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民主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当今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所信奉的思想理论体系，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应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认真分清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批判地借鉴其某些经验，而不能不顾中国具体国情，盲目照搬。
一、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分裂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两个重要派别，二者同出一源，后来走向分裂。民主社会主义发端于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当时在法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社会民主党命名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主张在法国建立共和国、实行民主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具有社会改良主义的明显特征。在19世纪4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没有特定的含义，不同的阶级和流派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革命活动的初期也曾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是用科学社会主义来界定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1869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创建的第一个工人政党，也使用了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取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同义。19世纪70-80年代欧洲相继建立的其他工人政党，也大多沿用了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但是，新建立的这些工人政党成分复杂、思想各异，政治立场和倾向大相径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引导和帮助下才逐渐接受并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
到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各国工人政党已经将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恩格斯的倡导下于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所属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和策略的基础，把通过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这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基本一致，或者可以说，这一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分成了两派：伯恩施坦派和卢森堡派。这两派的主张，一个是改良路线，一个是革命路线。从1896年10月起，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1899年，他又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把自己的观点加以系统化。伯恩施坦认为，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相反，是资本主义生机和活力的表现。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资本主义有了适应能力，可以使资本主义消除危机、缓和矛盾。随着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中间阶级的人数愈来愈多，社会关系的尖锐化没有象《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出现，资本主义的崩溃是没有根据的。政治自由、民主、普选制已经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社会民主党人的历史使命是通过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与此相适应，社会民主党应当改变性质，成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即“一个力图以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1](P239)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赋予了社会民主主义新的内涵，使之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右两派由于对战争的看法存在分歧而完全分裂了。当时绝大多数社会党掌权的右派首领都转向狭隘民族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立场，都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导致第二国际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破产。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号召和动员各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退出被右派控制的党，以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样板，另建共产党。根据列宁的提议，1918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带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正式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随后，列宁又帮助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左派从原来的组织中脱离出来，与其他共产主义者一起建立新党，都取名为共产党。在此基础上于1919年3月成立了共产党的世界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
同年2月，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伯尔尼举行了国际会议，恢复了在战争期间停止活动的第二国际(“伯尔尼国际”)。1920年2月，以考茨基为代表的原第二国际的中派首领们，在维也纳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1923年5月，这两个“国际”在德国汉堡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与新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和1919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相抗衡。从此，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式在组织上分裂，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建立后，集中攻击列宁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攻击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是专制独裁，主张以和平进化的议会民主方法争得工人阶级的统治权，通过民主机构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为突出表明他们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苏维埃国家是不民主的恐怖的专政，便将社会民主主义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
从此，民主社会主义就作为以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宣扬社会改良为主要内容的概念，代替社会民主主义广泛流传开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建立是民主社会主义正式形成的标志。
二、民主社会主义在“两次大战”和苏东剧变后的发展
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理论体系，它还代表着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政治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国际分裂以来，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不断调整充实，实践加速推进，其理论和实践活动对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自身与社会党国际组织的影响持续扩大。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党国际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9年2月第二国际正式分裂到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个阶段，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活动的核心是继续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民主的改良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期间，先后有十几个欧洲国家的社会党通过多党平等竞选的方式取得执政地位，开始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
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党的国际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到1945年，社会党在世界范围有34个，党员总共约有900万，支持社会党的选民4000多万。实践上，他们根据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致力于通过议会民主来争取执政。应该说，各国社会党的这种努力获得了一定成功。早在187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获得了50万张选票；到1890年则获得了150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5；到1903-1912年，它的选民就从300万发展到425万，成为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一战后的1919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首次实现了单独组阁。其他国家的社会党都陆续从20年代前后在议会中占据强大地位，并入阁主政或单独执政。这期间，总共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几个欧洲国家的社会党先后通过多党平等竞选的方式上台执政，有的联合执政，有的单独执政，迈出了通过议会民主合法斗争上台执政的第一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谢德曼于1919年组阁，艾伯特还担任共和国临时总统；英国工党的麦克唐纳于1924-1935年三次出任政府首相；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布兰亭于1920、1921、1924年三次担任内阁首相，1931-1935年该党的汉森又任首相。社会党在初步执政期间对资本主义进行某些改良，通过并且执行了一些增进工人权益的法律，如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了工人的工资等等，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了不少好处，赢得了他们的好感。比较
