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兼论韩国新村运动提高社会资本的实践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社会论文,韩国论文,新村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社会资本是指建立在信任和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多地着眼于一种社会关系，一种文化环境，表现出组织合作、共同准则与人际信任所具有的那些能够降低协调与合作成本，增加社会生产能力的特征。肯尼斯·纽顿认为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的共同体的一员，从而构成了将社会聚合在一起的粘合剂。[6] 155-156因此，从积极的意义上说，社会资本不同于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它是关系性的、社会性的，它更强调人们相互互惠合作关系以及进行社会合作的可能性。社会资本所蕴涵的是一种比较自由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为更大范围的社会合作提供了条件和驱动力，也是将社会成员在更大的范围内联系起来的利益基础。因为互利互惠、分享共同的利益，避免了群体内部恶性的争斗和制度上的等级化，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为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合作提供了平台，并构成了任何集体性的社会活动的基础。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一起工作，从而节约了社会的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避免人们时刻陷入囚徒困境中。“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平衡的信息之流通；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5] 203-205“由于各种原因，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6] 167
(二)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
新制度主义学派非常强调，文明制度结构的成长和运行取决于所运行其中的社会信任，这是因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形成人类交往的约束性因素，并对政治、社会和经济产生结构性影响。[7] 如果制度不是自下而上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理性建构的，并强制公民消极服从，那么制度就不可能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资源，反而成为消散资源的结构性障碍。政府政策的社会基础是指社会公众对政策的支持程度。如果政府和社会之间具备良好的社会资本，如信任、关系网络等，会有助于社会产生对政府的长远预期，由此扩大社会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公共政策更能反映公共意志，更能取得合法性认同，从而更有效、更准确，政策过程也更趋科学化、民主化。公民参与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积极性更高，这其实也是一个善治的过程，即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友好合作，它有赖于公民的自愿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要求公民的积极参与，通过合作、协商等方式，形成一个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网络。公共政策的整个运作过程都是以公众利益为基础的，一方面，公共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集团，代表民众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来源于公民社会。公民通过及时反映社会公共问题或公共舆论来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使政策能准确解决公共问题，以防浪费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民众又是公共政策的执行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需要决策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密切合作，从而构建起相互的信任机制。社会资本的状况决定着政策制定的善与恶、政策执行的好与坏，决定着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和面貌，从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三)增进政府治理的绩效
一定的社会资本可以形成政府和社会之间充分的信任关系以及社会参与政府治理过程的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联合作用和分工合作，政府集中资源致力于全国性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提供，社会保持对政府行政过程的参与、支持和监督，同时搞好自我治理。这种联合作用的形成，必将在根本上增进政府的治理绩效。另外，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关系、互惠规范和网络，同样会促使政府产生对社会的良好预期，促进政府公职人员为社会公共福祉而进取的意志与决心。摩里的研究则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通过对地方社会的研究指出，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来自于他们所在的地方社会，和地方社会保持着很强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官员深深融入了地方社会，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官员不会忽视来自地方社会的诉求，不会碌碌无为，而是增强了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感，并积极投身于地方的公共事务。
(四)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
