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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5)05-0008-05 衡水中学在近年来受到教育界和新闻媒体界的高度关注，主要因其“恐怖”的高考升学率而被冠以“超级中学”等名号。据统计，衡水中学已经连续14年成为河北省高考升学率第一的中学，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也能占据全省招生人数的一半左右。2014年，衡水中学的一本上线率更是高达86.6%，稳居全省第一。高考的成功来源于这所学校所创立的“衡水中学教育模式”(以下简称“衡水模式”)，衡水中学的成功引来许多的参观和学习者。如今衡水地区的中学大多都在学习衡水中学的治校模式，外地也有不少同行前来学习教学经验。然而这种成功并没有完全得到外界的一致认同，社会主流舆论和教育专家却把它称之为“高考训练营”，或者是“考试机器加工厂”，给予了众多批判。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衡水模式”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而不该简单地批判或者赞扬。从某种角度上说，把“衡水模式”分析透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教育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衡水模式”的特征及其实质 通过已有的报道及其相关的研究可以发现，“衡水模式”的特征其实并不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精细化的量化考核管理 “衡水模式”的首要特征是强调量化管理。所谓的量化管理，是指以数字为指标，以数学计算为方法，制定标准的管理流程去管理组织以及个人。“衡水模式”就是把学校和学生的一切管理都明确数字化，并以此来制定评价和奖惩标准。衡水中学对于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管理做到数量上的精细化，最主要的体现就在于时间上的管理。[1]207衡水中学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时间精确管理到每一分钟。从每天清晨五点半跑操开始，到每晚上十点关灯睡觉，其间的每一分钟都被精确管理，学生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当然，为了保证学生学习的精力持续，学校为学生留下较为充足的睡眠时间。其次，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内容也被量化管理。为了保证学习的效率，衡水中学对于学习和生活的内容也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连教学任务都有精确的安排，教师和学生不能自由安排。同时为了杜绝无效学习，如上课“走神”“发呆”，甚至是一些如“玩笔”等日常的习惯行为也被严格禁止。此外，衡水中学的奖惩也都是量化评价标准，所有管理规定的行为都有量化评价表，作为考核学生和教师的依据，并且与奖励和惩罚挂钩。 (二)封闭化的考试技能强化训练 虽然国家提倡素质教育很多年，但实际上，应试教育模式仍然占据了基础教育的主流，学校和学生的目标就是通过高考考上理想的大学，衡水中学也不例外。而“衡水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通过封闭化的手段强化了学生的考试技能训练，这类似于运动员通过高强度的封闭训练来应对较为重要的比赛。在衡水中学，练习和复习基本上是学生全部的学习内容，目的就是通过不断重复的考试训练来掌握各种高考题型的做法。衡水中学要训练的就是考试的专家。在这里，学生的兴趣、好奇心、创造性以及心理世界都是不重要的。为了学生能够更好地训练，抵制外界的干扰和诱惑，衡水中学采取了军事化的封闭管理，学生的一切吃穿住行都在学校里面，不能随意外出，网络和手机更不许使用。学生的生活世界也是封闭的，头脑里面只能考虑与考试相关的内容，甚至是男女生之间的交往也受到严格的管制，交往次数过多就是违反学校的纪律。而违反学校纪律的后果就是受到严厉的惩罚，比如写检查、回家反省等等，而且班级也会受到连带影响。 (三)精神化的自我激励与控制 衡水中学也认识到，如此高强度的封闭训练和精细化的管理方式，而且是三年的周期，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激励与管控，教师和学生是没办法坚持下来的。因此，强化学生和教师对于这种教育模式的认同感也是“衡水模式”的重要特征。一是形成明确的目标并获得成就感。衡水中学能够成为大家眼中的超级中学的秘诀就是超高的升学率，能够在这种教育模式中获得高考的成功是学生能够持续高强度训练的根本因素。正如有学生讲道：“来这里就是要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我没有什么权利抱怨规则。我这里学习成绩得到很大的提高，获得了保送的资格，是我第一次人生目标的实现”。当然，很多学生在内心里都抗争过这种模式，“但是与其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还不如认同这种模式，至少它能给你一个好的结果，因为高考不过是那三招两式”[1]211。二是形成浓烈的学习氛围。衡水中学也非常强调形成你追我赶的学校氛围，让学习成绩落后的学生感觉对不起自己、家庭和学校。因为人都有一种从众的心理，有人带头想出办法好好学习自然有人效仿。在衡水中学，学生吃饭速度很快，上厕所背英语单词，睡觉为节省时间不脱衣服等等都是常有的事情。甚至要老师不停催促，学生才去吃饭和睡觉。三是强化学生的自我激励。衡水中学也非常注重学生的自我肯定和鼓励，喊口号和贴标语是学校的“老传统”。所谓“喊口号”就是早操时候大声喊奋斗目标，以此获得刻苦学习的自我动力；所谓“贴标语”就是通过标语时刻提醒学生学习的目的，比如我来学校做什么，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天做得怎么样，等等。 