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往上流”：怒江白族农村的经济分化与仪式性人情异化
——基于对怒江Y村的人类学考察
杨海燕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院，广东 广州，510000）
摘 要： 人情作为一种社会交往机制，其情感表达和经济互助功能，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逐步异化为敛财或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手段。与已有的村庄结构和阶层研究视角不同，文章认为村庄经济分化是人情异化的必要前提，阶层位置决定了不同阶层的人情实践逻辑。经济上层通过大办和多办宴席来彰显自己的经济实力，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中间阶层着举办各种新生仪式性人情酒宴，是为了实现人情收支的均衡。对于底层而言，缺乏举办新生仪式性人情名目的机会与经济条件，同时为了不被排除出村庄的社会关系，只能单向度的参与中上阶层的人情事项。人情收支平衡在底层无法实现，造成“钱往上流”的人情压榨现象。但是，占多数的中间阶层作为社会调节器，对人情实践进行道德规约不至于异化的人情太过失序，确保乡村人情往来的继续运转。
关键词： 农村；经济分化；人情异化与压榨；中间阶层；调节器
一、已有研究与问题的提出
（一）礼物交换的理论与范式研究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的实践往往伴随着礼物的交换与流通。对于礼物交换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以莫斯的“礼物之灵”为范式基点，展开对地域社会构成机制的研究，核心议题探讨的是社会何以可能这一宏大命题。莫斯认为通过“礼物的流动”可以将社会中互相分离的部分勾连起来。而“礼物”所具有的人格化属性“礼物之灵”是实现礼物循环流动的必然要素，打通了个体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联。① [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6。 西方社会以莫斯为代表的礼物研究范式，其核心命题在于“互惠原则”与“礼物的不可让渡性”。②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网络[M].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6。
而以黄光国和翟学伟等为代表的本土社会心理学派则从中国的面子、关系、人缘等文化土壤中探寻人们必须“回礼”的文化价值与心理。翟学伟认为中国是一个情理社会，在礼物交换中并不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但也不是完全不讲利益，而促使礼物流动得以往复循环的关键在于中国人的“报恩”思想。③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4（05）：48-57。 另一方面，受布迪厄权力范式的影响，该学派还注意到中国人情交往中的权力关系。黄光国认为，面子和人情中掺杂着中国人的权力生产，并将中国的社会关系划分为工具性、情感性和混合性三种。④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2。 翟学伟认为面子与人情在人情流动中通过施与报的运行，可以为施恩者获得“日常权威”，从而成为权力再生产的不同方式。①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4（05）：48-57。
但是，以上两种研究范式将研究对象统一化和抽象化，对人情的研究存在本质化的倾向，难以呈现人情实践及其内涵的差异性与丰富性。② 宋丽娜.农村人情的性质：村庄社会结构视角的经验阐释[J].中国研究，2013（02）：159-178+262-263。 阎云翔对东北下岬村的深度经验研究，打破了西方理论研究的局限与本质化倾向，提出中国的礼物交往与西方理论研究所存在的悖论之处。③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网络[M].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 下岬村的经验表明，人情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突出地位并不只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除了互惠功能，还是借贷的主要来源，具有社会支持和政治功能等意涵。④ Yunxiang Yan，THE CULTURE OF GUANXI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The China Journal，No.35（Jan，1996），pp.1-25。 他将礼物做了表达性与工具性两个维度的区分，提供了另外一种一般化的解释路径。之后中国学界对人情的研究大都沿着他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路径进行。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村庄的礼物交换逐渐从表达性转向工具性，是学界达成的共识，并将其称之为人情的异化。从此，人情异化成为中国人情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对人情异化的研究
