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共同活动方式”与实践自觉
康 渝 生，陶 群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底蕴不仅在于系统阐发实践的动力、进程、目标及其价值，更重要的在于指导人类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共同活动”。“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的理论结论充分肯定了作为生产力的“共同活动方式”对人类社会进步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进一步夯实了生产力范畴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我们倡导实践自觉的目的，并非囿于理论领域“解释世界”，也不是阐释方法的某种转换，而是旨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活动方式”理论为指引，将“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进行到底。换言之，提振国人的实践自觉，就是要凭借实践自觉的思想成果助力自觉实践的新征程。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共同活动方式”；实践自觉
40年前，一场关于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不仅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凝聚成中华民族的行动共识，而且催生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追溯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正确性，也进一步深化了当代中国人对于社会实践的理性认识。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援引了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论语解·序》中的名句“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用以阐释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激励当代中华儿女与时俱进、不断进取。显然，面对40年来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绝不可单纯沉溺于毫无价值的沾沾自喜，而放弃继续奋斗、甘于坐享其成。在改革开放不断前行的路上，任何无所作为的怠惰都可能堕入“不进则退”的危险深渊。中华民族只有不断强化“励精图治、勇于担当”的自觉意识，才能实现进一步的思想解放，与时代同行。
2018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又恰值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我们或可更加准确地把握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从而提升进一步发展的实践自觉，为迎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挑战奠定充分的思想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致思理路
毫无疑问，实践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凝聚为其核心内涵。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理论底蕴不仅在于系统阐发实践的动力、进程、目标及其价值，更重要的在于指导人类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共同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01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不仅是对哲学基础理论的本体澄明，而且诠释了新唯物主义以生活实践为核心的致思理路。显然，当马克思诉诸“全部社会生活”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作出“合理的解决”时，充分展示了不同于传统哲学的致思理路，形成了向现实生活世界回归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努力并非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奇思妙想，也不应被视为某种标新立异的哲学建构。究其实质而言，马克思所倡导的着眼于“全部社会生活”寻求理论与实践关系“合理的解决”的致思理路，恰恰体现了哲学革命性变革的根本诉求。正是秉承着与传统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完全相反的致思逻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着重强调了“从人间升到天国”的理论立场，他们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525显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即是“人的实践”，它不仅构成了人之生存的全部内容，也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25的意蕴中奠定了人之生存的坚实基础。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首先必须明确“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525，所谓“人的实践”，无非人们的生活本身。在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往往存在对于实践理解的一个误区，即仅仅将实践理解为生产或劳动，而忽视了实践中的生活维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诠释“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时所着重阐明的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531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强调的恰恰是生活本身，而并非旨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遵循“能够生活”的价值诉求，人们就必须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事实上，如同生产一样，生活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在论及生产与生活相互关系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告诫我们，对于生产方式的考察不应当只是执着于“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展开，更为重要的是，必须认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因为，所谓生产方式无非“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1]520。在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中，生产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
“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的理论结论，充分肯定了“共同活动方式”对人类社会进步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夯实了生产力范畴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遵循唯物史观的致思理路，社会实践活动就是以“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为基本内容的人类“共同活动”。旨在“创造历史”的“共同活动方式”，不仅彰显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底蕴，奠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还决定了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丰富。