现代的和谐社会应当是在一种价值理念的支撑下，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制定良好的政策，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来控制和整合社会，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以达到和谐的目标。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社会各方双赢互利的社会，所以社会和谐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追求和目标。然而，社会和谐的实现应以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前提，如果社会资本存量不足乃至缺失，社会和谐的实现必将受阻甚至无从说起，和谐社会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支撑关系。很难设想在一个充满怀疑、猜忌和相互陷害的环境中，公民个体之间能够形成协同一致的发展目标，能够具有团结、合作和信任的公共精神，能够形成良性的公民参与的互惠网络，来实现和谐相处的目标。所以只有公民都具有团结、合作、互信的公共精神，具有高度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社会的正式规则和内在制度规范完善，社会和谐才能实现。具体来说，社会信任的氛围是秩序形成的内在要求，社会和人际间信任程度的高低和人们是否倾向于相互合作的行为意识会影响社会凝聚力，作用于政治稳定。而适度的参与意识会起到一种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有助于人们不满情绪的宣泄和在参与中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韩国在新村运动中提高社会资本的实践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实施了世界闻名的“新村运动”，使其顺利地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韩国新村运动与以往其他任何类似的建设运动的最大区别在于：政府在信任民众的基础上，启发、唤醒和发挥农民自身的智慧、合作精神、自主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促使民众广泛参与网络，并使全国范围的支持网络形成，而这正是新村运动持续有效开展并取得成功的“内源性动力”，也就是普特南所论证的社会发展中所必需的社会资本。按照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网络是一种高度信任的，把资源的不同所有者连接起来的合作机制，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法国学者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一种有意识的投资策略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形成关系网络的基础。韩国朴正熙总统也认为，“一个微小的行动比说大话好”，“一个人保持自家门口的清洁卫生比只顾讲爱国重要得多。”[1] 40所以，韩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对全国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参与新村运动，促成全国范围的公共参与网络的形成，以提高全国社会资本存量和增量。笔者认为，韩国的新村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在于政府采用多种措施提高和重构社会资本，以促进新村运动集体行动、项目建设、政府治理及政策实施和社会和谐的有效实现。
(一)促进民众普遍参与网络的形成
1.激励民众的参与积极性
为了激励民众的参与行为，在韩国新村运动项目开始，选择的是改善居住环境，而不是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第一，对于村民来说，“改善道路系统、农家住房、引用水系统和排污系统是最迫切的需求；第二，改善生活环境比改善生产设施更能吸引村民参与。因为新村运动的目标是提高农民的生活伦理，能够更容易引导全体村民参加的项目是最理想的”[1] 47。在第二年，政府只援助那些在第一年村民积极参与的村庄，而对那些村民不积极参与的村庄不提供援助，这种差别性的援助措施促进原先不积极参与的村庄积极参与了这项活动。并且，在项目的第三年，为了促进村子之间的竞争，政府根据参与程度把全国的村子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即自立村子、自助村子和基础村子。参与程度由乡镇(面)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根据掌握的村民参与的活跃信息对每个村子进行测量。另外，政府鼓励自立村庄的村民继续提高并且帮助那些基础村子改善他们的状况。当地政府鼓励自立村子在村边道路通过的地方建立石头纪念碑，把全村村民的名字刻上去，使经过的人们能够认识到他们村子的地位以及是新村项目骄傲的参与者。
2.成立民间的村庄发展委员会
在新村运动中，为了让农民自己办事、自己管事，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每个村庄都民主选举产生一个由5-10人组成的村庄发展委员会，决定援助物资应该用于村中哪些地方。另外，还各选出一名男性和女性为村庄领导人，独立于现存的作为正式代表的村长(里长)。政府的意图很简单，只是现在具有准公务员性质的村长(里长)是要村民为其公共服务支付报酬，而获取报酬的领导人在引导村民参与新村项目建设是有局限性的。对村民失去示范性，不能充分发挥村民参与的积极性。让农民选出“指导者”，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政府大力倡导、支持“新村运动”，但具体上什么项目，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政府确定若干项目，包括屋顶改造、道路硬化、建自来水管道等，由村民讨论选择最急需的项目。项目获得县级政府的批准后，政府再发水泥、钢筋支持，政府给农民配套。每个村选出的新村建设指导者，负责组织大家的行动，里长(即村长)只管服务。我们现在搞项目，是由中央给项目给钱，由基层政府和农民配套。韩国与此相反，着重调动农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
3.成立民间的妇女协会
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农村妇女的地位从未提高过。过去主流文化中的男尊女卑思想比较严重，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新村项目为开发女性领导能力并发挥其参与作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由于新村项目的目标是提升农民的生活伦理水平，大多数妇女对这些项目很欢迎，而新村项目给农村妇女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提高妇女地位的机会。很自然，妇女表现比男子更积极，因为妇女更渴望改善传统生活环境。尤其是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家庭妇女热情最高。在户数平均为60的许多村庄里，妇女们成立了妇女协会，协会的领导人也是村里的领导人。妇女协会除了实施正式的新村项目外，还从事了许多其他社会事务。例如焚烧扑克牌抵制赌博仪式、成立村消费合作社、开展募捐活动筹集资金支持新村项目建设、组织年老父母集体旅游、农忙季节集体互助做饭、成立非正式的信用组织、改变婚丧落后习俗，等等。由于通过妇女协会参与新村项目建设活动，不仅促进了新村运动的有效开展，而且妇女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极大提高。
4.成立民间的农业合作组织
