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治“民族文化之史”的出色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出色论文,成果论文,陈寅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致力于研治“中古民族文化之史”
陈寅恪先生(1890—1969)，江西修水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戊戌维新前后 在湖南推行新政。父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陈寅恪少年时就在家中阅读了大量古代典 籍，熟悉经史，他对文集、小说至佛典，无不浏览。又曾随长兄衡恪赴日本求学数年。 1910年起，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 、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大学攻习比较语言学及其他人文科学、佛学，共达十余年之久。 回国后，先后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 言所历史组主任。抗战期间，随清华大学辗转南迁，到西南联大任教。曾被英国牛津大 学聘为教授，但因太平洋战事阻隔，未能成行。1948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 院系合并后为中山大学教授，直至1969年逝世。在此期间，他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 员，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主要著作有：《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集》、 《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及《二编》。
陈寅恪在国外长期留学和从事研究的经历，使他谙熟西方近代治史方法，在人文科学 领域获得广博的学识。他又有惊人的记忆力，且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具备了阅读蒙、 藏、满、日、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等十多种语文的 能力，这些都成为治史十分有用的辅助工具。同时，他与同时代学者王国维、陈垣、胡 适等人一样，熟悉乾嘉学者严密考证的治史方法，将之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结合起来， 因而在学术上达到很高的造诣。王国维逝世后，陈寅恪为他的遗书作序，云：“先生之 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 ，殆可举三目概括之者。”此三项是：
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二，“取异族之故书与我国之旧籍互相补证”。
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此三项，可以视为中国近代新考证学的共同特点。陈寅恪正是这样看的：“他日吾文 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这三类之外。”(注：陈寅恪：《王静 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显然也 把自己包括在内。王、陈着重研究的领域有所不同。王国维主攻的是上古史。陈寅恪长 期致力的范围是“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此见于他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一 文中对自己的界定。他的治学风格是：采用了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语源学、比较研究 、民族文化关系、因果关系等“外来观念”和方法，与本国文献和乾嘉学者考证方法结 合起来，既善于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又具有比他的先辈们广阔得多的眼光，从比较和 联系中探求一个历史时期带全局性的大事。即是说，陈寅恪治史的特点在后两项，“取 异族之故书与我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论隋唐制度之渊源
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方面致力研究30多年，把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推进到一 个新的阶段，“为我国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出发点”。(注：金应熙 ：《陈寅恪》，见《中国史学家评论》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7页。) 《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称誉陈氏论著中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与制度的观点，其研 究之缜密，立论之严谨和说服力之强，都是以前同类著述里所未曾有过的。并说“此书 的每一章节都很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
完成于40年代初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关于隋 唐史的两部名著。在前一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各种制度的渊源和演变。