论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还必须明确，马克思恰恰是在人的“类”特性意义上论及实践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他看来，任何个体的独立行为都无法单独形成实践活动。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1]724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之所以必须采取“共同活动”的方式，首先是因为只有通过人们彼此的联系，才有可能在社会关系的整体作用下实现改变自然界的初衷。当然，“共同活动”方式的必要性还在于，人们的实践并非仅仅表现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其中也内蕴着人际交往即人们相互交流与影响。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曾将实践概括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战争”，并且明确揭示了社会实践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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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理论逻辑，人类的“共同活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彰显着唯物史观的基本旨趣。事实上，只有通过把握人类的“共同活动方式”，理论才得以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现状，并预见其未来发展的趋势。然而，长期以来，作为阐释实践观的重要理论内涵，马克思关于“共同活动方式”的思想却没有得到研究者们应有的重视。显而易见，理论研究中出现的如此偏颇，是亟须我们深刻反思并作出纠正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域中，所谓实践，并非某个人的单独行为，而是对“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的现实性指谓。事实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实践观，他所依据的理论判断正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语汇中，不仅不是用劳动，而是用“活动”诠释了实践，而且还从“类”的角度界定了实践所具有的“共同活动”性质。在人们的现实生活领域，以“创造历史”为旨归的实践活动，实际表现为人们生命的生产活动。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人们以两种形式从事着生命的生产：一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即为了保证肉体生命的发展存续而进行再生产；二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即通过种的繁衍实现传宗接代。在这种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称之为“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中，始终彰显着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实践底蕴。正是通过“共同活动”的方式，人类变革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了对于自然从依赖与索取、改造与利用到保护与发展的价值蜕变。与此同时，人类也在“共同活动方式”中，不断增进彼此的交往，改善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确断言：“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53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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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同活动方式”对于社会发展的这种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不同的实践维度上，即“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与“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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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类的“生活本身”，即“生产生活”，也充分表现着“共同活动方式”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1]162显然，马克思关于“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的强调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即是主张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以“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为内容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本身”两方面重要内容。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将二者整合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存续的“总和活动”，并据此完成了实践观的理论构建。
根据全市排污口水质调查与监测资料，2003年开始入河污染物监测项目主要包括化学需氧量（COD）、氨氮、挥发酚3项。
其次，所谓实践自觉，还在于实践主体明确自身在“共同活动”中的角色和任务，从而实现担当自觉。毫无疑问，“共同活动”参与者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表现，源自对客观事物发展进程作用和意义的充分了解。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活动方式”理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生产和生活两个维度。人们的生活需要积淀成为人类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动力和前提，而人们生活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则构成了人类生产活动的基本内容。在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生活生产”与“生产生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此，统筹协调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无疑是强化担当自觉，实现命运与共的有效发展途径。诚如邓小平所言：“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正是秉承了发展生产与提高生活相统一的原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政治主张。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同志总结了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他着重强调：“这些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干出来的，是新时代奋斗者挥洒汗水拼出来的。”显然，这种担当自觉不仅传承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而且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时代风采。
总之，作为生产力的“共同活动方式”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先决条件。人类只有通过旨在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共同活动方式”，才能奠定“真正的共同体”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概括而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共同活动方式”呈现出三个基本的特征。
首先，人类的“共同活动方式”不会一成不变，而具有与时俱进的性质，呈现出实践的发展性。在论及实践标准问题时，列宁强调：“这个标准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3]142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理论阐释，其现实根据恰恰在于，不仅唯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由于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每一特定条件下的实践又都具有社会历史的局限性。因此，人类的“共同活动方式”即实践活动，无论是其预期目标的确定、发展进程的选择，还是最终成果的确认，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在发展中逐步厘清。
其次，从实践主体的角度看，共襄盛举、共享成果无疑是“共同活动方式”的题中要义，人类的“共同活动方式”呈现出实践的协同性。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开创了以“充分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为基本内容的群众路线。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依靠人民群众则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任何强敌都能够战胜，离开人民群众则将一事无成。因此，他断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4]139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136显然，团结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形成共同奋斗的实践合力，是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推翻三座大山的制胜法宝。
