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民族审美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民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本文认为《周易》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元典，不仅以其文化典籍的形式作用于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同时还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成员的意识深处；通过审美范畴的建构与艺术媒介的选择，规范着民族审美思想的特征；并且在思维方法与审美观念两个方面显示出它对民族审美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周易》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
主题词 周易 民族审美文化
The Book of Changes in relation to Chinese estheticculture
Yu Xiand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touUniversity,515063)
Abstract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is of opinion thatThe Book of Changes,being the Chinese ideological- culturalmetaclassic,not only exerts its influence upon the esthetic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takes deep rootin their ideology in the form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It normalizes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estheticidea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esthetic categories and the selection of artistic media, anddisplays a widespread and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nationalesthetic culture both in thinking way and in
estheticconsciousness.It is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The book ofChanges occupies a matchless position and plays a unique role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sthetics.
Subject terms The Book of Changes national estheticsculture
每个民族的审美活动都是在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下逐步展开的。民族的早期文化积累，往往是古代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结晶，记录着生长在特定地域的人们从原始游群，经过氏族、部落的发展，最终形成民族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凝结着具有文化背景的人类群体在与客观世界打交道时所产生的主观意识的精华，把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生存经验通过特定的媒介留给后人。黑格尔对这种记载民族早期生活和创造业绩的文献和艺术作品推崇备至，认为荷马史诗的最高成就是“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1〕， “可以作为个人和民族精神据点和他们的思想意识的统一点（或焦点）”〔2〕。 《周易》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元典，它那丰富的美学智慧和美学价值，已经引起当今易学研究的重视。本文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启迪下，对《周易》与中华民族审美思想的关系展开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够推动《周易》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群体审美心理原型与定势的奠定
当今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它在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形成中起了一种奠基作用。《周易》继承并保存了夏、商二代的《连山》、《归藏》一些内容，形成了“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特殊文化现象。如果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角度稍加分析，笔者认为，《周易》作为中华民族童年时期的心灵历程，就像个体在记事初期的意识内容，深深地扎根于头脑之中，并且对生命发展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一样，它把中国人在史前时代意识浓缩成特殊的文献，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元典。
