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文化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认同”（identity）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界经常提到的术语。我曾经翻译了查尔斯·泰勒的《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这位著名的加拿大哲学家认为，认同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后来，我写过一篇关于现代性与认同问题之间的关系的短文，分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当前的认同危机问题[1]。在这里，我只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构成的一个侧面谈谈认同问题。
一、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问题的凸显
认同，就个体指向而言，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信任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共同体指向来说，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本文主要是考察后一种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或文化的归属感。然而，实际上，个体自我认同和社会文化认同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自我认同往往是把自己认作属于那个群体或持有那种文化价值观的人，而文化认同则通过不同人的认同行为的选择显现出来。
文化认同的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但其过程却是在发现差异时开始的。人与他人相遇，才会思考自己是谁；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相遇，才会把这个群体想象成为共同体；一个民族只有遭遇另外不同的民族时，才会自觉到自己的族群特征。在古代，中国人曾经认为自己是唯一称得上“文明”的国度，周边只是接受中华文化恩惠的蛮夷和藩属。鸦片战争才开始动摇了中国人华夷分野和自视世界中心的信念，而日本人的不断入侵，更促使中国人民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可以说，自我认同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形成的。全球化时代就创造了一个差异相遇的场域，在其中不同的他者通过另外的他者而获得自我认识。
文化认同的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稳定性，但其过程却起始于人的社会生活的流变性。譬如，古代更加依赖自然的人们，似乎不像现代人那样对自己的特性感到焦虑，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自然环境、家族延续和神圣命运的环节。实际上，认同问题的凸显与现代性的发展紧密相关，因为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人与乡土之间的纽带被削弱，人们的家庭血缘被社会的流动性所稀释。现代性需要未来的扩张，使自我感觉到有一种流动性的成长，因此与静止态的生存相比，流动的生存更加突出了人们的认同意识，即不断反思地问：我究竟是谁？我是什么？实际上，“成为自己的‘创造者’的意思就是，个体在面对这些巨大的变化时，必须能够形成自我认同的一致叙述”[2](P305)。文化认同成为问题的程度，可以说是与世界秩序的变化或“失序”的程度成正比的。全球化时代流动的现代性迫使人们寻找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基础。
文化认同的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持续性，但其过程却往往缘起于历史的断裂或社会的断层。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缓慢，风俗、习惯、道德规则和价值观继承性强；现代社会特别是都市化进程，使原来稳固的社会系统转变成为流动性社会，规则和习俗的继承性减弱。同质化的社会更多地是无意识地被动接受既有文化，而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迫使人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归宿和价值观选择。全球化进程和现代社会迫使人们去寻找自我，也寻找自己在其中感到如鱼得水的文化环境，选择甚至创造自己所喜爱的文化形式。
一句话，全球化进程和现代性的发展使社会文化出现多样性展示、流变性呈现和断裂性改变，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产生文化上的焦虑和自觉。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越来越深入的思考：我们应该选择和创造什么样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能否与我们自身的生成相得益彰？现代化进程和理性主义所产生的理想化的生活形态和生存方式使认同成为人们自觉的需要。根据语义学的观点，“现代性意味着象征与它所指的东西的分离。符码、范式、语义学这些文化观念正是现代认同的产物”[3](P217)。我们不能再被动、消极地依赖自然、传统和家族，我们必须在符号和意义上作出自己的选择。
二、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多重性
马克思最早发现全球化现象，即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已经把人类纳入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面对这种情景，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对文化而言，全球化是熔炉，还是造成文化的马赛克状态？