通过分析衡水模式的特征，可以简要地概括其实质，那就是应试教育与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的紧密结合。前者表明了它的目的，后者表明了它的方法。实际上，也正是这个目的决定了方法的应用。应试教育模式不用多言，认为教育就是培养人应对考试的能力。因此，媒体才把衡水中学比喻成“考试机器加工厂”。从提高学生应对考试的能力出发，衡水中学运用了量化管理的一套方法和手段。正如前面所言的，就是把对教师和学生的所有管理都量化成数字，以求能够提高效率，达到最大的产出，提高升学率。不可否认，衡水中学的量化管理有科学的成分，考虑到了时间分配的合理性以及学生的承受能力。但是其本质上仍然是科学主义的教育管理，而不是科学的教育管理，强调标准化、定量化、最优化、程式化。需要肯定的是，衡水中学探索的管理办法在提高升学率上确实有效，取得了现实中的成功，成为一种大家学习的模式。 二、“衡水模式”存在的制度合法性分析 可以说，“衡水模式”代表着当前中学教育的一种实际的制度安排。虽然国家提倡素质教育，但是现实当中衡水中学所代表的做法才取得了最大的合法性，规范着办学行为。这里的合法性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法，而是现实中被人们所认同的权威和秩序。所谓制度的合法性就是社会价值标准的具体体现。因此，只有分析清楚“衡水模式”存在的制度基础，才能更加明白为何会选择这样一种制度模式。 (一)学历竞争社会的存在 教育对于个人而言，一方面在于提升人本身，促进个人在知识、能力以及人格等方面的发展，成为优秀的人才，而另一方面则在于通过教育提升个人以及家庭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好的岗位和收入。但是社会如何评判人才的优秀程度则是一个难题。因为各行各业和个人之间都是千差外别的，要求的知识和能力也各不相同。理想的状态是社会能够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和评判方式，让每一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能力高低找到合适的社会位置。但是社会发展到这一步需要多种条件以及漫长的过程。而比较简单相对也是公平的做法则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进入高等教育，然后通过学历认定其能力高低，学历社会由此形成。“所谓学历社会，是指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时，学历比其他因素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换句话说，学历社会是以文凭为中心、学历至上的社会。在学历社会里，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如就业、晋升、流动、社会声望等都主要受学历高低的影响。”[2]而当前中国社会逐渐步入一个学历高度竞争的社会。社会各行各业招聘人才往往以学历为重，而且越是好的单位越是学历优先。比如很多单位招聘人才明确提出必须是“985”和“211”大学的学生。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人们竞争的是高校的门槛，而在大众高等教育时代，人们竞争的是高校的地位。在高等教育大扩招之后，因为有就业市场的反馈(就业难)，名义上大家上高校的机会增加了，而实际上，高等教育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正如郑也夫所言，我国的教育正陷入越来越激烈的“学历的军备竞赛”中。[3]而衡水中学的做法最大程度上符合了学历社会的要求，学生能够通过高考上名校，实现社会地位的转变，成为“学历军备竞赛”的胜利者。 (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公平是应有之义。而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就是资源配置的公平。也就是让学生能享受到同样的教育机会和条件，而且“在客观上存在着社会发展不平等的历史时期，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不平等’的矫正)。”[4]但是在当前的中国，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地培养优秀人才，国家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形成了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区别。这就是所谓的重点校的制度安排。初始的制度选择会自我强化，这就是“路径依赖”。重点学校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获取更大的资源配置，势必加剧其他学校资源配置能力的减弱。当前，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在资源配置上的差别越来越大。衡水中学被称为“超级中学”，不仅仅是高考的成功，更是因为其资源配置能力的强大，集中了一个地区最优秀的学生和教师以及教育条件。正如有不少学者指出的，超级中学就像“黑洞”，吸收其他学校的能量，从而破坏了教育整体的生态平衡。衡水中学的存在已经导致其他高中办学能力的衰弱。正如一位基层教师所言：“原来县里的中学每年都有一些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可是近年来，优质生源都跑到衡水中学去了，老师们费很大的劲，都培养不出一名清华、北大生。”在这种资源配置制度安排之下，学生家长只能“择校”，千方百计把学生送到这种超级中学来。另一方面超级中学也千方百计地增强自身的资源配置能力，奖励优秀生源，重奖优秀教师，等等。