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对农业这一基础产业的作用和地位的如此认识就极其不足了。我们应当站在政治、经济、社会统一的高度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农业的基础作用与地位。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农业的经济效应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首先具有经济效应。
农业的经济效应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和贡献，其表现在：
1.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得以运行的载体。
建国40多年来，每一次经济形势的恶化都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每次调整的成功也都以农业发展形势的好转为前提，而农业波动又成为工业波动和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根源。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已四次落入“李嘉图陷阱”即因粮食等农产品供给不足引起工业化进程的停滞（1958—1963年，1969—1975年，1978—1981年，1985—1988年）。农业波动对工业波动的影响不仅明显，而且具有放大效应。从“一五”时期算起，几十年来农业总产值平均波动幅度为10.2%，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平均波动幅度达23.9%，相当于农业平均波幅的2.9倍。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才能为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农业的发展水平又决定着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因此，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决不能动摇。
2.农业的前方联锁效应对国民经济产业构成的影响。
在国民经济的产业构成中，农业与采矿业是两个基本的源头产业部门，又称为初始产业，其提供的产品成为其他产业的原材料，从而带动了这些产业的发展。这种效应在发展经济学上定义为“前方技术经济联系”，简称为“前联锁效应”。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农业的“前联锁效应”。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至少有20个轻工业部门要以农产品为原料。改革开放以来，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稳定在70 %左右， 农业原料供给增长将促进占工业总产值1／4的经济部门的增长。如果农业发生波动，一方面会影响以农业为原料的轻工业部门的发展，轻工业部门的波动又会波及到重工业产品市场的需求，这种联锁反应，必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的短缺，为工业设定了增长上限，一旦工业对农产品原料的需求超过了供给的临界点，无法逾越的“瓶颈”制约迫使工业和国民经济降低增长速度，压缩需求，恢复到与农产品供给相适应的水平。农业的波动导致为工业提供原料的农产品供给的短缺。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必然制约着关联产业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原料贡献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
3.农产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农产品供给影响通货膨胀的内在机制与作用范围已得到大量的理论解释和实践证明。1994年在所有商品价格中，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最大，当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比上年增长21.7%，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31.8%，粮食、肉禽蛋、鲜菜以及饮食业的价格分别上涨50.7 %、41.6%、38.2%和29.8%。有关方面曾作过统计分析，在全国物价总水平上升过程中，食品类涨价所占比重高达65%。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4 年由于粮食价格上涨直接和间接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个百分点，影响程度为16.6%。1995年通货膨胀率与1994年相比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商品零售价格涨幅达到14.8%，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17.1%。在居民消费构成中食品仍占50%左右，食品价格上涨大体上占物价上涨的60%左右。在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农业生产与国家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有高度的关联性。这是因为：（1 ）农业生产的波动，使农产品供给短缺，引起农产品价格波动。农产品价格上升以及农产品货币收入的增加，将引起工业成本的上升，最终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导致通货膨胀。（2）通货膨胀时，社会上货币投放量增大， 城镇居民名义收入增加，又刺激着社会需求的扩张，这种扩张首先反映在对农产品的需求形成强大的压力，使农产品供求处于非均衡状态。（3 ）通货膨胀导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降低了农民收益，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据统计，1995年粮食价格涨幅中有36.4%来自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推动，全年农资涨价和农村消费品价格上涨使农民出售给国家的粮食所得收入贬值22%，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对农业生产再投入的积极性。农产品供给不足而诱发的连锁反应，政府应高度重视。
4.农业发展对市场规模扩展的作用。
