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化变异与女真诗人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真论文,诗人论文,风格论文,金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金源诗坛上，汉族诗人占绝大多数，女真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诗人为数不多，但他们的诗歌创作却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几位有代表性的女真诗人，都是皇帝或皇室成员，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文化风气和诗歌创作，有着颇为广泛的影响，他们往往以自己的创作风格、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影响着一个时期的诗坛风云。
金代女真统治者为了更快地实现金源社会从原始文化形态到封建文化形态的转化，注重吸收、融合汉文化元素，在礼乐、教育、文学等方面，以当时较为先进的汉文化模式为借鉴，使金代社会文化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而金诗的性质、成就与其社会文化的变迁是有内在联系的。
作家的创作风格与文化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看似颇有偶然性色彩的个人创作风格，并非全然是表层现象的堆积，而是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作为根基的。在社会文化的整体中，文学是最为活跃、最为敏感的部分，文学的时代风格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作家的个人风格也有明显的文化因素。我们不赞成把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作家风格硬性纳入思辩色彩浓重的逻辑轨道，但也不能将其视为纯粹的偶然现象。找出作家风格与社会文化变异的相通之处，不失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切入点。具体到金诗研究之中，女真诗人的创作，是最能表现金源社会文化的变异的进程的。本文拟从金代社会文化的变异与女真诗人的创作风格的关系中来深化对金诗某些特征的认识。
二
我们不妨从生活方式、原始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来看一下金代女真人的原初文化形态及其变异过程。
金王朝建立之前，女真人的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原始性。如服饰和发饰，典型地显示出原始民族的特征。“金俗好衣白栎，发垂肩，……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金志·男女冠服》）“俗编发，缀解豕牙，插雉尾，自别于别部。”（《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这与澳洲、非洲一些原始民族用狩猎得的兽角、骨、牙等作为装饰人体之物，处于同等文化层位。
女真人的原始艺术也是很粗糙的。譬如音乐，大抵只是摹仿一些自然界的声响：“其乐惟鼓笛，其歌惟鹧鸪曲，第高下长短如鹧鸪声而已。”（《金志·初兴风土》）女真舞蹈主要是直接摹仿战斗或狩猎的场景。隋文帝时，勿吉（女真人的前身）派使者朝拜，就宴前为文帝起舞：“使者与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战斗容。”（《北史》）卷九十四《北狄传》）这种舞蹈很像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所描述的新南韦尔斯的“摹拟战斗舞”。
女真文字的创造，是很晚的事情。在灭辽战争期间，尚无女真文字。史籍载：“太祖伐辽，是时未有文字。”（《金史》卷八十四《耨怨温敦思忠传》）《金志》也记述女真人没有文字时的情形：“与契丹言语不通，而无文字。赋敛科发射箭为号，事急者三射之。”（《金志·初兴风土》）不过是处于类似“结绳纪事”的阶段。女真文字的创造，据载是由太祖时期的完颜希尹完成的。“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希尹乃依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布行之。”（《金史》卷七三《完颜希尹传》）可见，直至12世纪初叶，女真民族才有了自己的文字，而且是依汉字、契丹文的产物。