从《周易》的具体内容来看，卦象中阴爻、阳爻通过两种线条的八种不同方式的三重组合，构成了一个和谐均衡、富有变化而又充满动感的整体图象。线条长与短的对立与统一；单个卦象本身呈水平状的直线组合，而八卦整体已经围合成近似圆的正八边形，直线开始向曲线接近，于是就给人以完满充实、富有节奏的图案美；卦象的线条是具体的符号，而线条本身又有很大的抽象性，这就有了一种具象与抽象相反相成的意味。可见，《周易》在“象”的这一部分，已经体现出非常丰富的形式美的意蕴。而在“经”与“传”两个部分中，则更深刻地包含着华夏先民们对天道、地道、人道的认真探索，表现着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在观察自然探索客观世界法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体察人事，并预测与摸索人类社会生活的法则。这些内容是人类社会意识萌芽时期长期积累的思想成果，是在大量的生活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从《周易》所涉及的各种事物来看，都是早期人类展开社会实践的现实对象，尽管这些现实的东西有时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八卦所指代的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可以说是先民生存的基本环境和必需条件，由于和生命的存在、种族的繁衍具有最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就被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地反映出来，并且在不断地反复和升华中，最终成为人们头脑中所认识到的世界本原的基本构成因素，并在民族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最有深度的思想资料，并强烈地表现出它的影响力。对于审美活动来说，中华民族对天文、地理、山岳、水面、雷电、火焰的观照与欣赏，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和特殊的审美评价，并且对后世的艺术创造活动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提供最肥沃的文化土壤，形成了生生不息、常作常新的审美活动的具体对象。自然环境和自然现象，在中华审美文化中的悠久历史和深刻内涵，跟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审美文化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当然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人类童年时期所获得的深刻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心理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学说，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易》在中华民族审美文化中的作用。所谓原型，就是指最初的模式，而这一模式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被所有与它类似的事物所摹仿。荣格曾经识别和描述过众多原型，如出生原型、再生原型、死亡原型、力量原型、巫术原型、英雄原型、上帝原型、魔鬼原型，还有各种自然事物如太阳原型、月亮原型、水原型、火原型、动物原型等等。荣格的原型说把人生典型情境看作集体无意识的深层内涵。这些原型是由于生活经验的不断重复而被深深地镂刻在人的心理结构之中。这种镂刻，已经把充满具体内容的意象形式，归纳成较为抽象的心理原型。《周易》的八卦乃至六十四卦，可以说是用巫学的外在形式记录着早期人类曾经反反复复所意识到的心理原型。卦象是以符号出现的，当然不可能直接就是具体的意象，而是以抽象的形式承载着十分复杂的内容。这种形式的强烈表现与内容的朦胧隐秘正符合荣格对于心理原型的规定。从《周易》的“经”与“传”的文字说明来反观卦爻，正好说明卦象是心理原型的符号。当然，荣格所说的原型镂刻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并且不同于人生中经历过的若干往事所留下的记忆表象，它不是从后天经验中产生，而只能是个体通过遗传而获得的。从表面上看，荣格所说的原型和《周易》通过文化媒介表现出来的原型是不一样的，但是，不但荣格所说的心理原型通过个体的生理遗传，至今仍然只是一种假想，而文化媒介的记载和流播所表现的心理原型，却是实际存在的，是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明确的作用。因此，把《周易》看作是心理原型的符号记录和文化阐释，应该说是合理的。