陈寅恪认为：“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 暨交趾，东至日本。”对于在历史上有如此重要影响的隋唐制度之渊源演变，作贯通性 的研究，实为历史研究之重要课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的中心论点是：先前 一般史家往往认为隋唐制度承袭西魏、北周的遗绪而来，乃是一种误解。陈氏认为，隋 唐制度共有三源：一是北魏、北齐。“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文化制度 皆属此范围”。其中还包含“河西之一支脉”。二是梁、陈。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 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者，亦为隋代所吸收。以上两源是主要的。第 三才是西魏、北周。他认为“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 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是“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 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其影响“实较微末”。(注：陈寅恪：《隋 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页。)围绕以上中心论点，书中深入 地考证了以下三项：
一、魏至北齐至隋，制度一脉相承
陈寅恪认为，隋朝礼仪制度之来源，《隋书》中实已提供有极重要的线索，此即《高 祖纪下》所载：
仁寿二年闰(十)月己丑诏曰：“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 部尚书奇章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 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辑，实允佥议，可并修定五礼。 ”
牛弘等人修五礼，所据者何朝之礼呢?《礼志·总序》中更有明确记载：
黄初之详定朝仪，则《宋书》言之备矣。梁武始命君儒裁成大典，陈武克平建业，多 准梁旧。(隋)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
此已确凿载明，隋朝制度礼仪，系采南朝萧梁及北齐之仪注，而非依北周之制。对此 ，陈寅恪又举出《通典·礼典·序》的记载可作旁证：“(南朝)齐武帝永明二年诏尚书 令王俭制定五礼。至梁武帝命群儒又裁成焉。陈武帝受禅，多准梁旧。后魏武帝举其大 体，事多阙遗；孝文帝率由旧章，择其令典，朝仪国范焕乎复振。隋文帝(命)牛弘、辛 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
陈氏之着力处是进一步详加考辨，论定所谓北齐仪注导源于北魏，而北魏礼制之关键 人物是王肃。
陈氏指出，北魏之议修朝仪，以太和十七年王肃由萧齐北奔为界线，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此之前，虽然北魏社会由于汉化程度之加深，已将议修朝仪提到议事日程，但当时 因缺乏谙熟南朝礼仪的朝士，故未能称意。此见于《魏书·刘昶传》载：“刘昶，义隆 第九子也，义隆时封义阳王，和平六年间行来降。于时(太和初)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 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亡。”又《魏书·蒋少游传》载：“及诏尚书李冲与 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 ，时致诤竞，积六年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 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少游又为太极立规模，与董尔、王遇参建 之，皆未成而卒。”议礼略具、班赐百官的时间，据《魏书·高祖纪下》载，为太和十 年。陈氏认为，《蒋少游传》中所言少游与刘昶二意相乖，原因即为二人“俱非深习当 日南朝典制最近发展之人，故致互相乖诤”。北魏社会汉化程度加深而礼制未备，这是 拓跋氏政权亟望解决的问题。据此，陈寅恪论定王肃之投奔而大受欢迎，正是北魏社会 制定礼仪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
其事(按：指刘昶、蒋少游议礼意见不合之事)在太和十年以前，即北史肆贰王肃传所 谓“其间朴略，未能淳”者。至太和十七年王肃北奔，孝文帝虚襟相待，盖肃之入北实 当日魏朝之需要故也。(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页。)
陈寅恪把眼光投向更广阔的背景，不独王肃北奔备受礼遇，尚有一批士人，原本生活 于南朝而通晓中原礼制，或因战乱徙居北方，或被俘入魏，因拓跋政权制礼的需要，而 得到知遇任用。陈氏从《魏书》、《北史》各传中寻绎出有房景先、崔休、刘芳、崔光 四人。其中刘芳事迹见于《魏书·刘芳传》(及《北史·刘芳传》)载：“刘芳，彭城人 也。……父邕刘骏兖州长史。芳出后伯父逊之。……邑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 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刘子业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 ，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南部尚 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 见之。……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于 是礼遇日隆。……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高祖宴群臣于华林， 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 笄。’……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 ‘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 。’芳义理精通，类皆如是。……高祖崩于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袭 敛暨于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还 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 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咨访焉。”(注：魏收：《魏书·刘芳传》。)
