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构成京味文化的三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味论文,三种论文,因素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历史文化有极大的兼容性，在其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吸收了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乃至不同阶层的文化营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当前人们最为乐道的京味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由存在于宫廷、缙绅与庶民三种不同范畴的文化因素经过长期结合、演变和发展而成的。本文限于篇幅，仅就构成京味文化的三种文化因素，即北京历史上的宫廷文化、缙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略作分析。
一
北京成为封建皇都之后，始终有宫廷、缙绅与庶民三种文化同时并存，它们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备。
宫廷文化是指帝王、皇室与中央朝廷范围内的文化，其内容大体包括宫室的建筑、宫廷的典章制度、印书和藏书、文学、戏曲、艺术、皇子的教读、内廷的生活习俗等等。
然而，无论属于物质还是精神的宫廷文化，其核心都是宣扬帝王思想。“古帝王发号施令，敷之则为政治，载之则为典谟，固莫不四方仰之，万世传之也。”（注：（清）额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一、训谕一。）皇权至上的思想渗透到方方面面。以历代都城建设来说，明清北京城的总体规划与布局最能体现君王至尊的政治内涵。紫禁城被多重城垣包围保护着，座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且背靠城市中心的至高点。其外朝太和门左侧建有石亭，名为诏书亭，凡属覃恩庆典诏书以“金凤颁诏”仪式晓喻天下；右侧筑一石匣，内放钱粮布帛，表示全国各地的贡赋归于朝廷。因此这一组建筑是封建帝王权力的集中而典型的象征。宫城两侧呈左祖右社布局，社稷坛“筑五色土，中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土由涿、霸二州，房山、东安二县豫办解部，同太常寺验用”（注：（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十、国朝宫室。），“五色土”寓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本文并不想全面分析宫廷建筑，只以上述几例说明，我国古代建筑师以巧妙构思，把统治者的意念通过总体布局和建筑实体形象地显示出来，达到无与伦比的建筑艺术高度，这是宫廷文化中最为辉煌的部分。
明清两代在典章制度方面均有重大的改革与建设。明代中央政府废中书省和丞相，改设内阁及六部；清代又以军机处取代内阁职权，旨在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两朝先后制定、颁布的成文法典《大明律》和《大清律》以及新的兵役、赋税、民族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标志着我国封建制度达到更为完备的发展阶段。这些内容是以往宫廷文化中所不具备的。
北京是多教派传播的地区，汉魏以来，道、佛诸教在北京地区传播，经历代统治者的提倡，至元明两代达到兴盛。北京地区修建的不少佛寺、道观，许多是由皇室出资，或是为祈嗣增寿，或是为“法轮广照”。有些寺庙成为皇家的行宫别院。还有很多寺庙是内官建造的，作为太监晚年的栖身处所（注：参见赵立贤：《历尽沧桑话今昔—记我所接触过的太监们》，载于《海淀文史选编》第七辑。），这是北京宗教的特殊之处。从此种角度来看，北京的宗教可以作为宫廷文化的组成部分。北京现存文物中，宗教文物占据很大的比例，如保存至今的北魏石造佛像，起自隋代的房山石经，始建于唐代的全真派道观——白云观，以及大小不一的佛寺宫观，形式多样的佛塔、经幢等，数以百千计。
自辽、金两代以来，建都于北京的封建王朝大多是由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这些民族均属尚武习猎的民族，因而骑射习俗成为宫廷文化的重要内容。据《金史》记载：金因辽俗，重五有骑马射柳比赛。这种习俗一直传承至明代，“永乐时，禁中有剪柳之戏，即射柳也”。“内廷自龙舟之外，则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骠骑，盖沿金元之俗。”（注：（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七、风俗。）至清代，紫禁城内专设箭亭，供皇室子孙习射，清帝还经常御马金弓行围狩猎。除此之外，元世祖在位时，曾在大内宫殿丹墀前植沙漠莎草；清初在京城还按满俗修建供皇族祭祀用的“堂子”。另在典章制度方面，元朝曾保留由“忽里勒台”确认汗位的做法。清帝入关后，由满族亲贵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是清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保持本民族的习俗与制度，目的是为了“永绵福祚”，使其政权得以巩固，但同时也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纳入宫廷文化，使其成为宫廷文化的组成部分。
