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杯中的风波”：瓷器与18世纪大英帝国话语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英帝国论文,茶杯论文,瓷器论文,风波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1603)中，剧中人物庞贝在谈及果盘时说，“—个三便士左右的盘子。先生您看过这种盘子，虽然它们不是中国盘子，但也算是上好的盘子了。”①英国学者乔治·斯蒂文斯指出，“庞贝把中国盘子排除在外，这一言语表明，在莎士比亚时代，一个中国盘子肯定是一件非同一般的器物”②。的确，在17世纪初期，虽然中国瓷器已进入英国民众的知识范畴，但由于数量稀少、价格昂贵，因而对普通民众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稀罕之物。至17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1669年，进口至英国的瓷器只值10英镑，到1693年就增长至2675英镑。”③短短25年之间，竟然增长了将近270倍，这与光荣革命后由荷兰入主英国的玛丽二世女王不无关系。1693年，英国作家约翰·艾福林在参观完女王在汉普顿宫的瓷器藏品后，大发感慨：“我看到了女王的奇珍橱柜和瓷器收藏，真是美妙绝伦，种类丰富，数目可观……估计值4000英镑。”④玛丽二世女王对瓷器的青睐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跟风：“威廉国王和玛丽女王各自带来了一个风尚。随着人们的效仿，它们成了城镇，实际上，成了整个王国的顶礼膜拜之物。”⑤其中一个风尚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瓷器热(china mania)。⑥据统计，在1684至1791年这一百多年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将2.15亿件中国瓷器进口到了英国。⑦ 巨量中国瓷器的涌入，对18世纪英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此学界已有诸多论述。⑧本文所关注的是，为了对抗中国瓷器的影响，当时的英帝国精英如何通过美学批评、道德说教、贸易鼓吹、文学想象和出访记述等方式，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茶杯中的风波”，使中国瓷器成为这一时期帝国话语政治的一个热点，从而在器物的层面拉开了大英帝国与中华帝国角力与冲突的序幕。 一、诗文报刊的训诫：帝国品位和道德的折损与重构 在玛丽二世女王的影响下，18世纪的英国社会从上到下都卷入了“瓷器热”中，人们纷纷购买瓷器装点家居，有的甚至在家中建起了专门的瓷器屋。⑨《闲人》(Lounger)杂志第79期就描绘了这样一间瓷器屋，里面摆放着“成堆的盘子、堆成宝塔的杯子和碟子，从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眼睛完全迷失在杂乱无章的宝塔、摇头晃脑的官人、和尚、红狮、金狗和火龙之中”⑩。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对瓷器屋也留下了相似的记述：“许多屋子里塞满了中国的花瓶和印度的宝塔。当今，主持娱乐活动的人们都有如此癖好，开创了一时的风气。”(11)这样的风气改变了英国家庭的饮食方式和装饰风格，丰富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物质生活，绘有奇特纹饰和中国风物的瓷器更为帝国的子民带来了“怪异的快乐”(12)，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到遥远而神秘的中国“壮游”一番。 然而，在不少精英的眼中，以“瓷器热”为代表的“中国风”在英国的盛行，实质上已令英国民众臣服于中国人的审美品位，致使帝国在美学层面被中国入侵乃至殖民。《世界》(The World)杂志第117期刊登了一位丈夫的抱怨：在参观了某位夫人的瓷器房子后，他妻子便像着了魔一样，把祖父留下的意大利最好画师的杰作“像木头一样扔进了阁楼，为臃肿的中国瓷塔、红龙、最为丑陋或从未存在过的怪物腾出位子”(13)。英国诗人詹姆斯·柯桑在《论品位》中亦嘲讽道： 近来我们厌倦了希腊罗马， 把智慧的中国人当作样板， 欧洲艺术家过于冷静贞洁， 中国官人才是品位的模范。 神圣的佛像安放在架子上， 仙女躺在铺着棉布的椅上， 橱里满是瓷器神祇和大象， 孔夫子稳坐其中得意洋洋。(14) 这些反对之声虽各有所指，但异曲同工，均在批评当时的英国人抛弃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被欧洲人奉为圭臬的古希腊和罗马美学旨趣，致使中国品位登堂入室，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而以孔夫子塑像为代表的中国瓷器，更是荣登了象征艺术品位的橱柜，占据了英国家庭的美学制高点，或者说在美学领域对英国家庭实现了殖民，在那里“得意洋洋”地彰显着中国物质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品位滑坡”所带来的问题不单表现在美学方面，其影响还波及道德层面。18世纪英国美学的代表人物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就认为“艺术与德行互为朋友”(15)，如果审美上出现偏差，道德也会滑坡，而中国瓷器正是败坏英国人审美能力的器物之一：“美丽的形式能(把礼貌及其行为后果)打磨得更好，而丑陋的则会使之变得野蛮……阿拉伯式的!日本!印度(16)!野蛮。怪物般的。即便是它们的塑像，令人愉快的器物、放荡的器物……没有比这个更坏的了。”(17) 诗人克里斯多夫·斯玛特在《茶罐和硬毛刷。一个寓言》(The Teapot and Scrubbing Brush.An Allegory)中，借硬毛刷之口，批评“瓷器热”给英国带来的巨大道德灾难：中国瓷器“外表光鲜，里面肮脏”，还“浸淫在丑恶和罪孽之中”；这样一个本身就有道德缺陷的器物竟在英国备受追捧，让曾出现过“贝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黄金时代”的英格兰变得乌烟瘴气，让淳朴的英国人“蜚短流长”、规矩的女士“变得淫乱”。(18) 类似批评在18世纪英国屡见不鲜，与上述诗歌、文章和书信一道，构成了声势浩大的话语政治，严厉批评以瓷器为代表的东方器物，力图解决其所引发的审美问题，以防道德滑坡，同时又努力将人们引回曾经的美好。例如，柯桑追忆着古希腊罗马品位的“冷静贞洁”，谢比尔推崇希腊的雕塑、罗马的绘画以及莎士比亚的崇高(19)，斯玛特则建议重拾伊丽莎白时代的“健康快乐”(20)，试图重构合宜的审美品位和道德操守，使之能匹配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 不过，由于受到制瓷条件的束缚，这些英国精英只能在话语层面对“瓷器热”进行批评，真正要在瓷器上重构帝国品位，还得等到英国陶瓷业在18世纪下半叶成熟，此后才能借助英国本土瓷器这一重要媒介实现他们所提出的美学和道德观念。 