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盛传与天津海防建设
★ 李元鹏
摘要 ：天津是北洋海防重镇，是拱卫京畿的重要屏障，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周盛传所统盛军作为游击之师自1871年驻防天津以后，在李鸿章的总体设想下，对天津海防进了较为系统的重建和新造，尽管这些措置仍以海口设防为旨归，但客观上对于提高天津海防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周盛传 天津 海防建设
Zhou Shengchua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astal Defense in Tianjin
周盛传，字薪如，早年随李鸿章镇压过太平军、捻军，屡立战功，是淮军著名战将。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移督直隶后，调周盛传所统盛军1.2 万人驻扎天津马厂，后移驻新农镇，作为留备缓急、拱卫京畿的游击之师。周盛传遂受李鸿章之命，“遍察大沽、北塘海口及津通各处形势”① 《李鸿章全集》第4 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06 页。 ，在此基础上主持建设了新城的炮台工程，对于大沽、北塘炮台的重建和改造提出了颇多细致、中肯的意见，多为李鸿章采纳。可以说，周盛传是晚清天津海防建设的主要谋划者和执行者，为加强近代天津海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加强大沽、北塘炮台
天津自明代以来就是海防重镇，大沽、北塘则被认为是“神京门户第一要区”② 《周武壮公遗集》，台湾：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41 页。 ，是防卫海疆、拱卫京畿的前沿和屏障。清朝自道光年间开始在天津大沽口修造炮台，在大沽口南北两岸各建有一座圆形炮台。咸丰八年（1858年），僧格林沁设防大沽，在南岸建有炮台5 座，驻兵3 个营；北岸建有炮台3 座，驻兵2 个营。庚申之役中大沽、北塘多座炮台被毁，至同治九年，大沽南岸存有炮台3 座，北岸存有炮台2 座，“营垒被海潮冲刷已多坍坏，炮台布置不尽合法，随炮子药器具亦未齐备”③ 《李鸿章全集》第4 册，第213 页。 ，无法发挥抵御外侮的功能。至于北塘，尚存南北岸炮台3 座，但由于未拨营驻守，颓废益甚。
李鸿章总督直隶后，为加强北洋海防，着手对大沽、北塘两处炮台进行整修。至光绪十年（1884年），形成大沽口南岸大炮台4 座，小炮台40 座；北岸大炮台2 座、平炮台6 座④ 参见《李鸿章全集》第10 册，第486 页。 ，基本恢复了庚申之役之前大沽炮台的建设规模。李鸿章认为，“海口炮台但求土木兴筑均宜，不在兵数过多，而后路数百里间必须重兵坚垒、巨炮相望，节节布置联络，乃可自立不败之地而争胜于人”⑤ 《李鸿章全集》第4 册，第206 页。 。因此，除整修和新建炮台之外，对大沽、北塘炮台的兵力进行了重新配置，并着重在体制上强化南北岸炮台间的接应与配合。大沽南岸以淮军统将罗荣光出任大沽协副将，率6 个营共1800 人守之，亲兵炮队1 个营为接应；北岸以总兵刘祺统直字2 个营守之，副将史济源带保定练军1 个营为接应，同时令丁汝昌调派“镇中”“镇东”“镇西”“镇北”四炮船收入海口，与炮台相依护。北塘南岸炮台2 座、平台7 座，北岸炮台1 座、平台3 座。派永镇总兵周得胜（后改为广西提督唐仁廉）遵化练军1000 名移扎北塘，后路则由直隶提督李长乐率武毅等营为接应。至此，形成了两处炮台南北岸间的配合与支援，岸上力量与海上力量之间的彼此照应，从而最终形成陆海相依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后，在海防建设观念上较之以往有了较大改变。李鸿章认为：“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于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① 《李鸿章全集》第8 册，第510 页。 