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文化融合又总是以先进民族的文化为主导，这一点在宫廷文化的发展中显现得异常清楚。金世宗在位时倡导使用女真语言，保持女真旧风，他曾多次告诫群臣：“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注：《金史·世宗本纪》）可是就连他的嫡孙也没遵循其“教诫”。章宗是金朝皇帝中汉化程度最高的一人，他不仅本人汉文化修养很高，能诗善画，还下令将女真文字直译为汉字，设弘文院翻译儒家经典，在礼乐服饰上也进一步效法汉制，从而促进了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进一步融合。
清代康、雍、乾三朝是宫廷文化高度发展时期。满洲贵族入关以后，虽然强调“国语”、“骑射”，“勿效汉俗”，“屡以无忘祖宗为训”（注：（清）额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十一、宫殿一。），但是清帝尊崇儒教，确立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以此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乾隆帝甚至亲临国子监的辟雍，向满汉大臣及国子监生宣讲儒家经典。清帝还屡颁内廷训谕、宫规，制定皇室礼仪、家法，其目的是“教始宫廷，首敦孝治为天下先”，“由闺门以达邦国，推之天下”（注：（清）额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五、典礼。）。清帝很重视皇族的教育，皇子们除了习练满语和骑射以外，还要入上书房读书，请理学名士教授经史，习作诗文。康熙帝则以庭训的方式，向皇子们讲授修身治国之道。总之，清代皇族“鉴前代之已事，昭家法于无穷”，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基础的。在典章制度方面大多延续前明之旧。例如清朝的宫殿制度，“自外朝以至内廷，多仍胜国之旧，而斟酌损益，皆合于经籍所传，以为亿万年攸芋攸宁之所”（注：（清）额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十一、宫殿一。）。另如，清代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并沿至清末。总之，在前明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清廷为了禁锢知识分子思想，大兴文字狱，对汉文化是一种摧残。但是康乾时期，由中央政府组织大批学者编纂各类书籍，又在天文、历法、数学、地理、音乐、美术等领域大胆引进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尤其在御苑的建设上超过以往任何朝代，集我国古代园林建设之大成，又吸收西方建筑艺术，修建了“三山五园”，“傍山依水，相度地宜，构结亭榭，取天然之趣，省工役之烦”（注：（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八十、国朝园囿。）。上述种种大大丰富了宫廷文化，也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爱新觉罗家族中出现不少谙习经史、擅长诗文书画的成员，他们对汉满文化融合作出了贡献。
宫廷文化中包含着精华与糟粕两方面的内容。封建皇室“广六合以为宅”，“八荒贡赋，四通而达”，“庶土百珍，集与天都”（注：（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七、形胜。）；在皇帝周围聚集着一大批御用文人，大多是封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为皇室效劳；在官营手工业作坊里集中了各地的能工巧匠，制作工艺属于国内最高水平；在禁城内收藏着历代文物珍品，御苑中汇集了各地名园胜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掌握在帝王手中。同时，在宫廷文化中也存在着不少腐朽、落后的东西，例如坚守儒家的天道观，宣扬敬天法祖思想、愚忠思想等等。我国历代王朝均设内侍太监，至清宣统帝逊位时还保留上千名太监（注：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127页，求实出版社，1989。）。皇帝的亲信太监干预朝政的事例屡见不鲜，明代阉党专权造成的恶果是空前的。另外，在内廷，明初还存留着人殉制度（注：顾炎武：《昌平山水记》，9页，北京出版社，1962。），这是极其野蛮残酷的制度。
