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空心化机理及治理——以日本和美国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为例论文,美国论文,机理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较为普遍的经济增长低迷现象(纪明，梁东黎，2011)，而发端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在近年来迅速蔓延，对许多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在欧洲，希腊和西班牙等国债务危机爆发导致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停滞，德国经济则因有强大的制造业支撑而一枝独秀，且在欧洲应对此次危机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美国虽然遭遇了金融危机和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并由此引发实体经济困难，但其建立在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实体经济企业基础上的经济机体仍然很有活力。对此次危机形成和扩散的原因，大量研究关注的是金融体系内部的过度创新和监管不力等方面，但蔡昉等(2009)认为，必须跳出货币和信用结构的框架，从实体经济和产业结构方面考察在危机中寻求发展机遇的理论。各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很可能与其产业结构中的非合理化程度密切相关，而产业空心化则是这种非合理化在后工业化阶段的重要表现。
在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问题的研究中，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出现了一些较为有代表性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产业转移空白说”认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但这一过程中其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能及时弥补衰退产业移出造成的空白(杨秀云，袁小燕，2012)，并由此造成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演进说”的典型代表Hewings et al.(1998)运用投入产出法对芝加哥地区1975-2011年间9大经济部门的变化进行研究后认为，该地区的经济结构进入了一种“空心化进程”，即越来越多地依赖地区外部的产品供给，其对制造业产出的依赖逐渐被服务业活动所代替。“产业组织关系说”则从微观视角出发，更加注重对产业空心化进程中企业间关系的分析，以Cowling and Tomlinson(2000)的研究为代表认为，在高度层级化的产业组织结构中，大企业战略决策机制的高度集权化和对海外扩张的过度热衷导致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进而造成了产业空心化。通过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回顾发现，大多数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问题的研究都将这一问题定位于后工业化阶段，并认为其对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是负面的。
从国内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看，部分地区在刚刚或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时期也出现了经济“脱实向虚”的空心化趋势，产业资本逃离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现象一度较为普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些地区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企业资金链断裂和破产倒闭等现象，并影响到了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运行和增长。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空心化的形成机理和治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探索正确处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有效路径，对于预防产业空心化风险，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产业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失引发的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弱化甚至衰落的产业结构非合理化现象，并将以日本和美国为例分析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空心化形成和治理的基本经验。
二、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形成及治理
经过战后2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之后，日本第三产业的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超过50%，日本由此开始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此后，日本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不断把国内丧失竞争力的产业和生产环节移向海外，这在开启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和生产序幕的同时，也为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出现埋下了隐患。随着日本经济的泡沫化程度日益提高，产业空心化成为困扰日本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1992年经济泡沫破裂之后，伴随着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日益加重，日本经济进入了难以自拔的下降通道。对于产业空心化的出现和深化，日本学术界进行了多次比较集中的研究，并将其归为是导致经济停滞和产业竞争力弱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的产业空心化进程在产业结构方面突出表现为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长期迅速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长期大幅上升，随之而来的是日本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特别是在“失去的二十年”中日本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的幅度高达10%，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未有效弥补第二产业的下降，这种变化带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低迷。从就业的产业分布看，随着制造业等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日本第二产业就业的比例也从1991年的33%下降到了2011年的25%，并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但第二产业就业机会的流失并未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得到补偿，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失业率长期上升的趋势。