。可以看出，李鸿章海防战略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海军，具备与敌决战于海上的能力。同以往的海口设防、被动防御相比，他的构想符合军事近代化的发展趋势，军事行为的展布空间更大，进取性更强。因此，创建海军、建设与海军相配套的泊港要塞，就成为李鸿章主政北洋期间海防建设的中心任务，人力、物力的投入也围绕这个中心目标进行分配。大沽、北塘由于自身条件所限，“两岸沙滩一望无际，掘地三尺即见水，无高阜可倚，亦不能添挖地沟”② 《李鸿章全集》第10 册，第488 页。 ，无法停泊大型舰船，也就无法建造与未来海军相适应的近代化军港，所以李鸿章主政北洋期间，为将战略防御前沿前推，优先建设仿西式的旅顺和威海军港，大沽、北塘的战略地位则由过去的防御前沿，变成抵御海上入侵的第二道屏障。从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的实际情况也大体可以看出这一变化。所以，李鸿章主政北洋期间，对大沽、北塘炮台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如旅顺和威海，仅期望两处炮台具备基本的防护功能，即“大船巨炮不能驶入，军士定能凭险扼守”③ 《李鸿章全集》第10 册，第48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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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筑伏道、护墙。炮台防护是周盛传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认为：“海口险要全恃炮台，惟敌炮久轰，不无坍塌，一有损坏，则立脚不稳，放炮较难，兵勇虽多，势成束手”③ 《周武壮公遗集》，第233 页。 。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在炮台营垒处预挖伏道。伏道类似一般暗道，但以木栅或贝壳加固，道壁留有射击孔，一旦炮台坍塌或受损，士兵可以躲入伏道，“于沟旁横处开炮轰击，如古巷战之法，敌人虽悍，断不能抢我营台，庶可转败为胜”④ 《周武壮公遗集》，第244 页。 。对这个办法周盛传曾做过多次试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他建议，“凡海口及城垣有炮台之处皆宜仿行”⑤ 《周武壮公遗集》，第244 页。 ；二是加筑护墙。由于当时的炮台多孤悬外露，毫无拦蔽，极易在敌舰炮火下被击毁，因此，周盛传认为“就目前而论，海口非有炮台不能御敌，非有护墙御弹不足以守炮台”⑥ 《周武壮公遗集》，第195 页。 。护墙即防护敌炮火袭击之墙，“须宽至二丈，又须于炮台后另筑一墙，以资捍御，始为合式”⑦ 《周武壮公遗集》，第277 页。 。有时一道护墙不足抵御敌炮火，则需要建造多道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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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盛传的这些建议，虽极细微，但都是战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实际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周盛传不似当时一般武将粗陋和保守，他的军事素养深厚，对西方军事学术的发展也始终保有比较客观和开放的态度，而且思考问题周密、精细，皆能从实战需要出发，扎扎实实讲求实效，这在当时尚空谈不尚实际的官场氛围下的确难能可贵。
然而，有相当多的化学家不认可这一发现。瑞利和拉姆塞对氩气做了更深入的实验研究，证明了氩气原来就包含在空气中，其化学特性极不活泼：把氩与其他气体、固体或液体混合在一起加热或者通电，都未发生任何化合和分解现象，它是化学性质不同于其他元素的惰性元素；用物理法测得氩的恒压热容Cp与恒容热容Cv之比为1.653，从而推知氩为单原子分子，原子量为40。他们无可辩驳地确证了新元素氩的客观存在。