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的扩大又是靠经济发展来实现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我国有12亿人口，9 亿在农村，中国农村是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最大市场，而且还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但是，市场规模的扩展还依赖于农业的发展，其原因在于：（1）农业的发展有助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扩展。 从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看，从外延的粗放型向内涵的集约型转变，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的集约模式是以资源集约为基础的技术集约将取代劳动力集约。因此，农业生产资料如农业机器、复合肥料、农药、塑料薄膜等将会有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据统计，我国只有53.7%的耕地实现了机耕，17.7%的播种面积实现了机械化播种，9.1 %的播种面积实现了机械化收获，化肥的使用占施肥面积的50%以上，而且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从本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全世界拖拉机总数从580多万台增加到2100万台，化肥消费量从1430 万吨增加到1.1亿吨，分别增加了2.5倍和6倍， 而发达国家拖拉机拥有量和化肥消费量分别占全世界的80%和70%。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换过程中，农业对生产资料的潜在需求量是巨大的。据测算，我国粮食每上一个台阶，即增产1000亿斤，需要增加化肥1500万吨，电100 亿度，柴油130万吨，农机动力360亿瓦，其它配套资金约为300多亿元。 到本世纪末，我国粮食在现有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对农用工业品的需求量会更大。由此可见，农业的发展必然推动农用工业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2）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 将扩大消费品市场并进一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据统计，我国农民收入的60%以上来自于农业。199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按当年计算为1223.6元，扣除物价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了5%，同年农民生活消费水平实际增长了6%，比上年高出2.1个百分点。 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相比仅为城市居民收入的1／3，农民较低的收入水平和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使之成为最有潜力的工业品消费群体，而8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40%左右的消费市场份额。因此从发展趋势看，在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农民对消费品尤其是对耐用消费品的购置欲望将日趋强烈，这必然带动建筑、家电、维修、交通运输等产业的发展，从而将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和容量。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发展取决于农村市场的拓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收入的增加又依赖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展。农业不发展，工业和其他产业都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5.农业在国民经济结构变动中的引擎作用。
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劣决定于农业份额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农业份额下降是伴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引起结构变革所产生的必然趋势。农业份额下降是指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总就业中所占比重下降。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全部低收入国家的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1980年为37%， 比1960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农业就业比重为72%，比1960年下降5 个百分点。中等收入国家这两个指标下降幅度更大一些，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14和15个百分点，上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7和19个百分点。 发达国家由于农业份额已经很小，因此下降幅度不大，分别为3和12 个百分点。另据国际劳工组织对92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这些国家在1960—1980年间，农业产值份额从30.9%下降为17.3%， 农业就业份额从 72.6%下降为59.1%。中国从80年代后期起农业产业份额和农业就业份额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1994 年农业份额和劳动力就业份额分别下降到21.22%和53.3%，比1984年分别下降了7.68和6.1个百分点。农业份额的下降决不意味着农业的萎缩和衰落，更不能由此否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它反倒表明：（1 ）农业份额下降是以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的，由于采取了技术革新和投资积聚，使农业劳动力相对减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其结果是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生产效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行业中去，增大了社会财富总量，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结构的现代化。特别是当农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幅度接近或等于其产值和收入份额的下降幅度时，结构变动的机会成本最小，所释放的结构生产力量大。（2 ）农业份额下降是由于恩格尔定律的作用。这一定律表明当人均收入很低时，总支出中用于食品和必需品的比重很高，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和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比例下降，如在人均收入240美元的国家，人们要把60—70 %的收入用来购买食物，而在人均收入为1000美元的国家，人们仅用20%的收入购买食物。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人们必然要把更多的消费支出用于住房、旅游、保险、教育以及舒适和营养品的消费上，从而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由此可见，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动中，没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可能有农业份额的下降。农业份额比重过大，必然影响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和人民小康生活的实现。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结构变动中还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6.农业是国家工业化的母体。