1.日本产业空心化进程中的产业环境约束诱因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工业化进程对资源存量的消耗，日本国内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方面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供给约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日本也面临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加和汇率长期升值的不利贸易条件。国内外产业环境约束的日益增强，已成为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出现和深化的初始诱因，也是日本产业空心化形成当中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
(1)人口老龄少子化导致的劳动力约束。作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长期以来饱受国内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困扰。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日本国内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高，从而使人口死亡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年轻一代中晚婚晚育意识的增强等原因，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这就造成在人口死亡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的同时，人口出生率却出现了持续30多年的下降，从而形成了“高龄少子化”的人口结构演变趋势。人口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加速期的到来使日本青壮年劳动力日益缺乏，不仅带来了日本国内人口消费需求增长乏力，而且造成其劳动力供给在总量上长期处于较为紧张的状态。劳动力约束的增强导致日本企业的用工成本日益攀升，从而直接提高了日本国内制造业的经营成本，在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下，日本本土制造业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受到了极大影响。此外，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绝对短缺还造成产业间劳动力流动不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阻及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下降等现象，这些都成为日本经济发展明显的劳动力约束。对此，田香兰(2011)在从经济价值等六个方面综合评价了日本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后认为，这一趋势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削弱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虽然日本国内已经意识到人口减少带来劳动力约束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鼓励生育和修改移民政策等措施，但这一趋势仍然没有明显的扭转。
(2)自然资源稀缺导致的资源约束。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日本的自然资源供给一直处于比较紧缺的状态，金属矿产、能源和土地的存量等都十分有限。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重工业化时期的大量消耗使日本国内有限的自然资源存量大幅减少，制造业需要大量消耗的战略性资源更是难以自给自足。相对于将大量资金投入国内有限资源的开发，日本更倾向于以较低的成本直接从国外进口自然资源。因此，日本经济中几乎所有的工业矿产资源都依赖进口。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调查，日本的综合能源自给率在最近10年来一直徘徊在20%左右，如果除去核电，其综合能源自给率仅为5%左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的水平。长期的能源短缺约束不仅对日本的产业安全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也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此外，由于日本国内土地十分有限，工业化进程使日本土地存量进一步减少的同时，也形成了高昂的地价。李兆磊等(2008)通过对日本经济增长中土地尾效的测算发现，土地资源的绝对短缺和土地价格泡沫化是造成日本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自然资源的长期紧缺使日本国内制造业的发展长期处于供应紧张的不稳定状态，这既是日本先天条件中产业环境约束的主要表现，也为日本出现产业空心化埋下了天然的隐患。
(3)高税率导致的政策约束。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企业面临着更高的税收负担。日本的企业所得税由法人税、事业税和法人住民税三部分构成，其中以法人税为主。日本的法定企业所得税为40%，本土公司实际税率为37%，大型跨国公司实际税率为38%，均为全球最高，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的税率明显低于日本。过高的税收负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日本民族工业的效果，但使日本国内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不堪重负，从而纷纷到海外寻找税收政策较为优惠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同时，对跨国企业较为苛刻的税收政策也使得许多国外的制造业企业望而却步，这也是日本长期难以获得国外跨国企业投资的重要原因。
(4)贸易摩擦和汇率升值导致的出口约束。战后日本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的“贸易立国”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得日本贸易顺差在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等老牌发达国家出口状况的恶化，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随之而来。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出口产品中引起贸易摩擦的主要产品从最初的纺织品等轻工业产品逐渐扩展到了钢铁、汽车等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领域。长期而全面的贸易顺差使日本的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极大的经营压力，日本许多优势产业中的企业为了规避贸易摩擦的影响，纷纷开始转向海外生产。在长期贸易顺差引起大量贸易摩擦的同时，国际上要求日元升值的压力日渐增大。在此背景下，日元汇率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历了从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的转变，并呈现出长期的升值趋势。特别是在“广场协议”实施后的10年间，日元汇率出现了迅速的大幅上升。汇率上升直接导致日本国内企业在出口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上升，外部市场不确定性也大幅度上升，这成为日本企业海外生产和产业资本外流的重要原因。对此，周晨和陈作章(2009)利用1971-2007年间的数据验证了汇率波动对日本19个行业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在总体上存在着正向的相关关系，并且在劳动成本指向性投资和市场指向性投资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2.日本企业海外转移中的产业资本流出效应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由于日本相对于欧美国家在产业环境方面比较优势的逐步下降，而同期的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无论在生产成本还是市场需求方面都具备明显优势。面对这一困境，日本企业纷纷开始了长期的大规模海外转移，并造成国际收支中产业资本流动的长期逆差。
