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华盛顿共识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盛顿论文,自由主义论文,共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5-0074-07
20世纪7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的争论中逐渐演变成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形成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80年代，美、英等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政策完成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制定了华盛顿共识，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条件贷款，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政策进行国内改革和结构调整。90年代，按照新自由主义原则进行国内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华盛顿共识所承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出现的却是经济衰退，金融危机，收入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等。实践的结果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开始抵制和批判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从而导致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
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经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来自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个人主义的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初期。英国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经典巨著《国富论》中，从资源稀缺性和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追求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通过市场竞争最大地促进了社会利益。既然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干预和控制经济生活，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就够了。（注：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Great Britain:The Chaucer Press,First published 1776,Reprinted 1980.）亚当·斯密的理论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公认的理论基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经济学达到了理论的高峰，并成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思想。
但是，1929年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危机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Laissez-faire)是有缺陷的，实践的挑战导致了经济理论的革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通论》第一章中明确指出：“古典理论所假定的均衡仅仅是一种特例，并不能应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情况”。（注：John M.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and London:A Harvest/HBJ Books,Reprinted 1964,pp3.）在以后的章节中，凯恩斯通过边际消费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规律证明了在市场经济中存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内在机制导致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失效和大量失业的存在。既然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政府就有必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生活，从而达到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通论》发表之后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罗斯福的新政使国家干预主义走上了政治舞台。至此，“凯恩斯革命”取代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理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被凯恩斯经济学的兴起而边缘化了。
然而，即使在凯恩斯经济学全盛时期，经济自由主义并没有承认失败和销声匿迹。一个长期活跃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哈耶克在两条战线上为捍卫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论战。1947年，哈耶克组织成立了“佩勒兰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该学会的宗旨是复兴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和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通过佩勒兰山学会，哈耶克使大西洋两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走到了一起，包括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塔洛克、贝克尔等人，其中米塞斯和哈耶克属于欧洲大陆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其余4人来自美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学派。大西洋两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结合标志着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形成，他们的经济思想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理论渊源来自于个人主义的保守主义(individualist conservatism)。个人主义的保守主义实际上是经济自由和政治保守相结合的产物，即在经济上主张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在政治上强调传统的道德和秩序，为了捍卫这种道德和秩序，如果有必要，主张政治上的强势政府。二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当自由主义执政时一般执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而保守主义执政时一般执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实践表明，个人主义的保守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渊源。
虽然在不同时期，新自由主义的国内国际政策的侧重点不同，但从总体上讲，仍存在着一些共同点：一是强调市场化，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方式；二是强调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三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反对建立福利国家，认为政府干预侵犯个人自由，福利国家导致懒惰和道德崩溃；四是反对社会主义，认为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是合理的，为了维护这种秩序和价值观念，不惜采用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理论争论和结构调整
二次大战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大约25年的增长。但是，进入70年代之后，石油危机引发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凯恩斯经济学受到了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出现，但70年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滞胀”现象；另一方面，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缺乏微观经济基础，因此是不科学，伪科学。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西方经济学界在批判凯恩斯经济学的过程中形成了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等，出现了“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
