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连载四）——《白鹿原》写作手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手记论文,句子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之六 朱先生和他的“鏊子说”
朱先生是这部长篇小说构思之初最早产生的一个人物。或者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刚刚萌生，第一个浮到我眼前的人物，便是朱先生。原因很简单也很自然，这是这部长篇小说比较多的男女人物中，惟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即生活模特）的人物。
朱先生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我在尚未上学识字以前就听到这个人的诸多传闻。传闻里的牛先生是人更是神，他的真实名字民间知之甚少，牛才子的称谓遍及乡间。我父亲是牛才子的崇拜者。解放前后我刚刚能够解知人事的年龄，每年秋收时会收获很多包谷棒子，堆在大房的明间里，高过人头的一大堆，晚上点着昏昏暗暗的煤油灯，一家人围着包谷堆子剥包谷穗子上的黄皮，干不了多大一会儿我就打盹了。父亲便讲《三侠五义》，讲《薛仁贵征东》，讲包文正刀铡陈世美，似乎都止不住我的瞌睡。父亲又讲牛才子的神话，说他站在院子里观测满天星斗，便能断定明年种何种作物，就会获得丰收；一个丢了牛的乡民求到他的门下，牛才子掐指一算，便指出牛走失后的方位，循此途径果然找到了牛。如此等等。我听得津津有味兴趣徒涨，忍不住连连发问。父亲也回答不了，只说牛才子眼力通天。这个带着神秘色彩的牛才子，从童年起便成为我一个永久性的生活记忆。
我后来上了学，从小学念到高中毕业，接受的是新中国教育体制规定的内容，其中包括常识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包括无神论。从我粗浅的理论认识到心理感受的真实性上说，在高中时期就接受并信服了这些哲学观点，不仅不信神不信鬼，连掐八字算卦也觉得是毛鬼神的无聊瞎说了。这样，对于被父亲神话了的牛才子的那些传闻里的神秘色彩，很自然地就淡释了。我相信牛才子是一个学问家，因为文举人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在我的简单推理中，一个学问太高太深的牛才子，他的言论和行为，他对社会事象的看法和对日常俗事的判断，在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村人群的眼里，是很难被理解的。理解不了便生出神秘感，以至演变到神话，还有一个心理崇拜为基础。我在此前几十年里，没有搜集过牛才子的资料，更说不到研究，印象仍然停留在父亲所讲述的那个浅层面上。想来也很正常，到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论，一波迭过一波的阶级斗争主导的各种运动，冲击撞荡得城市和乡村已无一寸安生之地的时候，牛才子不仅作为传闻已不合时宜，能不被拽出来再批判已属万幸了。“文革”初起大破“四旧”时，我听到一则传闻，牛才子的墓被红卫兵掘开，却发现墓道暗室用未经烧制的泥砖箍砌，使贫穷的生产队指望用挖出的墓砖砌井的打算落空。传闻又一次把牛才子神话了，说他死前就料定会被人掘墓，故意不用成砖而用未烧制的砖坯箍了墓室。我听到这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事，信与不信已不在判断要点，倒是觉得颇富讽刺意味，掘墓鞭尸批判“四旧”的疯狂行动不仅没有达到批臭的目的，反而给沉寂多年的牛才子又添了一则神话。
这是截止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白》书创作欲念萌发时，有关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才子的全部资料记忆。当这个人物成为《白》书构思里第一个浮出的形象时，我的畏怯心理同时就发生了，这个牛才子的影响太广泛了，我把他写得让人感到不像或歪曲怎么办？没有生活原型的人物尽由我去刻画塑造，读者尽可以指点写得好与不好，却不存在像与不像的事，而朱先生所依赖的牛才子的原型，就构成一个像与不像的很具体的压力，乃至威胁。揣着这样的畏怯心理，我走进蓝田县档案馆，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意外惊喜发生了，我借到手的蓝田县志，是牛才子牛兆濂先生作为总撰编写完成的，是蓝田县解放前最后一个版本的县志，也是牛兆濂谢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由他挂帅和8个编者共同完成的一部完整的蓝田县志。
