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教育思想对语文课改的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迪论文,课改论文,语文论文,思想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性人物，是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推进者与奠基人之一。只是他重要而又深刻的政治革新思想和变法主张，往往遮蔽了他的现代教育思想光辉。笔者发现学界关于他在现代教育思想方面，尤其在现代语文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值得从史论角度予以梳理和弘扬，以作当代语文课程改革之镜鉴。
一、“三界革命”理论：语文教育要时时更新教育内容
在古今交替、中西交汇的历史转折时期，梁启超首倡了包括“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在内的“三界革命”理论。“三界革命”的着眼点即在输入外国的新教育思想，改造中国的旧文学和旧教育思想，使之为启迪民智、革新政治服务。在“三界革命”的理论倡导中，梁启超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学变革的许多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对新文体的艺术价值与文学启蒙意识的自觉，明确表明了对文学的社会教育功能的深刻认识。与此同时，“三界革命”理论成为他现代语文教育内容的所在，进一步夯实了他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的开拓性地位。
在被视为“小说界革命”宣战书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详细论证了“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小说‘浅而易解’，‘乐而多趣’，‘易入人’，‘易感人’，‘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1]，并且接受面最广，优势明显，使得小说最具资格充当救国和启蒙国民思想的最佳利器。在此意义上，梁启超称小说为“国民之魂”，“文学之最上乘”，“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小说的改革关系到社会政治变革的成败，故小说的崇高地位由此凸显出来。小说在当时迅速发展成为培养国民完美人格和唤醒国民思想觉悟的绝好工具，“小说界革命”为全体国民学习本国语言文字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途径。国民通过阅读新小说来了解现代新思想，自然接受现代教育新理念的洗礼，并且能够清醒地认识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激发起他们强烈的爱国兴国情怀，进而养成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习惯。可以说，“小说界革命”的教育作用在整个现代教育发展史尤其是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早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著《变法通议》时就提出过“歌诀书”与“说部书”都应作为启蒙教材。在1899年底写成的《夏威夷游记》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与其启蒙教育思想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梁启超首先以全面批判的态度否定了中国一千多年的诗歌创作，认为毫无新意，“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2]。为此，他提出了另辟新境的新诗人所具备的三个条件：“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2]。由于期望引进西方的新文化精神来改造中国的旧文学，进而改变中国的旧封建专制政体，故他认为西方新启蒙文化思想是“诗界革命”之魂。在诗歌语言形式方面，梁启超提倡通俗化与诗乐合一。他认为，要提升国民的品质，就必须把诗歌与音乐当作精神教育的重要条件，并借《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指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所以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主张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通过“情感教育”发扬美、善，去除丑、恶。现代语文教育正是通过诗歌中所体现的美好情思来教育学生学做人，学做国家和社会的合格公民。
梁启超开创性地把“优美情感”与“美妙的技术”视为优秀诗作的缺一不可的必备要素。“因为文学是一种技术，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要善用这一工具，才能有精良的技术；要精良的技术，才能将高尚的情感和理想传达出来。”[3]语文教育大家叶圣陶认为语文是“生活上的一种必要工具”，这一观点与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中的语文教育思想先后承继脉络是显而易见的。梁启超着眼于当时的文化建设，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谈到了他对白话诗的意见。他认为文言、白话都可以作出好诗，只不过当时白话诗在语言方面还不够成熟，“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今天看来，梁启超的确不愧为现代语文教育思想的开拓者，能够准确地预见语用及其教育发展的未来走向。
与“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相抗鼎的“文界革命”，其起点是，文章内容要有“欧西文思”（或曰“文明思想”）。1902年，梁启超在其所创办的《新民丛报》第一期上坦诚指出：“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4]即期望通过文章传播西方文化并启蒙国民思想。因此，“欧西文思”成为“文界革命”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决定了“文界革命”具有启蒙教育的基本性质。然而，内容确定之后，形式的问题随之产生：究竟是用文言文还是用语体文写文章？其实，梁启超很早就认识到中国言、文分离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指出中国语言的“多变”与中国文字的“不变”是“文言相离之所由起也”[4]。作为启蒙思想家，他深刻意识到“俗语的运用，是文学进步的关键”。因此，他坚信浅白易懂的语体文取代佶屈聱牙的文言文是大势所趋，以进化论的观点高度肯定了语体文在推动国语教育普及和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对长期束缚国民身心发展的封建旧思想无疑是一次有力的批判和坚决的否定。在倡导“文界革命”时，梁启超还大力提倡使用“新名词”，努力开创“新文体”——而后者最重要的新异之处就是大量承载前者。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自觉输入大量的“新名词”，把它们作为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重要媒介。这对后来标准现代汉语的诞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也直接推动了现代语文思想及其教育的发展。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从现代语文教育的需要出发区分文体，自觉以文体为基本分类标准编写教材。蔡元培曾将文章分为两大类，即应用文和美术文。梁启超在蔡元培的分类基础上把应用文又分成记述文和论辩文两类，然后再往细处划分，形成了现代分类学上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一文中提到，“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文为最要”，他结合当时学校语文教育的弊病“学问不求实用”，将作文视为应用之需，强有力地否定了传统旧教育一味务虚的玩文学倾向。除了作文教学要重在“应用”之外，梁启超还主张，作文教学要先明“规矩”（即作文法）；要学生作的篇数宜少，用的功夫要细；要重视取材方法的指导或直接提供材料，反对凭空瞎想；要与思想训练紧密结合。上述五项，是梁启超为中学学生和教师而构想的作文教学主要内容，其目的是要“打开”一条“新路”，并希望人们在这条“新路”上继续有所开拓[5]534-53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凭借他丰富的读写经验，指出“须将各类文分期讲授”，“最好每年前学期授记述文，后学期授论辩文，年年相间”[6]。这一见解对提高现代语文教学效果不无裨益，也对后来的中学语文教育体系的建设影响颇大。