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现代性的发展，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使全球生活发生了深刻变革。按照原来的预测，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本来应该把经过的地方都变成抽象同一的工厂和市场，把不同的人群都变成工人，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精神世界也会出现“单向度”的一致性。有的学者用马克思的话作为佐证，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必然消除民族特性。马克思的确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所到之处都消除着民族特性，破坏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民族文化也受这一进程的影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P276)。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之“不可能”，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世界文学的图景呢？我认为，消除了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民族，并不是变成了没有民族特点的或没有民族性的民族，而是吸收了现代性之后的某种新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消除了落后于时代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获得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与此同时，一种世界文学的可能性与其说是被现代性的棱镜折射成为单色调的文化（单一形式的形态），倒不如说是由丰富多彩、五颜六色的民族文化构成的相互映照的彩虹。
西方中心主义者曾经幻想世界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许多非西方学者也担忧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欧美化。可是，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现代性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用一种颜色涂抹其影响过的地方，另一方面这种涂抹却与原来就有的不同底色创造出许多新的色彩来。在某些方面，不同地方的人似乎有了共同点，如钟表所规定的标准时间、流水线、超市、肥皂剧等等；可是，在另外的方面，如全球经济体系从中心辐射的光照射到不同的地方就有了亮度的差异。不仅原有的民族差异没有抹平，往往原来内部相对一致的民族或群体也被市场经济所割裂，阶层越来越复杂。因此，现代性的结果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充满差异、“风险”和不确定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就如阿格尼丝·赫勒所说，“不再有什么是稳定的，不再有什么被一致接受；在任何地方，对一切事物，都存在不同的意见。这就是现代生活”[5](P67)。可见，现代性不仅创造一致和同一，而且也凸现差异和矛盾。不断有差异出现，才是现代性富有生命力的表征。
文化认同是寻求某种文化的一致性或同一性，但由于它缘起于文化的差异、流变和断裂，因而其进程、形态和内容都是复杂而多重的。文化认同是一种建立在分化、差异（甚至对立）基础上的选择过程，因此这种认同并不是对单纯的或只有单一色调的形象的叙述，而是对复杂的或各种颜色相互浸染的图景的叙述。
对于人类而言，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文化认同，毫无例外地都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单一的认同叙述形式只是神话，以便使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透过这种神话叙述的外观，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复杂的相互渗透和相互生成的过程。
首先，在叙述的形态上，文化认同既是时空性的，也有象征意义或内涵性的特征。进而，文化认同不仅在空间上相互交叠，而且在时间上相互映照。同时，文化在时空上的认同，也与各种象征意义相互交错。
文化最初都有一个产生地点，然后又有传播过程，而传播过程又形成不同的传播路线和新的文化生成地点。由此，文化认同过程既是空间性质的，也是时间性质的，更确切地说是人类在时空系统中互相塑造的过程。任何文化认同都交织着新与旧、过去与现在、外来与本土以及实在和象征。
当然，多重文化认同并不意味着失去文化立场。中国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穿西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放弃了自己的文化自主权。我们可以选择西服，但是我们决不会选择放弃国家的主权和文化自主权。在多重文化认同中，有些是核心性的认同，有些是外围性的认同。一般来说，最容易改变的是外围认同，而核心文化认同是最稳固、最持久的。当然，即使外围的认同也是有象征意义的。西服最初曾经是改革开放的象征，但是现在它已经融入中国的服饰文化，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认同不是中性的现象，它是带有价值观选择和好恶倾向的活动。这种价值观往往与不同的民族、历史、传统和观念联系起来，成为集体动员的符号和标志。不同的颜色居然可以引起一场场革命，从过去的红旗，到现今的“颜色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经把红色风暴吹遍全球，现今的颜色革命也出现连锁反应。国旗的布料与颜色与其他的布料和颜色没有自然本质的差别，可是一旦获得文化象征的地位，它就具有了某种魔力。对于象征物，人们甚至可以为它而死或因它而生。人们对之或爱或恨，爱得热血沸腾，恨得也可以咬牙切齿。在电视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在星条旗面前的骄傲，也可以发现另外许多人在践踏或焚烧它，以发泄自己的愤怒。