在未走上封建化道路以前，女真人君臣、君民之间，没有明确的尊卑观念，没有森严的等级秩序，也没有什么典章礼仪。我们可以从《三朝北盟会编》的文献资料中看到金初女真人君臣之间的关系：“初，金人邦城尚无，城郭星散而居。金主完颜晟常浴于河，牧于野，其为草创斯可见矣。盖金人初起，阿骨打之徒为君也。尼堪之徒为臣，虽有君之称，而无尊卑之别。乐则同享，财则同用，至于舍屋、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异焉。金主所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殿，此殿之余，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其殿也，绕壁尽置大炕，其伯妃躬侍饮食，或金主复来臣下之家，君臣宴然之际，携手推臂，置腹推心，至于同歌共舞，莫分尊卑情通心一，各无觊觎之意焉。”（《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引张汇《节要》）这种朴野和乐、尊卑不分的君臣、君民关系，与女真文化的其他元素相协调一致，都表现出作为原始文化形态的标志。这种文化形态距离封建文化尚远，而与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贫乏的物质生活相适应。
正因为女真文化处于较为原始状态，才有较强的接受性。在诸多少数民族中，女真人接受汉文化的速度、幅度、深度，都是令人惊讶的。女真民族之所以很快地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对汉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似乎是头等重要的条件。
历史向女真民族提出了学习高层文化的必然要求，女真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前途命运规定着它必然要从奴隶制转向封建制，而汉民族发达的封建文化，为女真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模式。
大量吸收汉文化元素的工作，率师攻汴的金太宗完颜晟尚未来得及全面展开。“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金史》卷二八《礼志》）基本上是“依本朝旧制，加之太宗本人也更习惯于女真固有的文化形态（如纯朴和易的君臣关系），因而，对于汉文化元素的大量吸收、融合，是由金熙宗完颜亶来大开其端绪的。熙宗崇尚汉文化，对儒家学说深所服膺，倾心于中原王朝那种“君君臣臣”、尊卑分明的封建秩序。对于女真人的固有文化，他是十分蔑视的。尤其是太宗以前那种亲切随意、尊卑不分的君臣关系，更为他所不满。熙宗即位后，以汉士韩昉为翰林学士，制订礼仪典章。严明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一改女真旧俗。熙宗对汉文化的接受，主要在于封建秩序、典章礼乐等方面。而金世宗在对汉文化的问题上，也取积极态度，他主要是撷取儒家“仁义道德”的观念体系，力图使之成为女真民族的思想基础。金章宗则主要是在文学方面大力弘扬美文之风，使女真民族的审美心理向汉文化的细腻柔婉靠拢，又可以说是侧重于“文”。在金源社会的文化建设方面，这几位君主是最为关键的人物。
女真文化之于汉文化，吸收、融合是一种主导倾向。没有对大量汉文化元素的吸收、融合，女真的迅速封建化是难以设想的。但女真人的汉化带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后果，就是使这些勇武强悍的“猛安谋克”，逐渐变得文弱儒雅起来，女真人赖以起家的“法宝”——那种勇武剽悍的民族精神，正在逐步沦丧。女真统治者愈来愈看到，汉文化在大量涌入，在使女真民族文明起来的同时，给女真民族精神带来的威胁。因此，在吸收一些根本性的汉文化元素如政治制度、伦理思想等同时，对一些他们认为会侵蚀女真人的纯朴风俗的元素不断进行排拒。