且不赘述查阅这部县志的诸种收获，只说和牛才子相关的一件事，也是意料不及的重大惊喜。牛总撰编撰家乡蓝田县志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严格而又严密的史家笔法，一种纯客观的文字叙述，稍一触及便能感觉得到。我发现写到近代蓝田的史实时，尤其作为县志附录的“民国纪事”篇时，对县域境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在用客观的史家笔法记述之后，牛总撰加了几则类似于“编者按”的小段文字，表述的是牛总撰自己对这些社会或生活事件的看法。读到牛总撰的这几则“编者按”式的附言，我兴奋得忍不住心颤，一个被神话了的牛才子剥除了神秘的虚幻的光环，一个活生生的可触可感的牛才子站在我的眼前。我可以感知到他眼里的神光，也能感知到他出气吸气的轻重缓急，以及沉静里的巨大愤怒。我感到我已切住了牛才子的脉象。我对以他为生活原型的朱先生写作的畏怯心理，就在这一刻被排除，涨起自信和强烈的欲望来。
我后来还搜集到牛才子一些真实事件，其中对我震撼最大的一件事，是他联合了南方北方几位旧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发表抗日宣言（他称日寇为倭寇），响应者众，可见他的影响决不局限于关中。他不仅发言立誓抗击倭寇侵略，而且身体力行，要到山西中条山抗战前线去，走到潼关正待过黄河时，被部队派人力劝强拉回来。在民族和国家的危亡时刻，牛才子嫉恶如仇的骨气品格，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民间传闻里的神秘神话的色彩，已是荡然无存，一个铮铮铁骨的老知识分子，巍然如山立在我的眼前。我常常于傍晚时分站在家门前的灞河堤岸上，眺望河北边七、八华里远的一道黄土高崖，高崖下有一个小小的名曰新街的村子，是牛先生的生身和归葬之地。我和他的地理距离不过七、八华里，一种天然的亲近把历史时序的距离缩小到几近于无，自然还在于崇敬仰慕基础上的心理贯通。
牛才子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对关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有重要建树的一位学人。关学派的创始者张载，有四句宣言式的语录流传古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论做学问，无论当官从政，这样的抱负和这样的胸襟，至今读来仍令我禁不住心跳血涌。从这四句语录就可以感知关中学派的精髓，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的灞河北岸的老乡党牛才子的精神内质了。我也就可以更切近地理解他冒着生命危险劝说企图反扑已经“反正”（辛亥革命）了的西安的清兵总督，也就理解了他以耄耋之躯亲赴抗日前线驱逐倭寇的举动。然而，到上世纪之初及至30年代，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兴起的时候，关学派的某些具体理念的局限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潮流，在牛才子身上也很难回避。他坐馆的曾经影响甚远的书院很快冷落，弟子走失，红火时曾有韩国留学生。先后有西安和蓝田两家新兴学校聘他为师，他都不能适应而告辞，回到书院编起了县志。我努力理解他在这个急骤的社会革命浪潮里的心态，他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面临种种冲击时的痛苦，等等。
我依牛先生为生活原型，创作了朱先生。朱先生已不再等同于牛先生。道理属于创作常识，前者是生活真人，后者是一个艺术形象；艺术形象从精神心理上已摆脱了生活原型的局限和束缚，给作者以再创造的绝对而海阔的自由空间，把作者的理解和体验浇铸进去，成为我的“这一个”。
对于朱先生这个人物，我的态度是不做任何注释，由读者和评论家去审判。这也不光是我对朱先生这个人物的态度，而是我对《白鹿原》小说里所有人物的态度，事实是，《白》书发表出版15年来，我基本不做作品人物的解释，只在对某一些访谈提问时偶有涉及。令我感佩的是，大量的评论文章对包括朱先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有甚为精到的解析和评说，有些甚至超出了我的期待。自然，也免不了一些令我意料不到的评论视角，包括个别误读，我基本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当作一种观点来看取，也有鉴示的意义。我在这里想说一下朱先生的“鏊子说”，算是坚守15年不做人物阐释的一次破例。
