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角色研究的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媒介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7)06-0063 05
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大众传媒的角色与大众传媒的性质、地位、权力、功能、职能、任务等紧密相关，涉及大众媒介的权力界限、功能范围、行为方式等。大众传媒虽然从表面上从属于物质体系，但它具有任何他人或机构所不可替代的职能功能因而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又由于权力与资本的介入而使这种独立性大打折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用“媒介角色”而不用“媒介功能”尊重了大众传媒所有的复杂性、丰富性，具有活的人类特性。以往关于媒介角色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第一是进行概念转换，媒介角色问题被置换成媒介功能、效果和权力等问题，然后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第二是将媒介角色纳入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框架里进行研究。
一、关于媒介功能、效果与权力理论的研究
1.媒介功能研究的两种路径
第一是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是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怀特、默顿等人共同形成至今仍然被认可并运用的观点。1949年，美国的拉斯韦尔(Lasswill)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首先提出大众传媒具有以下三个功能：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各部分的关联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实现社会遗产的代代相传；1952年，查尔斯·怀特(Charles Wright)在三个功能的基础上补充了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施拉姆先后两次进行调整，最后于1982年出版的《传播学概论》里提出了四种功能：雷达功能、控制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之后，国外很多研究者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功能或者对功能细化，但大同小异。
我国的主流传播研究者对媒介的功能角色认知不脱拉斯韦尔的窠臼。我国的党报理论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确立其传统地位的，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党与党报》为我们党的媒介的功能定下了基调：“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这里的集体不是仅仅指报社，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报纸是党的喉舌，是一个巨大集体的喉舌”，“喉舌论”是我们对大众媒介的定位。老一辈专家王中在1956年写作《新闻学原理大纲》中论及报纸的性质和职能时指出“报纸是传布新闻的工具”，但是“报纸、广播、电视传布新闻仅为其任务之一”，强调只有通过“办报卖”与“买报看”两方面结合才能发挥宣传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报纸的宣传与商品的两重性。复旦大学童兵教授把媒介的功能归纳为信息功能、协调和管理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另一个学者在对各个学派的媒介功能理论梳理后，将媒介功能概括为：监视、解释、联系、传承社会文化、教育、娱乐、经济等七个功能。
社会转型开始后，新闻媒介自身进行了改革，媒介功能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武汉的一位学者认为：第一，媒介信息传播功能从单一的宣传功能向多种信息传播功能拓展；第二，媒介舆论功能从舆论引导到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并举；第三，媒介文化功能从传播知识、文化教育到提供文化娱乐的延伸；第四，广告对媒介的渗透，使媒介的经济功能得以承认和发展。除去正功能以外，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还讨论了媒介的负功能，主要是虚假信息、信息泛滥、信息污染、麻痹大众、垄断意见、人情冷漠、金钱至上。也有学者针对具体案例，对媒介的负功能展开情境中的剖析，比如就常德的张君一案，媒介一方面发挥了监视环境的“雷达”功能、联系功能以及协调功能等，另一方面，媒体又发挥了负功能，他们是：过度强调危险导致的社会惊惧或者引发媒介“麻醉”负功能，暴力新闻满足猎奇心理，商业逻辑侵蚀新闻传播场。另外，关于媒介公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讨论也如火如荼。媒介权力如同一把双刃剑，其合理的监督有助于提高司法的公正性及透明度；而监控不当与超载越权则会影响司法公正。[1]媒介是坚守守望者的角色还是介入司法领域，这是个理论上十分清晰但实践难以把握的命题。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功能论长期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它的优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因其想包容所有关涉传媒问题的雄心而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不可操作性，又因强调系统内部的均衡和调适而表现的保守性、静态性，正因为结构功能主义具有忽视历时性和行动主体的内在缺陷，这种功能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其现实意义没有得到质的发展。