1.人情异化的表现。虽然对人情异化的研究在21世纪初就已出现，但学界并未对比概念做出界定。贺雪峰看来农村的人情异化主要表现为人情的繁荣，当人情被榨取之后只剩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⑤ 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20-27。 董金松对浙江一个乡村葬礼的研究也说明人情的空壳化：从表面来看是表达性因素占主导，但实质上是理性算计因素占主导。⑥ 董金松.“工具性表达”：发达农村社区礼物交换的实质——对浙江省临海市A村一起丧葬事件中“礼物”的叙说[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05）：110-112。 杨华、欧阳靖⑦ 杨华，欧阳静.农村人情的变异：表现、实质与根源——对当前原子化农村地区人情的一项考察[J].中州学刊，2011（05）：117-121。 、朱晓莹⑧ 朱晓莹.“人情”的泛化及其负功能——对苏北一农户人情消费的个案分析[J].社会，2003（09）：28-30。 等认为人情变异主要表现为：人情周期变短、人情规模随性、人情金额呈恶性膨胀、人情名目越来越庞杂繁多、人情仪式渐趋消弭殆尽。卢飞认为人情异化主要体现在人情仪式和性质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人情往来中的“要面子”、“拉关系”与“谋财”等异常行为。⑨ 卢飞.农村熟人社会人情异化及其治理——基于恩施州“整酒风”的考察[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78-84。 王青将人情异化的表现总结为人情仪式规范的变异、人情目的功利化和人情经济内容的异化。⑩ 王青.农村仪式性人情异化的社会学解释[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7（05）：1-4。
2.人情异化的原因分析。对人情异化原因的分析目前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一种视角从农村社会结构出发，以人情规制作为研究切入点，分析人情在不同村庄的性质功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异化的原因。该视角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南方以血缘为纽带的团结型村庄、北方小亲族分立的分裂型村庄和中部原子化的分散型村庄。在团结型村庄当中，人情交往规则依附于血缘组织的伦理价值，是先赋性的，村民难以凭借自己的感情随意进出人情圈。在分裂型村庄，村庄建立在以小亲族为基础的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人情往来是人们基于血缘关系之外重要的社会连接纽带，因此起着“粘合剂”的作用。为了维持与不同小亲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村庄其人情规则也具有社会性，同样压抑个人的主观性。而在原子化的村庄，由于缺乏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的结构力量约束，人情则是表达性的，私人性质的，因而更容易异化。⑪ 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20-27。
无论是哪种视角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农村人情异化提供了重要的面向，但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村庄结构视角打破了个案经验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解决了为什么有的农村出现人情异化，而有的农村却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解释不了原子化村庄为什么在传统时代没有发生人情异化，既然没有公共规则的制约，传统时代下的原子化村庄为何不为了个人目的而异化人情，阶层关系视角拓宽了对人情异化的认知，但目前的研究较少，而且以富人的人情实践逻辑来推演中层和底层的人情行动，主要强调上层对村庄人情规则的主导作用，忽视了不同阶层自己的人情实践逻辑以及对村庄人情规则的形塑。
另一种视角从阶层关系入手，以阶层地位的建构为切入点，将人情异化实践视为不同阶层建构其阶层结构位置的工具，而非为了敛财。杜娇对湖北一个工业内生型村庄的考察分析人情实践与村庄阶层关系的形成逻辑。认为村庄内富人阶层通过“亏”的人情实践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中间阶层为了保住自己的阶层位置，也会参与人情竞争。底层由于缺乏参与竞争的能力，退出仪式性人情的参与。结果造成对底层在社会性价值追求和社会关系的双重排斥。⑫ 杜姣.内生型工业村庄人情面子竞争与阶层关系建构——以浙北D村为例[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52-57。 同样，陈柏峰也认为人情实践成为了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方式，异化为阶层排斥的一种手段。① 陈柏峰.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基于宁波农村调研的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1（02）：206-213。
In this interpretation,there is no prison,no cell,no police,but two wrestlers fighting each other.