我在蓝田查阅县志和许多史料时，看到一些老革命回忆当年“农民运动”的文章，大为震惊。渭南地区的华县华阴县，是陕西农民运动的中心，运动开展的广泛程度和卷入的农户人数，当是北半个中国闹得最红火的地区，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的“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尚不属于渭南中心地区的蓝田县，绝大部分村子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武装，包括地理上的白鹿原地区。我在中学语文课文上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更多地领受毛泽东看取这场运动的独立观点，以及他生动而雄辩的文字，至于那场农民运动本身，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又是发生在遥远的南方。几十年后我突然感到一种切近的冲击，竟然忍不住心跳，就在我的生身之地白鹿原上，曾经发生过如此红火的乡村农民革命运动。
我家住在白鹿原北坡根下，出门便上坡上原，我到原上蓝田辖区的集镇赶过集，到几个大村看过壮观的社火和秦腔戏剧演出，却从来没有听说过60年前那些大村小寨曾经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我在手抚那些资料时感慨连连，自言自语着一句调侃的话，渭南地区的农民运动就规模和人数而言，不比湖南差多少，只可惜没有人写出一篇类似毛泽东的“报告”，竟然无声无息被历史淡忘了。这场运动骤起骤灭，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农民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习惯上称为“还乡团”。报复性镇压的残酷性是不难想象的。《白》书写了这个过程。朱先生在他的白鹿书院里，也闻听到杀伐的声音，嗅到了血腥气儿，说了一句话，白鹿原成了一个鏊子啦。正是朱先生的这句“鏊子说”，发生了一些误解和误读。恕我不再重复赘述那些误读误解的话。
“鏊子”，是朱先生面对白鹿原上“农民运动”被残酷镇压时的一个比喻。鏊子是北方乡村烙锅盔烙煎饼的铁制炊具。我在写到朱先生面对原上正在发生的“还乡团”的报复事件时，很自然地让他说出这个比喻来。或者说，是我意识里的朱先生自己说出的这个颇为形象的喻体。我在上一章里谈到，我以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把握我正在写作的各个男女人物，朱先生是我体验较深也自以为把握较准的一个重要角色。以他的文化所架构的心理形态，面对白鹿原上“农民运动”骤起骤灭的现实，说出“鏊子”的比喻，表示着他的看法和判断，这是作者我所严格把握的朱先生这个人物角度所决定着的，更是他独禀的心理结构所主导着的性格化语言表述方式，形象也含蓄。
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界线，作品人物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和表态，是这个人物以他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做出的表述，不是作者我的是非标准和意义判断的表述。作为作者我的写作用心，说明了只有一点，努力把握各个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才能把握住他们不同的角度，才可能写出真实的性格差异来。这些人物对同一事件大相径庭的判断和看法，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作者。读者可以审视、评点作者对各个人物把握得准确与否。只有准确了才能谈到合理，才能谈到真实，也才可能进一步谈到人物的深度和典型性。如果连最基本的准确都做不到，就无合理和真实，更遑论人物的深度和典型了。读者和评论家可以严格挑剔朱先生等人物的刻画过程里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包括他的“鏊子说”，是否于他是准确的和合理的，而不应该把他的“鏊子说”误认为是作者我的观点。再，朱先生的“鏊子说”，错了对了或偏了，更具体点说，是对“农民运动”和“还乡团”报复行为的大是大非的判断是否正确，即使如此，也是属于朱先生的判断，不是作者我的判断。单就“农民运动”这个事件，《白鹿原》里不同的人物都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判断，革命者鹿兆鹏自不必说，田福贤等从根本上就说成是“共匪”煽动的作乱。如果把朱先生的“鏊子说”可以看成是作者观点的糊涂，同样可以类及田福贤的反动观点给作者，鹿兆鹏的革命观点也应该是作者的。这种常识性的笑话，我在写作过程中是丝毫也不曾预料得到的。