对于发展海军的重要性，周盛传的认识基本与李鸿章相同。对天津在北洋海防体系中的地位，他也秉承李鸿章的看法，视“津防以旅顺为外障”④ 《周武壮公遗集》，第265 页。 。不过，外障作用的发挥是以海军具备相当战斗力及旅顺、威海两处要塞均已形成规模为前提，而这些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短期很难见效。周盛传作为天津海防建设的主要负责人，必须面对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旅顺、威海建设尚不完备，“外障”作用无法发挥时，大沽、北塘的海防建设应当如何进行，是静待外障的逐步完善，还是在旧有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大沽、北塘的防御功能？周盛传颇能体会“局内之艰难”，所以从不发“局外之臆论”，在他看来，“与其多所议论而无济要需，曷若照旧经营而稍资捍御”⑤ 《周武壮公遗集》，第195～196 页。 。他坚持认为，“现有之师船，不足抵御，临时尚须收入内港，安能阻遏敌冲，则仅恃炮垒遥轰”，“洋面既宽，岂能拦阻”⑥ 《周武壮公遗集》，第265 页。 ，在海军成军之前，外障不可恃。周盛传的解决办法是：“今日防海欲求万全，必于大沽北塘两河后面多筑炮垒，多置利器，多集重兵，始无罅漏”⑦ 《周武壮公遗集》，第195 页。 。
同治十二年（1874年），日本侵扰台湾，中国面临来自东南海上的威胁趋重，李鸿章遂重起建设天津新城之议，“檄公（周盛传）相形执修守备具，故明新城屏蔽天津，而旁控大沽、北塘，公首议城之”⑧ 冯煦：《蒿盦类稿》，台湾：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390 页。 。周盛传遍访天津港汊，最终确定在明代天津城旧址上建立新城。该地距大沽三十里，“揆其形势，则上蔽津郡，旁控大沽、北塘附近扼要之区，殆莫与比”⑨ 《周武壮公遗集》，第74～75 页。 。新城工程开始于同治十二年三月，终于同治十三年九月，历时一年半。工程主要由盛军前军、左军、右军及仁军部分营伍督造。
（一）增设炮台、炮位。在缺少海上力量，无力与敌争竞海上的形势下，炮台是阻止外敌侵入内河的主要武器。大沽炮台“一面孤悬外露，毫无拦蔽”，对此，周盛传曾向李鸿章提请“在后面（即原有炮台后方）填筑大炮台一座，外圩墙加筑灰土厚三四丈，守以五百人作为犄角，庶守卒有所恃以为援”① 《周武壮公遗集》，第199 页。 。此外，由于经费难筹或炮位挪往他处等原因，大沽、北塘炮位始终不足。如1876年前后，“大沽北塘仅炮两尊，似不足供应用”② 《周武壮公遗集》，第207 页。 。鉴于这种情况，周盛传曾多次致信李鸿章，提出炮位应当优先考虑大沽、北塘。他认为68 磅、48 磅田鸡炸炮最为利器，应于大沽、北塘、新城各处，各发数十尊。为补炮位不足，他甚至提出将旅顺口的炮位匀拨至大沽、北塘二口，同时请求加大从国外引进新式大炮的力度，并提高国内兵工企业的装备制造能力，以便与炮位需求相适应。可惜的是，限于当时实际条件，大沽、北塘炮位短缺的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改观。
（四）铺设铁路、电线。周盛传思想并不守旧，他始终关注着西方军事技术的发展动向。在天津期间他已注意到，“西人遇有战事，通信则用电线（电报），调队则用铁路、轮车，取其捷速”① 《周武壮公遗集》，第142 页。 ，所以在筹建天津海防过程中，他特别重视电报线的铺设，并强调要将沿海诸要口电报线联络成网。他曾建议从祁口（歧口）到天津新城，铺设一条电报线，“此线一通，则畿辅海防信息异常灵便”② 《周武壮公遗集》，第150 页。 。在周盛传看来，铁路与电报建设当相辅相成，所以他建议从天津到江宁之浦口铺设一条铁路，若该铁路贯通，则“消息灵通，气象开阔，足使外洋闻而却步，实于商务、海防大有裨益”③ 《周武壮公遗集》，第150 页。 。