不容忽略的是，清代道、咸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伴随我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清室成员仰慕西方物质文明，追求近代化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宫廷文化增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同时更增添了奢华的特性。
二
缙绅文化指的是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京师乃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官绅集中的地方，包括身居高位的名流显宦、出身寒门的在任京官、乞身引退的士夫学者和候选待任的散馆人员。他们大多是通过科举仕途晋京为官的，因此这一阶层的成员都是文化人，彼此之间有许多相近之处。
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人们有相同的思想意识，突出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这些封建文人自幼熟读经史，习作诗文，均有较高的知识修养，其中不乏佼佼者，入翰林院或任部院大臣。他们长期受儒学熏陶而形成一种群体意识，即忠君思想。忠君是封建等级制度同纲常伦理规范的有机结合与集中体现，官僚士大夫们唯天子是从，视忠君为爱国，他们跻身于官场是为了辅佐君主治理天下。
第二，重视科甲及第。封建知识分子的唯一理想前途，是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一生的荣辱兴衰全仗此举。士子历经寒窗苦读，如若金榜题名是最大的幸事，倘能世代及第更是家族的荣耀。有一首清代竹枝词生动地描述了新科状元的风光情景：“抡材天子重文章，金殿胪传姓字香。分道红旗来谒庙，满街争看状元郎。”（注：《清代北京竹枝词》，7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凡得鼎甲省分，是日同乡京官，开会馆，设宴演戏，遍请以前各科鼎甲，迎新状元，其榜眼探花亦如之。”（注：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宴集”，328、322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乾隆年间进士戴璐所著《藤阴杂记》一书中，记载不少北京的掌故旧闻，在该书第一卷首记“本朝盛事”，主要是“父子大拜”（古代授宰相职称作大拜）、“父子兄弟九列”、“同胞三及第”、“翁婿状元”等事。这足以看出科甲及第在官绅和士子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第三，这一阶层的人们非常重视师生、同窗、同年或同乡的交往。这里除了攀缘、引进等某些世俗陋习以外，也有士大夫们共同的情感基础。正如《天咫偶闻》中所云：“君臣、父子、夫妇、昆季，以天合者也。朋友则以人合；同年之相友，又人而天者也。”（注：震钧：《天咫偶闻》，5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明清之际，通过科举入选为官者多属江南人，据清顺治丙戌至光绪甲辰一百一十二科统计，首选三鼎甲人数最多的省份是江苏和浙江，稍次为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山东等省（注：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三章，三联书店，1958。）。他们之中有同官于日下、彼此志同道合者，交往密切。即或是宦各一方，也通过书写题名录、绘制同年公会图增强相互间的联系。知识分子步入仕途以后，“升沈显晦”变幻莫测，彼此以师生、同窗、同年为联系纽带相扶相助，是很需要的。还有不少在京的士大夫官僚支持或资助京师同乡会馆，使籍同里井的入京士子和商人有食宿或集会的处所，这无疑是对家乡的一项善举。逢到年节举行团拜，“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留连。”（注：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习尚”，307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这其中表达出同乡及同年之间的深厚情谊。又因封建时代的文人谨守孝道，宗族观念是很强的，京官们也可借此与故里联系，增强与亲属和族人的感情。士大夫们是以桑梓之情表明数典不忘其祖。
官僚士大夫们还有共同的生活情趣，最为突出的一点是读书和藏书。在封建时代，长期以来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书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依托，如诗云：“齿不识樗蒲，耳常憎管弦。独有近书案，渴骥斯奔泉。”（注：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33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清顺治年间，在工部任职的进士张衡家境拮据，“贫不能举火，一日贷钱过慈仁寺，见书即买归，展读，怡然忘饥”（注：戴璐：《藤阴杂记》，66、1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乾隆年间兴起的琉璃厂文化街以出售古旧图书而闻名，它与文人有不可分割之缘。在其周围居住着许多文人墨客，象王士祯、朱彝尊、孙承泽等知名学者的寓所，都与琉璃厂比邻。士大夫们游琉璃厂是一大乐事，“厂桥游趁上春初，囊有余钱尽买书”，私人藏书丰盛为北京增添了浓重的文化氛围。