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新村运动，农业单位协同组合(以下简称农协)，尤其是基层农协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为新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到1986年为止，单位农协达1463个，特殊农协42个，组合员达200万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农民组织体系。在政府的支持下，韩国农协在保证政府对分散农户新村建设的宏观调控与指导下，组织农民按照自助、自立原则进行互助生产和联合销售，通过购买、销售、农产品、金融、信用、共济等经营和管理活动，在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传统的韩国农民没有储蓄的习惯，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而且储蓄额不断增大，1971年每户农民的储蓄额只有4300韩元(时价12美元)，到了1978年则增长到24万韩元(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有70％来自政府的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而到了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农协的信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储蓄，农协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此外，农民所需的化肥、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资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壮大。
5.建立了村会堂会所
村里的会堂在促进民众参与网络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活动的场所。所以，新村运动开始的第二年，各地纷纷建立村民会馆。大多数村里的上项目会议都在会堂里进行，而且，会堂还为村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本村经济发展的场所。[1] 981978年，村会堂的数量基本与全国村级单位的数量相同。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也提供了领导人办公和老人休息的地方。并且，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还收集了各种统计资料，并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如何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二)促进了全国范围合作支持网络的形成
1.提高全国各界的参与意识和行为
为了达到全国各界对新村运动的理解和支持，在20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韩国社会各界负责人都参加了与村庄领导人一起的培训。从国会议员、部长、教授、法官到新闻记者、企业家等。大家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住同一个宿舍。通过平等相处，大家受到村庄领导人的奉献精神、新村运动所取得成就的鼓舞。对于高级官员的培训使得更多的公共资源被用于农村的现代化。村庄领导人也感觉到他们所做的事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更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其他各方人士参与培训，促进新村运动在全国顺利开展。特别是商界人事的参与，使他们认识到农民生活的艰辛，从而改善劳资关系，加强职工培训，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增加对新村运动的支持。而且，为了让政府高级官员了解农民的勤劳、自助、合作的精神，在每月经济计划部举行的经济月评会议上，朴正熙总统都让人安排了关于成功农民的案例。从1970年到1979年，所有的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都要参加这样的会议。“谈到农民问题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朴正熙总统都用农民的语言即席演讲。他对农业问题的深刻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诚意使农民信任他，他对农业问题的认识是合理的，他的解决方法是有针对性的。政府官员在向他汇报之前，需要去了解农业问题。”[1] 75而且每次会后，朴总统都与出席会议的农民共进午餐，并且农民所在郡(县)和面(乡镇)的官员也有机会同席入座。这让这些地方官员感到极大的荣幸，激励他们会尽力让辖区内出现更多的成功典范。
2.促进全国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与支持
为了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单靠农业部门是不行的，需要政府各部门的协力合作。为了更好地开展新村运动，政府设立了相应的机构：一是领导机构。中央设本部，下设7个会员团体，有调查研修、新闻社、新村研修院、新村青少年中央联合会、新村图书中央会和新村体育会。二是组织机构。成立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总会设在水原，专门培养和训练新村运动各方面人才。协议会下设13个市场道协议会、230个市郡协议会、3177个邑协议会，拥有16.5万精干的指导骨干，他们在全国城乡各个系统指导新村运动。新村运动的成功离不开所有部门的协力合作所形成的支持网络。
简短的总结与思考
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它产生的基础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持续互动。持续互动形成普遍的参与网络。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外显载体，信任是参与网络形成的基础，规范是维护参与网络持久的重要条件，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也是相互促进和加强的。普遍的互惠合作规范可以有效地减少机会主义的行为，将促使那些经历重复互惠合作的人之间的信任水平增加，而紧密的社会互动网络将增加游戏理论中所说的关系的重复和联系，从而也将增加社会信任水平。信任水平的提高和信任度的加强则有利于互惠规范的顺利实现和参与网络的稳定发展。所以，韩国的新村运动从本质上讲，是政府通过各种措施，促使民众之间及全国范围内各方参与网络的形成，增加民众之间的信任，不断形成勤劳、自立、互助、合作等规范的过程，即是不断提高社会资本存量与增量的成功尝试和具体实践过程。由于韩国是我国的近邻，不仅有着相似的文化、地理背景，而且新村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原因，也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的情况十分相近。所以，在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韩国的新村运动经验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国内对新村运动成功经验的研究大多停留在“韩国经验”的表层，如关于农村环境、住宅、设施、道路、电气化、饮用水、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农村金融、农民教育、农民协会等，而对韩国新村运动如何启发和唤醒农民自主、自立、勤勉、合作精神，激发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他们的参与意识和能力等深层次方面的具体策略则关注不够。目前，在中国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如何提高农民互助合作的集体行动，如何参与公共产品建设与维护，如何提高政府的地方治理绩效、政策制度的效率以及社会和谐的建构等方面，笔者认为，都要从提高社会资本的角度加以思考，才能真正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