(1)日本企业的海外转移。这从初期的生产制造环节逐步扩展到了企业价值链的其他环节，并呈现出难以逆转的趋势。从制造业内部的行业分布看，日本加工类制造业中的海外企业比例在过去20年中出现了翻番式的增长，而材料类制造业中海外企业的数量比例也在2007年超过了2/3。在此期间，日本国内注册企业的海外生产比率长期保持着稳步上升的态势，而海外注册企业的海外生产比率虽然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总体上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总体来看，日本制造业中海外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总量的一半，以企业数量计算的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已达到空前高度。特别是日本许多大型龙头企业向海外转移带动了与之相关配套企业的海外转移，这种产业集群式的转移造成了日本大企业的零部件供应和配套产品供应环境恶化，从而形成了大中小型企业相继向海外转移的连锁反应风险。
(2)日本产业资本的流出。对于面临国内产业环境约束的日本企业来说，向海外转移成为其获得较低经营成本和更广阔市场的重要出路，甚至有可能因此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但大量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能力却意味着日本国内资本向海外的大量流出。此外，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将出口制造业产品和海外投资作为其主要经济优势，并对外国资本进入设置了诸多限制，产业环境中诸多明显的约束因素也决定了其难以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之地。由此，造成日本吸引外资的金额与其经济规模的比例在世界上长期处于倒数的位置，并成为了典型的海外直接投资逆差国。1990-2004年，日本国内平均每年对海外的直接投资约为270亿美元，而这一时期日本平均每年吸收的海外直接投资却仅有约40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平均每年有约230亿美元的投资净流出。这种差距在2005年之后变得更加悬殊，在此期间日本平均每年的海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而其国内吸收的海外直接投资却仅有约75亿美元。在日本海外直接投资长期失衡的局面下，其国内制造业长期发展所积累的大量产业资本流向了海外，这成为日本产业空心化出现的直接路径。
3.日本产业空心化的治理及启示
作为一个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问题，产业空心化受到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曾提出“避免产业空心化是当前政府的首要任务”，而“防止国内企业将其业务转移至海外是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并提出要大力增加对国内企业的补贴以刺激它们继续留在国内。实际上，日本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提出了产业空心化的治理措施，其中包括向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补贴和融资支持，试图通过央行干预汇率以缓解日元升值，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计划等。但从实施效果看，至今尚无明显迹象表明日本正在从产业空心化的陷阱中走出。
总结日本产业空心化治理乏力的原因：一是日本产业环境在要素供给等方面的天然约束性。作为一个资源十分有限的岛国，工业化期间的经济增长已经大量消耗了国内的资源存量。这决定了后工业化阶段物质要素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的“软化”规律的作用下，产业资本的离本土化和产业空心化就不可避免。二是日本国内长期混乱的政治局面导致其经济政策的短期化和缺乏连续性，对于产业空心化这样的长期性经济问题难以实现持续的系统性治理。三是从日本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看，当今的日本并不具备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和配置资源的强大能力，也就难以有效阻止日元升值等导致产业空心化的外部诱因。在内外交困的产业环境约束下，产业空心化不可避免，且可能是导致其经济继续低迷的重要原因。
日本产业空心化的治理虽然收效甚微，但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①科学合理地认识和把握产业结构“软化”的趋势。后工业化阶段的经济服务化和产业结构“软化”是一个大方向，不按照这样的要求调整结构，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经济体。但要科学认识并处理好“软”结构与“硬”实体的关系。“软化”结构只是外表，其内核应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质量、结构和规模，决定了经济“软化”的质量、规模和可持续性。如果经济的基础结构过于“软”化，那么，在其泡沫破裂后，经济就会陷入低迷、衰退甚至崩溃。②政府的宏观政策应积极引导企业的发展战略，有效防止大量的产业资本外流。中国沿海一些较早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地区，前些年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产业资本外流，导致近几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对此，要深入研究并吸取日本的教训，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资本回流，防止这些地区产业基础过度“虚化”。
三、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形成及治理
作为在“二战”之前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传统工业化国家，美国在战后初期为绕过欧共体的关税壁垒而改变了以往向西欧直接出口机电、汽车等产品的做法，转而在欧洲进行了大规模的直接投资进行本土化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国内相关行业的生产和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并引发了美国国内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但由于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正处于繁荣时期，该问题并没有得到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有力竞争下，美国产业空心化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而随着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国内经济问题并造成全球性的经济动荡，美国开始了对产业空心化的重新反思，并将其与金融危机的形成和爆发联系起来。
1.美国产业空心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
战后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进程实际上反映了战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脱实向虚”的深刻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制造业不断萎缩并被当成了美国的“夕阳产业”，本应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却不断膨胀。战后美国传统的农业部门持续了工业化以来的下降趋势，产值和就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均已很小；第二产业中除制造业份额出现下降以外，其他产业部门长期保持了相对较小的稳定比例；而在第三产业中的虚拟经济部门则随着“经济服务化”的热潮引发了快速的增长。