根据荣格的理论，集体无意识本质上就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余”。于是，处于特定群体的人们就由遗传而获得了某种特殊的图式结构的把握能力。它不是产生于个人的外部世界的经验，而是内心世界的生理遗传。笔者认为，荣格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荣格只看到史前人类的外部经验通过遗传的方式积淀在特定群体中个人的精神中，却没有看到人类同样运用着社会教化的方式，用口口相传的传播途径积累着种族的原始意象，古代民族的各种神话、史诗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转化过来的。这是民族的“集体意识”，是与经验的不断内化及遗传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相对应的早期人类的社会意识。《周易》就是这样的集体意识的文化载体，它是对先民口头文化的较为系统的总结。笔者认为，一方面是从集体意识发源的，另一方面集体无意识与集体意识沿着不同的渠道被继承下来，两者互为表里，并且互相转化，集体意识会不断地内化为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又通过对个体的心理活动的作用，影响着民族精神文化的现实面貌。因此，《周易》这样的集体意识，对于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产生着很强的制约作用，中华民族审美文化的史实和民族审美心理的特征，都证明了《周易》作为集体意识的特殊功能。正是在这一前提下，笔者认为《周易》中卦、爻符号是中华先人运用文字雏形记载历史的最早尝试，是口头文化转变为书面文化的原始资料。由于这些符号还不能详尽地叙述和说明集体意识的具体内容，所以它必定和口头文化一起流传下来。只是到了文字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这些口头文化才演变成卦辞、爻辞，作为种族意象的原始记录，卦卜符号是卦辞、卜辞的高度概括，卦辞、卜辞则是卦卜符号的丰富生动的内容，两者融为一体，才能真正体现《周易》博大精深的社会内容和先民的高度智慧。
作为民族早期集体意识的结晶，《周易》对于民族审美活动的巨大影响，其最根本的表现方式是通过心理定势这一途径来实现的。心理定势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德国心理学家G.E.缪勒和F.舒曼在1989年提出来的，后经苏联心理学家H·乌兹纳杰的改造发展， 被看作普遍的心理现象。心理定势这一理论的核心，是指人的心理活动不仅是主体的心理体验，产生着具体的心理内容，而且能够对主体的心理活动提供一种准备性、倾向性的影响，成为主体状态的模式。特别是那些经过反复经验而获得的心理体验，必然对主体的发展产生某种特定的影响，表现出相当强烈的规范性。这就是说，人的意识活动不是对对象作镜子式的机械反映，而是在主体心理结构的作用下，对客观对象的吸纳与整合，心理定势就是这一心理结构的倾向性和模式特征的基础。它不但作用于个体的审美活动，而且还制约着群体的审美活动。
《周易》作为民族文化的元典，它不但以其文化典籍的形式规范着后人的审美心理，而且还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成员的意识深处，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又表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我们这里说的集体无意识。有别于弗洛伊德的那种先天的、动物本能的无意识。它既包括荣格所说的从先民们世代积累的外部经验中获得的心理烙印，又包括后人在接受文化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前人的经验并在自己实践中体验到的民族集体意识，在无数次重复之后转化成的“文化无意识”〔3〕。 《周易》本身是集体意识，它在民族心理活动中又可以转化为集体无意识，并由此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借助着类似的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使民族审美活动在类似本能的文化修养的支配下，形成了跟其他民族不同的审美心理结构。这种心理定势虽非为群体所自觉，但却可以达到很高的自觉性，借用一句歌词，叫做“从来也不需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不用去想，不用去说，却深深地烙印在群体的心灵深处，引导着民族成员的审美活动按照民族文化的特定结构而展开。尤其当这种集体无意识和通过社会教化而得到的集体意识的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的时候，它对民族审美文化的作用就表现得更为强烈，更为生动。
二、民族审美思想范畴与媒介的确立
《周易》对于民族审美文化的作用，还表现在审美范畴的建构与艺术媒介的选择上。
范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产物，一定的范畴反映着人对客观世界认识和掌握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列宁曾把范畴称为“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的纽结”〔4〕。 “自然现象之网”诸方面关系在实践中向人不断展开，人类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思维之网的“网上的纽结”（范畴）也逐渐形成、丰富、展开，成为人类各种科学知识赖以系统化和科学化的“纽结”。由于生活在不同的条件下的人们，在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途径、重点及发展阶段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就会导致思维之网和科学体系的纽结，相应地产生一定的特殊性。这种情况在古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相当明显的民族特征，它不同于西方美学范畴的分析性和演绎性，主要不是运用理性逻辑对审美对象的性质与主体审美感受的类型，作出精确的分析和明晰的界定，而大多表现为直感性或体验性的，许多范畴本身就是生动的审美经验的感性展示，体现出中华文化强烈的个性特征。