二、“中国人是我们的陶工”：帝国对中国瓷器的商业收编 除在美学与道德层面关注“瓷器热”的负面影响外，不少18世纪英国精英还认为“瓷器热”引发的攀比之风有害于英国民众的家庭经济。詹姆斯·斯图亚特抱怨道：“数额巨大的金钱被用来购买脆弱的瓷器……为此，很快就有人要当掉田产，或让自己的孩子失去资助。”(21)过度的瓷器消费不仅给民众的小家带来了经济麻烦，也让帝国外贸因此受到影响。亨利·菲尔丁就曾借剧中人物之口，愤愤不平地抱怨：“一百个几尼买一个瓷器盘子!噢，可恶的东印度贸易。一个印度的泥土，拐走了另一个印度的金子。”(22)所谓“一个印度的金子”，指的是英国人从美洲巧取豪夺来的金银，而能拐走金子的“印度的泥土”，指的正是前文提及的中国瓷盘。当时的人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能生产出如此精美的瓷器，是因为土质好，故常将中国瓷器化约为中国泥土，蒲柏就有诗云：“感恩的琼浆从银壶里淌出，热腾腾洪流由中国泥土接住。”(23)对瓷器等东方商品带来的贸易危害，笛福的批评更加犀利：“他们(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出发时，装的都是钱币，而回来时，则满载着毒药。如此数额巨大的现钱流向印度，让我们的贸易困顿不堪，实际上也有可能让它饿死。总之一句话，让我们的民族穷困潦倒。”(24) 然而，也有人从不利的贸易境况中看到了别样的帝国景致。在1717年《观察者》(The Spectator)第69期上，约瑟夫·艾迪生发表了一篇鼓吹贸易的文章，表面宣扬着超凡脱俗的世界主义情怀，实际上鼓吹的是帝国的隐性扩张话语。他写道：“在本城中，没有别的地方比皇家交易所让我更喜欢光顾。在这里，有如此多的本国和外国人聚集，共同商讨人类的私人交易，把这个都市变成整个地球的商业中心。”(25)这里提及的皇家交易所“是自17世纪初便位于伦敦的外国商品销售中心，那里有两百多家商店，销售着由东印度公司进口的各种货物”(26)。然而，在艾迪生眼中，这个位于伦敦的商品交易市场却升格为“整个地球的商业中心”，而英国首都伦敦则摇身变成万国来朝的世界之都。徜徉在这座世界商业中心，艾迪生不时听到操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谈判、争吵、妥协、和解，心情无比舒畅。在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人潮中间，他仿佛变成了爱默生所说的“透明的眼球”，周遭的商业世界汇成一股洪流在他身上循环，他成了这里的一部分，他本人的英国身份也被涤荡无余，他时而是“丹麦人”，时而成了“瑞典人”，时而又变身为“法国人”，直至最终把自己视作一位“世界公民”(see Addison：506)。 但是，艾迪生的“世界公民”身份并未能一以贯之。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他从广阔的人类世界退回到狭小的英伦岛屿，念念不忘为英国的利益打如意算盘。他指出，由于英国的自然资源有限，因而跨国贸易对英国有利：“考虑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要是没有商业所带来的好处和利益的话，地球上的贫瘠和不适又将会怎样落到我们的份额之中啊？”(Addison：507)然而，他所说的商业贸易并不是一种对等的互利互惠，而是带着明显的英国中心论思想，即世界是英国的供给地，英国则有如蜂王一般坐享其成： 我们的船只满载了各种气候的丰收之物：我们的餐桌铺满了香料、油和红酒；我们的房间摆满了中国瓷台，装点着日本器物；我们早餐的饮品从地极远道而来；我们用美洲药品调理身子，在印度的华盖下安然入睡。我的朋友安德鲁爵士把法国的葡萄园称作我们的花园，视香料群岛为我们的温床，把波斯人称为我们的丝绸织工，把中国人叫做我们的陶工。(Addison：508) 行文至此，艾迪生卸下了“世界主义”的面具，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私心杂念：对外贸易不仅为英国社会带来了各种物质好处，还是大英帝国降伏万邦的绝佳手段，尽管它“没有扩大英国的领土，却赋予我们一种额外的帝国”(Addison：508)。通过贸易这一武器，整个世界都被纳入大英帝国的体系之中，纵使有些国家还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也无妨，大英帝国已开始了它的隐性殖民，早已为那里的人们安排好了附属性的仆役职位：美洲人制药、印度人纺织、法国人酿酒，而一度被抨击为危及了英国家庭、工业以及贸易的中国陶工则被收编成大英帝国的陶工，心甘情愿地为英国主人生产各种精美的瓷器。 虽然艾迪生对中国瓷器的立场表面上异于笛福、菲尔丁等人的犀利批评，但看似对立的态度实则殊途同归，只不过笛福倡导的是重商主义话语(27)，鼓吹贸易顺差，反对金银外流，而艾迪生表述的则是“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的前奏”(28)，主张打破重商主义的贸易壁垒，促进商品自由流通，从而达到互通有无、增加财富的目的。然而，无论笛福等人和艾迪生之间有多少区别，他们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大英帝国的利益。 三、鲁滨逊的陶罐：帝国制瓷的文学想象 艾迪生之所以要将中国陶工纳入大英帝国体系，是因为18世纪初的英国陶工尚无法制作精美的瓷器。(29)除了鼓吹贸易手段外，当时的帝国精英还借助文学想象，弥补英国无法制作瓷器的遗憾，笛福正是这样的代表。刘禾指出：“鲁滨逊在小说中所做的也无非是在模仿同时期的车恩豪斯、伯特哥、莱奥姆尔等科学家以及荷兰陶瓷商们复制瓷器(特别是真瓷)的梦想与实验”，“瓷器虽然缺席，但这一外来物如同鬼魂一般，游荡在笛福的书写边界”(30)。结合《鲁滨逊漂流记》及其姊妹篇《鲁滨逊沉思录》中的相关措辞以及18世纪初英国人对瓷器的认知，我们发现，瓷器并没有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缺席，而是通过“earthenware”(陶器)与“porcelain”(瓷器)在语义上的混同，一直以“不在场”的形式“在场”。 现代陶瓷工艺学研究表明，制作瓷器(真瓷(31))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原料的选择(高岭土、瓷石等)与加工；1200℃以上的高温烧制；器表上有高温下烧成的釉。(32)然而，长期以来，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关注的仅仅是制瓷原料，将其视为中国瓷器的终极秘密。正是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笛福才会在《鲁滨逊沉思录》中指出：“他们精巧的高峰，也即他们的瓷器或者说陶器制品，(我们对它的羡慕要远超其他器物)……更多地应归因于他们泥土原料的精良(这也是他们的独特之处)，而不是他们的能工巧匠”，并断言“如果我们有同样的泥土，我们应该能很快超越他们，就像我们在其他方面所表现的那样”。(33) 在笛福创作这一故事的年代，英国人尚未在本土发现制瓷所需的高岭土。虽然现实的缺陷让英国人无法制造出瓷器，但文学创作的想象手法和虚构特征帮助英国人弥补了这一缺憾。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笛福让鲁滨逊在荒岛上找到了当时英国陶人孜孜以求的原料，“极为艰难地找到了黏土，把它挖出来，调和它，然后带回家塑形”(34)。