(1)制造业份额的长期下降。无论从产值比例还是内部结构看，制造业都是战后美国产业结构演进中发生明显变化的主要产业部门，因而对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判断不能脱离对制造业的地位和内部结构的长期分析。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比例看，美国制造业在战后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除了电子产品制造业等少数部门外，机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传统的制造业产值比例都出现了长期的趋势性下降。随着制造业产值比例的下降，大量的劳动力从制造业中被“挤出”，而这些劳动力又无法在短期内被其他产业部门吸收，由此造成了美国长期以来的就业难题。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口比例出现了大幅下降。美国制造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固然与其产业自身劳动生产率提高有关，但更大程度上则是受到了产业部门整体性下降的影响，这也成为美国产业空心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表现之一。
(2)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在制造业比例不断下降的产业空心化过程中，美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向了非生产性的虚拟经济领域。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国民经济中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的比重已超过20%，特别是金融业公司利润占全部公司利润的比例已高达40%。而同期制造业、建筑业等传统实体经济部门的比重则从战后初期的50%下降到了不足30%。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失衡下的产业空心化成为美国经济泡沫化和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刻根源。
2.美国企业海外生产的空心化效应
(1)美国企业海外生产的就业与贸易效应。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随着国内劳动力工资等要素价格的提高，美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越来越难以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美国的跨国企业开始将大量的工业生产活动转移到成本更加低廉、市场更加广阔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外包生产和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的动向愈加明显。而随着海外生产的扩大，由此产生的空心化效应逐渐显现，其主要影响表现在国内就业机会的流失和贸易逆差扩大两个方面。从就业方面看，企业海外生产的扩大和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引起了美国国内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海外生产与制造业就业流失关系的问题，并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Burke et al.(2004)发现，美国制造业的制成品投入总额中离岸外包产品的比例在1987-2002年间增长了近一倍，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中日益增长的离岸外包生产份额与失业率之间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而从对外贸易方面看，伴随着美国产业空心化进程中的海外生产比例增加，美国许多工业产品开始由原先的自给自足并出口变为部分或完全依靠进口，制造业比重下降和生产的海外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国际贸易逆差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蔡兴，刘子兰，2012)。
(2)美国企业海外生产的产业资本流出效应。虽然美国企业的海外生产行为导致了就业流失和贸易逆差，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产业资本的流失。分析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构成发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构成中，制造业投资是略高于金融保险及房地产投资的。但到了90年代末期，金融保险及房地产投资经历了短暂的波动后，已经超过了制造业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以“制造业投资流出指数”①衡量美国整个制造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发现，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美国的制造业投资流出指数一直大于1。而自1998年至今，这一指数开始小于1并处于长期的下降状态。可能的原因是，尽管海外直接投资会对美国国内投资造成一定程度的“挤占”，但美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众多的投资机会却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本进行直接投资，从而不但弥补了美国制造业资本向海外的流出，而且增加了美国制造业总体的资本投入。这样的证据表明，美国企业的海外生产并未导致十分严重的产业资本离本土化，因而也就并非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原因。
3.美国虚拟经济泡沫中的空心化效应
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发现，制造业作为美国实体经济中传统的优势部门，虽然仍保持了全球一流的技术水平，但其资本回报率已经明显低于互联网、房地产和金融投资等新兴领域。在制造业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能力、国内制造业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大量的产业资本涌入互联网等“新经济”领域。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在美联储连续降息的低利率政策刺激下，美国的产业资本并未回流到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而是迅速涌入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并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房地产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使得美国需要重新认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作用，并认真考虑引导产业资本重回制造业(如图1所示)。
在美国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裂过程中，无论哪一次经济泡沫的形成都意味着大量资本对制造业的远离和经济虚拟性的增强，而每一次泡沫的破裂都形成了制造业为中心实体经济的严重受损。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泡沫的破裂不但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而且严重拖累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形成了严重的“空心化效应”。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国房价和股价暴跌，这意味着居民财富中以房地产和股票形式存在的部分出现大幅缩水。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下跌导致财产收入下降，导致民众消费能力和意愿的双重下降，并造成财产收入决定的消费下降。在房价和股价下跌造成居民财富存量缩水的同时，房地产和金融等部门由于企业破产倒闭等造成了大规模的裁员和失业。而失业增加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劳动收入的下降和劳动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这意味着其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复苏缺少足够的需求支持。在量化宽松政策持续和再工业化政策短期内难以见效的情况下，美国面临的产业空心化风险仍将持续(如图2所示)。