成功的是英国麦克唐纳和以后艾德礼的工党政府的改革，以及最为成功的瑞典的“汉森新政”。这就使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大，其理论体系也趋于完成。到30年代末，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已拥有20多个成员党，党员达500多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于1940年被迫停止活动。战争期间，欧洲一些国家被纳粹占领，这些国家的社会党转入了地下活动，和其它国家的社会党一道，有的还和共产党人一起，组织参加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赢得了本国人民的支持。战后，为美国所占领国家的社会党恢复了正常活动。为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的社会党被改造成了共产党。
第二阶段，从1945年9月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在这个阶段，社会党国际理论活动的重点是阐释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规定性，深化“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述，基本完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上，执政的各国社会党进一步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推进福利国家建设并取得一定成效。
这个阶段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51年6月社会党国际的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工党积极主张恢复社会党的国际组织，经过多年的准备，于1951年6月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各国社会党代表大会，成立了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基本纲领(通称“法兰克福宣言”)。《法兰克福宣言》在政治上主张取消工人阶级这一阶级基础，使社会民主党由“工人党”转变为“人民党”、“选民党”；在经济上，否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张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在社会发展道路上，把通过普选取得议会多数作为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在社会目标上，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价值追求而不是客观发展规律。《法兰克福宣言》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民主的高级形式”。在百般攻击共产党的所谓“极权”、“专制”的同时，特别强调“民主”的社会主义，全面阐述并大大扩展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内涵，把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具体化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从此，伯恩施坦所奠基的民主社会主义就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理论体系基本完成。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当代各国社会党基本纲领和思想体系的固定用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四十年是各国社会党在政治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各国社会党在本国的政坛竞争中长期执政，或成为议会中的最强大力量，先后有40多个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民主竞选上台，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在1945年7月的议会选举中，英国工党以146个多数席位的绝对优势击败声望甚高的保守党上台执政。在其后的三年时间内，工党政府实行了以社会福利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革。
在英国的示范和带动下，瑞典、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荷兰、瑞士、挪威、丹麦、意大利等国的社会党在执政或联合执政期间也都大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应该说，福利国家政策既让国民普遍受益，也推动了各所在国的社会进步。但是，福利国家的维持需要不断地追加资金和效率成本，各国的福利开支大幅攀升，国家不堪重负。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时期，福利国家制度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猛烈抨击。这种情况一度使民主社会主义陷入困境。70年代后期各国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党上台之后，便先后推行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但是，即便在欧洲保守政党得势的时期，社会党建立的福利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续下来。
在这个时期，社会党国际的势力持续增长。20世纪70年代，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先后结束了专制极权统治，这些国家的社会党或社会党组织获得了合法地位或者得以成立并迅速发展，不久都成为本国的执政党。而自社会党国际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素有“白人国际”之称的社会党国际，开始把民主社会主义推广到亚非拉美地区，尤其重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组织，这就使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有了更加广泛的影响。90年代初，西欧以外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仅拉美地区就有56个社会党。社会党国际通常每3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分析形势，交流经验，调整对策，改选领导，接纳新成员。社会党国际成立时，参加该组织的有34个全权会员党，4个咨询会员党，党员978万人，选民4353万人。到1989年社会党国际18大时，会员党已发展到88个，党员2000万人，选民1.5亿人，翻了一番多。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至今。这个阶段，在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党国际的影响和势力进一步扩大的同时，欧洲各国社会党与右翼势力的竞争日趋剧烈，双方力量彼此消长，轮番上台执政，基本上平分秋色。面对苏东剧变后国际经济、政治的新形势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社会党国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作了重大调整。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进程中，原苏联东欧的9个共产党全都改名换“性”成了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同时，在这些国家还新建了另外的社会党。苏东剧变似乎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由苏东引发的多米偌骨牌也向社会党这边倾倒。由于苏东剧变后西方舆论普遍右转，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席卷欧洲，右翼势力把对共产主义的否定延伸到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摒弃。在他们眼里，“共产主义的失败”也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终结。外部的压力加上传统福利政策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性日益明显，西欧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之后的最初几年里又陷入了困境。1990年—1995年间，德、英、法、意等国的社会党相继在大选中失利，纷纷沦为在野党。但是，由于新上台的右翼势力在取代社会党后纷纷取消社会补贴制度，使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引起人们的不满，又为社会党重返政坛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各国社会党也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政策调整，以谋求重新执政。1997年—1999年间，德、英、法、意等国的社会党又相继赢得大选，西欧政坛再度呈现所谓粉红的“玫瑰色”。但是，此后在欧洲一些国家又出现社会党和右翼势力轮换交替执政的局面。总的说来，在苏东剧变以来西欧社会党和右翼势力两军对峙、较量中，双方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互有胜负，社会党略占上风。但东欧的社会党刚刚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在这一地区正方兴未艾。从整个世界的范围看，社会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仍在持续扩大。到2003年社会党国际22大时，已经拥有169个成员党，4000多万党员，支持的选民达2亿多人。
上述情况表明，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下已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困境和危机，这就迫使社会党国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其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复归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取代了先前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苏东剧变后，德国社会党内发生了一场对“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争论。当时，德国社会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认为，苏联东欧国家“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性破产已使社会主义的信誉严重受损，人们会把苏联东欧的社会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而产生反感，特别是剧变后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纷纷改“性”易名，更增加了概念和思想的混乱，于是建议用“社会民主主义”替代“民主社会主义”来表述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迈尔的观点在党内引起了共鸣，也挑起了争论。赞同者认为，社会主义不再能指明基本方向，在东欧社会主义崩溃之后，西方社会也应与社会党主张的社会主义“最终告别”。反对者则认为，苏东的崩溃并不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将步其后尘，反而证明了社会党人所坚持的不同于苏东道路的正确性。因此，应该毫不动摇地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否则社会党将因缺少一种能表明自身特色的政治象征和理想而无法向前迈进。