尽管鲁滨逊对黏土的加工相对原始，在形塑时也大费周折，但最终还是得以将泥土“做成泥瓮”，并将其放置在木柴炭火上烧制，而后，陶土开始烧结，其中的沙子也玻化起来，为罐子施了一层釉，最终成功烧制出了罐子(earthenware)。(35) 鲁滨逊的烧制经历基本满足了陶瓷工艺学所规定的制瓷三条件，即原料、高温和胎釉，因此，在使用“陶轮”塑形后，罐子变得“相当完美”(36)。可以说，鲁滨逊所烧制的器物已初具瓷器的特质；更重要的是，在笛福的认知中，鲁滨逊所烧成的“earthenware”，不只是陶器，也是一种瓷器，因为笛福明确地将“porcelain”和“earthenware”的语义等同起来：“他们精巧的高峰，也即他们的瓷器或者说陶器(their Porcelain or Earthenware Work)。”《鲁滨逊漂流记》(1719)与《鲁滨逊沉思录》(1720)是姊妹篇，两者出版的时间相距不过几个月。由此可以推定，作者撰写它们时，对瓷器的认知是一致的。 将“porcelain”等同为“earthenware”的做法，并非笛福个人独造，它反映了当时英国陶瓷行业所普遍奉行的观点。在1672年英国历史的上第一份瓷器专利申请中，专利申请人约翰·德怀特(John Dwight)就宣称能够“制造透明的陶器，即广为人知的瓷器或中国瓷和波斯器”(see Ceramic：756)。在德怀特申请专利后的七十余年时间里，英国瓷器生产并没有明显进步，因而这份专利在笛福创作鲁滨逊系列故事的18世纪初仍被持有。此外，笛福本人“曾经营过砖瓦业，非常了解陶瓷”(37)，因而完全有可能将鲁滨逊烧制的“earthenware”视作一种“porcelain”。实际上，直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有关瓷器的定义仍是一笔糊涂账：当时，由各种各样的原料，如长石、高岭土、沙子、玻璃、白垩、燧石、石膏、骨灰、皂石等制作出来的陶瓷产品都被冠以了“porcelain”之名。(38) 在制陶/瓷成功后，鲁滨逊与瓷器之间的故事并未完结。在《鲁滨逊再次漂流记》(1719)中，鲁滨逊亲自来到了中国这个瓷器制造的源头，听向导说：“那儿的花园里有几处喷泉和鱼池，那底部和周边部分也是用同样的贴面砖砌的；并且，在园中的小路上还有一排排精美人像，都是用那种高岭土塑制而成的，再整个放进窑里去烧好。”(39)然而，刚听完上述介绍，鲁滨逊便立即断言：“这是中国的一件奇事，所以不妨承认他们在这方面胜人一筹，但我完全肯定他们的说法言过其实；因为他们对我说过一些他们制作陶器的情况，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也懒得再说了，反正一听就知道那不可能是真的。”(40)鲁滨逊制陶/瓷的成功经历，既满足了他的日常需求，也为他增添了制瓷方面的实践知识。这赋予了他话语权，为其评判有关瓷器制作的传言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或许正是凭借该话语权，他才既无需亲眼目睹又不用详细论证，就断言有关中国制瓷的传言是夸大的不实之词，将中国陶人的高超制瓷技艺看作欺骗不明事理人的把戏。 迈尔斯·奥格本和查尔斯·卫达仕指出，作为一种“帝国的预言”，《鲁滨逊漂流记》讲述了一个“帝国建构的强大故事”，其中“英国人通过工作和理性征服恶意的自然环境，通过新教信仰征服自己，通过暴力和欺骗征服其他民族，并按种族和阶级的排序建构社会”(41)。同样，鲁滨逊与陶/瓷的系列故事也是这一帝国建构的有机部分：笛福通过文学想象，“征服”了陶/瓷器的制作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英国无法制造瓷器的遗憾；同时，作为18世纪大英帝国精英对抗中国瓷器的话语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戳穿”了有关中国瓷器的神话(“我完全肯定他们的说法言过其实”)，否定了中国陶人的聪明智慧(“更多地应归因于他们泥土原料的精良，而不是他们的能工巧匠”)，并预言了英帝国瓷业在不久的未来将取得的巨大进步(“我们应该能很快超越他们”)。 四、泥土之上的荣光：帝国瓷业的崛起与隐性殖民 要想在制瓷方面“很快超越”中国，当然不能仅凭商业收编和文学想象，而是要在工艺上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正如约翰·德怀特的专利所显示的，早在17世纪，英国人就曾尝试制作真瓷。然而，尽管德怀特所制造出的器物“非常接近景德镇瓷器”，但从原材料的构成(黏土、石英沙、玻璃熔渣)和烧成温度来看(最高1250℃)，它仍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瓷器(see Ceramic：756)。1709年，德国人在麦森瓷厂率先制造出了欧洲第一件洁白、坚硬、半透明的真瓷。后来，由于部分麦森员工的出走和叛逃，外加法国传教士殷弘旭从景德镇寄回的两封有关瓷器制造方法的书信在欧洲广为传播(英文版发表于1736年)，英国瓷业开始有了显著进步。(42)1744年，英国陶人托马斯·弗莱和爱德华·黑林申请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制瓷专利，虽然此时的英国人尚未在本土发现制造真瓷所需的高岭土，因而制作出的还只是软质瓷，但他们在制作工艺和艺术品质方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43) 查尔斯·威廉姆斯爵士的诗歌《伊莎贝拉，或者，早晨》(Isabella；or，The Morning，1740)就表现了当时的英国人对本土软质瓷的喜爱和自豪之情。在诗中，曼彻斯特公爵夫人伊莎贝拉·蒙塔古手捧英国陶瓷知名产地斯特拉福德郡(Staffordshire)制造的茶壶，情不自禁地称颂道： “这样的器物，”她叫道，“英国能制作吗？” “它可以与德累斯顿相媲美，比圣克劳的更精致： 所有现代的瓷器都要羞得藏起头， 甚至尚蒂伊都得放弃它的行当。(44) 让弗兰德斯在蕾丝方面领先， 让荷兰人制造麻布上面超前， 让爱尔兰人因漂亮的东西著称， 让法国在丝绸制品上扬名。 英格兰，今日你要三倍的喜悦， 继续炼制泥土，将荣光建在陶器之上。”(45) 在伊莎贝拉看来，英国陶瓷已不仅仅是一种精美漂亮的器物，作为帝国科技和工业优越性的象征，它已开始在欧洲为英国争得荣誉，让英国在欧洲器物生产的竞技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不过，尽管此时的英国陶瓷已开始崭露头角，它却没有走自己的独立道路，而是紧跟在中国瓷器背后亦步亦趋，因为“几乎从18世纪中叶英国大规模生产瓷器开始，英国陶工就在模仿中国的青花瓷的器形和装饰”(46)。他们仿造的中国瓷器足以乱真，受到国人的普遍欢迎，当时最著名的仿制瓷有“弓”(Bow)瓷厂生产的“新广州”(New Canton)瓷以及“沃切斯特”(Worcester)和“利物浦”(Liverpool)瓷厂生产的瓷器等。(47)1763年的《牛津杂志》(Oxford Journal)刊登了一篇文章，极力称赞沃切斯特瓷器的优良和完美，认为它不仅“能与中国最好的瓷器媲美”，可被用来“模仿和替代中国整套瓷器中的破损品”，甚至还在釉色层面超越了中国瓷器；但这篇文章处处以中国瓷器为参照，在胎体、釉色、坚硬度等方面比较沃切斯特瓷器与中国瓷器，足见英国人在中国瓷器影响的焦虑之下所承受的煎熬。(48) 英国在真瓷制造方面的实质性突破发生在1754年。