这一现象的出现确实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有人认为，长期稳定的小农经济以及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建立的长期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固然是造成中国美学独立体系的根本原因，而以“象形”为本原的汉字的特殊的形声信息系统，以笔墨为工具的中国书法艺术与绘画艺术的特殊媒介材料，以诗歌、抒情散文为正宗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道路，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伦理哲学对中国艺术发展的特殊作用，都是影响中国美学范畴体系形成的不可忽略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经济、政治、艺术和伦理方面之所以会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特殊性，还有更为深刻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人种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华夏先民的文化积累。《周易》正是这一积累的产物，它对中国人的各种文化发展奠定了历史基因。中国美学范畴的独特体系的形成，同样离不开《周易》的特殊作用。
其实，在《周易》的卦辞、爻辞及《易传》中，已经具体地提供了许多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从其语言表达到内在意蕴，都和古代美学范畴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这就说明《周易》不但以其民族文化的总体框架，规范着后世包括审美文化在内的各类文化的发展，而且为美学范畴体系直接提供了最基本的概念，它是民族美学范畴的本原。例如阴阳、刚柔、动静、虚实等概念，都逐步发展成中国美学的基本范畴，在悠久的民族文化发展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学术价值和使用功能。
《易经》符号系统就是阴、阳两种爻画的基本形式的有序组合，这表明阴阳是《周易》把握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的最为原初的范畴，并且成为后世思想家一直关注的对象。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阴阳一太极实体，惟其富有充满于虚空，故变化日新，而六十四卦吉凶大业生焉。阴阳之消长隐现不可测，而天地人物屈伸往来之故尽于此。知此者，尽易之蕴矣。”〔5〕王夫之把阴阳看作是易的底蕴， 也就是说《周易》是通过对阴阳的消长变化及其隐匿显现，来回答自然宇宙和社会人事的各种变化的原因的。这样，阴阳不仅成为华夏先哲们认识自然和社会之网的“网上的纽结”，同时也成为把握事物审美属性的基本范畴，人们在对万事万物进行观照的过程中，运用阴阳的范畴可以把握审美对象不同的表现形式的特质，并由此深入到它的内在意蕴，从而获得不同的美感享受。阴阳这一对偶范畴，虽然其自身没有特定的美丑的区别，而主要是事物的形式特征所带来的不同的心理感受，但是由于这一对范畴能够涵盖各种不同的事物，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于是便成为人们认识活动和审美活动的工具，在哲学与美学的领域中形成了带有明显的民族文化色彩的阴阳观念，并且长期作用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活动。从《周易》本身来看，其符号系统十分明确地显示着阴阳的范畴属性，但在卦辞、爻辞中阴阳两字并不多见，而是到了《易传》，有关阴阳的论述就很多了。这大概是由于阴阳两爻作为《易经》的基本符号，刚开始作为书面文化被记录下来时，还只充当单一的传播工具，人们还没有赋予它丰富的意识内容，当这种工具演变为思维范畴之后，它的内涵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深化，最终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至世间一切事物乃至事物的内部构成和外在形式，都可以用阴阳之一对范畴来观照。在这种情况下，阴阳范畴自然进入了美学层次，在与刚柔的结合中演化为阳刚、阴柔的概念，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无论在中国人对于自然美、社会美还是艺术美的创造与鉴赏中，都能发挥其核心范畴的作用。《周易》正是这样通过美学范畴的建构，表现出它对民族审美文化的奠基性作用。《周易》中类似阴阳这一类基本范畴，如刚柔、动静、形神、虚实、有无等等，都成为中国美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即使在近代西方美学思潮的强有力的冲击下，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继续活跃在中国审美文化的舞台上，并且以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世界审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周易》对于民族审美文化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周易》对于民族审美活动的具体影响，还表现在艺术媒介的运用中显示出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一点首先表现在线条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地位与丰富的美学意蕴，尤其在书法艺术中，线条在传情达意方面所达到的美学成就，可以说在世界艺术中是独领风骚的。确实，从原始艺术中可以发现世界各地的早期人类都有用线条刻画岩画的史实，线条确实在各民族的艺术活动中担任过重要的使命。但是，中华民族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相近的民族艺术中，线条从古到今保持着特殊的艺术媒介的功能，一直没有被色彩所构成的块面所取代。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由于《周易》卦爻符号以其元典的品质，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艺术思维和审美创造活动之中。