第二是来自欧洲批判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英国伯明翰学派、布迪厄、波德里亚等都有精辟见解，他们的理论前提都是建立在媒介的强效果论之上。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功能的否定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批判上。他们将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叫做“社会水泥”、“文化工业”。马尔库塞指出媒介技术不但受到社会的全面控制，而且技术本身就是预先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和需要设计出来的，设计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统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的批判很少深入到媒介与社会现实的内部，对媒介的内部规律缺乏认识，逻辑推理、哲学思辨、历史求证、法规判断等人文思维是他们主要的研究方法，因此他们的媒介功能理论存在明显的主观色彩和理论固执。这样的缺陷在另一个重要的批判学派——英国伯明翰学派那里得到了纠正。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员有雷蒙·威廉斯、斯图尔特·霍尔、托尼·本尼特、约翰·费思克等。费思克将媒介角色纳入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经济”理论，即金融理论与文化理论，揭示了媒介的本质属性。另外，霍尔的研究第一次将受众纳入研究的轨道，通过研究电视话语如何被观众理解的微观过程，将单方面的传播者视角转换成传播者、媒介与受众组成的关系范畴中定位媒介的角色。布迪厄对媒介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关于电视》一书中，他首先揭示了电视制作的奥秘，其次具体阐释了传媒的社会功能受异化的过程。他认为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大基本功能是：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2]波德里亚对媒介角色的研究极具后现代主义特征，一方面他认为大众传媒、时尚、技术等本身都是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的商品化形式和消费形式，同时，大众传媒又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拟像世界”。“在这里，我们进入了博尔斯坦在其作品《形象》中谈及的伪事件、伪历史、伪真实的世界。即不是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历史、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赝品。”[3]
2.传播效果研究的三个阶段
传播效果理论至今仍然是传播学中的核心内容。它的理论构建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935—1955年，认为传播媒介是“枪弹”、“注射针”，具有巨大的威力，是万能的；第二阶段：1955年—1960年，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极难改变一般人的意见、态度和行为，其效果是有限的；第三阶段：1960年至今，似乎采取这样的立场，既承认大众传播媒介有相当大的效果，也强调它并非万能。[4]但无论是哪个阶段，其研究内容始终紧紧围绕媒介展开，仍然不脱拉斯韦尔1949年提出的“5W”窠臼，即谁( 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有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我们相应的称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与“效果分析”，这样就大大地缩小了研究内容。如果把这样一个研究过程置放到社会学的视野下去思考，传播效果研究应该说仍然是一个微观的研究，是基于对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专门领域进行的具体的、特别的研究。
关于媒介权力的研究主要都是以媒介功能和效果理论为理论工具，因此不再赘言。
二、发展理论中的媒介角色研究
对传播社会学的研究者而言，仅仅关注传播过程中的“5W”，仍然还局限于传播学的研究范围，而传播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则是传播发展的社会条件以及传播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的影响，侧重点应该在传播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上。从这个角度出发，对西方媒介角色的研究还可以归纳到另一条轨道，就是将媒介角色纳入发展社会学的框架中去思考，也有人称之为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但由于多种原因，在这一框架下的这一命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启动后。为了便于叙述，下面的综述将分成国外与国内两个部分。
1.西方的研究
发展社会学有两个主要的学术传统并由此形成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另一个则是主要面对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的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theories of development)，它们之间存在着时间差，在这两个学术背景下产生了不同的媒介角色理论。