货币主义(Monetarists)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弗里德曼。针对凯恩斯重财政、轻货币的倾向，弗里德曼从货币数量分析出发，通过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和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证明：货币数量的变动是解释产出、就业和物价波动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除非受到起伏不定的货币增长的干扰，否则是内在稳定的，经济受到某种干扰后，会迅速恢复到自然失业率的长期均衡状态；从长期看，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注：布赖恩·斯诺等：《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02页。）在经济政策上，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主张“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反对按凯恩斯主义建立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主张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s)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数也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其中最著名的是卢卡斯和萨金特。理性预期最早是由约翰·马思在1961年提出。（注：John Muth,Rational Expec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Econometrica,July 1961,p29.）根据马思的假说，经济当事人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真正的或客观数学条件期望值相一致，与其它任何预期形式相比，理性预期是最准确和最有效的预期形成形式。大约10年后，卢卡斯和萨金特将理性预期假说引入宏观经济分析，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一是凯恩斯模型不能用来制定和评价宏观经济政策。在那篇著名的“卢卡斯批评”的论文中，卢卡斯抨击了使用大规模的宏观计量模型来评价不同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一贯做法，认为政策模拟是建立在模型参数不变的基础之上的。在实际中，当政策变化时，经济当事人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预期和行为，如果不考虑理性预期对模型参数的影响，宏观计量模型的结果是没有意义的。（注：R.E.Lucas,Economic Policy Evaluation:A Critique in Brunner and Meltzer(eds),The Phillips Curve and Labor Markets,Amsterdam:Carnegie-Rochester Series on Public Policy,1976,p158.）二是凯恩斯模型不能解释经济长期偏离自然率的原因。如果模型中加入理性预期，工资和价格的调整就是迅速的，经济不可能长时期偏离自然率水平，只有没有被公众预料到的宏观经济政策才会影响产出。三是宏观经济政策无效。当居民和企业都形成理性预期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复使用形成政府与居民、企业之间的博弈，而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也将被这种博弈完全抵消。（注：Olivier Blanchard,Macroeconomics,Second edition,New York:Prentice Hall,Inc.1997,p542.）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是反对国家干预，认为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就越高。
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拉弗教授、哈佛大学的费尔德斯坦教授等。供给学派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资本形成不足和储蓄率偏低，而资本形成不足和储蓄率偏低的原因来自过高的边际税率。因为边际税率越高，闲暇的代价就越小，用闲暇代替收入的替代效应就越大，人们通过工作和投资提高收入的积极性就越低，从而导致储蓄率下降，投资减少。（注：罗伯茨：《供给学派革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9-40页。）在经济政策方面供给学派主张：大幅度减税刺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增强储蓄和投资引诱；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与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相适应；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缩小政府开支，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等。虽然供给学派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对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清算并没有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进一步扩展到政治领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 Theory)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公共选择理论实际上是对政治决策过程的经济学分析，包括国家理论、选举规则、选民行为、政党政治、官僚选择和政策分析等。（注：Mercuro and Medema,Economics and the Law from Posner to Post-Modernis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85.）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是有缺陷的，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以弥补市场的不足。这一思想实际上暗含着一个不真实的前提，即政府能够代表社会，政府能够按照社会利益去纠正市场失灵。公共选择学派批判了凯恩斯的前提假定，认为理性经济人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假定不仅能用于经济分析，而且也适用于政治决策分析，并从这一前提假定出发，分析以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家和政治集团在公共选择问题上是如何决策的、决策的后果如何。通过对政治决策过程的经济分析，公共选择学派的结论认为，日益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是推行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直接恶果，其政策含义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经济自由；进行政治制度和法规方面的改革，遏制不断膨胀的政府势力，控制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蔓延滋长。
上述各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促进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其中货币主义直接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撒切尔和里根在英、美的上台，新经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新自由主义从思想理论转变成一系列的政策实践，并逐步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取向。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两国大致存在着相同的问题。自“石油危机”之后，英国陷入了高通胀、高失业、经济衰退的困境，患上了走走停停的“英国病”。由于公共福利开支日益扩大，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国库入不敷出，不得不实行高税率政策。高税率使人民负担加重，矛盾激化，工会与政府的长期对峙更加剧了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里根上台前美国的情况虽然没有英国那么严重，但受“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也出现了“滞胀”现象。由于长期执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政府公共开支猛增，连年财政赤字，国债累累，过高的边际税率阻碍了私人投资和市场经济的活力。到1980年，美国的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利息率都处在较高的水平。为了挽救英、美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撒切尔和里根彻底抛弃了凯恩斯主义，全盘接受并积极推行了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英、美的经济社会进行了重大的结构调整和改革。
撒切尔接受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念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在英国的结构改革中实施的主要政策有：第一，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控制货币总量降低通货膨胀，通过市场竞争和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结束英国经济的长期衰退。第二，实行私有化和放松政府管制政策。英国原是西方国有企业较多的国家之一，撒切尔执政时期，大力推行非国有化政策，先后对50个行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出售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有企业；同时放松行政、财政和金融方面的管制政策，降低所得税率，创造有利于私人企业发展的环境，鼓励自由竞争。第三，减少政府开支。为了平衡预算，撒切尔政府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缩减公共支出，包括削减教育经费、改革医疗制度等。第四，削弱工会组织。撒切尔放弃了过去政府对工会的协商妥协方针，转向对抗甚至打击，利用经济结构调整大量裁员的机会，加大了对工会的打击力度，使英国工会处境艰难。
里根接受了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和供给学派的主要思想，实施了“经济复兴计划”；第一，减税。在里根执政期间，实行了多次以减税为中心的税收改革，仅在他上台的头33个月，个人所得税率就削减了25%。第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逐年平衡预算。“里根经济学”认为，帮助穷人最好的方法，不是由政府救济，而是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trickle-down)。因此里根上台后，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例如在1982年削减的352亿美元的政府支出中，有100亿与社会福利开支有关；在1983年和1984年分别削减的440亿美元和514亿美元中，主要部分也是社会福利支出。（注：蒋自强：《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93页。）第三，放松管制，减少国家干预。主要是撤销和放松政府对企业的管制，鼓励企业竞争和兼并，增强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第四，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
虽然撒切尔和里根在政治上同属于保守主义政府，但接受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全面执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即经济上实施以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的结构调整和改革，反对政府干预，紧缩社会福利和各项公共开支；政治上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建立庞大的军备，确保在冷战中的军事优势。在撒切尔和里根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十多年间，英国结束了长期的“滞胀”局面，经济开始增长，重新成为欧洲经济强国；美国经济也迅速好转，1983年底开始了连续六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经过结构调整和改革，美国的产业结构完成升级换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撒切尔和里根的成功一方面使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达到顶峰，成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垄断资本在完成国内结构调整后，需要加快经济全球化，实现向外扩张。到1989年，为全球化服务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完成形态的“华盛顿共识”终于出台。