对此，有人认为是象形文字演变成汉字的文字体系培育了中国艺术重视线条的媒介特征，也有人认为是笔墨书写工具的特殊性，为中国的线条艺术创造了条件。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却不是根本原因。因为古代亚述人的楔形文字、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同样具有发展线条艺术的可能，但却没有成为事实；以笔墨为书写工具确实对后世的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高度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在使用笔墨之前的甲骨文、金文直到刻在竹简上的篆书都已经具备了很高的美学价值与文化特色。因此，笔墨是中国线条艺术高度发达的后续条件，却不是它的决定因素。笔者认为，只有《周易》卦爻符号的线条形式，以其经典性的权威色彩在民族艺术中的强大感召力，才成为中国艺术在媒介运用上的特殊的偏爱。欧洲、非洲诸民族在他们的原始艺术中同样经历过大量使用线条的史实，各种岩画至今仍有实物保存下来，但这种传统却在这些民族进入文明之门时被中断了。这是由于他们在历史转折时期运用了其它形式的媒介来记录民族口头文化中的经典成分，使艺术创造在媒介的运用上朝着另外一种方向发展。
卦爻符号使用线条而不是其它形式的媒介，这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人类学内容。正是由于华夏先民中最通行的占卦方式是用火灼龟壳高起的地方，灼出来的裂缝成为人们能否从事某项重大活动的依据，龟卜应该说与汉字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的占卜活动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而最为盛行，并由此孕育了甲骨文这一文明瑰宝。采用龟壳来占卜，这就显示了华夏先民们对龟壳纹路的敏锐的感知能力，这些纹路构成的几何形网络，以清晰的线条、有趣的图形因此被赋予某种神秘的色彩。尤其当人们在为食用龟肉而用火烧烤使龟壳的裂缝呈现出种种变化时，就引起更为巨大的惊异，按照当时的认识能力，很自然地被纳入巫术活动的系统。这种占卜活动比起人类学著作所介绍的其它民族采用过的梦占卜、内脏占卜或从植物生长的方向、形态进行预测的占卜方法，可以说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它不但具有人的主动性（烧灼龟壳），而且还有比较具体的兆像。这就能够在不断的积累中，逐步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各种复杂的龟卜纹象在内容上被总结成天道、地道、人道的相关联系，在形式上被抽象成阳爻、阴爻不同形态的线条，同时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共同源头。
正是由于卦爻符号以线条的形式，在民族文化的早期发展中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使得线条在后世的审美创造中得到了特别充分的发展。中国绘画艺术用线条作为最基本的造型媒介，不是用细致的摹仿和具象的写实去描摹客观的物象，而是用带有一定抽象意味的线条墨色，通过一定的艺术概括的方式去表现艺术意象，用墨色和虚白代替了客观世界各类事物的光线色彩和不同块面的造型组合。在墨象淋漓、线型流转的快速挥洒中，艺术家在得心应手的线的勾勒中，把内在生命的流动、情感的勃发，畅通无阻地在线条的舒展中对象化了。与绘画相关的书法艺术，以更抽象的线的形式，通过线条在运行中表现出来的节奏感、韵味感，以及笔画的轻重缓急、浓淡燥润的变化，在发挥文字传达信息的媒介作用之处，更进一步地显示出线条在形式变化中所蕴涵的意味。以卦爻符号为源头的民族艺术创造活动，最终形成了审美能力上的独特品格，以独树一帜的艺术样式和特长擅长的表现技能，构成了民族审美文化在艺术创造中的鲜明个性。
三、社会审美创造方法与观念的导引
《周易》对于民族审美文化的作用还表现在思维方法的养成与审美观念内涵的确立上。比是涵盖《周易》的重要的思维方法，从天道、地道的特定现象去得出人道的未来发展趋向，并且以此作为引导行动的依据。这样做的基本思路就在于天道、地道可以和人道建立一种广泛的比照关系，通过占卜的方式，从卦爻图像中先形成一个具体的自然事物的形象，然后再从这一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道的未来发展的答案。这样，在《周易》的文字系统中，卦爻图像引伸出具体的自然事物和相关的社会人事前景。几种不同的事物，在结构形式相关性的基础上，被联系在一起，事物之间异质同构的联系被看作具有内涵相通结构相同表现形式有异的网络，并由此而建构起一个内涵深邃的文化体系。这种情况在“经”与“传”中都有相当鲜明的表现，而在《易传》中有时简直成为相当规范的通则。例如《象传》中的表述方式，都是把特定的天文、地理现象和预测的人文现象组合在一起，请看下面这些例子：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象曰：“云上于天，雷，君子以饮食宴乐。”《周易》把不同性质的事物通过相互比拟的方法联系在一起，其思维方法的基础是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律。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指出：“原始人的意识已经预先充满了大量的集体表象，靠了这些集体表象，一切客体、存在物体或者人制作的物品总是被想象成拥有大量神秘属性的。