又根据《魏书·房法寿传》附《景先传》、《北史·崔逞传》附《崔休传》、《魏书 ·崔光传》等史料，陈寅恪遂概括出这些原先南朝士人因通晓礼仪而见重于北魏此一具 有重要意义的结论：
寅恪案：刘芳、崔光皆南朝俘虏，其所以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摹 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注：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9页、第10—11页、第16页。)
陈寅恪更进一步指出了上述隋文帝命牛弘、辛彦之采梁礼及北齐仪注以制订朝礼这一 历史关键，他明确提出不同于常人所见的独特观点，即隋代礼仪制度并不依北周之制， 而主要采用梁代及北齐仪注：
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所谓 梁礼并可概括陈代，以陈礼几全袭梁旧入故，亦即梁陈以降南朝后期之典章文物也。所 谓后齐仪注即北魏孝文帝摹拟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制度，易言之，则为自东晋迄南齐， 其所继承汉、魏、西晋之遗产，而在江左发展演变者也。陈因梁旧，史志所载甚明。( 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9页、第10—11页、第16页。)
这里实有两项均为发前人未发之覆。一为隋文帝所采梁礼，包括了南朝后期的礼仪； 二为隋文帝所采北齐仪注，乃包括自东晋至南齐，是继承汉、魏、西晋以来中原礼制之 遗产，而在南朝发展演变者。陈氏又举出《隋书·薛道衡传》及《高祖纪》载薛道衡先 预修齐礼，后又参加制定以齐礼为依据之隋制；《刑法志》云，隋开皇元年“更定新律 ”，“多采后齐之制”；《唐会要》载，唐武德元年制定新律，“因隋开皇律令而损益 之”：均证明北齐礼制为一重要集结，为隋唐制度所直接采用。
二、在北魏、北齐这一隋唐制度之主要来源中，有河西文化之支脉
此点尤为历来学者之所忽视，而为陈寅恪研究中古时代“民族文化之史”的重要创获 之一。首先提出《隋书》、《周书》所载苏绰、苏威父子两代相继在北周、隋制定律令 礼法中所起的不平常作用。杨素与苏威在隋文帝时同以宰辅之职监领修撰五礼。但二人 情况有不同，苏威更得隋文帝器重。《隋书·杨素传》称，杨素与牛弘同志好学，研精 不倦，多所通涉。而据《隋书·苏威传》，高祖却曾对君臣言：“杨素才辩无双，至若 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隋文帝如此特奖苏威“斟酌古今”，说明苏威能 谙熟制度沿革得失，此乃有其深刻的家学背景。《苏威传》又载：“俄兼纳言民部尚书 。初威父(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 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税，务 从轻典，上悉从之。隋承战争之后，宪章踳驳，上令朝臣厘改旧法，为一 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为能。所修格令章程并行于当世，然颇伤苛碎，论者 以为非简久之法。”苏绰在北周以博览群书、熟悉历史掌故闻名当朝，为群臣所不及， 《周书·苏绰传》记载有很典型的事例：“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属太祖( 宇文泰)与公卿往昆明池观鱼，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 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太祖乃召绰，具以状对，太祖大悦。”
陈寅恪认为，苏绰在北周时深受宇文泰赏识，子苏威受其影响，始终关注一代典制利 弊，以至监领修撰朝廷礼仪，这段史实决不可轻视，它透露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 文化特点的重要信息。其论云：
苏绰之所以遇合宇文泰之一段因缘，实可藉以觇古今之变迁。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 ，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 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第9页、第10—11页、第16页。)
中古时代学术文化与家族及地域两项关系密不可分，这一论点，实际上是陈寅恪从大 量的史料中概括出来的，由于他的考辨和分析，使原本似乎各自孤立无关的材料显示出 其内在之关联，长期以来幽暗不明的一段历史因缘得以凸现出来。从地域的视角，一个 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为隋文帝撰修王礼的牛弘、辛彦之，居然都是河陇地区之士人。
牛弘，安定鹌觚人，据《隋书》本传记载，弘于开皇初任散骑侍秘书监。弘以典籍散 佚，上表请开献书之路，为隋文帝采纳，献书一卷，赐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三 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后除太常卿，九年，文帝诏弘 与姚察、许善心等正定新乐。嗣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上甚敬重之， 拜吏部尚书。时隋文帝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等讲论新礼轻重增删，弘 所主议，众咸推服之。传末还有史臣赞语：“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采百王之损益 ，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