农业部门是现代经济增长所需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农业的资本贡献在国内资本形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一直是工业部门扩张所需资金积累的重要源泉。它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即税收、“剪刀差”和储蓄。农业为我国工业化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1952—1990年农业通过税收方式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资金约为1527.8亿元；农业以储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积累1978年以前大都在10亿元以下，这之后迅速上升，1980年为28.6亿元，1985年为92.6亿元，1990年为319.4亿元。1992—1994 年农村存款占国家银行各项存款的比重在7—10%之间。 农业通过“剪刀差”方式为工业提供的资金积累1952—1990年间高达8708亿元，年均为223亿元。 1990年“剪刀差”的绝对量是1952年的近30倍。把以上三种方式提供积累的数量相加即为农业在各年份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总量。1952—1990年农业提供的资金积累总量高达11594.14亿元。农业提供的积累在国民收入积累额中所占比重在工业化初期高达40%以上。整个60年代也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进入80年代才有所减少但仍然在27%以上，近几年来仍在20%以上。总体来讲，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国民收入的积累部分大约有1／3来自农业。这充分显示了农业在我国工业化积累中的重大作用。不仅如此，农业还通过增加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收入或扩大农业进口替代品的生产，对平衡国际收支也作出了贡献。1950—1989年，我国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创汇额达1937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创汇额的比重为51.23%， 近几年来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创汇占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仍占40%以上。农业在为国家创汇作出贡献的同时，对引进外资和利用外国先进技术进行农业开发也作出了贡献。尽管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出口构成中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的比重将有所下降，但在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农业的外汇贡献仍将占相当大的比重。
二、农业的生态效应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特殊产业部门。农业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自然再生产的质量和规模，而且直接影响着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生存潜力、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平。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过程中，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现代耕作制度与投入品对农业生态产生持续性的破坏，导致农业生态成本的累积和经济代价与日俱增。
农业生态效应具有两重性：一是私人性，如农民在其拥有的一块阳光、雨量充足的肥沃土地上耕种，就会给他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二是公共性，如良好的农业生态会给人们创造共享的绿色资源，美化空间，改善生存环境。相反，水土流失，大气、水体污染，又会给人们的生存和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危害。由于农业生态效应具有其特殊的二重性，这就需要人们在把农业作为共享资源的同时，都去保护它，珍惜它。然而，在农业生态产权模糊的情况下，人人都有享受和消费良好生态资源的权利，却无人对其负有维护和整治的义务。因而产权的明晰是农业生态经济运行的社会动力系统，这一社会激励体系实际上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方式及其有效性。自然生态资源从现代经济制度的产权特征来划分包括两个部分：生态的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私人产权具有排他性，公共产权则具有非排他性即“集体消费性”。在自然经济时期（或传统农业时期），农业生态产权的二重性都作为自然经济基础的基本要素加入整个经济系统的投入一产出循环中，从而使得农业生态得以长期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生态平衡状态逐渐被打破，农业自然再生产过程特征也被改变，这是因为：（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会按其自身的轨道运行，它的基本功能是使交易双方的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人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经济动机的驱使下，社会资源必然向比较利益高、利润丰厚的环节和部门流动。所以，与市场经济相伴而来的工业文明，大量地消耗着有限的农业生态资源。加之，农业生态公共性中政府行为的软弱，“免费乘车”或“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从而导致农业生态的趋紧化，产生社会悖论。 （2）我国农业资源产权关系模糊造成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背离和矛盾。这是由于农业生产主体对农业资源所有权的失缺，导致对农业资源掠夺式经营，使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高输出和低输入，生态系统得不到充足的物质营养的补充，从而破坏了农业生态的持续性发展。（3 ）由于上述原因和人口剧增，打破了农业生态自然平衡状态和农业自然增长的极限，促使人们不得不通过大量无机物的投入，使原来的生态循环链发生变化来支撑农业生态空间的缩小与人们需求的增长。在现实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追求农产品的供给上，而忽视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农业技术进步的负面效应使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增加了成本累积。