父亲说，祖父早年离开家乡，远赴南洋经商，但他一直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时时告诫子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对于祖父的遗训，父亲似乎一点也不敢怠慢，终其一生，他都奉为圭臬。
笔者通过对云南一个白族村庄的个案研究，说明即使是在原子化的村庄，除了无结构性力量规约这一因素，村庄阶层经济分化是人情异化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且，异化的人情有其受用范围，主要发生在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人情内圈，并不包含自然村之外的人情外圈。此外，中间阶层所占的较大比重使其作为社会调节器，规约不同阶层的人情实践行为，以至于村庄内部的人情异化不至于失范到富人阶层为了“亏”而底层却完全被排出人情实践。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下，不同阶层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参与异化的人情实践，从而使其得以持续运转。
二、Y村的经济分层与人情变迁
但是，这样的历史性往来规则在人情内圈中被打破。富人阶层为了彰显自己的经济实力，带头抬高自然村内部的礼金价格。对于经济上层的富人而言，送的礼金对于具有血缘关系的至亲高达上千元。对于自然村内部的邻居一般送200元。调查时，问及为何送那么高的礼金？回复最多的是“别人知道自己收入还可以，拿50元，100元太少，不好意思拿出手”。对于中层和底层而言，别人都送200、100，自己少送也会觉得丢脸，没面子。自然村作为最基本地域共同体，是一个信息高度流通、关系紧密的“熟人社会”。原有的人情规则被富人阶层打破，各阶层在互相角逐中重塑了人情内圈的规则。
（一）村庄经济分层
对于中间阶层而言，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家庭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考量成为主导因素。他们想方设法的在既不让自己丧失面子，但又不至于让自己亏损中寻求均衡。2018年，一户人家的儿子结婚。主家想在宴席上请牛肉，由于牛肉较贵，村里还未有人家在那么大规模的场合请过牛肉。主家借此来挣面子，但由于牛肉买得较少，帮忙盛菜的人没规划好，午饭时盛得过多，晚饭却不够。主人家因此和盛菜的人发生矛盾。而盛菜的人回了主家一句：“请得起就请，请不起就不要请”。① 这个事情笔者在调研时，被当做一种笑话和教训，反复被村民提起。 最后，据说主家还是盈利了一万多元。由于中间阶层举办的宴席，菜品没有富人阶层举办的高档，但是村民对于同样名目的宴席送的礼金是相同的。结果只想收回人情支出的中间阶层，都会有些盈利。举办一场宴席多则能有一万多元的盈利，少则三四千。这样的结果，又助推有能力举办的家庭，竞相跟随举办和创设新的人情名目。结果，人情在中间阶层这里成为敛财的一种手段。
（二）Y村人情变迁与异化
（2）中间阶层的人情均衡。上层的富人阶层多举办人情名目，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对于中间阶层而言，他们紧随富人阶层之后，也开始想各种办法举办人情酒宴，目的是为了达到人情收支的平衡。富人举办那么多人情名目，他们必须送礼。如果自己不找些名目举办宴席，送出去的礼便没有收回来的机会。于是便出现，别人家建楼房只会在整体完工时请酒，而有些人家建好一层请一次。也有的人家，为了能收回礼，嫁到外省女儿孩子满月，父母在村里也要举办宴席，邀请村民参加。其中一户人家，由于几个孩子都进城生活，家里不再考虑建楼房。但是户主多次回村办孩子满月酒，主要考虑到别人家建房搬新家都请他们家参加，他们家都送了礼。但是他们家不建房，如果不找些名目，自己送出去的人情就收不回来了。
人情变迁的另一个表现是原有人情内圈的内容逐渐淡化，转而在该圈层之内生发出一些新的仪式性人情名目。本每十年给老人过一次大寿变为年年举办，建好楼房要举办一次酒宴，搬进新家居住也要举办。过去再婚不会举办酒宴，现在结一次办一次，有的一人结三次便办三次。孩子满月过去只是亲戚之间聚个小会，现在变成大办宴席。总之，新生的仪式性人情名目越来越多，但其运转范围只在自然村内部。而笔者所讲的人情异化，更多强调的是这个层面。
人情异化主要发生在人情内圈。外圈的人情往来规则主要受先赋性的人情规则限制。对于自然村之外的人情外圈，人们选择是否邀请或者参加的依据是双方之间在历史上是否有人情往来。如果有，主家才会发出邀请，被邀人家会根据以往的人情记录，看自家是否欠主家的“礼”，而做出去或不去的选择。欠“礼”与否的依据在于每个家户举办仪式性酒席，都会有一个礼簿，用来记录参加的家户以及对应支付的礼金数额，以此作为回礼的依据。因此，外圈的人情往来具有一定的规则性、公共性与历史性，人情规模与礼金不会随意扩大与缩小。这个圈层之内的人情，追求的是“礼尚往来”，代表人情往来最基本的表达性内涵。比如，YRL的儿子2019年初举办婚礼，他家礼簿上有一个自然村多户只送50元礼。而在本自然村之内，最低也得送100元，送50元的人家显得有些“小气”。但他表示，人家几年前办婚礼，自己家也只送了50元，现在人家送回50元，是符合礼仪的。其实双方办婚礼的间隔差了将近10年，按物价来看，他们是亏的。但这样的理性算计在人情外圈中并不存在。