这场争论很快波及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并在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19大上得到回应。社会党国际19大通过了《变化世界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总决议，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的正式表述，标志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归。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党的这个转变只是极力撇清自己与苏联东欧一度实行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干系，同时也为了表明“社会的”民主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之间的区别。就实质而言，这一转变只是概念变化和策略调整，不能简单地认为社会党已经彻底转向，社会党国际1951年所制定的基本纲领仍然为各国社会党所遵奉。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社会党在遭遇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多次危机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试图使民主社会主义摆脱困境的理论转型和应对策略。作为一种更新和重建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发展模式，“第三条道路”逐渐为当今西欧各国社会党所推崇。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的最初倡导者。1998年，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道路》对“第三条道路”的基本观点作了集中阐述。早在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时，就把走一条既不同于市场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的独特道路——“第三条道路”，作为基本政治立场提出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工党赋予“第三条道路”新的内涵，它指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一条道路。布莱尔指出：“‘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它并不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简单妥协，它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派的基本价值，把它运用于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世界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是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2](P25)“第三条道路”理论试图纠正以往民主社会主义片面注重社会公正，漠视经济效率的弊端，尽管它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具体政策，但其基本点都是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减少国家干预，减少社会福利，建立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的所谓“积极的”福利国家。可见，“第三条道路”是在坚持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前提下，包容和汲取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目的是使民主社会主义摆脱在新自由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而陷入的困境，为社会党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同时，“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也表明社会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向右转。目前，在英国、德国、荷兰，“第三条道路”已经由理论付诸实践，而在法国、比利时和瑞典等国家，还停留在思想影响阶段。
三、对民主社会主义应当采取批判分析的态度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政治运动，不仅对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的，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不能不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它究竟是不是具有特色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是不是更好形式的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有没有借鉴意义？我们从其发展演变的长期历史过程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史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始终是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路线的忠实继承者，尽管它在消除资本主义弊病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做出不少实际成绩，但民主社会主义的种种努力只是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点滴改良，扮演的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的角色，并没有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从而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归，更表明在民主社会主义那里社会主义的目标已经十分模糊和淡化。因此，不能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模式加以仿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逐步探索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它同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在某些方面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发展道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它都不适合中国国情。
2、继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
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史可以看出，其理论体系一直处于开放状态，善于汲取各种流派的观点为其所用，思想常新、策略灵活。正因为各国社会党经常根据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政策调整，不断改变理论的内容和形式，从而使它能够历经多次危机而不衰，在西方政坛上依然保持强盛地位。尽管这往往是出于同其他政治派别进行竞争、争取选民的支持上台执政的需要，但剔除其中的机会主义因素，某些做法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反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曾经由于推行极“左”路线、搞教条主义而使马克思主义陷于封闭和僵化，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和任务，丧失了许多发展机遇，甚至导致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失败。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都是与解放思想分不开的。在新的时代条件、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能从容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3、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我们要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不能盲目模仿，也不能全盘否定。应该承认，民主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如它把政治民主作为实现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前提条件，尤其致力于发展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反映了所有社会主义者的一贯追求。再者，社会党国际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军备竞赛，提倡国际合作，救助贫困国家，促进国际人权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善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了进步作用。当然，民主社会主义所认为的，政治民主就是要搞议会竞争、实行多党制等，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是必须坚决反对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健全完善的民主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也事关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形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间，我们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使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而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要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4、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努力实现社会和谐
应该说，以福利国家建设为标志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改善了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推动了社会政治生活从公民权利到经济、社会权利的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定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以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抓手，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为此，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努力实现二者的协调一致，把发展的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上，体现在充分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上，这是社会和谐的本质规定和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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