图2 美国虚拟经济泡沫破裂的空心化效应路径
4.美国产业空心化治理的再工业化之路
虽然战后美国经济发展中长期伴随着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美国也长期通过实施以“再工业化”为中心的战略对产业空心化进行治理。事实上，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与再工业化交织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两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对产业空心化的治理主要是实施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换代为主的再工业化战略；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产业空心化的治理则推出了以促进出口型高端制造业持续增长和实体经济回归为中心的再工业化战略。由此可见，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并不是一个直线式的过程，而是一个具有渐进性和反复性特征的过程。
(1)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再工业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传统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制造业基地急剧衰落，出现了普遍性的工厂倒闭、失业率增加等问题，其在全美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在石油危机等因素的冲击下，美国出现了全国性的制造业投资停滞、失业率上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及对外贸易逆差恶化等问题，产业空心化出现了加深的迹象。为应对产业空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任期间提出了“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战略”及“经济复兴纲领”等一系列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设计的再工业化计划。该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减税和政府补贴等财政政策直接帮助陷入困境的传统制造业部门，增加对新技术和新兴产业部门的投资，干预汇率以支持产品出口等。里根政府的再工业化计划主要是以供给学派的理论为依据进行政策设计，但Milton(1982)等制度学派经济学者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市场调节和宏观政策调节都不足以成为再工业化的基础，其关键是要通过组织有效率的经济活动提升技术的潜能。
(2)后危机时代美国的再工业化。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信息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失业减少，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趋势一度成为被忽略的话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措施，但这些措施仅针对金融领域并不能根除美国长期产业空心化中蕴涵的风险，也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虚拟经济泡沫破裂，产业空心化问题又重新引起了美国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关注，并被认为是造成美国虚拟经济不断膨胀并导致危机爆发的主要根源。美国政府也认为，要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并避免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就必须从根本上对产业空心化进行治理，而治理的根本出路则是实施新的再工业化战略。后危机时代的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不但是美国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恢复美国经济正常秩序的路径，而且是其重振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当前，美国的再工业化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保持新兴产业竞争优势的结合。即，一方面通过先进科技改造趋于衰落的传统制造业部门，帮助其恢复活力，并借此扩大就业和出口，这是美国新型再工业化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扩大美国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以获得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这也是美国新型再工业化的重点。其主要内容包括改善制造业发展环境、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以及提高产品出口能力等诸多方面。
5.美国产业空心化的总结及启示
分析表明，造成美国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产业资本的“离制造化”，而非日本式的“离本土化”。美国国内的大量产业资本从生产领域转入投机领域，在导致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同时，也限制了美国国内对于制造业的投资。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制造业比例大幅度下降，而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比例大幅度上升，经济泡沫化趋势日益加深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也说明，产业结构演进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一个国家必然会遇到“空心化拐点”。但与日本不同的是，美国不但在国内具有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广阔的内需市场，而且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使其能够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整，从而在多次遇到“空心化拐点”时能有效实现经济发展的转折，即避免了落入“空心化陷阱”。可以说，美国产业结构演进中的产业空心化是与再工业化进程，尤其是现代制造业的大力发展交织在一起的。
总结美国治理产业空心化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有效的宏观产业政策是治理产业空心化的关键。虽然美国号称是最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但在经济几次遇到“空心化拐点”时，正是美国政府通过制定并实施一系列宏观政策干预和引导经济，才使得其可以比较成功地绕开了“空心化拐点”而步入新的发展轨道。②围绕发展实体经济的企业创新能力是治理“空心化”的根本。20世纪90年代，一大批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发展壮大，成为引领美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正是有了这些企业的强力支撑，才使美国经济在几次“泡沫”破裂时，仍能较快恢复并进入下一轮增长周期。③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空心化陷阱”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加以避免，这表明现代制造业仍然是后工业化阶段经济的中心和主导。