而为了获得政绩，地方政府也通过土地、经费以及政策等措施支持这些超级中学，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在当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格局下，衡水中学是资源配置的获益者。 (三)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 社会阶层是指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在一个开放有序的社会里，各阶层之间能够流动，个人可以依靠后天努力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一个封闭失衡的社会里，个人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社会阶层之间趋于稳定，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被遗传。社会流动受阻的情况被称为阶层固化。阶层固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人们竞争起点、机会以及过程的不公平。所谓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不是在同一起跑线起跑，而且跑步规则偏向先起跑者，也就是偏袒权势阶层，那只会造成社会各阶层的差距越拉越大。而在就业体系中，不同的行业、岗位，不但收入相差迥异，而且所获得的社会福利保障也不同，社会地位更不同。而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促使社会流动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即教育成层。“所谓教育成层是指社会成员因具有不同的教育程度，而对社会地位、社会财富、权力、文化和职业进行再分配，使原有的阶级和阶层不断得到补充、再生，使新的阶级和阶层得以形成的过程。”[5]古代的科举和现代的高考都有这种功能。可是在当前受资源分配的不公以及就业市场的不平等政策限制，教育竞争的起点和过程不公平导致教育本身也在“固化”，不仅不能帮助阶层流动，而是帮助阶层固化。学校和学校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省域和省域之间都有着清晰的界限。“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根据杨东平的研究，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不断滑落。面对这种阶层固化的情况，社会底层要想改变命运，除非出国留学或者放弃追求有“含金量”的学历，否则只能通过“苦学”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可以说，“衡水模式”的做法是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一种反映和抗争，学生只能通过这种“人间炼狱”般的学习方式才能改变社会地位甚至是家庭的命运，打破代际遗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衡水模式”是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突破者。 在现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之下，“衡水模式”最大程度上符合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选择。学生可以通过在衡水中学的刻苦学习获得高分，进入好大学，进而在就业市场找到好工作，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衡水中学通过这种办学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办学资源，为自身和教师尽可能改变办学条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高中教育中占得先机；而当地政府则在“衡水模式”中收获了政绩，甚至也能起到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衡水模式”得到了现实的认同，尤其是对于学生和家长而言。然而，在理想中，中国的中学教育甚至是整个教育却不应该是这样的。 三、“衡水模式”的改变及其可能 实际上也是如此，“衡水模式”一方面取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争议，其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应试教育和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的结合使“教育自身”不能完全显现。所谓教育自身是指“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实践活动，在其中，人性(在身心之内，由知情意构成)从智德体等方面得到发展，从而为未来成长提供无限的可能性”[6]。这其中，教育功能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从本体性功能出发，教育应该培养人的知情意，使之成为一个全面发展、人格健全的人。“教育应当以人性灵作为人性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用富含着灵性的文化陶冶和提升人性，使人从自然人提升为社会人。”[7]从实用功能出发，就个人层面而言，教育的目的在于丰富人的知识，提升人的能力，改变社会地位；就国家层面而言，教育还能提升整个民族素质，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等等。总之，教育本身是为人提供无限发展可能的实践活动。 然而，在“衡水模式”中，教育培养的人是“考试人”，虽然过程中学生的知识、能力甚至意志品质也能得到发展，但是原本丰富的“人的其他世界及其发展的可能性”则大大被弱化甚至异化了。