毫无疑问，确认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一致性、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一致性为我们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也奠定了我们精确阐释全部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底蕴。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相互适应与彼此差异。人们通过“共同活动”的生产方式创造着物质生活资料，并且因此衍生出精神的、文化的产品，而人们的生活则表现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成果的享受。一旦两者之间出现失衡现象，每每总是生活的需求超越了生产的水平，就必须以发展生产为手段，寻求生产与生活的发展重新归于平衡。毫无疑问，正是通过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才真正具备了不断前行的内生动力。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多是由于激素水平生理性下降、皮肤老化萎缩、皮脂腺和汗腺分泌功能的减退，使皮肤干燥缺水、易受周围环境因素刺激诱发等因素所致。
一方面，人类“共同活动方式”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表现为以“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为内容的生产方式，即“生活生产”。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所谓“生活生产”，是指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实践根据，即社会的经济基础。毋庸置疑，任何社会形态得以发展存续的坚实基础都在于以“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为内容的生产方式。事实上，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革命抑或全面的社会变革都不仅需要团结志在推翻旧有社会制度的革命群众，而且需要“生活生产”本身生成变革社会的强烈诉求。没有这些必备的物质因素作为先决条件，离开了“生活生产”即生产方式的变革需要，任何旨在改变现存社会状况的革命都不会有成功的可能。
三、实践主体与“实践自觉”
总结概括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艰苦卓绝的发展进程，面对实践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我们不禁为之由衷地感慨，也因此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实践的理论认识。回顾4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凝聚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行动共识，指引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砥砺奋进，开拓了改革开放的“共同活动方式”，奠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在40年改革开放筚路蓝缕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始终是我们践行初心的制胜圭臬，据此我们不仅积累了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经验，而且也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中国人民最大的收益并非物质财富的日渐丰厚，而是“实践自觉”的不断增加。40年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中国人民以“齐力断金”的决心开拓了民族复兴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的“共同活动”中奠定了社会主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不断提升了“实践自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致思逻辑，我们或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加深对“实践自觉”的理论认识。
首先，所谓实践自觉，突出表现为实践主体在“共同活动”中具有明确的目的自觉。马克思曾经将人类的实践概括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自觉的活动。事实上，与动物的依赖性本能截然不同，人猿揖别的关键恰恰在于，人在活动之初即已彰显了实践的目的诉求，确立了行动的目标。《共产党宣言》在论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时，不仅肯定了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所具有的最坚决的砥柱作用，而且强调指出：“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44质言之，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恰恰来源于目标明确的实践自觉。毋庸置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刻体现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目的自觉。党的十九大精辟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明确阐释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仅清晰规划了未来中国的发展目标，更是充分展现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全新认识和深刻自觉。
显而易见，生活与生产双重维度的实践观积淀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类“共同活动方式”的理论底蕴，并为现实的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南。在现实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生活与生产并非并行不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人类生活的需要构成了社会生产的动因，而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则凝聚为社会生产发展的实践旨归。然而，生产的发展往往滞后于生活的需要，因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造成了“生产生活”与“生活生产”相互失衡的矛盾状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致思理路，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或社会变革，“生活生产”才能改变原有的方式，满足“生产生活”即生活本身新的需要。正是通过生产与生活协调共进的实践逻辑，人类社会在发展中才不断改善生产与生活的相互关系。
最后，所谓实践自觉，还表现为实践主体在“共同活动”中的共识与合作，即实践者之间的协作自觉。诚如列宁所说:“实践高于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5]183所谓实践的“普遍性的品格”，意在强调“实践出真知”，理论的普遍性取决于实践的普遍性。所谓实践的“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则重在揭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因而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实践绝非仅仅被视为思想观照的对象，也不单纯表现为思想把握对象的理论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共同活动方式”不仅是诠释人类实践活动内涵的重要理论范畴，更是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本身。正是鉴于任何层面的实践活动都不可能是个体的单独奋斗，而必须通过参与者的自觉协作方可奏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才明确断言：“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进程中，进一步激活中华民族实践自觉的内生动力，形成戮力同心、砥砺前行的人民群众共识，无疑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四、提振实践自觉的基本思路
毋庸置疑，提升实践自觉的前提在于理论自信，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我们平添了理论底气，党的十九大关于必须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政治主张则充分彰显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自觉。诚然，提振实践自觉不仅旨在提升实践的水平，更是要增强实践的意识。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我们不但面临着进一步争取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也蕴含着理论与时俱进的客观逻辑。继续将实践的经验升华到理论的高度，从而不断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解，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赋予我们的时代性理论课题。