四、主要结论
1.产业空心化在不同国家具有异质性
按产业资本流动的方向划分，产业空心化可以分为“离本土化”式产业空心化和“离制造化”式产业空心化。从产业空心化的国际经验看，产业空心化在不同的国家相继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产业空心化的形成机理和治理路径完全相同。
(1)形成机理的异质性。对于日本这样的国内人口较少、自然资源有限的后工业化国家来说，国内产业发展极易遭受产业环境的约束，企业生产和产业资本就会形成向海外的转移和流动，从而造成“离本土化”式的产业空心化。在美国这样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后工业化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演进往往存在明显的梯度和差异性，如果不同地区之间的生产要素和产品能够较好地流动，则“离本土化”式产业空心化出现和持续的可能性就小得多。而对于“离制造化”式的产业空心化来说，其发生的基本前提是后工业化阶段虚拟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并具备了吸纳大量产业资本流入的能力。倘若一国在后工业化阶段仍然对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部门采取较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则其发生“离制造化”式产业空心化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
(2)治理路径的异质性。通过对日本、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对比分析发现，日本的产业空心化过程是“陷阱式”的，其主要机理是海外直接投资长期逆差下的产业资本“离本土化”，且迄今仍未发现其走出“空心化陷阱”的明确迹象。对于此类“离本土化”式产业空心化的治理，需要在持续改善国内外产业环境的同时，从本国经济发展中的禀赋条件出发及时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从而避免产业发展中“青黄不接”的局面。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虽然兼有“离本土化”和“离制造化”的特征，但仍以产业资本的“离制造化”为主，并与其再工业化进程周期性地交织在一起。对此类产业空心化的治理应在坚持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中心地位的同时，适度控制虚拟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减少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发展中的泡沫化因素，从而实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
2.产业空心化的形成具有一般性
产业空心化是产业结构演进中企业行为和资本流动应对外部产业环境变化的结果。从企业行为的层面看，无论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自然资源供给的紧张还是汇率的变动都可能引起群体性的企业生产和投资对本土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远离。从产业资本流动的层面看，产业环境约束会导致产业资本在本土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回报率下降，从而出现向更高资本回报率的区域和产业流动的倾向，并最终引起产业空心化的出现。
(1)产业环境约束的增强是导致产业空心化出现的初始原因。总结许多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发现，在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产业环境约束的增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劳动力供给的演变看，人口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决定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终将结束，而老龄化时期的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终将到来，这意味着建立在较低劳动力成本之上的产业结构不可持续。从资本的供给看，资本在产业间的分配不均和“麦克米伦缺口”式的金融约束是导致制造业企业的产业环境恶化和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从自然资源的供给看，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建立在低成本资源供给和环境破坏基础上的产业结构不可持续，而摆脱这一约束的产业结构转型必然要经历高消耗产业衰退的过程。从国际产业环境的变化看，随着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变化，发展中国家成本低廉、市场广阔的优势会大量吸引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这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从发达国家的产品进口，造成这些国家出口企业的外部需求减少。此外，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国际市场需求的波动及汇率升值等因素也是造成国际产业环境约束增强的重要原因。
(2)企业战略转型中的“空心化行为”是导致产业空心化出现的关键所在。可能造成产业空心化的企业战略转型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企业区域布局战略转型，在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市场趋向饱和的情况下，企业为追求更低的成本和更大市场份额，会考虑将企业的生产制造等环节转移到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第二类是企业业务结构战略转型，随着传统制造业的产业环境约束增强，企业可能通过实施业务结构调整，降低传统制造业的业务比例，并通过离心多元化战略投资于金融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的业务。如果这些“空心化行为”是诸多企业的集体行动，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其所在的区域和产业出现生产能力的整体性下降，从而爆发产业空心化。
(3)产业资本“离本土化”和“离制造化”的流失是导致产业空心化的直接原因。作为通过生产活动直接获得资本增值的产业资本，其流动的直接目的是在控制风险基础上的更高回报，而操纵其流动的主体是其所在的企业。在企业响应产业环境约束而做出战略转型的过程中，产业资本也随之流动，与企业的区域布局转型战略和业务结构离心多元化战略相适应，产业资本的流动呈现出“离本土化”和“离制造化”的趋势。在这两种趋势下，大量产业资本从本土流出到海外，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出到虚拟经济部门，这意味着企业本土的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出现了资本的流失和投资的不足，产业空心化也就不可避免。