辛彦之，陇西狄道人。《隋书》本传谓，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灵辅为周渭州刺史。 彦之本人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周太子见而器之，任为中外府礼曹 。“时国家草创，百度伊始，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及周闵帝受禅 ，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掌仪制。……(隋)高祖受禅，除太常少卿，……寻转国子祭酒， 岁馀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 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彦 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 五经异议》一部，并行于世。”(注：魏征等撰：《隋书·辛彦之传》。)
牛弘、辛彦之为隋文帝撰修礼仪的事迹诚为治隋唐史学者所见，然而陈寅恪过人之处 在于，他具有极锐敏的眼光，他发现了一个极有意义的问题：牛、辛两位同为隋朝制礼 的重要士人，都来自河陇地区，又都有家世读书任官的背景，此事绝非偶然!这一事实 所寓含的极重要道理是：河陇地区在文化上于南北朝据有突出的地位，由于中原长期战 乱，许多世家大族避居河陇，把文化带到偏僻之区，中原连年大乱的结果，遂造成原先 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与僻居一隅的河陇地区文化学术上新的巨大反差，造成朝廷太学与 世家大族教育上新的巨大反差，以往落后的河陇地区反而成为保存传统文化的重要先进 地区。这是陈寅恪钩稽史乘、深入探析而勘破的千余年学者未予注意的历史隐秘。他与 只会做条文式考证的学者极不相同，他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关注的是一个时期历史中 带规律性的现象。
基于上述对丰富史料的考辨和深入分析，陈氏最后评价河西文化是在长期战乱中西北 地区保存下来的汉、魏、西晋华夏文化之继续，实为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隋唐制度的 渊源之一：“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 (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 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但其本身 性质及后来影响，昔贤多未措念，寅恪不自揣谫陋，草此短篇，藉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 意也。”(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1页、第17页、第43页、第51页、 第52页。)此诚为切中肯綮之论。
三、北周一源对隋唐制度影响微小
陈寅恪一反历来流行的隋唐制度主要承袭北周的看法，他的基本观点是：北周制度是 先进的汉文化和落后的宇文部鲜卑文化杂凑而成，是以缘饰的手段欺蒙世人，这样的制 度不可能有持久的生命力。故称宇文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 而欲与雄据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以继述成周为号召，窃取六国阴谋 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取给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 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实亡”。(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1页 、第17页、第43页、第51页、第52页。)并进而分析宇文泰所立北周之制度，在与文化 正统之所在北齐制度相颉抗中，始终居于劣势，而最终反被对方所化解：“洛阳文物人 才虽经契胡之残毁，其遗烬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复炽盛于邺都。魏孝文以来 ，文化之正统仍在山东，遥与江左南朝并为衣冠礼乐之所萃，故宇文泰所不得不深相畏 忌，而与苏绰之徒别以关陇为文化本位，虚饰周官旧文以适鲜卑野俗，非驴非马，藉用 欺笼一时之人心，所以至其子(武帝)并齐之后，成陵之鬼馁，而开国制度已渐为仇雠敌 国之所染化。”(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1页、第17页、第43页、第5 1页、第52页。)因此他明确指出历史演变的结局是：“隋文帝虽受周禅，其礼制多不上 袭北周，而转仿北齐或更采江左萧梁之旧典，与其政权之授受，王业之继承，迥然别为 一事，而与后来李唐之继杨隋者不同。”(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1 页、第17页、第43页、第51页、第52页。)
围绕上述论点，书中论礼仪、职官、刑律、兵制各章都引据有大量史料加以论证。如 引用《隋书·礼仪志》载：“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腊宗庙，祭社稷 ，其方不熟，则阙其方之蜡焉。开皇四年十一月诏曰：‘古称腊者接也，取新故交接。 前周岁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称