Y村属于B行政村下辖的自然村，涵盖两个小组，属于一个白族村庄。全村近90户人家，三百多口人。根据村中残存的杨氏族谱记载，这部分白族，祖籍江西，宋朝到南京、后移居山西平陆、遇大旱后经重庆、大理鹤庆一路迁徙而来，于清末期间进入怒江。② 当地的宗族组织并不旺盛，只能算小亲族。但是，血缘关系也不足以构成人们日常往来的规则，日常生活中交往原则主要依据自家和谁关系好，可以是亲戚，也可以是朋友和邻居。这本残缺的族谱是2017年笔者调研时一个老人拿出来给我看的。
杨华将农民生活中的人情区分为日常性人情和仪式性人情。前者指的是人们在村庄中的生活、生产和交往中产生的互助互惠行为。后者指的是像红白喜事之类的大型仪式与活动中的人情往来。在Y村，人情也可以进行同样划分。但是日常人情与仪式性人情的往来范围存在不同。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日常人情往来主要发生在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地域范围内，属于人情内圈。而且随着乡村劳动货币化的兴起，日常人情逐渐淡化。比如，建房由村民互助逐渐变为花钱请建筑工。而仪式性人情却涵盖了自然村与外部地域社会，而自然村之外的人情往来属于人情外圈。范围基本与行政村重合，但不完全吻合。
[16] 张云：《国际政治中的“弱者”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1-65页。
三、人情异化的生发与各阶层的人情实践逻辑
在Y村这样的农村，人情异化离不开村庄内部的经济分化与不同经济阶层的产生。在传统社会，仪式性人情主要随着人生重要节点而举办，主要是结婚与死亡，人情的性质主要是经济互助与情感表达。在物资与资金缺乏的年代，举办仪式性人情，需要大量的资金与物资。互相之间的人情往来有助于减少主家的经济压力，同时表达对主家的恭贺或安慰之情。由于物质与资金的匮乏，人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举办过多的人情名目。但当经济分层产生之后，不同阶层对于举办人情名目有了不同的需求，人情异化因此产生。
（1）对于上层的富人阶层而言，多举办仪式性人情酒宴是为了彰显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在Y村，一些新的仪式性人情名目最初由富人阶层开始举办而产生。虽然这部分群体长年外出务工，但其生活依然面向村庄内部。每年过年回家，成为他们彰显外出收入的重要契机。借一个名目来举办宴席，成为了彰显自己财力最为“合法”的方式。比如，年年为老人过寿的习俗就源于老组长家。老村长的儿子夫妻二人属于村中最先到外省打工的群体，每个月将近有1万元的收入。打工回来的第一年，便给刚满50岁的父亲大办一场寿宴，村里家家户户都去参加。在宴席上，摆出了之前村里宴席没摆过的菜品，啤酒和饮料也上了一个档次。之后，他们每年都会给老组长办寿宴，打破了以前每十年才给老人办一次寿宴的传统。不仅如此，老组长嫁到城郊的女儿，离了两次婚，每次再嫁结婚都回村大办婚宴。另外，他们家又新建了楼房，建成和入住时同样举办宴席，宴请同村的老乡。
在怒江，像Y村这样的乡村，村庄结构性质属于原子化和小亲族村庄的混合体。各个自然村由先祖移民基于地缘而成，随着村庄的发展，各个自然村之间夹杂血缘和姻缘关系。但是人们的生活主要还是面向自然村之内，而非自然村之外的地域社会。目前，除了直系亲属之间依然保存日常的互助往来之外，各个自然村之间的往来依靠先赋性的人情往来，主要是仪式性人情往来。
布兰尼斯拉夫布尔基，塞尔维亚人。1960年出生在塞尔维亚的瓦尔列沃市，毕业于贝尔格莱德电气工程学院，现在他依然在贝尔格莱德生活并成立了自己的软件公司。
怒江山高谷深，环境闭塞。21世纪之前，绝大多数村民靠种植和养殖为生。Y村位于半山腰，海拔1800多米。由于水资源不足，21世纪之前完种植玉米和养殖牲畜为生，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那样的生计方式下，村庄结构是一种均质的状态。村庄内部的贫富差距只体现在玉米的收成和养殖牲畜数量的多少，难以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现金收入差距。在村里生活，只要没有病痛、伤残、子女上学等特殊情况，家户之间的经济分化并不明显。21世纪之后，逐渐有村民外出打工，很多家庭的生计模式转为“半工半耕”，甚至完全脱离土地的全工。打工带来的现金收入对村庄原本均质的结构产生巨大的冲击，家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日渐明显，以职业和收入为基础的村庄经济分层逐渐出现。Y村的经济分化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层，分别为以全工和外出经商为代表的经济上层，年收入为10-20万，“半工半耕”经济中层和在村兼业的贫弱底层，年收入分别为5—10万和2—5万。其中，经济上层共22户，占比约25%，经济中层共41户，占比约47%，经济底层共24户，占比约28%。近两年Y村各阶层从事职业与收入详见下表。