女真统治者多次下诏“女真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金史·章宗纪》），“毋得译为汉姓”（《金史·世宗纪》），“大抵习本朝语（女真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同上）金世宗的一次谈话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女真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某种排拒心理，他说：“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真人寝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真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金史·世宗纪》）这种对女真旧俗的提倡，对某些汉文化元素的排拒，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女真统治者既希望女真社会有较先进的封建文化，又唯恐其在汉文化的氛围中迷失了自我。
金源社会的的文化进程是在不断变异之中的，这种变异主要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既有融合，又有排拒，其中融合是主导倾向，是不可逆转的；排拒是次要的，但仍然是不可忽略的。
三
金代最有代表性的女真诗人如完颜亮、完颜允恭、完颜璟、完颜
等，都是皇帝或皇室成员，他们的地位决定了其文化意识对整个社会文化导向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对其诗歌创作风格的分析，看到金源社会文化变异的某些迹象。
完颜亮是金朝第四代君主，在历史上声名不佳，被称为“海陵王”。但从诗史的角度来看，他的诗歌创作却有着鲜明的个性与一定的文化价值。完颜亮（1122—1161），字元功，本名迪古乃，是太祖阿骨打的孙子，辽王宗干的次子。皇统九年（1149）他靠弑杀手段害死了熙宗，夺取了皇帝宝座。他为人雄心勃勃，贪淫残暴，积怨甚深。但在政治、文化上进一步推行由熙宗开始的改革，借鉴汉文化经验，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机构，建立和健全经济制度，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北方生产，加速了女真汉化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步伐。
完颜亮留下的诗作很少，而且多是短章和佚句，但其风格非常鲜明。豪犷雄毅是其主要的风格特征。金人刘祁曾记载：“金海陵庶人读书有文才，为藩王时，尝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人知其有大志。”（《归潜志》卷一）“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这两句佚诗，十分切合于题扇，借物咏志，抒发了诗人的宏大抱负：一朝大权在握，让天下拂满“清风”，气象不凡，大处落墨，又非常自然，诗人的雄心跃然其中。完颜亮做藩王时还曾写过一首《书壁述怀》的七言绝句，诗云：
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和。
等待一朝头角就，摇撼霹雳震山河。
真是名副其实的“述怀”！尽管诗中诗人以“蛟龙”为喻，实际上差不多是直抒胸臆了。诗人自比为不可一世的“蛟龙”，时机未到，暂时雌伏，与“虾蟆”（一般的小人物）混和一处；待一朝头角养就，就要威加海内，诗人的野心是不加掩饰的。这里没有什么“含蓄蕴藉”，几乎是直言其志。这首诗虽属七言绝句，但艺术上表现还颇为拙陋，既不讲究对偶，也不尽合平仄，意象的创造颇为粗戾。
正隆南征（“正隆”是海陵年号，起迄为1156—1161年，海陵于正隆六年发动侵宋战争）前，完颜亮派画师随使臣施宜生出使南宋。“敕密写临安之湖山城郭以归，上令绘为软壁，而图已像策马于吴山绝顶。”（《大金国志》卷十四《海陵纪》中）完颜亮踌躇满志，大有并吞天下的气势，挥毫题诗于画壁之上：
自古车书一混同，南人何事费车工？
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绝句气魄更大，野心也更大。诗人俨然如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其势定要一口吞下南宋所剩下的“半壁江山”。他想象着自己亲率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傲然屹立于“吴山第一峰”上，做全天下的霸主。一代枭雄的心态淋漓尽致地吐露出来。此诗所表现的诗人个性十分鲜明，凸现出野心勃勃、傲睨一切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诗的艺术形式来看，这首诗还是很粗糙的。首二句“车”字犯重，其粗率可知。