因而，对现象的客观联系往往根本不加考虑的原始意识，却对现象之间的这些或虚或实的神秘联系表现出特别的注意。原始人的表象之间的预先形成的关联不是从经验中得来的，而且经验也无力来反对这些关联。”“这里，有一个因素是在这些关系中永远存在的。这些关系全都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包含着那个作为集体表象之一部分的人和物之间的‘互渗’。”〔6 〕《周易》实际上就是先把卦爻图像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然后再跟社会现象相沟通，从龟卜的符号经自然现象最后直指人事状况，其互相渗透的关联是建立在比拟这一思维方法上的。当思维的许多具体内容被历史长河的流动所冲刷掉之后，思维方法却深深扎根在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中，并且表现在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周易》中的比拟方法，从夏、商、周直到今天，仍活跃在中华民族的审美活动中，并且在不同的文化层面都闪现出耀眼的光彩。
在伦理审美领域，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的比拟，引导了先秦“比德说”的产生。这一学说以“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从人的伦理道德出发，去审视自然界山石河流的存在形式与草木鸟兽的生存习性所包含的审美意蕴，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人的道德、情操。这一方面使自然事物的属性人格化，另一方面又把人的道德品行客观化，而比拟正是沟通两者的桥梁。正是由于《周易》在方法的范本作用，“比德”这种审美方式一直活跃在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中，至今仍有相当的生命力，它并没有因为魏晋时期人们对自然美的自觉而产生的“畅神”的观念而消亡，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属于伦理审美范畴的，自然事物只是作为对人格美的观照的启示和媒介。从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苏东坡爱竹及茅盾的《白杨礼赞》、杨朔的《荔枝蜜》这些文学作品中，可以发现，以《周易》的比拟为基本思维方法的“比德”说，对于民族审美思维方法的作用的长久与深刻。
在文学艺术领域，《周易》所使用的比拟方法，直接促成了“比、兴”两种表现手法的产生与发展，它们跟“赋”一起，成为诗三百篇最重要的艺术方法。《周礼·春宫》指出：“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则称诗“六义”。对所谓“诗有六义”的说法，孔颖达曾提出过这样一种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7〕这就是说， 风、雅、颂是《诗》的体裁，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朱熹对于比、兴两法的界定是值得重视的，他说：“比则取物为比，兴则托物兴词。”〔8 〕他区分了比是通过“以彼物比此物”的方式使两类不同的事物发生联系，兴是以某种特定的事物来引发诗歌语言。前者着重于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后者则偏重于物与情的交流；前者在《周易》本身已经得到充分表现，后者是经过了从易象向原始兴象的转变，最终演变成规范化的兴的形式的过程。正如闻一多所指出：“象与兴实际都是隐，有话不能明说的隐。所以《易》有《诗》的效果，《诗》也有《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别。”〔9 〕赵沛霖则进一步指出：“具有易象本质特征的原始兴象的出现，是一般的规范化的诗歌艺术形式和方法的兴产生过程中的十分关键的一步。……原始兴象在诗中出现的形式有一个从不规范逐渐趋向规范，从不稳定逐渐趋向稳定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原始兴象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观念内容，形成创作诗的共同的内在型范，并外化为形式，即一般的规范化的兴的形式。”〔10〕这一分析更清楚地揭示了《周易》在兴的艺术方法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周易》还提出了“立象以尽意”等一系列建构审美意象的方法。《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这就是说，整部《易经》都是象，八卦和六十四卦，是写万物之形象；卦辞和爻辞，取天地阴阳万物之象。因为《周易》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圣人通过卦象来仿效各种天象，用以显示事物的变化并决断凶吉。《系辞上》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周易》不但阐明了易象的本质意义。而且还进一步规范了易象的特征，多层次地揭示象与意的复杂关系，由此创造了以意象为核心的艺术审美体系。对于这一问题，已有很多论述，本文就不再重复了。值得指出的是，笔者强调《周易》对于意象建构的方法论意义，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