（3）底层的单向度参与以及人情压榨。对于上层和中层而言，经济实力决定了他们有一定的能力去创设不同的人情名目，同时有实力支撑举办宴席。但对于底层而言，情况却大不相同。首先，底层的经济条件较差，没有举办宴席的机会。比如，上层和中层家家建楼房，进新居。但底层极少有家庭能建得了楼房，没有楼房自然没机会通过举办宴席收回人情。其次，自身经济条件没法支撑他们举办宴席，减少办酒席的名目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比如，老人寿宴他们依然选择十年一办，而非一年一办。有一户人家，今年申请危房改造项目，建好了楼房。但他们既没办楼房建好的酒席，也没请进新家的酒。原因在于，自家没钱，如果借钱办酒席会被笑话。由中上阶层主导形成新的举办酒席规则：有钱办是一种荣耀，没钱还办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但是，中上阶层举办，邀请底层他们又不得不参与。因为这些新生的人情名目，是邀请者举办在先，若不参与，是被邀请者失礼，不会为人处事。结果，对于底层而言，其人情往来难以实现收支相抵，礼金却不断流向中上阶层。这种单向度的人情往来，造成底层的钱不断往“上”流。上文讲到危房改造的这户人家，独立成家20年，几乎参与了这20年来村里所有的人情往来，但他们自己却没举办过一次宴席。就如女主人所言：“这20年虽说没送出去十几万，但七八九万是有的了。”
四、异化人情的持续运转
在Y村，不同的经济阶层在人情内圈中以不同的逻辑参与不断生发的人情名目。与传统时期的经济互惠和情感表达相比，新生的人情名目其性质、功能逐渐向炫耀、敛财的方向异化。但是，Y村的人情异化并未走向贺雪峰所讲的人情中断，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的局面② 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20-27。 ，也没产生像其他研究者所认为的富人阶层办人情要“亏”，而底层却被排出社会性价值追求和社会关系之外的结果③ 杜姣.内生型工业村庄人情面子竞争与阶层关系建构——以浙北D村为例[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6）：52-57；陈柏峰.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基于宁波农村调研的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1（02）：206-213。 。总体上，Y村新生的人情名目经过一段时间的疯长繁荣之后，成为村民共同认可的新式人情名目得以留存，并且以较为有序的状态持续运转。陈讯的研究认为，农村异化的人情得以持续运转是因为村庄不同阶层产生不同的策略。办事者事先放出风声，依据村民的反映再决定是否举办人情酒席，而其他村民则会根据别人的反映顺势而为，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参加，以此确保家庭利益最大化，不受舆论的谴责。④ 陈讯.规则与策略：人情在农村社会中的交往机制研究——基于渝北C村的考察[J].南方农村，2014（05）：63-68+75。 而卢飞则认为面子焦虑和利益博弈、熟人社会礼尚往来的人情环境才是主要原因。⑤ 卢飞.农村熟人社会人情异化及其治理——基于恩施州“整酒风”的考察[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78-84。 他们从家户层面和农村社会交往文化传统出发，给出了各自的解释。笔者调研发现，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异化的人情之所以能够得以有序持续运作，在村庄层面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新生的人情酒宴成为日渐瓦解的乡村共同体的新式粘合剂。传统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形成主要依托以人情往来为载体的社会互惠机制，即使在流动化的社会背景下，只要互惠机制得以存在，乡村共同体便不会瓦解。① 卢成仁.流动中村落共同体何以维系——一个中缅边境村落的流动与互惠行为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5（01）：166-189+245。 但是，乡村社会的互惠机制在外出务工和“换工”等人情往来货币化的冲击下逐渐瓦解。21世纪以前，在怒江地区，种植、建房等生产生活全靠“换工”形式的人情往来，但是随着村民外出务工和雇工形式的兴起，村民之间紧密连接的纽带不在。村民之间的关系陌生化、非相关性日趋严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举办一些新的大型仪式性人情事项可以激活村庄活力，不仅为集体重聚提供新的契机，而且重新营造了村落共同体存在的氛围，为常年外出的人提供一种归属感与认同感。因此，村民对于举办一些新的大型仪式性人情事项持欢迎的态度。