现代农业大量地使用化肥、农药和机械，一方面，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造成食品、大气、水体等污染，破坏了土质，加大了农业生态成本。（1）食品污染。农药是食品的直接污染源， 它的足迹无所不至，从人迹罕至的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到冰封终年的南北极，甚至在冰雪极地的企鹅体内，在格陵兰不知农药为何物的爱斯基摩人身上，都检验出了有机氯农药滴滴涕。由于农药在大气、土壤、作物、水体、动物体内普遍存在，因而食品污染相当普遍，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美国每年约有4.5万人农药中毒，其中有200多人中毒致死。（2 ）大气污染。大气中的氮污染物有多种来源，化肥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农业机械排放的烟尘，农药的挥发和粉剂的污染，都会使大气中有害成分增加。（3）水体污染。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 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特别是饮用水污染，不仅危及水生动植物的生长，更危及人体的健康。（4）破坏了土质。化肥抑制微生物的繁殖。据国外报道， 长期施用有机肥的农田，每英亩可以有蚯蚓、菌类等微生物11吨左右；而长期使用无机物（化肥）的农田，每英亩耕地只有微生物2吨。 偏施化肥还会造成营养元素的比例失调，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过多施用化肥，还有可能造成土壤的板结和酸化，破坏土壤的理化性状。由此可见，现代农业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活力，但也给人类带来了危害，它必将面临新的否定，由生态农业所代替。
2.现代工业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农业生态成本剧增。
现代工业直接以消耗有限的自然资源（煤炭和石油等）为其发展的前提，同时又向生态环境排放废气、废水、垃圾，直接威胁和破坏着农业生态环境。据统计，在我国，由于工业“三废”污染的河流有532 条，污染的耕地约为600万公顷，影响粮食减产达100亿公斤以上， 有140万公顷耕地由于严重污染而完全丧失生产能力；全国酸雨区面积迅速扩大，已约占全国面积的40%，仅江苏、浙江等7 省因酸雨造成农田减产年经济损失约37亿元；森林受害面积128.1万公顷，年木材损失6亿元，森林生态效益损失约54亿元。由此可见，农业既是现代工业的受益者，同时又是受害者。
3.经济发展与资源存量的非均衡状态，要求农业生态成本投入的政府化。
中国农业长期以来相对紧缺的资源承担着数量巨大的人口生存所需食物的生产，目前全国12亿人口，14.4亿亩耕地，人均占有耕地1.2 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美国的1／9，加拿大的1／20， 澳大利亚的1／34。加之生态恶化，资源存量锐减，目前我国土地退化达150—18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5.6—18.8%， 耕地的水土流失面积约6亿亩，每年流失土壤10亿吨，全国沙漠化面积33.4万平方公里， 盐渍化土壤面积5.54亿亩，草原退化面积占草原总面积的1／3左右。1949年以来，我国毁掉的森林超过10亿亩，湖泊减少了500多个， 面积缩小约1.86万平方公里，占现有面积的26.3%，湖泊蓄水量减少513 亿立方米，其中淡水量减少340亿立方米。恶化的农业生态环境， 难以承担起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人口增长对食品质量、数量、花色、品种上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人口预测将达到15亿，对农业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人们对生态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和具有稳定型机制的生态系统的资源供给有限性之间必然产生矛盾。要使资源存量与经济发展保持均衡状态，遏制农业生态进一步恶化，首先要明确农业生态的产权关系，即农业生产主体应拥有私人产权（私人产权相对公共产权而言，是指农业生产主体对农业资源的实际占有、使用和支配的权利），政府拥有公共产权，同时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其次，政府在拥有公共产权的前提下，在常规农业投入之外必须增加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投入、治理、恢复原有资源存量。最后，强化政府的管理职能，建立制约机制和有利于农业生态发展的产业政策，从制度上消除农业生态外部的不经济性，保障生物与环境、生产与资源之间的协调发展，从而达到农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实现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双重持续平衡。
三、农业的社会政治效应
农业的社会政治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
1.以粮食为轴心的农产品安全是农业社会政治效应的核心。
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比任何一种商品更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效应，因为它的短缺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存和社会的安宁，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农业的安全与国防的安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农业出了问题，全国就处于“紧急状态”中，政府不得不采取某些强制性的措施和动员一切力量来确保农产品的供给与公平分配，这是因为农产品的“紧急状态”对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破坏性是非常巨大的。世界各国以及中国历史上出现“饥荒”时的各种记载都足以证明，出现农产品短缺的紧急状态时，会对一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带来巨大的灾难：（1 ）连续几年的特大灾荒，人们普遍出现营养不良甚至饥饿而死亡。（2 ）人们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灾民逃荒要饭，涌进城镇，偷盗、抢窃经常发生，危及社会安宁，威胁着政权的稳定。（3 ）粮食严重短缺导致粮价暴涨，使经济秩序紊乱，甚至出现停滞和倒退。（4 ）饥民为生活所迫砍伐森林，捕杀一切可食用动物，直接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生态失衡。
农产品紧急状态是直接由农产品市场供给不足导致的。农产品市场供给有两种渠道，一种是本国本地区农业生产提供，另一种是在国际市场上通过贸易交换提供。农产品紧缺的原因不外乎是上述两种供给渠道出现阻塞。如果本国本地区农业生产能力较强，储备充足，有较稳定和畅通的贸易环境，那么，农业安全系数就比较高。反之，如果本国本地区农业生产能力较弱，储备空虚，贸易环境较差，农业安全系数则较低，就容易出现农产品紧急状态。
要使农业处于安全状态，有两个模式可供选择：第一，在“自给自足”的发展战略下，依靠本国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产品安全的模式。其安全系数较高，农业的安全不会因贸易环境的变化而受威胁。第二，依靠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来实现农业安全的模式。其安全系数较低，因为农业的安全保障要取决于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1 ）是否存在充足的货源和稳定的粮食生产基地；（2）是否有长期、稳定的粮食贸易协定； （3）是否有足够的外汇支付能力；（4）是否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和政治局面。