其次，在叙述的内容上，文化认同往往不是单一文化形式的连贯而一致的选择，而是多重利益话语的拼接物。
由于利益的差异，各个民族仍然不可能跳出民族形式的桎梏。因此，阿格尼丝·赫勒说：“与海德格尔的思想相反，我怀疑下面的观点：我们现代世界的随意行为都是受到同样的形而上学思想、主体／客体关系和技术想像所‘框范’的。与哈贝马斯学派相反，我怀疑是否存在一种支配性的世界解释，在我看来，现代世界确实在所有层面和所有方面都是零散的、冲突的，有时甚至是混乱的”[5](P101)。她在《历史哲学片断》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现代人的世界观已经碎裂成为碎片。
为了保持自己文化的同一性，人们编织了种种自圆其说或自成一体的认同形式，但在文化同一性外观之下是各种相互差异甚至相互矛盾的利益追求的话语表达的转换。任何文化认同的要求，反映的都是权力、利益、欲望、追求的动力和意志。不同的认同方向，反映了不同的利益基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因此文化认同也呈现多重的话语形式。譬如，在国际关系中，美国并不持有单一不变的文化原则，而是游弋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其游离的幅度取决于美国的利益选择。为了其国家利益，美国以人权、民主等话语指责其他国家；可是，同一个美国，也是为了其国家利益，却支持独裁者甚至通过秘密干涉推翻民选政权——人们不会忘记智利阿连德总统的命运。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嘴上往往说想用它们的价值观改造全世界，实际上它们一直都希望其他文化部分地接受西方文化。西方希望其他文化承认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却遏制其他文化学习西方的文化的竞争逻辑从而争取自己的文化主导权。西方文化是力图把其他文化附属化、边缘化和残缺化。所谓西方文化，以现代主义自居，它是全球体系中霸权权力的主导角色，它用发展阶段的等级制编排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是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边缘化的进程，也是自诩现代文明和理性的西方文化把其他民族文化变成落后、停滞、野蛮和愚昧的进程。这种全球化进程一开始就包含着内在矛盾：不仅是中心与边缘的差异，而且是自我与他者的对峙。由于这个矛盾，全球化的进程必须由一系列血与火的环节才能连接起来；由于这个矛盾，中心剥削和压榨边缘，同时边缘也在窥视着中心。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就是被边缘化者仇恨积累的爆发，性质上是附属文化的反抗。
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也越来越呈现出多面性。边缘化不是被边缘化的国家、民族、地区自己的选择，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产物；被边缘化者过去都曾经是自成体系的，可是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漩涡之后，它不再是自足的存在，而是变成更大体系结构中的要素。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的文化认同就更具有多重的不稳定性。许多文化已经变成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拼接物。人们不得不接受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同时希望保持自己文化的自主性。青年人可能在听美国音乐的时候，内心却思考具有“反美”意味的社会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认同是冷战后意识形态的新形式，文化竞争就是意识形态竞争的新表现。亨廷顿《文化的冲突》就是对这个历史进程的理论表述。当代的世界体系，中心被削弱，结构危机四伏，边缘积累力量并且伺机颠覆体系。旧的认同——冷战的集团认同——在丧失权威或感召力，新的认同秩序还没有成型。从后现代的破坏性意义说，现代性的瓦解就是发展阶段等级制组织原则的崩溃。
全球化进程的内在矛盾和发展速度等因素，均使中心和边缘的结构成为不稳定的。这给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文化重新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这个崛起进程中，我们并不是回归单一的传统文化，而是学习世界各种文化的长处，包括学习西方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师夷长技而超夷。在文化复兴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已经有了新的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多重构成要素和形态。
再次，在叙述的语境中，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是民族特性的拼接画，而不是单一文化的同质化过程。在相互影响中，各民族文化变得越来越像水彩画，某些颜色是重叠的，但是某些颜色和颜色的浓淡程度是各有特点的。