《周易》对于民族审美文化的奠基性作用还表现在一系列审美观念的形成上。每一个民族的审美活动，总会表现出一定的偏爱和特殊的趣味。这是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文化特征造成的。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曾经通过对欧洲艺术史上那些堪称里程碑的艺术成就的分析，在对不同民族的自然气候与精神气候的比较中，指出各自在审美趣味上的特殊性。他的研究在美学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充分注意到民族的哲理精神在其审美趣味特定倾向的产生中所发挥的作用。《周易》在其深邃的思想体系中，对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作出了强有力的引导和规范，从心理原型到心理定势，从审美范畴到艺术媒介，最终形成了系统的审美观念，并且长久地影响着民族成员对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的追求，并且在这种持久的追求中得到不断的强化。
《周易》对于审美观念的引导与规范主要集中表现在变、通、和这三方面的内容。所谓变，就是指《周易》以其重视变化的思想内涵，促成了人们在审美活动中追求变化的观念的形成。《系辞上》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生生之为易”，又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正是由于《周易》中的变化观念，深刻地作用于中国人的审美活动，尤其是在艺术美的观念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的诗歌，讲究抑扬顿挫的语调变化；戏剧则是有规律的自由的表演体系，以空灵和写意的手法去拓展舞台空间，为表演的灵活变化创造条件；中国园林强调景观的多面性，有所谓景随步移的说法，让游人在视点的转换中感受到不断变化的审美对象；建筑艺术重视空间的变化，在明与暗、宽与窄、方与圆、高与低的变化中显示出建筑艺术的动态美。所有这些，都跟《周易》有密切的关系，中国艺术追求气势、运动、韵律、空灵这样一些审美理想，其理论基础就在于《周易》的变化观念。
《周易》鲜明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天道、地道、与人道相通。这种通达观念的核心不是简单的凑合，而是不同类型的事物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它建立在万物由阴阳两种力量的推动，在矛盾中产生变化，最后达到相互沟通的境界。在《乾卦》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就对人的活动与自然的契合，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和充分的肯定。《系辞下》更深刻地阐明了“通”的伟大意义，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周易》对于通达的张扬，为后世确立了通达就是美的理论基础，引导人们在遵循事物规律的前提下展开自己的活动，在真与善的契合通畅中创造美。
《周易》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对立的事物可以达到和谐统一，并且赋予这种和谐以美好的品质。阴阳两爻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一个卦象，又将八种有差异的卦象组合成一个系统。这八个经卦，两者之间有四个对立的：乾与坤相对，巽与震相对，坎与离相对，艮与兑相对。这些相互对立的卦象，同时又具有必然统一的趋向。它们所表示的八种自然现象，同样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天与地、雷与风、水与火、山与泽，这些性质相对的事物却具有一种特殊的内在联系。这就充分显示了《周易》所包含的辩证法的深刻性与普遍性。由这一哲学思想而催化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也就必然重视多样统一的美学观念。如《国语》中记载着郑国史伯这样一段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这段话充分显示了多样性或对立性因素的统一所达到的和谐，才能使这一协调均衡的整体具有美的价值。又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成为中国人最为重要的美学思想。美来源于和，因而美就是和，和就是美的思想为中国人所普遍接受，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就再次证明，《周易》作为民族文化的元典，对于民族审美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任何别的典籍所无法取代的。
注释：
〔1〕〔2〕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第109页；第3 卷（上）第35页，商务印书馆。
〔3〕李述一《文化无意识》，《哲学研究》，1988，2期。
〔4〕《列宁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页。
〔5〕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
〔6〕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69页，商务印书馆，1985。
〔7〕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
〔8〕朱熹《楚辞集注》。
〔9〕闻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6，118页。
〔10〕赵沛霖《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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