可也。后周用夏后之时，行姬氏之，考诸先代， 其义有违，其十月行者停，可以十二月为腊。”于是始革前制。”又载：“后魏每 攻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书帛建于竿上，名为露布，其后相因施行。开皇中乃诏太常 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兵部奏请依新 礼宣行。”陈氏指出，前一项证明隋代祀典不袭北周之制；后一项证明，“隋代修礼， 承袭北魏遗产，而更与南朝专家考定”，(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1 页、第17页、第43页、第51页、第52页。)因为裴政本是南朝礼制专家，江陵陷后被俘 ，他以精通律学著名。隋代舆辇之制，开皇年间依李德裕奏，废除(北)周制，惟留北魏 太和、北齐天保之制度。此同样见于《隋书·礼仪志》：“及(周)平齐，得其舆辂，藏 于中府，尽不施用，至大象初，遣郑译阅视武库，得魏旧物，取尤异者，并加雕饰，分 给六宫，合十余乘，皆魏天兴中之所制也。周宣帝至是咸复御之。开皇元年，内史令李 德林奏：‘周魏舆辇乖制，请皆废毁。’高祖从之，唯留魏太和李韶所制五辂，齐天保 所遵用者，又留魏(肃宗)熙平中太常卿秩绍议皇后之辂。”陈寅恪对此作了精采的分析 ：“周袭魏天兴旧制，虽加雕饰，仍不合华夏文化正式系统也。李德林本北齐旧臣，当 时礼制典章，尤所谙练，故请毁废而用魏太和熙平齐天保之制度，而此制度即魏孝文及 其后嗣所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经北齐遂成为一系统结集者。此隋在文物上不断周而因 齐之例证也。”(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53—54页、第83—84页。)关 于隋唐官制的渊源，陈寅恪从典籍中发掘了重要的史料。如：《隋书·百官志·序》云 ：“高齐创业，亦遵后魏，台省位号与江左稍殊。有周创据关右，日不暇给，洎乎克清 江汉，爰议台章，酌丰镐之遗文，置六官以综务，详其典制，有可称焉。高祖践极，百 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又《新唐书·职官志·序》云：“唐之官制，其名号 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体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监，曰卫，曰府，各统 其属，以分职定位。”陈寅恪指出，上述史文中已将问题讲得很清楚，研究者“若能注 意‘高齐创业，亦遵后魏’，‘(隋)高祖践极，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及‘唐之官制大 体皆沿隋故’数语，则隋唐官制之系统渊源已得其要领”。(注：陈寅恪：《隋唐制度 渊源略论稿》第53—54页、第83—84页。)
探讨唐代政治史的基本线索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撰成于1942年。本书分上、中、下三篇，所考证和论述的问题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上篇以“关中本位政策”的实行及其破坏，作为考察唐代政治史 的重要线索。陈寅恪认为，“关中本位政策”在北周宇文泰时已经形成。宇文泰割据关 陇一隅，其物质及精神的凭借都不如山东高齐和江南萧梁，“故必须别觅一新途径，融 合其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 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则精神上也必具同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 能内安反侧，外事强邻”。陈寅恪称这一“新途径”为“关中本位政策”，其表现为歧 视山东人、将西迁的有功汉将之山东郡望改为关内郡望、实行府兵制等。“隋唐两朝继 承宇文泰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特点是：1.隋皇室自称弘农杨氏， 唐皇室也自称陇西李氏。自唐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北 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团体之后裔”，形成垄断 朝政的局面。(注：陈寅恪于1951年又写作《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论 述唐太宗在削平群雄及与建成、元吉争夺政权中，对山东武人集团徐世績、张亮等加 以抚用，因获得他们的支持而取胜。说明唐初在维持关中本位政策、抑制山东贵族的前 提下，兼任用非名门出身的山东人，作为上说的补充。)2.以关陇为本位，聚全国之武 力于西北一隅之地，借以主宰全国。但是，到了武则天掌权以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 中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其手段是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 制。这一趋势在武周之后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时，遂完全破坏无遗”。
天宝之乱后，统治集团产生了与前迥异的新格局，形成三种势力：一是外廷之士大夫 ，他们由科举登仕，擅长文词，不喜军事；二是阉寺集团，拥蔽皇室，而与外廷士大夫 对抗；三是藩镇，形成与中央对立的割据局面。后两种人都同“民族与文化”有关，特 别是藩镇问题的核心更是“种族文化之关系”。陈寅恪独具慧眼，从繁多的唐代文集中 发掘出《樊川集》所载当时河北风俗的极具说服力的材料：“生年二十不知古有人曰周 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俗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陈寅恪称这种 现象为“胡化”。而考证各藩镇的身世民族关系，则或“确是胡族”，或“久已胡化” 。书中深入地考证并论述了河北地区本是华夏文化甚高区域，何以唐玄宗时转变成“胡 化区域”，以及原来居住在河朔地区的“中亚胡人”是如何内迁的问题。陈寅恪通过综 合诸多分散的史料，归纳了三项原因：远因是隋末丧乱，胡族辗转迁来；中因是东突厥 之败亡，少数拓羯因之东徙；近因或主因则是东突厥之复兴，此时必有中亚胡族向东北 迁徙。因此风俗改变，河北遂成混杂之胡化区域。
由此，陈寅恪得出唐代政治史演变的至关重要结论：“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 ，以及宦官之专权朝政，藩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玄宗之世。”这些正是 关陇集团完全崩溃的“征象”，因此玄宗朝成为唐代政治史的分界线。