现代化理论阶段的媒介角色：这个阶段的理论主要来自于勒纳、施拉姆和罗杰斯三个传播学家。勒纳认为传播媒介是刺激，是传达“同理心”(empathy)最好的工具，传播媒介把“现代化人格”普遍扩散到社会各阶层去，故有“魔术扩散者”之称，当一个传统社会里具有“同理心”的人多起来，量变引起质变，传统人格和传统的生活形态逐渐消逝，传统社会便逐渐变成现代社会。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社会发展的动力图式是这样的：具有流动性人格，易于接受变革的人物组成变动的核心，然后由不断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社会流动性和变革的观念和态度，再通过城市化、文化普及、工业化和大众传播媒介参与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第三世界走向现代化。”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是最早研究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来源于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全面考察了大众传媒在国家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列出一系列影响力清单。另一位传播学家罗杰斯同样将传播看做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他认为社会的变化分为内生型和接触型两种，前者变革的动力来自于社会内部，主要适用于发达国家，接触型变革的动力来自于接触外界的信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革多数属于接触型，即由于接触西方的新技术和新观念而促使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因此，他把接触型改革看做是创新和发明的传播扩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是催化剂，充分使用可以促进同情心的增强，创新性的扩增，政治知识的提高，成就动机的增加以及期望水平的提高等，进而增进国家整体的现代化水平。
可见，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之下的媒介几乎是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它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风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在这一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然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5]然而，由于人们一方面忽视了国际间隐藏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和传播秩序的存在，一方面盲目夸大了传播媒介的能量，这条发展模式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但没有缩小距离，所有的差距反而日益扩大，早期所谓的“枪弹论”、“靶子论”等传播效果的强效果论在事实面前轰然倒塌。
发展理论阶段的媒介角色：当传统的现代化理论遭受学术界的尖锐批评和实践无情的检验而陷入困境的时候，立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张力，这一阶段学者从社会的整体形态与结构、传播体系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传播秩序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理论。媒介帝国主义由美国学者赫伯特·西勒提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传媒软硬件或其他主要传播方式，单独或整体地，不论在控制权或所有权上都被西方发达国家主宰，由此导致对本土社会的文化、规范及价值观带来颠覆性影响。由此，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媒介发展路径，一方面提出建立“国际传播和信息新秩序”的主张。此时罗杰斯等人开始反思早期的研究结论，依据他在拉丁美洲、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他写下了《传播与发展：批判的观点》一书，书中媒介仅视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其在信息、技术、文化交流以及提高本民族人格素质、加强国际传播等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阐释。
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传播媒介在技术层面上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卫星传播、网络系统等的发展，使大众媒介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威力，传播的强效果论又开始抬头，显然媒介可以在改变本国位置的发展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但人们又同时意识到，发达国家同样有可能利用经济与技术优势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传播霸权，媒介的角色在日益变化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下开始多元化发展，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2.中国的研究
国内关于传媒与农村社会的研究较少，如果说“中国的三农问题与农民的话语权利往往处于这样的一种尴尬境地，即文本上受到重视而在现实中却被边缘化”(陈潭，2005)，在这个问题上更遭遇文本与现实的双重边缘化。为了分析的方便，将这些不多的研究分成三个阶段，即1982—1987年的第一阶段，1988—1995的第二阶段，1995年至今的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1982年，杨云胜、程世寿对湖北襄阳地区农村进行的读者调查；1983年祝建华等人对上海郊区农村进行的传播网络调查；1985年张学洪等人在江苏的苏南、苏北、苏中等地农村进行的受众调查；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行的全国性农村听众调查以及198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开展的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农民居民的比较调查。当时的研究目的主要针对传播事业发展现状、受众与传播效果等，但从调查设计到结果的表述，均没有涉及具体理论问题，只是一般的描述性研究。