钟爱园林花木是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又一癖好。早在元代，大都西南草桥河一带为京师养花之所，一些官员的别墅如左丞廉希宪之万柳园、赵参谋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詹事张九思之遂初堂等就建在这里。他们时常邀请同僚和诗友聚饮，“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四，名迹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明代北京的内外城也有不少私家园林，如定国公园、英国公园、成国公园、冉驸马宜园、万驸马曲水园、武清侯园、惠安伯园等等（注：参见刘侗、于奕正合著：《帝京景物略》各卷，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外城西南有梁园，乃明代都人梁氏所建，“引凉水河入其中，亭榭花木，极一时之盛”。在西郊海淀有米太仆勺园及李戚畹园，“长堤大桥，幽亭曲榭”，“西山秀色，出手可挹”，时称“李园不酸，米园不俗”（注：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十五，名迹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至清初京城实行满汉分居以后，外城宣南一带成为文人雅士集居的地方，宣南的名园和古刹植木栽花，环境幽雅，是他们宴集唱和的理想场所。“俗物纷纷懒寓目，独爱名花伴幽独”（注：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32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这是文人雅士孤芳自赏心态的真实写照。宣南古刹栽种的一些名花，象悯忠寺的丁香、崇效寺的牡丹、兴胜寺的杏花、极乐寺的海棠、宝藏寺的桂花，及天宁、花之两寺的菊花，驰名京城，吸引不少士大夫文人前往。士大夫们对藤花情有独钟，前面提到的戴璐以《藤阴杂记》题签书名，书中辑有不少诗文，以藤花诗为多。人们从中得知，清代中央衙署和官僚私宅多植有藤树，“绿云片片将成幄，紫玉条条尚缀枝。三百年来遗事尽，风流留得在曹司。”朱彝尊在海波寺街的寓所庭下有古藤一架，朱氏于康熙甲子年解职后，在古藤书屋著书立说，纂写《日下旧闻》，自有一番情趣。后来他以“藤花又让别人看”的心情移居槐柏斜街，竟有“多为此花僦此屋”者，至今留下“藤花不是梧桐树，却得年年引凤凰”的诗句（注：戴璐：《藤阴杂记》，83、8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赏花是一种生活情趣，而花开花落，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又会引发出文人学子的无限感慨与情思，这正是士大夫们对花木情有独钟的原因所在。上述内容集中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共同志趣和爱好。
官僚士大夫多来自南方，自然把江南的人文风格带到北京，使缙绅文化更多地兼容了江南文人的习性，这是地域文化的一种传播与融合。但是北京特定的自然环境为士大夫文人提供了特有的生活内容与形式，如典雅的四合院，四季应时的物品，还有什刹海观荷、二闸泛舟、护城河乘冰床、冬日作九九消寒图等娱乐活动，赋予缙绅文化更多的地域色彩。
尚虚礼、好标榜是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弊病，纳妾、狎优等恶习亦有之。但总起来说，在清代中叶以前，“朝官风气渊雅”，“爱名节而羞势力”。随着晚清朝政日益腐败，捐纳之门大开，“贵介之子，凭借门荫，新学之士，游扬声誉”，“钻营之窦既开，结纳之风日盛”，“流品杂而吏道污”（注：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岁时”，6、68、78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京官风气每况愈下，轻裘肥马，筵席奢靡，甚至挟优招妓之事屡见不鲜，尤其是八旗子弟享有特权，终日游手好闲，专习娱乐，或提笼架鸟，或登场演戏，这些对于缙绅文化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