最后，人类的“共同活动方式”必须以实践参与者的自觉为基础，方可实现初衷、真正奏效，其中呈现出实践的自觉性。毫无疑问，实践主体对于“共同活动方式”的理解与认可是人类共同活动得以成功的精神基础。作为革命实践活动的领导者，革命政党对于共同活动的主旨更是应该了如指掌，否则将无法承担领导革命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在论及引导中国革命成功的必要因素时，曾经提出了“革命党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的明确政治主张。他认为，凡是革命党领错了路，革命非但丧失了一定成功的把握，更是会导致最终的失败。然而，要想获得“一定成功的把握”，革命实践活动的领导者就必须率先觉悟，把握革命实践的规律，确立实践自觉。由此看来，“共同活动方式”领导者的实践自觉是形成实践主体精神凝聚力的关键所在。显然，我们旨在揭示“共同活动方式”实践真谛的理论探索，恰恰是以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实践自觉，铸就更为精准的实践指南为重点的。
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年发展历程的实践经验时，习近平同志强调：“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既通过提出并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激励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显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而言，实践自觉不仅是事业发展之必须，更是推进事业之必然。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活动方式”理论，我们或可着眼如下四个方面，提振实践自觉，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挑战，落实好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第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所谓实践实际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换言之，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发展。因此，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启迪人民群众的实践自觉性，无疑是改革开放走向更大胜利的关键所在。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1031民主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人赢得战争的基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人民群众的实践自觉仍将是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坚实基础。由此可见，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实践自觉意识的生成和提升，并不仅仅在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共同活动”洪流，更是表现为自觉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
第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持之以恒的实践活动才能造就时代的繁荣，铸就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充分证明，事物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旨在变革事物的实践活动也难以企望一劳永逸。从认识论的角度讲，试图通过一次实践穷尽真理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我们也必须防止以偏概全，避免将局部的成功经验替代全面的实践总结。事实上，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任务，无论是惰于实践的无所作为，还是无的放矢的盲目行动，都只会导致发展的迟滞，将大好形势毁于一旦。显然，将成功的希望寄托于纯粹客观的条件，放弃或削弱主观努力的做法，是我们在提振实践自觉过程中必须着重注意克服的错误倾向。
本实验通过单因素实验、Plackett-Burman实验、最陡爬坡实验和响应面优化发酵法确定了百香果酸奶最佳发酵工艺。结果表明：以果汁添加量、白砂糖添加量和发酵温度为自变量，响应面法优化得出百香果酸奶的最佳发酵工艺为白糖添加量7.4%，接种量0.1%，百香果果汁添加量5.5%，发酵温度42.7℃，发酵时间5 h。在此条件下，酸奶感官评分约达到94.33分，与预测值（93.9705分）基本相符，此结果可充分验证该试验模型的可靠性。实验检测出百香果酸奶的酸度为73°T，乳酸菌检测数为5.8×108 mL-1，大肠杆菌没有检测出。本实验研制的百香果酸奶的品质完全符合国家发酵乳的标准[15]。
第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根据在于实践的全面性。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必须着重理论体系的把握，从而实现对于“共同活动方式”的系统理解。事实上，马克思在论及实践的作用和意义时，不仅从本体论的角度概括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着重强调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01，而且诉诸认识论阐发了“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500的哲学主张。马克思还借助“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诠释了人的类特性，特别说明“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1]162。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简单将实践等同于劳动的偏颇之见。显然，我们关于实践自觉的主张必须建立在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否则仍将停留在“不自觉”的水平。
第四，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提振“共同活动方式”的自觉性只能在实践的历史性进程中逐步完成。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变化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预见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在实践的历史性进程中趋于消亡的结局。他们分析说：“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1]542毋庸置疑，人类只有诉诸不断前行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才能生成并提振实践自觉，实现自身力量的“自觉的驾驭”。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实践自觉，无非是通过实践的历史性延续为实现既定目标提供新的共同活动坐标，因而也展现出人类“共同活动方式”的前瞻性。
总之，我们倡导实践自觉，并非盲目追求哲学阐释方法的范式转换，也不是单纯局限于理论领域去“解释世界”，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共同活动方式”理论的指引，实现“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旨归。换言之，提振中华民族的实践自觉，就是要凭借实践自觉的思想成果助力自觉实践的新征程。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改革开放的征程艰苦卓绝。因此，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实践底蕴，锲而不舍、玉汝于成也必将展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实践自觉为特色的思想新境界。
“上海市脑卒中预防与救治服务体系”建设在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马昕说，比如存在医疗机构之间发展水平和救治能力的差距、市中心和远郊的区域医疗资源配备不均衡等问题。他表示，对于这些问题，将在体系后期建设中研究解决。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收稿日期] 2019-01-10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研究”(13bks002)
[作者简介] 康渝生(1950-)，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5-0026-08
〔责任编辑：杜 娟〕
标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论文; “共同活动方式”论文; 实践自觉论文;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