完颜亮善为咏物之作，所存的有限几首诗中有两首咏物诗。他的咏物诗形神毕肖，亦物亦人。所写十分符合描写对象的特征，同时又非常巧妙地抒发了诗人的内心世界，极具个性。《以事出使道驿有竹辄咏之》诗云：
孤驿萧萧竹一丛，不同凡卉媚东风。
我心正与君心似，只待云梢拂碧空。
这一首是咏竹，另一首是咏桂，题为《见几间有岩桂植瓶中索笔赋》：
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自有别样香。
一朝扬汝名天下，也等君王著赭黄。
这两首咏物绝句都是诗人为歧王、未即帝位时所作，诗人借物象来一抒自己的胸襟怀抱，那种不肯居于人下的雄强个性勃郁于诗中，如岳珂所述：“金主未立，封歧王，为平章政事，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则崛强，矫矫有不为人下之意，境内多传之。”（《桯史》）看这两首咏物之作，果真如此。咏竹一首，赞颂竹子“不同凡卉”的品格，却与一般文士咏竹立意不同。文士咏竹，主要是寄寓那种孤高芳洁、奉节自守的洁操高韵，这是中国文人士大夫以竹为“君子”的文化意义；海陵以竹咏志，立意却在于一朝长大，“梢拂碧空”、压倒“凡卉”，其矫异不群、傲睨凡庸之态活灵活现。咏桂一首，立意与此相近，大有不肯居于人下之意，其志在九五的心态是迫不及待的。完颜亮的这两首诗虽然并不工细，却有创作上的特点。它们表现出女真人作为北方游牧民族那种豪犷雄强的民族精神，同时也体现了金诗“国朝文派”的风格特征。诗人不讲求“含蓄蕴籍”的言外之意，而是以质朴雄浑的气势见长。
在女真诗人中，金章宗完颜璟和乃父完颜允恭（即宣孝太子）是深染汉风、力倡文治的。完颜允恭（1146—1185）本名胡士瓦，是世宗完颜雍的次子，大定二年（1162）被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大统，便于大定二十五年因病谢世。允恭勤于学问，深谙汉文化典籍。刘祁记载说：“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追谥显宗。好文学，作诗善画，人物、马尤工。迄今人间多有在者。”（《归潜志》卷一）他对中国的诗歌渊源非常熟悉，《金史》载：“（大定）十四年四月乙亥，世宗御垂拱殿，帝（指允恭）及诸王侍侧。世宗论及兄弟妻子之际，世宗曰：‘妇言是听而兄弟相违，甚哉！’帝对曰：‘《思齐》之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昧，愿相盛而修之。’因引《棠橡》华萼相承、脊令急难之义，为文见意，以戒兄弟焉。”（《金史》卷十九《世纪外》）他能十分谙熟地随机拈出《诗经》来答对，且对其中的伦理价值把握得颇为透彻。他大力提倡汉文化，力图用先进的汉文化来改变女真旧俗。刘祁评价说：“宣孝太子最聪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归潜志》卷三）宣孝太子在储位多年，而且人品学识为朝野景慕。
宣孝太子留下的诗作极少，但诗艺是较为成熟的。《赐石右相琚生日之寿》诗云：
黄阁今姚宋，青宫旧绮园。
绣罗归里社，冠盖画都门。
善训怀师席，深仁寄寿尊。
所期河润溥，余福被元元。
这首诗是寿世宗朝名相石琚生日的。前人评价说：“宣孝在储位二十余年，事兴陵能承意开导四方，阴受其赐，所谓‘余福被元元’，尝于赐宰相寿日诗见之。”（明人尹永浚《中州集序》，引自《全金诗》卷首）揭示了此诗的思想内涵。允恭秉承世宗的仁政思想，并以此鼓励朝臣践履实行。此诗以唐代贤相姚崇、宋璟比拟石琚，高度评价了石琚的为人、学问和政绩。格律工稳，用典恰切，显示出诗人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与诗歌技巧，所反映出的文化心理已不再是雄豪粗犷的，而是雅致渊静的。另有七言绝句《风筝》一首：
心与寥寥太古通，手随轻籁入天风。
山长水阔无寻处，声在乱云空碧中。
此诗咏风筝，高远寥廓，颇有神韵，不离物象而又不拘物象，是咏物诗中的上品。允恭虽然存诗很少，但在艺术上圆熟典雅，有相当的造诣。