三、华盛顿共识的出台和终结：全球化政策与改革发展道路
1989年，拉美国家仍然处于债务危机之中，国内经济急需改革。针对拉美国家存在的问题，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了拉美国家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以拉美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后期，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改革提出了10条政策措施，并声称就此已与上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机构和美国财政部达成一致，因此命名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包括：(1)加强财政纪律；(2)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3)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4)利率自由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度；(6)贸易自由化；(7)资本进入、特别是FDI进入自由化；(8)私有化；(9)放松政府管制，消除进入和退出障碍；(10)保护产权。（注：John Williamson,What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How MuchHas Happened?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Inaemational Economics,p15.）
华盛顿共识的出台并迅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范式是有深刻原因的。首先，经过80年代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信息技术进步，发达国家的大公司要求摆脱国内市场的束缚和开拓国际市场。同时，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的扩张也为资本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条件。虽然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具有巨大的优势，但它们仍然感到在资本流动、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受到限制，要求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行全面开放，以获取一个更加宽松和自由发展的条件。华盛顿共识全面体现了这种要求。其次，90年代初期时逢前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社会主义的挫折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和改革思路引导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上经济繁荣之路。新自由主义恰好填补了这一“真空”，（注：Moises Naim,Fad and Fashion in Economic Reform:Washington Consensus or Washington Confusion?Foreign Policy(Sping,2000)pp86-103.）使发展中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改革发展政策。最后，不论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官员，还是进行改革的政治家而言，华盛顿共识都是一个清晰、简单的政策导向，便于理解和实施。
改革和发展是90年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在华盛顿共识的引导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推动下，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导向开始了第一代改革。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接受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提出的“休克疗法”，实行快速市场化、私有化和以紧缩货币为主的经济稳定化政策，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俄罗斯在经济转型的10年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政局混乱，经济大幅度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10年后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近年来，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在反思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部分学者认为，俄罗斯经济转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激进转轨政策，俄罗斯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华盛顿共识”缺点的证明。（注：中国社科院“新自由主义”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20世纪80年代，以进口替代为主要导向的拉美国家陷入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收入下降，储蓄率偏低，资本形成严重不足，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到90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针对拉美国家急缺建设资金的情况，利用条件贷款迫使拉美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政策进行改革。应该承认，改革初期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曾一度好转，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经济结构开始调整。但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推进，拉美国家在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缺陷日趋严重，终于导致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在如何处理危机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仍然坚持条件贷款，继续推行华盛顿共识，实行顺周期经济政策，结果导致失业率高居不下，两极分化和贫困化更为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政局动荡等，引起了民众对华盛顿共识的普遍不满，使拉丁美洲成为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最为强烈的地区。
与拉美地区不同，东亚地区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而且东亚地区国家以出口导向为主，经济开放程度高，具有储蓄率高的传统。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东亚国家在90年代先后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取消对外国资本流动的政府管制，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资进入证券、保险和租赁等行业的限制。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涌入，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投机热潮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终于酿成了1997年由泰国开始并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给东亚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有些国家的财富损失一半以上。在如何解决危机的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采取了与解决拉美国家金融危机相同的措施，即条件贷款，以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改革措施为紧急贷款条件，继续实行顺周期政策。顺周期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危机，使一些国家的经济至今还没有恢复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华盛顿共识在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结果令人失望，痛定思痛，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反思和抵制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此同时，一批学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和国际经济组织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注：Joseph Stiglitz,Glob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这些批评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财政纪律和顺周期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成立时的宗旨之一。但不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亚洲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中，上述国际经济组织不分析财政赤字形成的具体原因，通过条件贷款，继续推行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财政纪律政策，要求陷入危机的国家缩减财政赤字，大幅度减少福利开支。这种顺周期政策的实施，造成国内需求进一步减少，失业增加，收入下降，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第二，关于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开放资本市场是华盛顿共识中的重要内容。批评者认为，在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抽逃引起利率迅速攀升，而高利率导致投资减少和国内企业债务负担加重甚至破产；贸易自由化最终使所有国家受益，但是，当国内企业还处于“幼稚”阶段时，迅速的自由化并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没有成熟金融监管的条件下，过快开放资本市场是十分危险的。市场化改革本身没有错，问题出在不顾各国的具体情况，忽视政府调节和制度因素，片面强调迅速的市场化是错误的。