3.产业结构演进中“空心化拐点”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产业空心化是产业结构演进中企业行为和资本流动应对外部产业环境变化的结果，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图3描述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也是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动态平衡的过程。图3中纵轴表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横轴表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程度。点A所示的“工业化拐点”通常以工业革命的发生或工业部门的兴起为标志，代表着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发端。在此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开始从农业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向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时代转变，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与合理化水平都得到极大的提高。在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之后，产业结构的演进将从B点开始进入新的时期，即进入“空心化拐点”，这有三条不同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B点到C点，表示产业结构演进中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水平持续协调地提高，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部门在各自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取得了更大的协调性，从而进入了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在这种产业结构演进的“均衡路径”下，B点就成为产业结构演进中的“后工业化拐点”，这是一种更高水平的演进。这条路径更多的是理论上的最优路径，现实中还未出现十分符合这一路径的有效例证。
图3 产业结构演进中的空心化拐点和陷阱
第二条路径是B点到D点，表示产业结构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技术密集型高度化时期，并保持了较为均衡的合理化水平，总体的产业结构在工业化完成后并没有大幅度的变动。这种产业结构演进的“均衡路径”不但能够与各种资源的有效供给状况相匹配，而且可以较好的满足经济发展中的有效需求，因而可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在这种情况下，B点作为一个“稳定起始点”，并不代表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开始，而是意味着工业化经济长期稳定的开始。这条路径的实现也需要十分苛刻的现实条件，从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看，德国可能是较好实践这一路径的典型代表，而美国在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也具备了该条路径的若干特征。
第三条路径则是B点到E点，虽然从直观的产业结构比例判断的高度化水平持续提高，但实际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却出现了较大的下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等工业经济部门出现了衰退，而金融、房地产等服务业部门出现了畸形的增长，并最终导致产业结构的非合理化和经济增长的低迷。此时的B点就成为产业结构演进中的“空心化拐点”，产业结构演进沿着从B点到E点的路径逐渐掉入了“空心化陷阱”。事实上，日本就是沿着这条路径落入“空心化陷阱”的。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由于产业环境约束出现的必然性和产业政策的局限性，“空心化陷阱”的出现往往在所难免。当然，这并不否定产业空心化治理的可能。
以上对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空心化拐点”的分析表明，产业空心化是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中合理化基础缺失的重要表现，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进程本身就蕴涵了产业空心化“拐点”和“陷阱”的必然性。产业结构演进是产业结构中各产业比例和关系动态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动态平衡的过程。在产业结构演进的初中级阶段，即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占有绝对优势的阶段，并不具备产业空心化出现的条件和可能。而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发展到了后工业化阶段时，产业环境约束下的企业战略转型和产业资本流出加剧，反映到宏观的产业结构层面则是产业结构演进遭遇“空心化拐点”甚至落入“空心化陷阱”。但产业空心化并不必定意味着国民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绝对下降和产业竞争力的完全丧失，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走出“空心化陷阱”也是完全可能的。
五、政策启示
通过借鉴日本和美国产业空心化现象的研究发现，产业空心化虽然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面临的重大经济难题，但无论其形成机理还是治理经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特别是在中国部分沿海地区已经率先完成工业化的今天，系统借鉴后工业化国家历史经验，思考防范中国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既是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前未雨绸缪的预先考虑，也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现实需要。20世纪90年代末，有学者(周振华，1998)已经开始关注到国内的产业空心化风险问题，近年来又有学者(吴海民，2012)提出需要通过调控资产价格和通胀预期等宏观措施对国内民营工业的“空心化”风险加以治理。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尚未进入成熟阶段，国内企业的海外生产和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因而产业资本“离本土化”式的产业空心化发生的可能性还比较小。而在中国近年来实体经济发展屡遭困境和产业结构“脱实向虚”风险增强的背景下，系统设计并实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防范“离制造化”式产业空心化的有效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
1.坚持“以实为主，虚实协调”的产业结构政策导向
在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长期坚持“以实为主，虚实协调”的宏观产业结构政策导向，要在确保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和中心地位的同时，继续支持和规范虚拟经济的发展，形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良性互动的产业结构优化格局。
(1)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有机结合。使实体经济获得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从根本上消除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就必须有机结合实体经济内外的两种动力，实现实体经济发展的“双轮驱动”。一方面，通过加强实体经济内部的自主创新和结构优化，使实体经济具备持续高质量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强大的抗风险能力。要坚定地以自主创新为动力继续全面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提高实体经济各产业部门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在更多领域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要特别注重考虑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调整优化实体经济内部的产业结构，避免向个别产业部门的过度倾斜。最终，在实体经济内部形成多产业国际竞争优势明显，各产业发展格局平衡的局面。另一方面，强化虚拟经济部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功能，形成虚拟经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外生动力”。