中篇进而论述牛李党争及玄宗以后宦官决定皇帝废立问题。陈寅恪认为，党争的焦点 是对进士科的态度，李德裕不喜科试，尤其厌恶进士科，他主张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 。牛僧儒等则代表进士起家、致身通显的新权贵集团。“牛李两党的对立，其根本在两 晋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 。党争又与内廷宦官两派斗争相联系。宪宗由武力削平藩镇，李党主张用兵，牛党反对 用兵，内廷宦官主张用兵的一派与李党相呼应。后这一派失败，另一派得势，拥立穆宗 ，“销兵”之议遂成为长庆一朝的国策。文宗之后，唐代皇位之继承完全取决于宦官之 手，外朝宰相惟有服从，李氏子孙充当傀儡。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宦官杨恭在私人信件 中，竟把由他策立的昭宗李晔称为“负心门生天子”，而称自己是“定策国老”。
下篇论述唐代民族关系，从大量记载中概括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概念，对唐与 周围各民族(包括大食)的广阔范围进行考察，总结出带规律性的认识。陈寅恪认为：“ 观察唐初中国与某甲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关系，然后 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瞭，当时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 其意。”因为，“其他民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王室统治 之中国遂受其灭亡强弱之影响”。
如唐与突厥之关系。隋末唐初，突厥势力强盛，唐高祖曾向突厥称臣，仅在十年之后 ，唐高宗却能一举覆灭突厥，其原因，除了唐室君臣奋发自强外，还因为：1.突厥境内 之天灾及乱政；2.突厥相邻部落回纥之兴起，援中国以可乘之隙。
再如唐与回纥的关系，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 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
唐与吐蕃之关系更加复杂。唐时，吐蕃强盛延及二百年之久，加上唐皇室把关陇地区 作为全国重心，因此，唐代不能不在东北方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策略，而竭尽全国武 力、财力向西北进取，对付吐蕃。这项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 数朝之国势亦因此构成”，导致契丹、女真在东北崛起。在唐玄宗时，“华夏、吐蕃、 大食之大民族皆称强盛，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 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利吐蕃，而断其与大食通援之路”。“中国与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 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 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注：以 上引文均见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两《唐书》、《通 鉴》所载韦皋、韩滉、李泌等提出的联合回纥、南诏、大食的议论，正是 当时君臣“深知诸外族相互之关系”而提出来的。
陈寅恪对隋唐制度渊源及唐代政治史演进主线的考证和论述，充分体现出他治史的通 识。他有开阔和敏锐的眼光，他精熟于史料，融会贯通，对一些别人不注意的材料也能 以独到的识见发现其价值，力求从总体上，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中探求历史演 进中带规律性的东西。因此，《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在 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在解放前读过的研习隋唐史的学者，“无不惊呼大开了眼界，有 茅塞顿开之感”。(注：胡如雷：《读<汪
隋唐史论稿>兼论隋唐史研究》，《 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
把握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述的主要脉络后，我们可以综合此书及前述《隋唐制 度渊源略论稿》，进而探讨陈寅恪独特的治史方法。
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同为20世纪中国新考证学派的杰出学者，各人又表现出不同的 学术个性。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著称，陈垣则擅长义例法，在宗教史、文献学上有 卓越建树，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因小见大，兼擅严密考证与义理阐释。
陈寅恪此一治史特色，又可分开两项论述：
一、以小见大，从别人不注意处发现历史的“关节”点，通过联系分析，揭示出有关 历史演变的重大问题
唐初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的局面及其变化是认识唐代政治史的关键。“关中本位政策 ”是陈氏对唐代政治史的一个主要理论概括。此项政策，由北周宇文泰所开创，唐初继 续实行。其特征是“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48页、第4 7页。)具体言之，即“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 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 柱国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 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 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48页、第47页。)李唐皇室维持“关中本位政策”所采取的 措施是使李唐皇族与北周以来勋贵之后裔在物质上同一利害，精神上有共同维系之纽带 ，依附古昔、称关中地区为历史上汉化发源之地此点尤为重要。武则天柄政之后，唐朝 在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各项均与初唐判若两端，究其根本原因即为关中本位政策遭 到废除。故唐初“胡汉文武为一体”及其变化实是认识唐代政治史的关键。此一全局性 的认识，恰是陈寅恪以如炬的目光，从史料中发现别人所不曾注意的问题，并广泛联系 各种材料，逐步深入分析得来的。