这一年，英国人威廉·库克华斯在康瓦尔地区发现了制瓷所需的高岭土，英国自此开始进入真瓷生产时代。为鼓励本土瓷业的发展，英国人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设立陶瓷促进机构(成立“艺术、制造和商业促进会”，颁布专利法，奖励瓷器产品研发等)、发明制瓷工具(威治伍德发明炉温计，约翰·布鲁克斯发明印花转移技术，引入蒸汽机炼制泥料等)、革新瓷器产品(发明骨质瓷、皂石瓷、米色瓷器等)、改善生产组织程序(威治伍德借鉴中国瓷业的分工协作制度、改善生产效率)以及转变营销和运输方式(建立瓷器展示间、印刷宣称画册、开凿布里奇沃特运河)(see Ceramic：756-767)等等。(49)这一系列努力让英国陶瓷行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使本土生产的瓷器不仅更能满足英国人的日常需求，也更加符合他们的审美品位，因此，它们逐渐打破了中国瓷器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开始取而代之。当时英国社会流传的一首歌谣较好地反映了人们对英国瓷器的态度：“为什么把钱往海外抛掷，去讨好变化无常的商贾？再也不要到中国去买瓷器，这里有的是英国瓷器。”(50) 到18世纪末，英国陶瓷行业不仅在国内独占鳌头，也开始行销世界市场，其“海外市场份额在1785-1800年间增长了两倍”(51)。法国旅行家付亚思·圣方德曾在游记中如此记述英国陶瓷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从巴黎到圣彼得堡、从阿姆斯特丹到瑞典的最远端，我们所到的每一间酒店都使用英国陶瓷。同样精美的器物也点缀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餐桌，它还被运往东印度、西印度和美洲销售。”(52)圣方德所看到的瓷器是约书亚·威治伍德所制作的产品。威治伍德是18世纪英国陶瓷行业的翘楚，因其在瓷器产品设计、制瓷技术、生产组织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的贡献，为自己赢得了“女王御用陶工”和“全世界花瓶总制造商”的荣誉。(53)当时的诗人、植物学家伊拉斯谟·达尔文在题为《植物园》(The Botanic Garden)的诗中，也特别讴歌了威治伍德为英国陶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并恳请仙子“将眷顾的笑容之光洒在威治伍德身上”，因为他所创办的“新伊特鲁里亚已为英国岛屿穿扮了新装”(54)。诗中所提及的新伊特鲁里亚(Etruria)指的是威治伍德于1769年所创立的瓷厂。伊特鲁里亚本是公元前十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兴起于亚平宁半岛的古代文明，它在公元前六世纪达到巅峰，曾深受希腊文明的影响，对后来的罗马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都产生过影响。威治伍德用这个古老文明的名字命名自己的瓷厂，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目的。 如前所述，直至18世纪中叶，英国瓷厂以中国为圭臬，有的甚至堂而皇之地直接仿制中国瓷器。威治伍德却不落俗套，拒绝跟风，他把瓷厂命名为伊特鲁里亚，将目光转向欧洲文化的源泉，从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中吸取养分，制造出了比例工整严谨、造型简洁轻快、风格古朴典雅的新古典主义器物，如“伊特鲁里亚式彩绘”(Etruscan painting)、“黑玄武”(Black Basalt)、“碧玉”(Jasper)等独具英国特色的瓷器(55)，在装饰风格上彻底切断了与中国瓷器的联系。这些器物不仅为英国岛屿穿上了新装，标志着英国瓷业的独立与成熟，还践行了柯桑、谢比尔、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等人重构英国美学风尚的夙愿，为变革当时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并使之合法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媒介。 一如圣方德所记述的，以威治伍德为代表的英国瓷器不仅为英国获取了世界陶瓷市场的大块份额，更作为大英帝国泥土上的荣光进入了世界各国的餐厅和厨房，在那里实现了帝国的隐性殖民。对于这一使命，威治伍德本人深有洞见。在谈及即将把自己的瓷器投放法国市场时，他在给合作伙伴的信中写道：“你真的认为我们能完全征服法国吗？在博斯勒姆征服法国？为了这场竞争，我的血液流得更快，我感觉自己的力量也在增强。帮助我，我的朋友，胜利是我们的。”(56)威治伍德字里行间所言表的，岂止是一位英国陶瓷巨擘在谈论市场，他分明是位准备攻城夺寨、大干一场的英国将军。英国人曾从法国进口了不少瓷器(如法国塞尔夫的软质瓷)，再结合英国和法国这一对宿敌的历史渊源，就不难理解威治伍德书信措辞所蕴含的深意了。在他看来，英国瓷器进入法国的意义已不仅限于物质和美学层面，作为帝国科技、工业和美学的最佳代表，它们已开始将矛头指向法国，在器物层面攻克着艾迪生所期望的“额外的帝国”。 五、马戛尔尼的礼物：英国瓷器的反击与帝国的自豪 然而，在瓷器方面，英国的宿敌不是法国，也不是圣方德所言的“东印度、西印度和美洲”。曾让英帝国金银外流、威胁英帝国陶瓷工业、“折损”英国人审美品位、“败坏”英国社会道德的中国瓷器，才是英国瓷器的终极敌手。要化解中国瓷器为帝国所带来的种种苦恼和焦虑，最终还是需要在中国这个瓷器的发源地一展英国瓷器之优、之美、之精。18世纪末马戛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正为英国“报一瓷之仇”提供了绝佳机会。 自18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北美殖民地独立的影响下，英国开始调整方向，将东方作为帝国的战略重心。虽然此时的英国已在印度站稳了脚跟，但仍然被挡在中国的大门之外。相较其他欧洲国家而言，英国与中国的外交接触也是姗姗来迟，而英国商人和海员与中国人的矛盾(如一度沸沸扬扬的洪仁辉事件和休斯夫人事件)更引起了清政府对英国人的不满。为了改变清廷的态度，1793年，英国使团假借庆贺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名义出访中国，以达到建立外交关系，扩大贸易权限、打探中国虚实等目的。 出访自然免不了人员的选派和礼物的置办，而人与物的选择又直接关系到出访使命的成败，因而事关重大。物质文化研究学者马塞尔·莫斯指出：“物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因为物本身就是人，或者与人有关。因此可以说，赠送某物就是将自己的一部分赠送出去。”(57)对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接触的中英双方而言，物与人还表征着各自的国家形象和实力，或者用马戛尔尼自己的话说，关系到“吾英国国家之荣光”(58)。因此，对于此次出访的人与物的选择，英国政府做了周密的安排，不仅选派了出身高贵、经验丰富的马戛尔尼作为大使，使团成员也个个举止文雅、衣冠楚楚，以改变中国人从“粗俗的未受教育的”英国海员和商人处得来的不良英国形象。