某些不了解创作的人对朱先生的“鏊子说”发生误读以至指责，我都以平静的心态表示理解。我还听到行家指点说作者缺乏智慧，为什么要让朱先生说出“鏊子”这样的比喻来，让朱先生换一种说法不是不惹事吗，等等。我有限的智慧只把握到朱先生的“鏊子说”才合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只有他才能说出“鏊子”的比喻体。如果会料到惹事的后果，进而让朱先生说出别一种不惹事的话来，那么朱先生的面目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这样一来，作者有限的智慧不仅专注不到人物的准确把握上，反倒耗费到如何逃躲误读的机巧上去了。把智慧耗费到机巧上，且不说合算不合算，恐怕创作都难以继续了，如果还有作家的道德和良知的话。
之七 寻找一种叙述
在1986到1987《白》书构思的这两年里，新时期文艺复兴发展到真可谓百花齐放的红火时段，欧美以及拉美几乎所有流行过和正在流行的文学流派，都被引进中国文坛来了。无论学得像或不像，似乎没有谁太在意，或者尚来不及细究，全部陶醉在新鲜乃至稀罕的感觉里。我也是陶醉者之一，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尽管未必都能读得懂，未必都能进入欣赏的愉悦，却仍然兴趣十足地阅读，基本的收获是大开眼界甚为鼓舞。即使有人调侃这样的文坛景观说“各领风骚十来天”，也遏制不住我想长见识的兴致，依旧兴味十足地阅览文学杂志上新发表的标新立异之作。我当然不可能看到某个新流派就学写某个流派的小说，但我起码想知道世界上和中国有这种和那种文学流派。这如同牛仔裤引进中国，我不想穿它却想欣赏这种服装样式，看到别人穿起来还挺风光。
和这种五彩缤纷的文学景观不大匹配，或者说不大协调的事，已经悄然出现，就是出书有点难了。作家们正忙着追求新的文学流派和别致的写作方式，不太留意出版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体制改革，由政府支配的计划经济性质，改为纯商品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了。一本书能否出版，商品利润的判断已成为一条硬杠子，具体到征订数目，如同一道判决书。出版社最基本的一条原则是要出能赚钱的书，赔本的买卖再不做了。道理很简单也很冷酷，政府不再给出版社拨款，过渡性的补贴也取消了，编辑的工资得靠编书出书赢得利润赚到钱才能获得，想靠人情和长官意志出书，在这个冷冰冰的硬杠子面前都开不了口了。一些意料不及的现象随即出现了，按习惯性思维和习惯性心理一时很难适应，纯粹的雅文学遭到市场的冷脸，出书难了；一些在文坛上颇得风光的作品，在非文学读者的更广大的读者群里不买账，出书也难了。在作家和出版社编辑之间传递着令人丧气心凉的轶闻，某名牌大家的集子的征订数居然不到一千册，令约稿的编辑骑虎难下。我自己出书的经历才是最可靠的体验，一本颇得好评的中篇小说集征订不足3000册，迟迟不得开印，据说此订数在不赔也不赚的及格线上，后来还是侥幸面世了。另一部中篇小说集收集的作品，被转载或得过发表刊物优秀作品奖，征订数仍然不景气。至于短篇小说，全部堆在书柜里，没有哪家出版社问津，据说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最难赢得市场效益了。自以为还算是中国实施改革的拥护者，不料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意识，竟是以这种切身压迫的方式让我领受的，而且别无选择，而且正值这头一回试笔的长篇小说快要定型的时候。
你写的小说得有人读，你出的书得有人买。出版社刚刚实行的市场经济理论和运作方式，无论多么深奥多么陌生多么冷硬，具体化对象化到我头上的时候，就变得如此简单。唯一的出路，必须赢得文学圈子以外广阔无计的读者的阅读兴趣，是这个庞大的读者群决定着一本书的印数和发行量。此前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个层面的读者群体，却确凿没有形成至关致命的心理压迫和负担。
这种心理压迫的直接效应，使我很快确定这部小说的规模。构思的近两年的时间里，就其规模而言，虽然尚未完全确定，却一直偏重于写成上下两部。我是就已经酝酿着的较多的人物和他们较为复杂的人生故事，需得上下两部才能完成，每部大约30-40万字。唯一犹豫未决的因素，是我的阅读习惯不喜欢多部规模的小说，这是长期形成的不大说得清道理的阅读习性，包括某些声誉颇高的翻译小说。我既然有这样的阅读习性，自然也不想弄出上下部或多部这样规模的小说，却想到这部小说的内容和人物，一部很难装得下。当市场经济运作的无情而冷硬的杠子横到眼前的时候，我很快就做出决断，只写一部，不超过40万字。之所以能发生这种断然逆转，主要是对这本书未来市场的考虑，如果有幸顺利出版，读者买一本比买两本会省一半钞票，销量当会好些。