二、“趣味教育说”：语文教育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情趣
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上，梁启超是第一个明确倡导“趣味教育”的学者，并率先阐述了“趣味教育”与人格培养的关系问题，认为教育的关键不在于知识的传授而在于人生态度的塑造。他把传统的纯知教育称为“物的教育”，提出现代教育应向“人的教育”转化，指出只有首先成为一个人，其所统领的知识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而何为一个人？在他看来，也就是知、情、意三者和谐发展，即养成具有趣味态度和趣味人格的人[7]。他反对将学生视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反对教师生搬硬套书本的死知识并以注入式灌输给学生，指出这种传统旧教育培养出来的只能是麻木不仁、毫无热情并将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国民，如此身心不健的国民必致国家和民族振兴无望。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无疑给语文教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语文教育焕发出动人的光彩，使人们意识到唯有真正关注到学生的生活情趣、人文素养和生命价值，才能实现语文教育的最高目标即培养出富有思想、追求和抱负、朝气勃发的现代国民，从而完成从“物的教育”到“人的教育”的重大飞跃。
梁启超对“趣味”与“趣味教育”的概念作了细致的阐释和区分。1922年，他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上提到“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认为趣味是创造的自由，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他的“趣味教育”中的“趣味”同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的“乐”是同义的，体现出他对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精华的自觉传承。与此同时，他还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正如他所说，“‘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8]3316-3317作为现代语文教育思想的开拓者，梁启超所倡导的“趣味教育”独具有别于欧美教育界的鲜明特色和自身内涵。他说：“但他们（欧美教育界人士，笔者注）还是拿趣味当做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8]3316-3317他把趣味主义人生态度的建构作为“趣味教育”的根本目标。如此一来，现代语文教育才可以使学生拥有终身受用的趣味人生观。他主张国民应该从幼年、青年期就接受这样的“趣味教育”。教育家最要紧的就是“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到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8]3318-3319。
从文学审美教育的特性出发，梁启超对教师培养学生趣味的方法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主张通过文学审美教育来培养国民高尚的趣味，认为文学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态，教学生赏析和诵读一首首优美的诗，感悟其动人的意境，品味其传神的语句，可以陶冶其性情，培养其审美能力。因此，他尤其关注文学的功能，认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3]。梁启超进而具体化到操作层面指出，现代语文教育应该通过引导和促发学生的“趣味”来展开实施。他说：“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8]3316-3317过去“注射式”的传统语文教育中，教师机械地向学生填塞无用的死知识，不顾其自身的感受与喜好，强迫其生吞活剥、死记硬背无趣的内容，造成其食古不化，只拿学问当谋生的手段，以便攫取功名利禄，却将趣味早早地扼杀了；而教师对如此教学也失去了应有的兴趣，更不要谈什么教学相长了。因此，梁启超认为“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给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8]3316-3317。换言之，教育的关键在于引起学生对某种学问的兴趣，或者教师将学生对某种学问的原有兴趣开发出来并转化为极富有享受感的精神追求。只有这样，教师自身才能在教育中同时享受到应有的趣味。
三、梁启超教育思想对当代语文教育的启示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对深化当前语文课程改革具有常读常新的参考价值。他启发我们不断更新语文教育目标和课程内容，培养学生审美情趣。
首先，更新语文教育目标，培养理想“新人”。梁启超强调现代教育要培养具有完美人格和高度爱国精神的现代国民，并明确指出“新民”的核心为自新。当前，以心灵体验和情感熏陶为特征的语文教育在培养理想“新人”方面尤其发挥着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正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理想“新人”的核心是主体自觉，即要求学生养成高度自觉的感知、体验、领悟与反思外部世界的能力和本我自新的能力，同时拥有创新语言表达进而建设母语文化的探索精神。这些“新”正是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对语文教育所提出的迫切要求。
其次，以“三界革命”理论为旗帜，时时更新语文教育内容。语文教育要摒弃过去陈旧、僵死的知识，代之以汩汩流淌的现代言语之“活水”。梁启超以小说、诗歌和散文为“载体”的语文教育观，其基本作用在于保证学生享有言语表达甚至言语表现的满足和快乐。因此，语文课程内容的改革并不拘泥于体裁体式，重在将言语精品引入教学流程，使学生在体验和品味中发展自己独特的、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言语表现能力。换言之，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教师应把握好文本的现代性、言语个性和创造活力，真正使课程内容与时俱进。
最后，以“趣味教育”为方法，培养学生的文学审美情趣。语文教育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审美教育，语文教育的内容是文质俱佳的言语作品，后者是作者思维、情感、智慧、道德等生命情意要素的完美结晶，是那些崇高、美丽、深刻之灵魂的真实显现。同时，历经岁月考验而进入语文课堂的美文，是由作者富于审美个性的言语所铸就，故天然具有鉴赏价值。这就启发我们要诀别枯燥乏味的单向说教，以美读、品读等审美方式充满情趣地玩味言语作品。“趣味教育”的空间极其开阔，有待语文教师去不断用心拓展。
总之，作为现代语文教育思想的开拓者，梁启超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开阔的历史视域，鞭辟入里的独到见解，为现代语文教育发展作出了突出的思想贡献。他的语文教育思想是当代语文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在现代语文教育思想史上将长葆独特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