陈寅恪首先揭示出李唐皇室世系记载存在的漏洞。《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所载，李 渊先世为陇西名门李暠，四世祖李重耳因西凉国亡奔宋，为汝南太守，后魏克 豫州，以地归之，拜恒农太守，复为宋将薛安都所陷。三世祖李熙为后魏金门镇将。
陈寅恪根据多方面史料考证，指出此言李重耳为宋汝南太守一事，乃绝不可能。因为 ，“既言‘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其时必在元嘉二十七年。当时前后宋之汝南太守其姓 名皆可考知，郭道隐则弃城走，徐遵之则去郡，陈宪则先行郡事，后以守城功擢补实官 。故依据时日先后，排比推计，实无李重耳可为汝南太守之余地”。(注：《唐代政治 史述论稿》第4—5页。)不可能有的事说成有，这就使人怀疑有关李唐皇室世系的记载 或许经过讳饰编造。陈寅恪又从其他史料中发现讳饰假托的蛛丝马迹。《新唐书·宗室 世系表》言“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即为薛安都所擒。据《宋书》及《魏书》有关的传 ，李初古拔的经历正好与李重耳父子极相似。李初古拔任弘农太守，父子与屯汝阳的永 昌王关系密切，李初古拔被擒在元嘉二十七年闰十月。“故以时日先后、地理接近及人 事关系论，李初古拔殆于未被擒以前曾随永昌王屯兵豫州之境，因有汝南太守之授。然 则此唐室谱牒所言之汝南太守实非宋之汝南太守，乃由魏之汝南太守所修改而成者也” 。(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5页。)又，《魏书·薛安都传》云：“(安都)仍执(李 )拔等南遁。及世祖临江，拔乃得还。”综合上述史料，陈寅恪合理地得出推论说：“ 是李初古拔原有自北至南复自南还北一段因缘，李唐自述先世故实，竟或因此加以修改 ，以傅会李重耳之由北奔南，又由南归北耶?幸赖其与他种记载符合及矛盾，留一罅隙 ，千载而后遂得以发其覆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5页。)“故今假定李唐 为李初故拔之后裔，或不至甚穿凿武断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页、第8 页、第11页、第12页。)再考《唐会要》、《元和郡县图志》等所记载，李渊之高祖李 熙、曾祖李天赐在李唐称帝后均追赠尊号，建陵于河北赵州昭庆县。父子共茔而葬，是 族葬的规例。陈寅恪又举出河北省隆平县所存唐光业寺碑文(开元十三年杨晋撰)的颂文 中却写首：“维王桑梓，本际城池。”此乃为唐皇室编造氏族来源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李熙、天赐父子共莹而葬，即族葬之一证。光业寺碑颂词复有‘维王桑梓’之语， 则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住之地，绝无疑义，而唐皇室自称其祖留居武川之说可 不攻自破矣。”(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页、第8页、第11页、第12页。)故陈寅 恪得出结论说：“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 ，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记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 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页、第 8页、第11页、第12页。)
李唐皇室改易氏族郡望，实非特例，而符合中古时期之通例。陈寅恪引《隋书·经籍 志》史部谱序篇云：“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 魏者；九十二(九?)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 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 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他认为，前者指魏文帝改胡姓为汉姓，后 者则专指汉人而言，“李唐之称西凉嫡裔，即所谓‘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牒，纪其所 承’，其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即所谓‘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岂非寅恪之假说 得此史文而益证实耶”?(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页、第8页、第11页、第12页。 )李唐姓氏的改易过程，实则反映出陈寅恪所特别重视的胡汉文化问题。这里包括他所 论证的三个方面：1.“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 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3页。)具体事实是，李熙、李天赐所婚，都是汉族。至 李昞妻独孤氏，李渊妻窦氏，李世民妻长孙氏，都是胡族。胡李唐皇室，乃混杂胡汉 血统。2.“世系改易之历程，实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 ，亦莫如是”。(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3页。)宇文泰改易姓氏的做法是，改易 西迁关陇汉人中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以断其乡土之思。并附会其家世与六镇有关， 以巩固其六镇团体的情感。李唐改其赵郡郡望为陇西，正是此一时期所为。隋唐两朝继 承宇文泰之“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隋唐两朝依旧 假冒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其真实心态正由于此。3.自唐初至高宗统御之前期 ，将相大臣均为“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的关陇集团之后裔。武则天柄政，实行进士科 取士，江左人士遂得以文才上进朝列，关陇集团垄断朝政的局面遂告崩坏。故陈寅恪得 出如下论断：“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注：《唐代 政治史述论稿》第18页、第25页。)