面对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似乎不是压制而是激发了各民族的存在自觉和文化自觉。“它们促进了民主和资本主义，还有种族认同的复苏。”[2](P62) 在资本越来越全球化的时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和恐怖主义也全球化了。甚至在西方文化圈内，也有民族分裂的动力，如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和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
与许多观察者的观点相反，全球化并没有消除民族特性。不仅在某些伊斯兰国家鉴于对“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担忧而出现捍卫民族文化的极端反应，而且“9·11”之后美国爱国主义的盛行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同样反映傲慢的美国人（他们主张用美国价值观改造世界）也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性。塞缪尔·亨廷顿写了《我们是谁？》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美国国家特性面临挑战”，他还担心美国人陷入不知“我们是谁”的境地。所有这些现象，都证明民族国家仍然是不可超越的共同体组织形式。我认为，全球化进程并不是民族国家形式的消亡或衰退，而是民族国家形态和功能的变化。的确，自现代殖民主义盛行以来，地球的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都不再是纯粹的地域性问题，而只能从全球定位的视角才能加以理解。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民族国家自身变成了世界经济和政治过程中日益削弱的因素”[3](P7)，相反，各民族国家因为相互之间接触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敏感，处处考虑自己的差异、特性和利益。
实际上，东亚社会的崛起证明的不是民族文化的消失，而是证明了这些民族发现了使民族文化与现代性进程相互配合的契合点。无论是儒教文化圈还是佛教文化圈，东亚价值观显然已经转换成为现代性的动力，而不是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现代性的阻力。东亚价值观也出现进一步创新的迹象。
由于民族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差异，目前的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的认同显然很难是稳固不变的。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指出：“有政治自由置于核心，现代性不是一个价值衰落的时代，而是一个价值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本体论差异的等级制度的确定性，被自由的有创造力的不确定性所取代。”[6](P16) 在这个什么都不确定的时代，人们在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加呈现出多重或交叉认同的现象。
除了利益的考虑，各民族的地理和历史已经构成其文化基因，在这种基因支配下，民族文化会因外来影响而发生改变或变形，但其文化特性是不会消失的。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文化会呈现出新的多重特征，但仍然可以发现其自身的特征。不同民族的不同特征的文化，又构成世界文化的多重性质。在相互影响中，各民族文化认同时刻都发生新的多重构造和变形。
尽管福山声称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取得逻辑上的终结点。然而，事实的发展并不是如此。相反，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发展趋势却远不是齐一的或线性的。而且在将来也很难期望它如此。甚至福山也承认，“同质化与鲜明文化特性的确认将同时发生”。例如，与40年前相比，今天美国文化与亚洲文化之间相互欣赏变少了，彼此不信任增强了，而且二者之间的差异更突出了。“语言、宗教和种族全都是一种地方特性的重要成份。”而且经济发展并没有消除民族特点，反而使之增加了民族自信心。因此，“全球化造成的繁荣接着使文化真正能维护其自己的独特性”[7]。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成功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为新兴工业国家的民族认同创造了条件和可能性。
全球化进程并不是某一个现代文化的普及和代替其他文化的过程，而是所有参与这个进程的文化体的重构性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中，无论是否自己意识到这点，不同的文化体实际上都进行了新的包容性的多重认同重构。这个过程并不仅是德里达所说的，“积极性和生产性在差异游戏中指涉生成运动”[8](P32)，而是差异文化在互动中通过包容而达到的新的各有个性的多重文化的实体性生成。
三、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效应
每个民族都有与其他民族相互区别的文化。然而，在这种文化内部也是包含差异、矛盾、悖论的。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最直接的效应就是比较一致的民族文化的内部差异化。单一的文化因时间之中的流动而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因空间的展开的序列而形成不同的亚文化——都市文化、乡村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政治文化、企业文化、学院文化、大众文化等等。