关于建设天津新城，李鸿章在入主天津后不久即有此想法。他在同治九年十二月上奏的《筹议天津设备事宜折》中阐述了在天津建设新城的必要性。庚申之役中，天津弃守，英法联军得以直入通州，李鸿章认为，这是“津城卑薄，又在运河南岸，控扼殊不得势”⑥ 《李鸿章全集》第30 册，第159 页。 的缘故，因此设想“据运河北岸屹筑一城，围以炮台炮船，兼用子牙、大清、北运诸河之险，以鲠塞由津赴通之喉牙，只要布守得人，似较海口尤有依据，京城亦多一遮蔽”⑦ 《李鸿章全集》第4 册，第206 页。 。后因经费难筹等原因，这一设想被搁置。
1874年以后，日本侵台、英国人制造马嘉理事件以及中法战争爆发，这一系列事件，都使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步步加剧，而缺乏外障的天津海防面临更大压力。周盛传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立足现有条件，寻求应对危机的解决办法。周盛传认为，“查中国轮船水师未经战事，即使添购铁甲，刻日成军而训练未精，驾驶未熟，骤与驰逐重洋，亦恐漫无把握，目前固圉之计，自以守口为急”⑧ 《周武壮公遗集》，第139 页。 。也就是说，当海军建设仍是“空中楼阁”时，与敌战于海上只能是无稽之谈，而依托海岸炮台，与陆防紧密配合，才是直面现实的可行办法。周盛传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对来自海上的威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特别是中法战争期间，他曾多次上书李鸿章，要求加强天津防务，并在不同时期，针对大沽、北塘炮台暴露出的问题，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建设天津新城
此外，周盛传在中法战争之前强调要预先架设浮桥，他说：“海河风潮顺逆不时，游击之师两岸驰援，渡河不便，似宜仿西法建置铁浮桥，以备有事渡兵，冀免贻误”④ 《周武壮公遗集》，第142 页。 ，因而建议在大沽、新城等处至少架设浮桥3 座，北塘等处至少架设2 座，以备援兵往来。周盛传还多次请求战前多备炮架，他认为，“无炮架移至旁所，利器即成废物，况台墙一坍，炮位孤露，呼吸之际，生死相关。若有炮架可移，尚可背城借一为死中求活之计。若并此而无之，惟有束手待毙而已。”⑤ 《周武壮公遗集》，第209～210 页。 因筹备铁制炮架工费极繁，他甚至考虑以木架铁轴四轮平车作为铁架的替代品。
（三）多设水雷。大沽素称天险，所依靠的仅是拦江（港）沙，如李鸿章所言，“大沽、北塘口外各有拦港沙一道，潮落不通轮舟，潮长亦不能进铁舰”⑧ 《李鸿章全集》第10 册，第532 页。 。然而这些被李鸿章等视为天险、无法跨跃的拦江沙，对于当时的西方列强不构成进攻阻碍。英法均拥有挖泥机器船，“拦江惟是沙非石比，但有挖泥机器船，挖掘即亦无难，即未挖之时，四五寸厚铁甲船，亦能长驱直入”⑨ 《周武壮公遗集》，第274～275 页。 。所谓天险者，已非天险。既然天险不足恃，那么唯一可以阻挡列强舰船的只有水雷。周盛传特别看重水雷的作用，他认为，“至水雷一项，西人每遇敌船来攻，辄安置于塞口缺处……海口既有拦阻，则敌船不能径冲而过，我台上之炮乃可尽力冲击”⑩ 《周武壮公遗集》，第140 页。 ，就是说利用水雷对敌舰的迟滞作用可延长敌舰海口滞留时间，使岸炮的防卫攻击能得以充分发挥。周盛传强调要发挥水雷的集团作用，要求“水雷面上横直预开数孔，孔内洋铁管中另凿小眼，埋时务使孔孔相对，眼眼相通，一遇燃放乃可连声轰击”⑪ 《周武壮公遗集》，第203 页。 ，这样产生的阻滞作用更为明显。为防止敌船趁夜暗捞尽水雷，兵船阑入，周盛传特别叮嘱海口需设小轮船二三号，分班梭巡，严加防范。
新城建设不拘守成法，而“俱参用外国制”⑩ 《周武壮公遗集》，第75 页。 。新城分内外两城。内城周长千余丈，城脚宽七丈，城上海漫走道宽三丈三尺，合之垛墙为五丈五尺，每十丈筑一隔堆，上面安放大炮一门。内城四角各筑三个大隔堆，每两隔堆之间安放大炮一门，计每个城角安有大炮两门。总计城上炮位共七十一门。每处隔堆下方有弹药库和券洞，库藏子药，洞藏炮兵。每城上下筑有马道。城上筑有门楼，中间安设炮房，房中可容二百余人，房外三方皆筑有三合土子墙。子墙顶角架设大炮两门。内城之内设有圆形炮台三座，安放转盘炮一门，大田鸡炮三门。外城周长一千一百二十八丈，比内城矮八尺。