金章宗完颜璟是一位颇具特色的女真诗人。 完颜璟（1168 —1208），字麻达葛，是宣孝太子的嫡子，金世宗的嫡孙。大定二十七年立为皇太孙，大定二十九年（1189）即皇帝位，是为章宗。章宗继承乃父之风，大倡文治，崇尚儒雅，因而造成了明昌之世的文治风气。刘祁评价章宗朝的政治局面说：“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然学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归潜志》卷十二《辨亡》就中足见章宗朝以“文治”为特点，而诗赋等纯文学性质的“词章之学”尤受重视。史载：“章宗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兴建太学，儒风盛行，学士院选五六人充院官，谈经论道，吟哦自适。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几文质彬彬矣。”（《大金国志》卷二十一《章宗纪》下）章宗嗜爱文学，工于诗词，其诗作典丽工致，韵度高朗。刘祁说：“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归潜志》卷一）所存诗作多为短章。如《宫中绝句》云：
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
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飞花。
写宫廷楼阁，富艳工丽，颇有帝王气象。刘祁赞吧说：“真帝王诗也。”（《归潜志》卷一）又有咏牡丹绝句《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
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花一枝。
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
史志记载：“国主博学工诗，曾于云龙川泰和殿赏牡丹咏诗，时五月初也。”（《大金国志》卷二十《章宗纪》中）所指即此诗。这首诗不仅描绘了牡丹盛开、五月花雨的大好春光，而且就中生发了天公无私、民胞物与的思想内涵，使诗的立意得以升华。在咏物诗中寓含了这样的立意，便觉超然不俗。章宗有《仰山》绝句一首，写诗人在这个禅家胜地所感受到的体验：
金色界中兜率地，碧莲花里梵王宫。
鹤惊清露三更月，虎啸疏林万壑风。
此诗见录于郭元釪编《全金诗》，诗前有附录云：“燕京西七十里，有仰山峰峦拱秀，中有平顶如莲花，山旁有五峰曰独秀、翠微、紫盖、妙高、紫微，下多禅刹，章宗游幸，有诗刻石。”（《全金诗》卷首）这首诗不仅描绘了仰山风光，而且突出了其间的佛教气氛，后二句动静相形，颇有气势。
完颜是金代著名的女真诗人，主要活动于金南渡后诗坛。完颜，字仲实，一字子瑜。他是金世宗之孙，越王永功之子，封为密国公，号为樗轩居士。完颜皇室成员，位列公侯，而一生行迹宛如一寒儒。他嗜爱文学艺术，长于诗词书法，“日以讲诵吟咏为乐。”（《归潜志》卷一）平生所作诗词甚多，晚年自刊其诗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稿》（今已佚）。《中州集》存其诗41首。
作为王公贵胄，颇有意味的是，完颜非但不以公侯自居。反而过着寒士的生活。刘祁谈他对完颜的直接印象以及对其居室的观感说：“正大（哀宗年号，起1224，迄1231）间，余入南京（今开封），因访僧仁上人。会公至，相见欣然。其举止谈笑真一老儒，殊无骄贵之态。后因造其第，一室萧然，琴书满案，诸子环侍无俗谈，可谓贤公子矣。”（《归潜志》卷一）金室南渡以后，完颜生活更加困窘，然他仍乐之宴如。《金史》载：“（）居汴中，家人口多，俸人少，客至，贫不能具酒肴，蔬饭共食，焚香煮茗，尽出藏书，谈大定、明昌以来故事，终日不听客去，乐而不厌也。”（《金史》卷八十五《完颜传》）与其同时的诗人王飞伯有诗称道他的自甘淡漠：“宣平坊里榆林卷，便是临淄公子家。寂寞画堂豪贵少，时容词客听琵琶。”（《中州集》卷七）刘祁认为这是“实录”。完颜确实极少结交权贵，与他密切交游的，多为当时著名文士。“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来。永功薨后，稍得出游，与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李汾、王飞伯辈交善。”（《归潜志》卷一）虽是皇帝至亲，却脱略贵族习气，宛如一介寒儒。他深受佛、道思想的熏染，尤其是佛家那种空无虚幻的世界观，在他的诗中屡屡泛溢出来。佛、道的出世态度与儒家那种自甘清苦而追求道义的人生态度，在完颜思想中有一个共同的归结点，那就是对富贵功名的鄙弃，对生活的超脱。其诗中有云：“贫知囊底一钱无，老觉人间万事虚。富贵倘来终作么，勋名便了又何如。”（《漫赋》）“富贵山林争几许？万缘唯要总无心。”（《题纸衣道人人图》）“有书贮实腹，无事梗虚臆。谢绝声利徒，尚友古遗直。”（《自适》）这些诗句足以表明佛、老的随缘自适、万物一齐的处世哲学同儒家自甘清苦、追求道义的理想人格在诗人身上是如何统一的。完颜身为公侯却是一派寒士作风，似乎可以在其中找到内在的、深层的答案。