第二，由占多数的中间阶层主导的舆论走向避免人情异化的过度失序。在Y村，异化的人情之所以未严重失序，主要原因在于中间阶层力量在整个村庄中占主导地位。在当地，尤其在自然村内部，阶层之间的经济依附性并不强。甚至在具有商业性质的经济往来中互相排斥，认为“熟人不好讲价”。因此，各阶层间的雇佣关系并不存在，大都各自到外省打工。在行政级别上，作为一个小组，小组长这一唯一的“政治”地位对于上层富人阶层吸引力不足。因此，上层的富人阶层也不用依附中间阶层获取“政治”上的支持。对村民行为的评判标准因而掌握在占大多数的中间阶层手中，由于各阶层间无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互相依附关系，村庄的舆论评判标准倾向中间阶层，但也保持了一定的公平性。当上层富人阶层的行为“太过”时，就会受到中间阶层主导的舆论谴责。中间阶层的支持与鼓励，可以减掉贫弱家庭的部分面子顾虑。最终，中间阶层主导的人情往来在有些异化（敛财）的情况下，可以对过于失范的行为进行道德排斥，进而将举办新生的仪式性人情频率控制在村庄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为快速求得最优高度特征,本文仿照“树”的基本思想原理,建立一种对高度弧分段、逐级搜寻目标的空间位置的方法。
第三，乡村城镇化程度低。已有的研究表明，中部原子化地区人情过于异化原因之一是精英们随时会流出村庄进城。村民因此缺乏长远的人情考虑，通过缩短人情周期的方式来敛财。② 陈柏峰.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01）：106-113。 但是，在Y村，农民进城的仅为个别案例。对于中上阶层而言，大都是跨省的长距离务工，他们在家乡的城镇并无生活经验与生活基础。而且受进城生活成本和工作机会限制，他们并无进城生活的意愿。因此，他们的生活依然是面向村庄内部，也受村庄规则的制约。
五、结语
农村人情异化是乡村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产生的“失范”现象之一，不仅仅受村庄社会结构的规约，也不仅仅是各阶层为了确立所追求的阶层地位而主观建构的结果。我们不仅要看到结构对个体的规约作用，也要看到村民作为乡村主体，他们在应对乡村社会变化时，结构力量对他们的规约范围以及他们所能做出的反映与应对。
其次，是正义永胜邪恶的动作类型片与犯罪类型片，这类影片其结局要么是侠义精神光芒万丈，要么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总之，最后的落脚点都会是邪不压正。作为动作片来说，无论其反派的打斗如何眼花缭乱、精彩纷呈，结局一定是铲除邪恶，弘扬正义的。
本文秉持着着这样的研究取向，首先看到了结构对村民行动的规约作用，认为乡村经济分化是人情异化的必要前提。指出农村人情异化源于经济上层为了彰显经济实力而开发新的人情名目。而中层却想通过举办更多的人情名目来实现人情收支的平衡。对于底层而言，由于物质经济条件的匮乏，难以获取举办新式人情酒宴的机会。但是，为了不被已有的社会关系排出，只能单向度参与中上阶层举办的人情事项。结果人情收支难达平衡，支出远大于收入，成为人情往来被压榨的对象。同时，文章指出结构性力量的规约作用有一定的范围，人情异化并未波及到与行政村范围基本重合的地域社会所指代的人情外圈，主要发生在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人情内圈。在这个圈层之内，已有的日常性人情往来逐渐衰落，才能被不断生发的新的仪式性人情所取代。最后，本文也指出了村庄自身所存在的自我“纠偏”机制，即占多数的中间力量作为社会调节器在发辉作用，自身在参与异化人情的同时，通过舆论操作将过度失范的异化人情行为进行道德排斥，同时鼓励具有一定基础的底层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举办合理的人情名目，收回送出的人情。进而确保整个村庄的人情往来维持在可承受范围内，不至于断裂或沦为富人阶层的专属。
其中Yt为产出，Xt=(x1t,x2t,…,xnt)为要素投入向量，xnt为第n种要素投入，A(t)为技术系数。假设函数为希克斯技术中性和规模收益不变，对(1)式两边求导，则有：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1672-0681（2019）05-151-006
作者简介： 杨海燕，白族，云南怒江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硕士，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乡村转型。
收稿日期： 2019-04-18
（责任编辑：刘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