二、推求变化之故，从联系中概括出通例性的认识
例证一：分析藩镇割据的种族文化根源。
陈寅恪认为，唐代藩镇割据有深厚的种族文化背景。“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 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 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 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 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 在也”。(注：《唐代政治史述稿》第18页、第25页。)此一通例性的认识，是从多项材 料的分析中归纳而得的。其典型史料，除了前面提及的杜牧所撰卢秀才墓志铭称河北燕 赵之地，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外，又举出：《通典》所载杜佑建中时所上《省用 议》云，田悦之徒“暴利暴赋，唯恤军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虏”；董召南在长安连应进 士试不中，欲北走河朔，韩愈写《送董召南游河北序》，称“风俗与化移易”，“董生 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从其必有合也”。陈寅恪将收集 到的这类材料联系起来分析，得出结论说：“可知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 魏晋、北朝之旧。”(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6页。)从而阐明当日长安集团与河 北集团政治文化对立之形势。
陈寅恪又查阅《新唐书·藩镇传》，并与其他有关记载相参考，又做出两项实质性的 概括：“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 ，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 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7页。)且又作进一步的探究：河朔地区当玄宗之世，竟成为一 胡化之区域，则必然在此之前有大量胡族之迁入。“其远因为隋季之丧乱，其中因为东 突厥之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而唐玄宗之所以将东北诸镇之重任付与 安禄山，其主要原因便是安禄山混合血统胡人之资格与河朔胡化程度极深正相适应，必 须有像他这样的武力与权术兼具的人才，才能作为此一复杂的胡化地区的主将。
例证二：分析民族盛衰之连环性。
宋祁在《新唐书·四夷传》总序中说：“唐兴，蛮夷更盛衰，当与中国抗衡者有四： 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 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宋祁讲了环唐朝周边外族盛衰之 先后次序，却未能进而分析外族盛衰之原因。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则在 严密考证的基础上进行义理的阐释，推究诸外族“其所以盛衰之迹”。
隋末唐初，中国北部诸外族中，突厥最为强盛。隋末群雄并起之时，薛举、窦建德、 王世充、刘武周之辈虽各自割据称主，却俱北面向突厥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土谷浑 、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 引以为援”。(注：《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条上。)陈寅恪更指出，唐 高祖李渊起义时，不仅遣刘文静往突厥求援，高祖本人且称臣。此一史实在唐初诸多历 史记载中均被讳饰，但《旧唐书·李靖传》中却透露了史实的真相：“太宗初闻靖破颉 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 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 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是则当隋末唐初之际，突厥称雄于亚洲 广袤区域。可是，唐太宗在10年之后，却能以建国未久唐朝一举而覆灭突厥，原因何在 ?陈寅恪的结论是：“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图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 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27、128页。)为此，他先 举《通典》中所载颉利拘禁大将突利，疏远族类，虐待民众，致使诸部携贰。又遭频年 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饥，人不堪命，内外叛之。再据《旧唐书·回纥传》，证明突 厥之西有回纥、薛延陀之兴起，“故授中国以可乘之隙”。(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第127、128页。)充分说明陈寅恪治史视野之开阔和目光之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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