城四角安装有转盘，各有大炮一门，小炮三门。小炮旁设有券洞，用以储药藏兵。隅隈之间环以圆炮台四座。炮台之间设有券桥，以备联络。针对当时炮台普遍存在的弊端，即“（炮台）露出在外，若无土遮蔽，砖石虽厚，而夷炮利于攻坚，一触其上，未有不登时轰裂者”① 《李鸿章全集》第10 册，第545 页，《附徐琪奏海疆多事敬陈管见折》。 ，周盛传在组织建造新城时，特别加强了对炮台本身的防护，在每个炮台外墙加造三合土斜坡，以缓冲炮弹冲击力。新城建设的另一特点是因地制宜。由于工程所需石灰量大，而采集又在百里之外，转运经费甚巨，为解决这一难题，周盛传细心访查，获知“蛤蜊之甲烧成灰，其功用与石垩等”② 《周武壮公遗集》，第77 页。 ，于是以贝壳粉代替石灰。用这样的办法，不仅解决了建筑材料问题，而且节省费用数十万两。
新城建成后，周盛传根据城内所设炮位，核定了驻兵人数。“城内建有三大炮台，规制宏廓，配炮二十位，共需二百四十人驻守。每炮台领以一将三处，约需守兵七百二十人，内外城门每炮台安炮五位，以五十人守之，八处共需守卒四百人。每门责成千把哨弁一人，专主操防，内外门守勇百人，归其钤制。每城隅须炮三五位，往来策应须置巡兵五十人，内外八处亦须增设四百人，守城统将须另选亲兵五百人，乃足以资镇慑。统计四项兵数已在二千人以外。”③ 《周武壮公遗集》，第196～198 页。 其后，周盛传又多次对炮位进行升级改造，特别是与大沽、北塘炮台形成相互联络、互为援应的体系，使整个天津的海防建设趋于完备。
Two recent studies reported a sensitivity of 85% and 89% based on cytology for the diagnosis of malignancy.The speci fi city for the same was found to be 98% and 99% respectively[28,35].
三、结语
周盛传的海防建设思想与实践，目的明确，即将海上入侵之敌阻击于海口，其具体建设和布防也围绕这个目标展开。他针对天津海口的自然特点，在海防建设上突出炮台与炮台之间的联络与援应，突出海口设防与兵力部署的相辅相成，突出海上力量与陆上力量的相互配合，这些做法具有良好的全局视野和战术意识，使天津的海防建设在系统性和实战能力上都有了较大提升。周盛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尽管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仍是陆上或海口设防思维，并不先进，也算不上高明，但如果将当时捉襟见肘的财政、海军未能快速发展等实际因素考虑进来，就会发现，他的认识和解决办法不是空而无当的不实之论，而是立足于现实，从实战需要出发而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大概这也是当时军事将领运用手中掌握的资源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
我国是一个滑坡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而重庆作为典型的山地城市又尤为严重。传统滑坡灾害防治多采用工程措施，初期效果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混凝土老化, 钢筋锈蚀加剧, 致使防护工程的强度降低、效果也就越来越差。在日益注重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今天，生态防护凭借其防护成本低、景观效果和环境效益明显等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中图分类号 ：E2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1-0072-05
［作者简介］ 李元鹏，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闫茁草］
标签：周盛传论文; 天津论文; 海防建设论文;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