第三，关于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认为，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根源，因此私有化是华盛顿共识中的重要改革措施。从实践看，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实施私有化的主要途径。斯蒂格利茨等批评者认为，当一个国家缺少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和金融监管体制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时，私有化往往会产生严重的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导致财富迅速转移到少数暴富阶层手中，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改革就是例证。
第四，关于华盛顿共识的意识形态问题。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证明，当信息、市场和制度结构不完全时，市场经济并不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不顾事实，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这已经不是基于经济观察的经济分析，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了，即迷信自由市场经济和反对任何国家干预的意识形态，按照索洛斯的说法，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注：George Soros,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New York:Public Affair,p98.）
面对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批评，支持华盛顿共识的学者包括弗里德曼在内进行了反击，约翰·威廉姆森不止一次对华盛顿共识作了再解释和说明。尽管争论仍在继续，但华盛顿共识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抵制和批判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另一方面，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组织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针对这些情况，连华盛顿共识的始作俑者约翰·威廉姆森也认为华盛顿共识已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了，2003年9月写了“从改革日程表到被毁坏的品牌名称”一文。（注：John Williamson,From Reform Agenda to Damaged Brand Name:A Short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Suggestions for What to Do Next,Finance & Development,(September,2003)pp10-13.）在此文中，威廉姆森简要地回顾了华盛顿共识的历史，认为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华盛顿共识应停止存在，华盛顿共识一词也应从词汇中抹去，从而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
四、后华盛顿共识？重新选择和简要的结论
华盛顿共识的终结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第一代改革的结束和第二代改革(the second generation reforms)的开始。在如何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上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形成“扩大的华盛顿共识”。（注：Dani Rodrik,After Neo-liberalism,What?Paper Presented at the Alternatives to Neo-liberalism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New Rules for Global Finance Coalition,May23-24,2002.）另一种思路是“后华盛顿共识。”自斯蒂格利茨提出后华盛顿共识以来已有多种版本，最近的版本是蒙特雷共识(Monterrey Consensus)。2002年拉美国家的代表在墨西哥的蒙特雷市召开了改革发展会议，形成了63点共识，不仅包括广泛的经济改革政策，而且包括政治、人权等问题。（注：Jiremy Clift,Beyo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Finance & Development,(September,2003)p9.）
改革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不论是扩大的华盛顿共识还是后华盛顿共识，都反映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反思并重新选择各自的改革发展道路。虽然发展中国家情况不同，经济结构各异，但在重新选择改革和发展道路上仍然存在着共同关心的问题。
首先是全球化问题。应该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源和市场条件的限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只有各国加强合作，互通有无，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因此发展中国家应抓住机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但是全球化并不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全球化的方式也不是单一的。最近全球化进程放缓和世贸组织的多边会谈受挫就说明迅速全面的全球化可能是不现实的，取而代之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和双边贸易协定增加。所以，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区域合作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南南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
其次是市场化改革问题。改革之前，发展中国家受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经济结构中普遍存在计划经济取向和国有管制经济偏大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改革一般采取了市场化取向。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讲，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而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具有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功能，所以市场化改革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出在如何进行市场化改革和改革目标上。90年代发展中国家改革的实践证明，那种不顾发展中国家各自特点和条件，采取迅速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是不可取的。另外，由于信息、市场和制度结构不完全性导致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也不应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应定位于国家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
再次是制度创新问题。市场失灵的存在意味着市场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和所有领域做到自我形成、自我调节、自我稳定和自我法制化。在经济转型中，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相应的宏观制度环境和微观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市场化改革离不开制度创新。华盛顿共识只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忽视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误导了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也是华盛顿共识终结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的改革中，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制度对市场缺陷的矫正和补充作用，根据本国的情况加快制度创新，保证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
最后是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在拉美和东亚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通过条件贷款，推行华盛顿共识，采取了顺周期的经济政策，对此广大发展中国家表示强烈不满，例如，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严词拒绝了条件贷款并在公开场合多次批评国际经济组织的做法，由此引发了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讨论。应该说，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有严重缺陷的，甚至连美国的一些资深学者也在讨论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和重建问题，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最近也开始检讨他们的政策导向。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合理的，发展中国家应面对现实，积极参与，有理、有据、有节地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中国作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大国，认真研究新自由主义，全面总结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经验教训，密切关注其它发展中国家对今后改革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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