我便重新审视一个个业已酝酿着的人物，重新审视每个重要人物的每一个重大情节和细节，合理性和必要性为审视的尺码，舍弃某些可以舍弃的情节和细节。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40万的字数很难装得下已经难以再做舍弃的内容。这样，我便把自己逼到语言方式这条途径上来。采用叙述语言，也几乎就在此时作出决断。在我的语言感受和意识里，仅就篇幅而言，叙述语言比之描写语言，是可以成倍节省字数和篇幅的。同样出于以往写作的语言感觉，叙述语言较之白描语言，难度也要大很多，尤其是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要做到通体不松懈更不露陷儿的形象化叙述，就我已不算少的文字实践的感受和理解，完全能估计到这是非同一般的难事。然而，我已经确定要用叙述语言来表述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历史生活内容，或者说必须寻找到和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最相称的语言方式，即叙述，而且必须是形象化的叙述。从我的写作实践看，尽管能充分感知这种叙述语言的难度，心头涨起的却是一种寻找新的语言形态的新感觉，甚至贴切地预感到这种叙述语言的成色，将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内容呈现的成色。这次由小说规模引发的语言选择，很快就摆脱了最初为缩短小说篇幅的诱因，导致成对这部小说语言形态的严峻课题。
我很自然地发生对已往写作中语言演变的检索。我是由描写语言开始小说写作的，生动和准确的描写成为那个时期的语言追求，这大约在我热衷短篇小说写作的时段。这个时候对语言似乎没有太明显的刻意，完全凭着对要写人物的某种感觉去写作，是一种含糊盲目的尽兴式写作，我对小说语言的自觉，发生在随后的中篇小说写作的时候，说来不单纯是语言自觉，而是由对小说创作新的理解引发的。我在中篇小说写作开始，意识到以人物结构小说，从此前的故事结构里摆脱出来。我发现一个很简单也很直白的问题，面对不同的写作对象，性格和心理形态差异很大的人物，很难用同一种色调的语言去写他们，包括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氛围和社会氛围，必须找到一种适宜表述不同人物的相应的语言形态。尤其是在写乡村知识分子的《蓝袍先生》和乡村农家院里两代人生活的《四妹子》，仅语言而言，差异是很大的。我自己回看这几部中篇小说，每一部都有相应的语言选择，各不相同。那个时候对语言的这种探索，也依赖着我的阅读感受，我发现，有的作家的主要作品，基本保持着一种语言结构形态和语言色调，形成一种固定的语言风格，让读者不看署名就能感知到这是谁的文字。另有一类作家的小说作品，语言差异很大，譬如鲁迅，《阿Q正传》和《祝福》的语言形态是太截然了，还有《狂人日记》、《药》、《在酒楼上》等，可以说无论篇幅大的或小的，每一部和每一篇都呈现着独有的语言形态。从纯粹的写作实践上来理解，我便推想到鲁迅肯定也面临过语言选择的事，用写阿Q的语言无法写祥林嫂，用写祥林嫂的语言也写不成酒楼上的男女。很显然，作家面临不同质地的写作对象选择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才可能把自己体验到的生活内容，完成一次最充分也最富有个性化的独特表述。我几乎是很自然地倾向于这种语言选择的实践的，中篇小说的写作，还处于自觉和不大自觉的过程。
我这次对语言检索的更侧重的一个课题，就是由描写语言到叙述语言的过渡。对叙述语言的喜爱和倾倒，也是由阅读中充分感受其魅力而发生的。最直观的一点，一句凝炼的形象准确的叙述，如果换成白描语言把它展开描写，可能要用5到10倍乃至更多的篇幅才能完成，而其内在的纯粹的文字魅力却不存在了。再一点是叙述语言的内在张力和弹性，又不仅是一个外在的语言形态，而是作家对他的人物的透彻理解和掌握，获得了一种言说和表达的自由，才可能有叙述的准确和形象，才能恣意纵横而不游离各个人物的气脉，也才能使作者的语言智慧得以展示，充分饱满而又不过不及，废话就不可能落到某个人物身上。我对叙述语言的理解，是一个渐次加深的过程，在此之前的一些中篇小说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试用过，用一句话说，火候不够也达不到完美。我已深切体会感知到叙述语言的难度，尤其难以掩饰的是，很难用叙述语言从头至尾把一部几万字的小说写下来，总有几处露出描写的馅儿来。这既是一种语言功力的欠缺，也是对作品人物心理演变准确合理把握的不到位，表象的标征却是语言。
