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类学理论及其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启示——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教育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论文,朝鲜族论文,学理论文,为例论文,其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311（2010）01－0102－04
生态人类学是指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生态学的知识，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关系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在人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人口流动、社会组织、技术、文化形态等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环境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其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迅速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本文将在对生态人类学主要理论进行简要概括的同时，阐述其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州）农村朝鲜族学校布局调整的启示。
一、生态人类学理论发展及主要观点
人类从原始时代就掌握了很多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知识，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人类学学者对人类与环境、文化之间的关注历史非常长久。从古代希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后来的孟德斯鸠、E·亨廷顿，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运用简单的因果推理和单线进化理论，都涉足了一些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到了20世纪50年代，斯图尔德全面、细致地开展了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开辟了“文化生态学”理论的新视野。1968年，美国学者维达和拉帕波特首次提出了“生态人类学”这一概念。至此，生态人类学才逐渐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人类学分支学科。
（一）斯图尔德与文化生态学
美国学者斯图尔德是生态人类学的开创者，他在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的理论》，为生态人类学学科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斯图尔德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认为文化是人与能源、资源等沟通的一个桥梁。人类通过文化认识到能源或资源，同时又通过文化获取、利用能源或资源。因此，他提出文化生态学要研究生态环境、生物有机体与文化要素三者之间的关系，即确定了文化人类学的三个研究范围——探讨生产技术或工具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生产技术与人的“行为”方式的关系、“行为”方式对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
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核心”的概念，并指出“文化核心”决定“文化类型”。“文化核心”是指直接源于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文化特质。而较少受环境影响的文化特质的定义为“次要特质”，主要由纯粹的文化—历史因素所决定。他指出文化类型是基于共时的、功能的、生态的因素以及为一个特定的历时的或发展水平所代表的文化特征。文化类型由核心特征组成，核心特征相同的文化可划归为同一类型。斯图尔德举出了狩猎和采集者的文化类型、父系群队的文化类型、农民的文化类型、封建社会的文化类型等文化类型。他认为不同地区产生相似类型是因环境、食物资源及获取的方法、人口密度、社会政治等因素互相联系和作用的结果，是核心特征的聚集和高度整合的结果。
斯图尔德探讨了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生态适应的多样性、文化生态应用的多种案例等当时文化生态学的焦点问题，使生态人类学较为全面的理论以及方法论得以形成。但斯图尔德也有不足之处，如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经济体系，对于他所谓的“文化核心”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重视不足等。
（二）马文·哈里斯与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借用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结构决定论，即“客位行为的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盖然地决定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又盖然地决定行为和思想的主位上层建筑”。[1]他认为所有的文化特征，包括技术、居住模式、宗教信仰与仪式都是人类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
主客位观点是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核心。主位观点以参与者或文化负荷者的观念和范畴为准，即以本地提供消息的人的描述和分析的恰当性为最终判断。客位观点把旁观者在描述和分析中使用的范畴和概念作为最终的判断。[1]他以印度圣牛之谜的解答为例具体说明了以上两种研究方法：从客位方法人类学家所处的西方文化认知框架来看，这种对牛的禁忌是非理性的；从主位方法当地人的思维方式来看是理性的。因为在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印度，如果发展牛肉市场，就可能使有限的可耕地转用于饲养家畜，而不是用于维系不断增长的人口之生存。印度人对牛肉的厌弃才使这个国家巨大的人口吃到的动物性食物更多一些，而不是更少。[2]此外，在印度的土地与气候条件之下，牛是最便宜也最有效的拉犁动物，牛还有其他动物无法替代的多种用途——提供牛奶、耕地、运输及可作为燃料、肥料和地面覆盖物的粪便，对牛的禁忌实际上是维护了印度的生存与发展。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试图避免斯图尔德把文化特征划分为文化核心和外围部分所引起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困难。但他对文化特征以合理性为依据的解释，仍然带有浓重的人口—技术—经济—环境决定论色彩。在对印度圣牛之谜的解释以及后来的狩猎—采集者体系说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痕迹。
（三）系统生态理论
20世纪50年代在“一般系统论”的影响下，系统生态学的研究应运而生。“一般系统论”是由生物学家贝特兰菲等人所创立，用来说明生物群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体系。一般系统论不只研究物质，也研究非物质的方面。因为人类为生物圈中的一个种属，因而生态系统的概念被人类学家所采用和借鉴。
生态系统就是在一定空间中，共同栖居着的所有生物，即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系统生态学采用了生物学中的系统概念，形成了生态系统途径，研究系统内物质交换过程中人类与其他生命体及非生命物质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方法论上采用了系统分析法，首先确定一个系统的界域与环境；其次要建立复杂事物的系统模型，这样，系统的行为就能被研究和预测。这一理论十分关注生态系统内的平衡，认为各种物质间的交换都遵循着平衡—失衡—平衡的状态规律。
虽然系统生态论有因果循环目的论的色彩，但它强调了人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开阔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思路。在研究方法上，运用测量法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进行的各种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研究方法。
（四）民族生态学
民族生态学是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认知人类学的一个分支。60年代兴起的认知人类学，开始关注人类活动的动因目标、动机、假想、信仰、对人类行动的社会和文化后果的研究。“民族生态学”是对特定文化传统和环境的感知，从而得到当地人所具有的世界观。民族生态学认为环境不是一个实在，而是人类感知与解释外部世界的产物，即环境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实际上，民族生态学经常被限定于对一些地域环境的本土分类法的研究，或仅对一系列动物和植物物种名字和用途的描述性记录。康克林对菲律宾哈努诺人进行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就是典型的范例。他通过对哈努诺人文化内部结构的分析，识别出哈努诺人本土色彩的分类方式。