中国是拥有12亿人口的农产品需求大国，农业安全是国家发展最基本的保证。从宏观上看，中国不能也不可能选择第二个农业安全模式，其原因在于：（1）世界粮食市场不可能为中国12 亿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贸易总量。据统计，1980—1990年间国际粮食市场年均总交易量大致在2.1—2.3亿吨之间，1996—1997年度，世界粮食贸易量下降到只有 1.86亿吨。从全球粮食生产与贸易走势看，到本世纪末， 年粮食贸易量不会超过2.5亿吨。同时，世界粮食收获面积锐减，由80 年代初期的 7.18亿公顷减至90年代初期的6.99亿公顷。从发展趋势看， 今后还将继续减少，世界粮食生产并不令人十分乐观。另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分析，进入90年代，全球平均每年增加1亿人口，需求逐年增加， 而粮食生产与储备则逐年减少。如1987年世界粮食周转储备量为4.65亿吨，相当于全球104天消费量。1988年世界粮食周转储备开始下降，到1995 年进一步下降到2.94亿吨，只够全球消费62天，逼近世界粮食储备60天的安全线。据悉，1996年世界粮食储备量又进一步下降到2.74亿吨，只够全球消费57天，已低于世界粮食储备安全系数17—18%的警戒线。如果中国放弃50%的粮食生产，就需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2.3—3亿吨左右的粮食，谁能满足这么大的需求量？（2 ）中国的“海陆空”港口吞吐能力难以承担巨量的粮食流通及分配。据统计，中国海运港口能承受的进出口粮食的吞吐量大约在2000—3000万吨左右；铁路运力，1993年的货物总运量为15.7亿吨，其中粮食是6409万吨，占4.2%，1995 年粮食运量有所增大，也只达8000万吨，占5.1%；仅提高0.9个百分点；粮食水运量为2012万吨，占水运货物总量的4.8%。如果进口2—3亿吨粮食，势必挤压其他物资的运输，造成铁路、港口、水运、公路等运输秩序的混乱，抑制国民经济的发展。（3）冷战结束后， 世界形势依然动荡不安，某些发达国家仍有可能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涉我国内政。当今国际粮食市场上交易的粮食85%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其中美国掌握最多，约占全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50%以上，这种格局还将继续下去。因此，中国在选择农业安全模式时，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我们的战略应是“国内基本自给，国外适度调剂”，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可选择在5 —10%之间。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在宏观上选择第一个农业安全模式也是从中国国情来考虑的。中国人口多，农业耕地资源十分稀缺，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选择第一个农业安全模式，必然要求彻底改变以往那种牺牲农业来加速工业发展的作法，而是要依靠发展农业，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也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地（市）县充分珍惜和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保障农产品的自给自足，国内农产品的基本自给自足是以各地各区域的农产品基本自给自足为基础的。诚然，这有违比较优势原则，也可能会牺牲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一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还要考虑到机会成本的大小即一国实际付出的代价，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发展。如果各地区都按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安排产业结构，那么，必然导致部分地区耕地资源的非农化，从而危及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社会政治效应的决策方法是管理学上的“最小后悔值法”，即农业安全的效益大于农业出现问题时所带来的社会总损失，它远远超过了以比较优势原则确定的产业结构所带来的效益。
2.农民利益得以保障是农业社会政治效应的基础。
农业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是推动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同时又是农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目前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0%以上，其中在粮食、棉花、油料和糖料等生产领域就业的劳动力约占1亿多人，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减少这几类产品国内生产的50%，就会有5000多万人要重新寻找新职业，再加上农业领域还有 1.2亿剩余劳动力在等待就业，两项相加共有1.7 亿农业劳动大军需要重新安置。有的专家曾提出让这些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成立的。但在实践中却难以实现，因为目前中国的非农产业还没有达到较大规模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与资本的有限吸纳程度发生矛盾。因而，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应放弃粮食生产。另一方面，中国农民收入中有60%来源于农业，大多数农民仍然依靠农业增长来增加收入，加之，我国仍有650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中国农民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的过程。因此，国家重视农业的意义，除了可以保障粮食安全以外，还由于农业的增长，一部分农民将由此而摆脱贫困，逐渐走向富裕。农业增长的这种发展效应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总量的变化来计算。没有广大农民经济收入的稳定提高，就不可能有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没有繁荣富裕的农村，就没有繁荣富裕的城市；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所以，农产品的安全，农村社会的稳定，构成了目前中国农业的双重社会政治效应。
综上所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特殊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已大大超出了它本身的经济范畴，跟社会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着国家的安宁和社会的稳定。农业具有不可替代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政治价值，是由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决定的。市场机制其内在的激励系统能够推动农业向“优质、高产、高效”的现代农业方向发展，但市场机制其固有的缺陷却不能使农业的生态价值和社会政治价值得到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具有经济理性的人，在其所拥有的产权界定内按经济规律去安排生产，竭力地追求收益最大化或利润量大化，超出这一范围他就不承担任何特殊的社会义务。农业特殊的生态价值和社会政治价值的实现，当然地落在了拥有公共产权并代表全社会共同利益的政府肩上。政府对农业实施特殊的产业政策和保障政策，不仅仅是使农业产业取得好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保障了“国泰民安”，这才是农业基础产业最本质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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