现代性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所到之处，并不是文化的空白。全球化是多重文化的相遇。在原有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不同的文化体不断进行着自己的多重认同的构造，维护着自己的特性和完整性。然而，正确的多重认同构造应该是有责任的、保持开放的合理化过程，使认同的构造过程成为全球化与本土化创造性互动的过程。全球化文化认同的效应是，它在形成同一和统一的时候，也制造新的差异和矛盾。即使在西方，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也发现：“提高的公民能力和小群体主义（subgroupism）的倾向以难以预见的方式互动着”[2](P62)。社群主义思潮的兴起，就反映着对普世主义的反叛。
在一个流动不居、不确定和差异的时代，寻找认同成为一种需要。个人是为了保持自己意识的连续性，国家是为了保持公民的团结一致，民族是为了自己文化的延续。但是，不同的认同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自我认同形成不同样的人，不同的文化认同也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并且赋予不同的文化本性。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胜利60周年，而今天的世界格局或框架仍然是那次历史事件的产物。在这里，我只举几个与二战之后有关的几个文化认同重构的例子，而且目前中国人也比较关注它们。通过这几个的例子，我要说明不同选择的实质性效应。
首先是德国和日本对自己国家侵略史的不同认识，对这两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和形象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当德国认同了后期资本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通过集体的痛苦的“文化反思”放弃“日耳曼人的世界霸权”的幻想，从而割断与法西斯的历史联系的时候，日本却仍然通过掩饰历史以求保持“大和民族”连续性的文化认同。如果说德国已经使自己的文化认同适应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那么日本却固执自己幻想的认同，进而与周边邻国发生持续的龃龉。德国人因罪恶感而改变了自己的认同，日本人却因羞耻感而拒绝承认错误，所以他们的政要居然恬不知耻、堂而皇之地参拜靖国神社，与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保持历史性认同。德国人的洗心革面是整个德意志民族文化认同的改变，日本人的不反省立场也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整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台湾问题也有一个文化认同方面的问题。台独分子千方百计地在文化上去中国化，目的就是铲除台湾人民内心的中国文化基因。然而，台湾在文化上与大陆血脉相连，无法割断的。当然，由于历史问题造成的长时期的分割会使双方的文化多重构造出现差异，如果这种重构结构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必定影响两岸人民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毕竟两岸人民的心灵是最有灵犀的，因为无论文化认同的结构如何重构，其核心的文化基因是相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台独分子在文化上去中国化的目的是不会得逞的，同时我们应该加强海峡两岸的文化联系，使两岸文化的多重构造有更多的一致性。
我坚持文化认同的多重构造，并不是要发展某种类似人类学文化概念的相对主义。我认为，由于人类学的文化概念走向相对主义，它已经成为无原则的理论。赫勒曾经描述这种文化概念：“没有一种文化具有比其他文化更高或更低的道德，所有文化的信念对于真理性的要求具有同等价值。其结果是，在一种文化中好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可以成为裁断者。”[5](P192) 然而，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分层次：就民族文化形式而言，可以说没有优劣，形式是历史中延续的现实；但是，在民族文化的内容认同方面，是可以区别优劣的，因为这种认同是面向未来的选择，选择是要负责任的。譬如，日本人经常说，其民族文化传统对死去的人就不追究其罪恶了，因此连甲级战犯都应该受到尊重。——这当然是日本右派的借口。如果真的是整个日本民族都认为这样，那么这种文化就是缺乏善恶标准的，因此是有问题的，是必须改造的。德国文化经过改造之后变得更加值得欣赏了，而日本没有经过这样的改造，因而常常引起周边邻国的反感。差异本身既可能表达非实质性的多样性，也可能有好坏、优劣、善恶之分。我们承认差异及其文化之间的相对性，但是我们不承认文化比较的无原则的相对主义。尽管我们没有先验的标准，但是我们可以在历史发展中找到合理化过程的理想性期望标准。就如查尔斯·泰勒所言，“生活中存在某种尊严和价值，这种概念本身需要一种对照”[9](P32)。在生活的差异和多样中，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筛选和重构，不断构建自己的新的多重认同结构。我们没有先验理性，但是我们可以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实践理性。
最后，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性进程。我们应该提升中国文化上的软实力，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丰富、优化自己的多重文化构成，同时坚持自己的核心文化特性，保持自己文化生成的自主能力和创造活力。吸纳外来文化，改造自己的文化多重认同，恰恰是为了形成更有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应该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和中国和平崛起的时代要求，具有自主性、开放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