庶民文化是属于下层民众的文化，在北京主要是指城市平民文化。庶民文化与百姓生活息息相连，最能反映社会的本质。作为封建皇都北京的庶民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它是建立在小农业与个体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生活在农业国度的人们非常重视岁时节气，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已形成重大的节日文化。另有许多岁时节令习俗，如逢立春日，除了吃春饼外，“都人多买萝卜生食之，谓之‘咬春’”。“帝城节物乡园味”，每逢时节，京城“半夜中，街市犹有卖者，高呼曰‘赛过脆梨’”。北京街头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应时商品，比如每当玉米初结子时，沿街吆卖“五月先儿”，特别嫩的被称作“珍珠笋”，其吃法与豌豆相同。到了五月，佳蔬名果辐辏京城，下旬甜瓜上市，品种繁多，“有旱金坠、青皮脆、羊角蜜、哈蜜酥、倭瓜瓤、老头儿乐”等等（注：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市肆”，413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街头商贩“随声唱卖，听唱一声而即辨其为何物品，何人担市也”（注：《旧京遗事》，2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再加上修理业和服务业的手工业者走街串巷招揽生意，响器声、吆喝声交织在一起，组成“京城交响乐”的一曲曲乐章。
北京的商业异常发达，市内店铺林立，大多是前门市后作坊，自产自销。明清至民国时期，涌现出一批著名店铺，因商品质地优良，服务质量上乘，赢得顾客赞誉，成为北京商业文化最光彩的部分。
自前清以来，平民生计日益艰难，且在京游民人数越来越多，城南天桥一带逐渐成为贫民鬻技营业的处所。小商小贩在此出售估衣杂货，江湖医生看病卖药，算命先生细批八字，民间艺人撂地演出，“老天桥”集购物、娱乐为一地，聚五行八作在一起，集中展现了老北京的市井风情，因此到民国年间，“老天桥”成为庶民文化的代表。
第二，北京的庶民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北京民间信仰庞杂，除包括佛教中的佛祖释迦牟尼、弥勒佛、观世音菩萨……，道教的太上老君、九天玄女……之外，民间还尊奉四大类神灵：一类是自然神，有天神、火神、牛王、四大仙等。直到民国年间，时常能在北京的胡同里看到“泰山石敢当”刻石，这应该是一种对自然物崇拜的表现；二类是地域神，以城隍、土地最受尊崇；三类是行业神，名目繁多，例如药行尊奉神农，颜料行崇祀梅、葛二仙等等。至于财神是各行各业都要顶礼膜拜的。北京工商会馆很多，“祀神”是其主要功能之一（注：参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重修仙翁庙碑记》等，文物出版社，1980。）。北京是科举考试的中心地，文人试馆内大多建有魁星楼，据说魁星主宰考试，被视为文人举子的“行业”神；四类是名人神，三教九流云集于京城，人们依据各自不同的阅历，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偶象，历史上的忠臣良将，神话与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象诸葛亮、岳飞、八仙、孙悟空、穆桂英等，都成为人们崇敬的神。文天祥、杨继盛先后被尊为城隍爷，由他们保卫北京城池才感到安全。以忠义著称的关羽，在清代被尊祀为护国神，北京城乡修建有上百座关帝庙。
老百姓尊奉神灵不是为了修来世，而是追求当世的幸福。人们祭财神是为了招财进宝；妇女去娘娘庙烧香是为了祈求子嗣；每逢腊月二十三户户祭灶，是为了保佑全家平安。应指出的是，宗教活动同经济活动及娱乐活动相结合，形成了庙会文化，“逛庙会，买东西”已成为老北京的生活习俗。据民国年间的记载：“旧京庙宇栉比，设市者居其半数”，“每至市期，商贾云集”。“月开数市者，所售多系日用之品”，“年开一市者，所售多系耍货”，“游人每以购归为乐”。同时还“多有香会，如秧歌、少林……”（注：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岁时”，39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每逢正月十九为燕九节，人们争先恐后去白云观“会神仙”；正月十五、二十三、三十，又去喇嘛庙争看“打鬼”。“游人蚁聚云屯，又有买卖赶趁。”（注：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饮食”，227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乞福驱邪本是所有人的意愿，但是庙会的世俗活动多于宗教活动，娱神多于敬神，这表明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广大民众更为关注的是现实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需求，生活在京城的百姓更是如此。