为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形象化叙述——的追求，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试验。我在长篇《白》书开笔起草之前，写了短篇小说《窝囊》和《轱辘子客》，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要试验一种纯粹的叙述，选择这两个题材的人物和故事，自然也是适宜使用叙述的语言的。我确定尽量不写人物之间直接的对话，把人物间必不可少的对话，纳入情节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叙述；情节和细节自不必说了，把直接的描写调换一个角度，成为以作者为主体的叙述。印象最深的是《轱辘子客》，近万字的一篇小说，通篇都是以形象化的叙述语言完成的，只在结尾处有几句对话。我切实地体验了叙述语言的致命之处，不能留下任何干巴巴的交代性文字的痕迹，每一句都要实现具体生动的形象化，把纯属语言的趣味渗透其中，才能展示叙述语言独有的内在张力，也才可能不断触发读者对文字的敏感性，引发他读下去直至读完的诱惑力。记得《轱辘子客》在《延河》杂志发表不久，我从乡下赶到城里去买粮和买煤球，在作协院子里碰到几位同事，都说到这个短篇的语言，对熟悉我以往语言的他们来说，感到新鲜，也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似乎都以为这种语言形态不错。我大受鼓舞，却不便说出这种变化的深层因由。在《白》书已经草拟过半的1988年夏天，关中的三伏天热到近40摄氏度，空调还只是传说中的高档器物，屋里屋外都热得汗流不止，再加上孩子高考升学的麻烦事，迫使我的草拟停止下来。偶遇下雨得着短暂的凉爽，我又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害羞》和《两个朋友》，继续着叙述语言的演练。我又为纯粹的叙述里加入人物对话，意在把握对话的必要性，自然是对对话的内容再三斟酌和锤炼，以个性化的有内蕴的对话语言，给大段连接大段的叙述里增添一些变化，避免大段叙述语言阅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累。因为《白》的人物和主要情节已经基本确定，草拟过半程的感觉挺不错，叙述语言就成为承载和展示作品内容的一个关键。其实，正在草拟着的《白》的语言，也是以叙述的形态展示着，主要把握着作者叙事主体的角度，形成叙述语言的架构和形态，尚不能顾及语言的细部，也顾不及字词的推敲。道理在我很清醒，草拟的主要用意在于把这部跨越半个世纪的小说的框架搭起来，把白鹿原上那些人物命运遭际的粗线条勾勒出来，叙述语言的精确斟酌，那是写正式稿时要做到的事，我计划的草拟时间为一年，正式稿预计二年，多一倍的时间预算，其中一条因素就是花给叙述语言的……我得着机会就想写个短篇，既在增添收入补贴已现窘迫的家庭经济，更在叙述语言文字的练习，意图很实际，到半年后摊开稿纸下笔正式稿时，便能进入完全自如的文字叙述。
草拟稿进行得超出预料的顺畅。到1989年元月，超过40万字的草拟稿完成了。1988年4月动笔，到次年元月完成，刨除暑期近两个月的停笔，实际写作时间只有8个月，这大约是我自专业创作以来写作量最大的一年，也是日出活量最高的一年。这年过了一个好春节，心头的鼓舞和踏实是前所未有的。春节临近的时候，我已经从《白鹿原》的历史烟云中彻底摆脱出来，和村里的乡党搭帮结伙去赶集，挑选猪肉和蔬菜，进城买面粉、大米、清油和煤球，这些东西都是凭票定点供应给我这个住在乡下的城市居民的，今年办起这些啰嗦事来的心情都是前所未有的舒悦。动笔草拟之前的种种担心，都在划上最后一个标点时彻底化解了，既比我起初预想的顺利，也比我草拟之前的感觉更好，起草之前某些思路，竟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扩展和深化；更有许多自以为得意的细节，竟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蹦出来的。我在或进城或赶集办年货往来的路上，常常面对白鹿原北坡的沟壑台梁久久注目，这原坡已不是我小时候割草砍柴捉蚂蚱的那个原了。我已经把家乡的这个古原写成小说了，尽管是草拟，亦然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
一个无比快乐的新年过完了，待把三个孩子一个一个送进学校，再把家庭这样那样的杂事处理过手，又到清明了。我摊开稿纸，竟是一种前未所有的沉静和舒展，这也是以往写作短篇中篇小说时几乎没有过的一种心境，当是因为草拟稿摊开在桌子左首，白嘉轩们的人生际遇里的大事小事已失去了草拟时的情感冲动，多了重新审视和斟酌的冷静；更深层的原因，我想还是已经草拟出来的那些内容，容不得激情，也更容不得随意，沉静几乎是在摊开稿纸时必然形成的写作心境。当我在稿纸上写下“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的开篇话句时，我的心境更沉静了，一种进入近一个世纪前的原上社会特有的沉静。我开篇叙述的感觉是空前的自在，对于叙述语言的把握也是空前的自信。我后来才意识到，此前用几个短篇小说练习叙述的功夫没有白做，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对那个历史时段原上人物的理解和体验的程度。
责任编辑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连载一、二、三）——<白鹿原>写作手记》转载于本刊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