(59)在选择送给中方的礼物上，英国人更是用心良苦。他们选择了19宗590余件礼物，为的是“向中国人展示英民族的艺术和文明生活成就所达到的完美高度”(60)。当时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威治伍德瓷器自然也被选中，参与和见证了中英外交史上的首次接触。 为了烘托礼物的精贵，英国使团不断向中方传递各种信息：或言礼物“体积过大，机器灵巧”，需用船运至天津上岸，以减少陆路运输对礼物的损害；或说部分礼物需要长达六周的安装时间；或言大型礼物装上后“若再行拆动，必致损坏”，因而不能送至乾隆所在的热河等等。(61)上述言论，除带有军事目的外(将英国船只直接开往天津，途中勘探中国东海的情况)，其实也是在渲染英国器物的精巧、复杂和珍贵，暗示英国科技、艺术和文化的优越。而在清廷方面，英国的礼物也被用作大清帝国名镇四海、德泽八方的最好表征。英国使团船只所到之处，中国民众皆能看到船上悬挂着写有“英吉利贡使”字样的长幡，这就将英使送来的礼物降格为“贡品”，将原本冀望来华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英国使团纳入到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之中；而“在上帝恩赐下的最神圣尊贵的乔治三世，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海上的君王和信仰的守护者”也沦落为“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英吉利国大红毛及佛朗西依拜尔呢雅国王、海主”，成为向中华帝国“大皇帝”进贡礼、表忠心的一个蛮子国(大红毛)的小藩王。(62) 英国人在礼物上的良苦用心被精明老道的乾隆一眼识破——“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并要求接待英使的徽瑞等官员借机挫其锐气，“庶该使臣等不敢居奇自炫”(63)。乾隆的旨意为中国大臣对英国礼物的态度定下了基调，因而马戛尔尼有如下抱怨也就不足为怪：“无论乾隆本人，还是他身边的人，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奇心。”(《马》：63)比马戛尔尼使团晚一年来华的荷兰使团更是见证了英国礼物的宿命：“他们看到了马戛尔尼勋爵上一年带来的几种礼物。它们被漫不经心地弃置在一大堆别的东西中间，很可能从来都没见过天日。”(64)有学者认为，中国上层对英国礼物表现出的漫不经心，反映了中国一贯的自大心态(详见《马》：译序，4)。这一批评有待探讨：一方面，王公大臣的大国心态和内敛含蓄的民族特性势必不会让他们在英国礼物面前惊叹不已、啧啧称奇，更何况皇帝对此已定下基调；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皇宫中，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传教士们早已将类似的器物送至清廷皇宫，有的甚至比英国人的还要精良，见多识广的皇帝和大臣还会为相似的礼品兴奋和惊叹吗？对此，马戛尔尼的记述可以佐证，在参观热河行宫中的万树园后，他失落地承认：“这里有天体仪器、太阳系仪、钟表和自动乐器，制作精致，十分丰富，以致我们的礼物难以相比，自承大大不如!”(《马》：187) 既然英国所带来的礼物大都被比得黯然失色，那么还有什么器物能够彰显马戛尔尼所欲极力维护的“英国国家之荣光”呢？在这种情形下，英国瓷器可谓不辱使命： 北京的官员对此没有显出什么兴趣……可以说前来参观球仪、太阳系仪、气压计和圆明园安装的吊烛灯架的大人们，都漠然视之，好像这些都十分寻常，没有什么稀奇，而且他们已知道如何使用。然而，当他们看见弗里亚迈镜上的装饰花瓶时，他们掩盖不住对我们漂亮、高雅的德比瓷器的好感。(《马》：63) 除了使团审计官约翰·巴罗外，使团副使斯丹东也记录了这一事件：“他们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花瓶之上，这些都是已故的威治伍德先生艺术品中最精美的作品。就瓷器而言，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判官。这些美丽的欧洲器物的样品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称赞。”(65)一位大清王公还特意就瓷器向大使提问，“对于他们(中国人)的瓷器和我们(英国人)的瓷器，我们更喜欢哪一种”。王公的问题看似随意，却颇为棘手，它的实质是对两个国家在科技、工业和艺术方面的比较，轻易做出评判或者会伤害中国王公的自尊心，或者会贬低英国器物的伟大。此时，马戛尔尼表现出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化解危机的高超能力，他答道：“我们的瓷器是此种器物中非常珍贵的，否则就不会拿来送给皇帝，而他们的瓷器价值从每年我们的商人在广州购买并运至英国的巨大瓷器数量上便可反映出来。”(66)这样的回答看似两全其美，化解了潜在的外交麻烦，其实却别有深意。在论及英国瓷器时，马戛尔尼用了“珍贵的”一词，并说这是送给皇帝的礼物，英国瓷器的贵重与精致由此可见一斑；而在论及中国瓷器时，他只是谈及英国人购买了大量中国瓷器，这不仅暗合了艾迪生的“把中国人叫做我们的陶工”一说，而且他仅提及数量而避谈质量的说法也明显隐含着他对英国瓷器的褒奖、对中国瓷器的贬低。 实际上，对中国瓷器，使团成员在各自的记述中都亮明了他们的贬低态度。在评价乾隆所赏赐的玉如意、槟榔荷包和瓷器等被中国人视为珍宝的赏赐时，英国人都轻视这些不起眼的玩意，认为它们并无太大的价值(详见《马》：229)。而在欣赏完皇家林园的瓷器后，马戛尔尼也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厌恶之情：“巨大的狮虎瓷像总安静地被摆放在亭台前，这不合欧洲人的胃口。”(《马》：188)约翰·巴罗更是毫不掩饰地表示：“无论中国或日本，都不能自夸其瓷器形式之精美。它们比不过天才的威治伍德先生为现代使用而引进的希腊罗马无与伦比的花瓶形式。他们在瓷器上描画的，或不如说涂抹的不过是粗陋、草率、奇形怪状的图案，总之是穷人家妇女和儿童的涂鸦之作。”(《马》：296) 如果说马戛尔尼和巴罗还只是从交换价值、审美情趣和绘画技艺等方面贬低中国瓷器的话，那么斯丹东则着重从陶瓷化学和机械设备的层面让中国瓷业相形见绌。在回程途中，使团途经钱塘江，斯丹东看到了不少开采制瓷所需原料白不子(petunze)的洞穴。此时的他，立即想到了“离这里不太远的景德镇”，并援引殷弘绪有关景德镇的书写，论及了这座有“三千窑炉”的中国瓷都及其生产情况。然而，与18世纪初殷弘绪书信中的好奇与惊羡不同的是，在斯丹东的记林中，此时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业更多的只是英国瓷业优越性的陪衬。他首先从白不子生发开来，指出这种原料并不神秘，其实“与康瓦尔的矿石一模一样”，是“一种精细的花岗岩，或者石英、长石和云母的复合物”，用现代科学术语揭示了中国人引用为傲的制瓷原料的化学构成，彰显了18世纪末英国制瓷化学知识的先进。随即，他比较了中英两国的炼泥工具，颇为得意地强调英国的炼泥机要比中国的“不完美的机器碾磨得更好”、“更划算”。