第二阶段：1988—1995年这一阶段是中国新闻传播专业比较沉寂的时期，但关于农村传媒的研究还是有初步成果的，主要体现于三项研究：其一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裘正义的博士论文——《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其二是陈崇山等编写的《媒介·人·现代化》一书，其中有相当部分涉及乡村社会；其三是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王怡红的硕士论文——《论农业新技术传播》，以罗杰斯的“创新—扩散”模式为理论参照，以天津武清县等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采纳新事物的过程。[6]其四是戴元光教授主持的传播与西北人文化观念变革研究。其成果《撞击下的浮躁与选择——当代中国西北人的文化价值观》(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认为西北人在传播的影响下处在文化的十字路口，显得“浮躁”，面临“选择”。
第三阶段：1995年至今，这个阶段新闻体制改革开始启动，网络传播出现，市场化、集团化、媒介经济、媒介素养等词汇被人们津津乐道，传媒的研究注意力再次被城市、全球化的语境所吸引，传媒与农村的研究依然没有形成热点。这个阶段目前主要也有以下一些研究成果：其一是由张宇丹主编的《传播与民族发展》；其二是复旦大学博士后方晓红在苏南主持调查并编写的《大众传媒与农村》，作者以定量的研究方法全方位检讨了媒介对现代化建设发挥的巨大作用；其三是复旦大学郭建斌的博士论文《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作者从文化的角度对独龙江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并用深描的方式呈现独龙江人民使用大众传媒的情况以及大众传媒对当地的生活与权力结构变化的影响。
以上的研究存在一些规律性的特征。首先，大多数研究者都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传统—现代的发展理论框架之中，探讨媒介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比如，陈崇山、裘正义、张学洪、方晓红等人的调查，一个共同的理论内核就是传媒与人的现代化；其次，研究者在梳理媒介与农村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道截然不同的景观，一是对于传播积极效果的乐观，李良荣教授对方晓红的研究给予了这样的肯定，“方晓红教授领衔所做的调查以详尽的数据令人信服地证明：大众传媒对于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介是江苏农村先导性增长的推进器’。”台湾著名学者汪琪教授称戴元光的研究是所见到的研究西北文化与传媒关系的最生动的一本书，美国著名学者朱谦教授认为戴提出西北人“浮躁”而面临“选择”“绝妙”。二是对于传媒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的担忧，其重点在传媒危及传统文化方面，这虽然不是郭建斌阐述的重点，但在其论文里隐讳地存在着，“这正如电视进入当地以后他们或多或少地从电视中所看到的外地的生活与当地自己的生活的对比中看到了某种差别，但一旦他们想改变自己的时候，对这种变化本身则是完全没有意识。”不过客观而言，在这两道景观中，对媒介的肯定占了绝对的上风或者主流；从研究方法而言，所有的研究(郭建斌除外)均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其主要测量手段是问卷式的抽样调查以及问卷回收后使用统计学进行的相关分析。某些研究用“拆整为零”的研究方式、对技术与方法的过度依赖以及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也导致了诸多弊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性、意义性与动态性。[7]综合而言，前人的探索或者还是现象上的描述，或者是对西方传播理论的中式应用，社会背景基本忽略不计，缺乏本土化的学理性的探索。郭建斌的论文是个例外，应该说是对沿用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一次成功反拨，但其仍然将大众媒介定位于施动者的角色，这样的研究视角决定了他的研究性质仍然归属于新闻传播学而不是传播社会学的范畴。
由上可知，媒介角色问题一旦转换成媒介功能、效果等问题，不外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是传播学的视野，如拉斯韦尔的功能论、麦克鲁汉的技术论和媒介生态学，这种视野下，传播的内部规律是其研究目的，传播与社会的关系主要呈现为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力，反之则遭到遮蔽；另一种是文化批判学的视野，如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布迪厄、波德里亚等，他们的理论突出强调了媒介某一方面的功能，媒介角色以偏概全。因此，通过转换概念获得的角色理论仍然没有被很好地整合进一个范畴，没有在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上得到完整的阐释。发展社会学框架下的媒介角色成功地将媒介的角色纳入社会发展的轨道，但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发展理论，其研究者均来于资本主义世界，针对资本主义文明，媒介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这种媒介角色理论虽然对我们构成借鉴意义，但根本上并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语境。而尴尬的是中国学术界对这个命题的本土化研究很少，主要着力于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与中式嫁接，“稍加注意即可发现，这一部分所使用的理论武器，几乎全是美国学派的”，而且“有些理论一经我们之手，还被弄得玉碎瓦不全，变为一种残缺的、变形的中式改造”。[8]事实上，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它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并且中国自1979年以来正进行着一场与资本主义发展相比更复杂更精妙并且没有理论和实践参照的社会转型，这场转型也与苏东的转型模式不同。因此，如何将媒介角色的内涵从西方的话语空间转入社会转型期中国独特的语境，从一种单纯的功能、效果论引向丰富多彩的中国社会场景，还原媒介角色本身错综复杂的真实面目，并追求媒介角色的本土化与实践性，这是传播社会学最值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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