“衡水模式”中的学生只有一条道路可供选择。考试不成功，没有考上名牌大学就意味着人生的失败，所谓“创新”“创业”“体育”“艺术”等其他方面都被压抑。更为关键的是，当前中国的教育或多或少都是“衡水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管理的严格程度高低。衡水中学之所以出名就是把这种教育管理模式做到极致。中国的教育没有为学生提供发展的可能性，而是走上了一条“训练—考试—名牌大学—体面工作”的“衡水模式”。它是一种单一化的工具理性的教育模式。换言之，假如“衡水模式”只是我国教育模式的一种，而且是极端的一种，也不会受到如此的批判。毕竟有些人适合走这种人生发展的道路，也能适应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是还有大部分人呢，有没有为他们设计更适应他们发展的教育模式和管理制度呢？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危机所在。正如熊丙奇所言，单一模式下的中国教育没有未来。[8] 正如前面提到的，“衡水模式”是当前学历竞争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的反映。制度的合法性机制告诉人们，制度安排的约束力量不改变，制度本身不会变革，反而会去寻找更大的认同。也就是说，在外部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之下，“衡水模式”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单一化的教育模式只会不断地自我强化和扩大化。要想改变这种情况，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制度环境。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文章只做简要探讨。 第一，建立更加合理的中学分流教育体系。教育分流是教育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指依据学生的学业考试成绩和学术取向测试，将学生分层别类，使之进入不同的学校和课程轨道，并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标准，采用不同方法，教授不同的内容，使之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教育分流直接为学生从事不同职业和进入不同社会阶层奠定了基础。教育分流是教育实践不可缺少的环节和教育体制的构成要素，是实现多元化教育模式的重要体现。世界各国根据自身国情都有教育分流体系，如德国的主体中学、实科中学、文科中学以及综合中学等等，每一个类型都有对应的职业通道。我国的教育分流从高中阶段开始，包括普通教育以及各类职业教育。我国教育分流最大的问题就是偏重普通教育而忽略职业教育，造成职业教育的严重“短腿”。高考完全是按照普通教育的要求进行的，既不符合职业教育的特点，也造成职业教育的低人一等。当然，政府也在进行高考改革，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有的学术型人才高考。这种高考改革对于中国教育多元化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第二，建立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体制。社会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教育的不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最重要的就是教育的公平。而教育的不公平就是享受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省域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已经非常严重。高中教育由于不是义务教育，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尤为严重。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更加刺激了学历的竞争，上不了好的中学就考不上好大学，进而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教育资源的不公平也更加强化中学考试训练加严格管理的做法，因为只有这样中学才能获取更多的资源。我国应当加大教育投入，考虑把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弱化其竞争性；取消重点学校等有违教育公平的政策体系，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完善对弱势群体的资助体系，等等。 第三，建立能力导向社会就业制度。学历社会最大的弊端就是评价方式过于单一，只重文凭不重能力，造成职业之间身份和等级差异，从而强化考试的竞争，造成教育的单一化，限制人的多元发展和就业选择。《中国青年报》曾经刊登一名清华博士当电工的新闻就反映出我国职业歧视的现状，仿佛博士做电工就是大材小用。在现代社会，学历只是就业的要素之一，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更不能画等号。学历只反映学生的在校学习情况，而就业更多侧重岗位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我国应该创造更公平的就业环境和制度，消除就业中学历和身份歧视，对于在就业中明显的学历歧视和社会排斥要给予法律上的惩罚，从而让不同类型的受教育者和从业者都能获得同等的机会和待遇，让每种职业都有尊严和活力，逐步改变学历导向的就业制度。这样才可以使学校获得平等竞争和发展的机会，办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