最后，在谈及窑温控制这一关键制瓷技术时，斯丹东更是直指中国陶工“缺乏确定和调控窑内温度的精确手段”，致使“烧制不稳定”，并十分自豪地建议他们使用“威治伍德的窑温计”，因为它“一定会对中国陶工有用”。(67) 然而，区区瓷器为什么会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呢？对马戛尔尼等而言，使团出访可谓一次失败之旅，不仅未达到访华的商业和外交初衷，还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被中国人贬为贡使、处处受到管制)，甚至连他们引以为豪的帝国礼物也大多受到怠慢。因而，当处处受挫的他们发现人人都可被称作“瓷器判官”的中国人艳羡英国瓷器时，这一反一正的对比，让使团成员得到了一定的心理补偿，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这也是他们对其大书特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使团成员意识到了瓷器背后的重要象征意义。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到18世纪末，已有了一千多年的制瓷历史，而且所生产的瓷器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风靡世界。瓷器在为中国赚取大量利润的同时，也向外散播着中华帝国的软实力，乃至英文中中国的国名“China”也被用来指称瓷器“china”。作为后来者的英国瓷器一度活在中国瓷器的阴影之下，随着英国瓷业的日渐崛起，它当然希望能摆脱这一影响的焦虑，向世人宣告自己的身份。因而，当英国人将瓷器送给，或者说，送还给中国时，他们所做的其实是在无声地挑战中国瓷器的王者地位，也是终结影响焦虑的“弑父”行径，更是对英帝国实力和优越性的彰显，宣泄由中国瓷器所引发的积蓄在心头多年的焦虑。 阿兰·佩雷菲特指出，英使将瓷器送给中国，“这是一次有风险的赌博”(68)。通过详细和反复记述中国王公大臣对精美英国瓷器的艳羡态度，通过将瓷器这一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贬损为怪物般粗陋的涂鸦之作，通过烘托英国陶瓷化学和设备的先进，并建议让英国窑温计来帮助英国制陶人一直以来所师法的中国制瓷人，使团成员们不仅为自己的失败之旅挽回了一点颜面，也向世人宣告，他们的“赌博”和挑战成功了。一个新的瓷器强者业已崛起，正在大张旗鼓地取代中国瓷业的翘楚地位，而在其之后，一个野心勃勃的帝国幽灵也正在中国门外徘徊，随时准备破门而入，将“比不过”英国花瓶的瓷器/中国(china/China)打破。 “茶杯中的风波”(storm in a tea cup)意指“在一个有限的圈子中或无关宏旨的事情上所引发的轩然大波”(69)。虽然这一俗语隐含贬义，批评人们小题大做，但它最早被使用时，所涉及的都是事关宏旨的大事件。据相关词源学考证，这一俗语于18世纪末开始流行起来，并先后被当时的英国社会精英如英国大法官爱德华·瑟洛和英国首相腓特烈·诺斯用来批评马恩岛人的反英起义以及北美殖民地人对茶税法的抗议。(70)18世纪大英帝国精英围绕瓷器的进口、消费、生产演绎的种种“茶杯中的风波”同样事关重大，涉及了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物质生活状况、美学品位的转变、道德话语的批评和不同贸易观点的争辩，关乎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在科技、艺术乃至文明等方面与中华帝国的明争暗斗，也折射了何伟亚(James L.Hevia)所说的“两大帝国构建之间的冲突”(71)。研究这一时期帝国精英们围绕瓷器的种种话语政治，既有助于我们管窥18世纪大英帝国的心态，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瓷器热”背后的爱恨纠葛，也对处于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当代中国借助器物建构身份、传播新的自我形象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William Shakespeare,Measure for Measure,in Samuel Johnson and George Steevens,eds,The Plays of William Shakespeare:In Twenty-one Volumes,vol.2,London:Printed for J.Nichols and Son,1813,p.236. ②William Shakespeare,Measure for Measure,p.236. ③Jean McClure Mudge,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in North America,New York:Riverside Book Company,2000,p.111. ④John Evelyn,The Diary of John Evely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969. ⑤Daniel Defoe,A Tour Thro'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vol.1,Cornhill:Printed and sold by G.Srahan,1724,p.122. ⑥See Louise Chandler Moulton,Randam Rambles,Boston:Robert Brothers,1881,p.217. ⑦See James Walvin,The Fruits of Empire:Exotic Produce and British Taste,1660-1800,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p.27. ⑧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们就已论及英国文学中的中国瓷器，详见Shou-yi Chen(陈受颐)，The Influence of China on English Culture During the 18[th] Century,PhD Thesis,University of Chicago,1928；方重《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1931)，收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1931)，译林出版社，2010年；钱锺书，"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1937)，收入《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等等。