从根本上说，包括金融业在内的虚拟经济部门是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改革和发展也就必须以“反哺”的思路为实体经济服务、支持实体经济获得更大发展。近年来许多中小型制造业企业频频遭遇“钱荒”，这实际上反映了金融业在服务实体经济上的“缺位”。对此，应通过制定引导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融资服务政策逐步加以解决。随着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获得重大突破，少数大企业可以凭借较高的信用资质以较低利率获得贷款，而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提高中小企业客户的贷款利率平衡自身的放贷成本，因此应更加注重防范贷款利率在大小企业之间两极分化而导致“麦克米伦缺口”扩大的风险，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合理的融资环境。此外，应继续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并引导民间资本从无序的灰色经营走向规范化运作，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
(2)因地制宜地把握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坚持“以实为主，虚实协调”的产业结构政策导向，需引导地方政府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和工业化发展阶段，设计并实施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对于部分已经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沿海发达地区来说，特别注意及时纠正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等口号下，脱离当地实际盲目追求虚拟经济指标增长的产业结构政策扭曲现象。而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则应在积极承接外部产业转移的同时，继续以信息化等现代技术推动本地的工业化进程，夯实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尤其是在部分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基础尚不稳固的阶段，应避免对服务业和虚拟经济比例的片面追求。而应根据当地的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量力而行，避免因为盲目追求超越当地实际的“跨越式发展”而导致的产业结构断层和产业空心化风险。
2.强化现代制造业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要实现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虚实协调”，必须强化制造业在作为工业经济中心和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定位，以强大的制造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稳定的主要基础，而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制造业技术进步和现代服务业配套两个方面同时推进：一是加快推进现代制造业核心技术进步。通过大力提高现代制造业技术，确保制造业部门具有持续的创造力、强大的竞争力和良好的资本回报率，从而在根本上避免“离制造化”风险的出现。当前特别是要通过率先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关键零部件和基础制造装备等先进制造业，推动现代制造业在产品结构平衡性和关键技术自主化等方面取得系统性突破，从而引领现代制造业体系的升级和整个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加快探索现代服务业支撑制造业发展的新路径。强化现代制造业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就意味着要承认和重视现代服务业在支持制造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辅助地位和服务功能。①注重与现代制造业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规划和发展，逐步建立起融入现代制造业发展全过程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②改善和强化金融服务业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服务和支持方面的功能，减少金融体系的资金脱离制造业中心部门的自行“空转”等现象，对金融产品创新的深度与广度要有所节制。③发展现代制造业，除了扩大原有实体产品的产量、规模这条就制造发展制造的传统道路外，更为重要的是跳出制造业发展制造业，即以原有实体产品为基础和平台，以服务功能的延伸为手段，全方位拓展制造业产业链，这是一条将现代服务业融入现代制造业发展体系中的新路径。
3.坚持“疏堵结合”的企业投资引导政策
对于企业的市场化投资行为，要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加以引导和规范，即一方面通过对新型投资模式的探索为产业资本的合理流动创造条件，使其能够在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多领域的投资中获得更高的回报；另一方面注重对产业资本的流动方向加以规范，特别是应注意减少在多元化投资名义下的虚拟经济投机行为，避免产业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的过度流失。
(1)探索多层次“产融结合”的有效路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不仅要在宏观产业结构层次加以规划，而且要在相对微观的产业和企业层次加以落实。从产业层次看，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推动实体经济领域中较为发达的产业部门通过向虚拟经济领域适度投资，在产业间形成较强的协同效应。从企业层次看，应鼓励实体经济中更多主业经营较为稳健的大企业尝试业务领域的“产融结合”，从而使企业通过投资模式创新，实现内部资本等资源优化配置，从而获得“范围经济”带来的效益提升。通过对多层次“产融结合”的实践，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机结合，进而使金融资本反哺产业资本的新路径。
(2)挤压企业虚拟经济投机行为空间。在积极探索“产融结合”的同时，必须对企业的市场化投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帮助企业规避高额利润诱惑下忽视投资风险的短期化盲目投资行为。针对近年来实体经济中许多企业通过“委托贷款”等形式将主业经营积累的产业资本大规模投入借贷市场“赚快钱”的虚拟经济投机行为，一方面应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和信息披露等进行规范，严格监管将主业资金投入非主业投机领域的行为；另一方面应对以民营企业为主的民间借贷市场加强规范治理，减少民营企业由于投机性借贷行为导致的资金链风险。
(3)拓宽民间资本的实体经济投资渠道。①加快垄断行业改革，逐步向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垄断的铁路、市政等公共经济等领域引进民间资本，改变一些经济体或地方靠垄断资金、土地、能源等上游产业获取超额利润和回报，而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在下游过度竞争却只能获得微薄利润的局面，从而减少国有企业过度垄断对民营中小企业形成“挤出”效应。②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让民营企业从过度竞争的“红海”走向前景广阔的“蓝海”，解决民间资本“无处可投”的困境，在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同时达到增强实体经济发展活力的目的。
①制造业投资流出指数=制造业向海外的直接投资额/制造业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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