二、生态人类学理论对农村朝鲜族学校布局调整的启示
学校布局调整实质上就是一定的适龄受教育人口群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化。合理的学校布局能使教育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学生享受优质教育，得到全面和谐发展，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学校布局因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人口的年龄结构和空间分布变化的不同而不断得到调整。这种调整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而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每一次大规模的学校布局结构调整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反映。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延边州农村朝鲜族学校新一轮学校布局的调整也不例外。
（一）农村朝鲜族学校布局调整是文化类型转型的自然选择
文化类型是不同的民族文化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各种文化特质相互整合的核心特征丛。而核心特征指那些和生计活动与经济安排有密切关联的特质的集合，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如常说的“农耕型”、“游牧型”等。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手段和方式，是应人们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根植于人们生存的文化类型中，又服务于文化类型的要求。特别是研究文化类型的基本问题——生计方式（为获得食物的集团、活动、技术等被总称为生计方式）的转变势必会对教育提出不同的需求。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中、俄、朝三国交界处。延边州内有8个县市，其中6个边境县市，总面积为4.27万平方公里，人口、为221万，其中朝鲜族人口占38％，是全国最大的朝鲜族聚集地。在改革开放前，大部分朝鲜族群众一直从事着水稻作业，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中韩建交以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延边州出现了出国打工热潮，城乡老百姓尤其是朝鲜族纷纷走出国门打工挣钱，许多家庭通过出国或外出打工寻求脱贫致富之路。目前，延边州累计外派劳务人数已达13万多人次，2007年全州出国打工人员向延边境内汇款突破13亿美元，劳务输出成为延边州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劳务经济已成为延边州支柱产业之一。朝鲜族从原来的农耕文化开始逐步向以劳务经济为主的第三产业文化转型。生计方式的转变加速了农村朝鲜族学校的教师流失、生源萎缩，学校布局不合理导致了教育系统的规模效益难以产生、教育资源严重浪费和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效能低下，城乡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通过学校布局调整，适当集中办学，改变教育教学质量低下、办学水平不高的被动局面，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已成为促进延边州农村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经济文化类型转型成为农村朝鲜族学校布局调整的必然结果。
（二）农村朝鲜族学校布局调整是朝鲜族社会系统保持平衡的必然结果
系统生态学理论注重以整体的系统观念研究事物现象，把现象置身于大的社会环境中作分析和讨论，从而寻求出生态系统的平衡关系。从系统生态学视角看，教育自身便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同时它也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教育生态系统包括教育者、被教育者、教育内容以及教育物资等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交叉的基本要素。教育生态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要保持平衡与和谐。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教育生态系统又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教育生态系统与社会大环境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要守衡。因此，要求各级各类教育在数量、布局等方面的比例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而做出相应的合理的调整。
工业化、现代化的加速发展，使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自然经济状态的农村不断衰退、城镇不断发展。朝鲜族历来就有“卖了耕牛也要让孩子读书”的重教传统。朝鲜族农村务工人员，通过劳务输出，很快就富了起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事业的迅猛发展，使乡土农村的经济社会及相应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程度已不能满足他们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大量农村孩子开始进城念书。教育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失衡，即社会大系统与教育子系统之间失衡，使教育不得不进行改革，特别是人口空间位置上的移动，使学校布局调整迫在眉睫。同时，教育生态内部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失衡，即教育内部系统各要素的发展失衡，加剧了教育系统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按行政建制的乡、村分散人力、财力、物力，而是撤乡并镇或在中心镇重点加强初中校建设，在县城发展高中阶段的教育，在乡镇或中心村办小学，加快职业教育步伐，积极开展民办教育，即按人口规模和转移趋势、社会发展需要规划学校布局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农村朝鲜族学校布局调整是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的客观需求
新时期，朝鲜族生计方式从以水稻作业为主转变为以劳务经济等第三产业为主，直接影响了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劳务经济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朝鲜族大部分青壮年，特别是女性，开始走出家门，走向发达城市，迈出国门。这使涉外婚姻大量增加，大量育龄妇女嫁到韩国、日本等国家，延边州朝鲜族农村社会出现真空状态，好几年都看不到新生儿，只剩下老人和留守儿童。
1995年，延边州朝鲜族农村小学在校生为21778名，农村初中在校生为2 730名，到2005年分别降至5 297名、2351名。① 延边多以山地为主，地广人稀，人口居住分散，朝汉两种教育并存。其学校布局特点是：战线过长，教学点多，布局分散，学校规模小。由于农村中小学生源减少，导致许多教学点学生减少，甚至无学生可教。农村人口老龄化，学校生源锐减，使农村朝鲜族学校布局调整成为必然结果。
在这一背景下，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延边州开展了新一轮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撤并学校，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在“九五”期间延边州共撤并209所中小学，115个教学点，建40所寄宿或通勤制学校，减少教职工1 162人，投入启动资金1.7亿元。在“十五”期间，全州共投入资金1.3亿元，改造危房19.3万平方米，其中，调整和撤并朝鲜族小学83所（专设小学35所，联校48所）、初中14所（专设初中5所、联校9所），办起一批农村寄宿制学校，新建、扩建针对留守儿童的寄宿与学习辅导为一体的“学生之家”7所，基本实现了朝鲜族教育的结构、规模、质量、效益协调发展。① 但随着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和城市人口的猛增，农村学校跨乡镇调整和城市学校的布局调整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十一五”期间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还将继续。
收稿日期：2009－09－09
注释：
① 文中关于延边州朝鲜族学校布局调整的数据由延边州教育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