第三，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生活的人们，由于他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各不一样，决定了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俗语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风俗最能体现地域文化的特色。北方多旱地作物，北京风味小吃则以面食为主。老百姓平日主食也以小麦和杂粮为主。殷实人家常吃炸酱面。“食杂粮者居十之七八，……不但贫民食杂粮，即中等以上，小康人家，亦无不食杂粮。杂粮以玉蜀黍为最多，俗名玉米。”（注：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器用”，250、253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冬日里天气严寒，北京居室多有火炕。附近多黄土，以土坯搭台，“空其下，以置火”。又“西山产煤，每日驼驮入城卖之”，用来烧炕取暖（注：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游乐”，377～378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北方居室因“夏、秋积雨，湿气潜伏，冬日开炉，水得火而蒸其气”，若睡木床被褥容易受潮，使人睡后“背骨隐痛”，因此“北人专卧土炕，固无此患”（注：《燕京杂记》，11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北京有一些民谚也反映人们的生活习俗，如“冬至饺子夏至面”、“有钱不住东南房”等都是在长期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老北京的娱乐习俗有不少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象春季风高，孩子们多玩风车或放风筝。冬季多冰雪，儿童则以滑冰、堆雪人为乐。从民谣中可知小儿在不同季节有不同的户外游戏，如“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死，踢毽子”（注：《帝京景物略》卷之二，城东内外。）。老百姓喜爱的民间花会也反映着北方地域风情，象“跑旱船”，虽然表演民女游湖采莲的情景，手驾木船，唱的却是北方俚曲。大鼓书在北方颇盛行，“京音”的“声调以悲壮胜”，“大有慷慨激昂之概”，“盖燕赵间土风使然”（注：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游乐”，377～378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
第四，含有诸多地区与诸多民族的文化因素。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向以“五方杂处”著称，来京人员包括官吏及其随从人员、军士、商人、应试文人，以及各行各业的“食力”和“食技”者，他们均有各自的生活习俗，故而将各地文化因素带入北京的生活习俗、戏曲、语言、建筑等诸多领域内。就语言来说，我国各地方言差异很大，汉语官话方言有华北、西北、西南与江淮官话之分。在同一方言区域内各州县之间的音调也不尽相同，“京涿州，怯良乡”就说明这一点。清代北京内外城区的居民也有语言差别，内城居民主要是旗人，他们的语言和东北话相近。而来自各地的汉民多住在外城或关厢。由于各地灾害频仍，直隶、山东等省大量贫民涌入京城谋生。晚清至民国年间，在京的手工行业和服务业者多为外地人，并且某个地区的人操控着某种行业，例如瓦木匠多为深、蓟州人，澡堂业工人多半是易县、定兴人，剃头匠多来自宝坻，保姆很多是三河人，水夫、粪夫主要是山东人……。那时，在公共场合虽流行“官话”，在同行中间则乡音不改，官吏、商人当中亦是如此。因而北京居民语言中，“南腔北调”是一大特色。
自古北京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语言是各族民众交往的媒介，故而北京话中溶进了很多民族的语言因素。清代北京话是“汉语胡音”，“是满蒙语音主导地位的‘胡音’”，“直到二三十年代仍然带着满语语音、语调的残存影响”（注：金启孮：《京旗的满族》七，载于《满族研究》，1989(3)。），有些词汇是从少数民族语言移植过来的，象众所周知的“胡同”一词即是。在北京土话中保留不少满蒙语汇，甚至存留至今，例如“哈喇”、“虎势”、“把式”等等。仅从语言一例，即可说明我国其他地方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同存于北京的庶民文化之中，它们对于北京文化的发展产生着长远影响。
以上分析了宫廷、缙绅、庶民文化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不难看出这三种文化有雅、俗之分，且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经过一定的历史时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宫廷、缙绅、庶民文化之间相斥相吸，经历一番自然筛选、融合、演变，共同构成了京味文化。关于京味文化的形成、特征等问题，将另作分析，本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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