完颜思想性格上的“寒儒”之风，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流溢为一种随缘忘机、淡泊自如的意绪。如《宴息》诗中云：“宴息春光晚，闲眠昼景虚。冥心居大道，达理契真如。乐对忘形友，欣逢未见书。世间幽隐者，何必尽樵渔。”这种淡泊自如的的意绪，还表现为对自己清雅生活方式的自我陶醉：“一旦能知梦里真，平生看破主中宾。归来堂上忘形友，名利场上税驾人。东郭风烟宜惠账，南山猿鹤识纶巾。清樽雅趣闲棋味，盏盏冲和局局新，”（《内族子锐归来堂》）由于淡泊自如的意绪漫布在诗中，遂产生了一种萧散野逸中又缭绕着“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悲凉感，这似乎可以视为完颜诗歌的艺术个性所在。他的诗歌创作，在创造意境上，善用清淡笔致，使诗的境界很有层次感，而且颇具韵味。如以绘事为譬喻，完颜的诗不是“金碧山水”，而是“水墨写意”。下面这首诗很能见出这种特色：
嬴骖破盖雨淋浪，一抹烟林覆野塘。
不着沙禽闲点缀，只横秋浦更凄凉。
（《秋郊雨中》）
秋雨本来便给人以凄楚的感觉，而又是“嬴骖破盖”行进于郊野之中，更使诗的意境染上了萧疏的色调，很有些像倪云林的写意画。完颜的五言律诗，意境的层次更多，更丰富，在萧散野逸中带一些清新。如《北郊晚步》：
陂水荷凋晚，茅檐燕去凉。
远林明落景，平麓淡秋光。
群牧归村巷，孤禽立野航。
自谙闲散乐，园圃意犹长。
这首诗更多萧散意味，韵致近于王孟一派。中间两联，层次感颇强，色调疏朗，用笔上还是那种淡墨写意的手法，静谧闲散中透出一派禅机，这是诗人淡泊心境的外化。此处所举的几首作品，都是很典型地体现出完颜诗歌创作的风格特征的。
四
金代女真诗人当然还有一些，但从现有文献来看，其他诗人都罕有作品流传下来，上述几位诗人基本是可以代表女真诗人的成就的。他们的诗歌风格透射出金代社会文化变异的折光。读完颜亮的诗作，使人感到一种生命的强力扑面而来，带着女真原初文化那种朴野雄鸷之美。在金诗之中，要直接感受到这种强悍刚猛的气息，是不多的，这些没有经过精雕细琢，没有那么细腻、妥贴，也没有余味曲包的“韵外之致”，但它们裹挟着大漠的雄风而来。也许很难全然以善恶之类的伦理价值观念来衡量它们，却有着一种强力的美。可以说，完颜亮的诗更多的带着女真本来的文化心理的痕迹。
完颜允恭和章宗的诗歌创作，标志着女真人吸收汉文化中的一个阶段，一个层面，即对汉文化中的美文的钦羡与认同。
尤其是章宗的诗，追求语言修饰，设色浓丽，讲究艺术形式，这曾是汉文学在两晋及南北朝时期走过的道路。由自在的素朴转而为自为的华美，这似乎是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而更高的层次应是“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绚烂至极，乃造平淡”的境界。如果说章宗的诗作体现了“自为的华美”这样一种文化心理，那么，更高的境界是由完颜的创作来体现的。
完颜的诗歌创作，代表了金代女真族作家的最高成就，也代表了女真族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次。他的诗歌平淡自然，却远非质木无文，是超越了“豪华”“绚丽”这一层次的“淡”，其艺术功力是很深厚的。“发纤逍于筒古，寄味于淡泊”（苏轼语）用以移评完颜的诗作是相当恰当的。汉文化深层精神已把他陶治得宛如一个修养至深、渊静淡泊的汉族士大夫了。他的诗歌创作标志着女真族接受汉文化影响的醇深程度，女真人和北方游牧民族的那种原初文化心态已不复存在于其诗作之中了。
女真诗人创作的篇什在金代总数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其艺术成就也难说臻于最高境界，但却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从本文所述几位诗人中，我们就不难见到它们的某种文化价值所在。当我们把金代文化变异与女真诗人的创作联系起来观照的时候，也许可以触摸到更深的底蕴。本文的探讨还嫌过于粗略草率，有待于有关学者把这个饶有兴致的问题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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