后来的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耕耘，成果丰硕，详见Lianhong Chen,A Cross-Cultural Dialogue: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PhD Thesis,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1999；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姜智芹《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杜平《想象东方：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和东方形象》，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等等。然而，由于上述著述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因此只把中国瓷器当做当时英国文学中众多中国器物中的一种。并未专门进行论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研究、物质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等理论的兴起，国内外学者对英国文学中的中国瓷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性别政治(see Cleanth Brooks,"The Case of Miss Arabella Fermor",in Cleanth Brooks,The Well-Wrought Urn: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ry,New York:Harcourt,Brace & Company,1956,pp.80-104; David Porter,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消费文化(see Elizabeth Kowaleski Wallace,"Women,China,and Consumer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i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29.2[1996],p.153-167; Maxine Berg,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中国形象(see Robert Markley,The Far East and English Imagination,1600-173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Elizabeth Hope Chang,Britain's Chinese Eye:Literature,Empire,and Aesthe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和帝国心态(Lydia H.Liu,"Robinson Crusoe's Earthenware Pot",in Critical Inquiry,25.4[1999],p.728-757; Stacey Loughrey Sloboda,Making China:Design,Empire,and Aesthetics in Britain,1745-1851,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2004)等等问题。 ⑨See Stacey Pierson,Collectors,Collections and Museums:The Field of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1560-1960,Oxford:Peter Lang,2007,p.29. ⑩Alexander Chalmers,ed,The British Essayists:Containing the Spectator,Tatler,Guardian,Rambler,Idler,Adventurer,Connoisseur,Mirror,Lounger,World,Observer,Knox's Essays,Olla Podrida,and Microcosm,vol.IV,London:Jones and Company,1828,p.165. (11)转引自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89页。 (12)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35页。 (13)Alexander Chalmers,ed.,The British Essayists; with Prefaces,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vol.XXVIII,London:Printed for J.Johnson,J.Nichols & Son,R.Baldwin,etc.,1808,pp.73-74. (14)James Cawthorn,"Of Taste.An Essay",in Poems by the Rev.Mr.Cawthorn,London:Printed by W.Woodfall,1771,pp.115-116. (14)Anthony Ashley Cooper,Shaftesbury:Characteristics of Men,Manners,Opinion,Times,ed.Lawrence E.Kle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50. (16)原文为“India”，但根据上下文以及18世纪英国人有关“India”的定义，可以确定引文中的“India”指代的是中国，因为“在那个时期，中国被视为东印度的一个国家，而且中国器物又由东印度公司运回，人们通常将中国器物叫做‘India器物，而中国风格则被冠以Indian风格’”(Vanessa Alayrac Fielding,"Frailty,thy name is China:Women,Chinoiserie and the Threat of Low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in Women's History Review,18.4[2009],p.660-661)，例如“Indian ink”指的就是“中国墨”。 (17)Anthony Ashley Cooper,Second Characters; or,The Language of Forms,ed.Benjamin R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104-105. (18)See Christopher Smart,The Midwife; or,The Old Woman's Magazine,vol.3,London:Printed for Thomas Carnan,1753,pp.134-136. (19)See John Shebbeare,Letters on the English Nation:In Two Volumes,vol.II,London:Crowder and Woodgate,1756,pp.260-265. (20)See Christopher Smart,The Midwife; or,The Old Woman's Magazine,vol.3,p.136. (21)James Steuart,An Enquiry into the Melancholy Circumstances of Great Britain,London:Printed for W.Bickerton,1740,p.9. (22)Henry Fielding,The Works of Henry Fielding:Complete in One Volume,with Memoir of the Author,ed.Thomas Roscoe,London:William Clowes and Sons,1840,p.856. (23)亚历山大·蒲柏《秀发遇劫记》，黄杲炘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24)Daniel Defoe,A Tour Thro'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vol.1,p.122. (25)Joseph Addison,The Works of the Late Right Honorable Joseph Addison,vol.2,Birmingham:Printed by John Baskerville,1761,p.506.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简称Addison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6)Sarah Richards,Eighteenth-Century Ceramics:Products for a Civilised Societ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67. (27)针对有人认为笛福倡导自由放任经济这一说法，笛福研究者马克西米利安·E·诺瓦克指出，笛福“绝不是资本家的原型”，而“应该被称为重商主义者”(see Maximillian E.Novak,Economics and the Fiction of Daniel Defo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2,p.10)。 (28)David Porter,"A Peculiar but Uninteresting Nation:China and the Discourse of Commerc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i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33.2(2000),p.184. (29)英国人直至18世纪40年代才制造出真正的瓷器(see Rose Kerr and Nigel Wood,Ceramic Technology,in Joseph Needham,ed.,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5: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757-758.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简称Ceramic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0)刘禾《燃烧镜下的真实——笛福、“真瓷”与18世纪以来的跨文化书写》，丛郁译，杨立华校，收入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9、365页。 (31)西方人将瓷器分成硬质瓷(hard paste porcelain，真瓷)和软质瓷(soft paste porcelain，假瓷)两种。前者的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后者的原料则多种多样，如高岭土、沙子、乃至玻璃、白垩、骨灰或玻璃等；前者在1300℃以上的高温下烧制而成，而后者的烧成温度较低，没有前者“坚硬，耐用”，且不透光(see Gerald W.R.Ward,ed,The Grove Encyclopedia of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in Ar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94)。 (32)烧成质白、坚硬和半透明的真瓷还需要1300℃以上的高温(详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76页；陈雨前、郑乃章、李兴华《景德镇陶瓷文化概论》，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33)Daniel Defoe,Serious Reflection,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London:W.Taylor,1720,p.141. (34)笛福《鲁滨逊漂流记》，郭建中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 (35)详见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第123页。 (36)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第147页。 (37)Robert Finlay,The Pilgrim Art:Cultures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p.59. (38)See Arthur Herbert Church,English Porcelain Mad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Wyman and Sons,Limited,1904,p.10. (39)丹尼尔·笛福《鲁滨孙历险记》，黄果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396页。 (40)丹尼尔·笛福《鲁滨孙历险记》，第396页。 (41)Miles Ogborn and Charles W.J.Withers,"Travel,Trade,and Empire:Knowing Other Places,1660-1800",in Cynthia Wall,ed.,A Concise Companion to the 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30. (42)See Martin 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