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现状与前景：2000年京、穗、港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联网论文,中国论文,前景论文,现状论文,年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作为“全球互联网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本研究旨在以创新扩散理论为框架，描述、预测及解释互联网在香港、北京和广州的普及现状及前景。创新扩散理论将创新物在社会中的流传看作是一个经历“认识”、“信服”、“采纳”和“事后确认”等阶段的动态过程；其中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通过帮助受众形成或改变对创新物特征的主观认识而扮演了核心角色；按时间坐标来看，创新物的扩散是按S型曲线展开，由“引入期”经“增长期”到“成熟期”及“衰退期”。根据2000年底在三地2600名成年人的抽样调查，本研究发现香港样本的40%、北京的30%和广州的24%为互联网网民，其开始上网年份的分布分别与S型曲线相符，其中香港已处增长后期而大陆两地则尚在增长前期，预计2002年底的普及率分别为53%（港）、53%（京）和49%（穗）。个体层面分析进一步揭示是否上网不仅受个人特征（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特征（家中其他网民人数）的影响、也与对互联网的看法（如“兼容性”）有关。“前网民”中断上网主要是由于拨号连接等技术问题或无时间，准备上网的“潜在网民”最担心网上的不良内容，而不会考虑上网的“非网民”主要是缺乏资源（如电脑）或无兴趣。上述发现不仅验证扩散理论均适用一国两制三地区，也为追踪研究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使用及其影响提供了基准资料。
本文以传播学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理论为研究框架，描述、预测及解释互联网在香港、北京、广州三地的普及现状与前景。创新扩散研究在西方已有60-70年以上的历史。创新扩散理论之父EverettRogers在1995年第四版的Diffusion of Innovation（《创新扩散论》）一书中总结了三千多个有关研究，其中不乏对各年代的新媒体（如1950-60年代的电视机、1970-80年代的录像机和有线电视、1990年代的电脑、移动电话等）扩散研究。而互联网的扩散更是当前国际传播学中的研究热点之一。本研究的目的，一是检验创新扩散理论对一国两制下的中国社会的适用程度，二是借此而推进中国互联网研究的精确化与理论化。
创新扩散研究概述
创新扩散理论把任何一个创新物（如新产品或新观念）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流传看作是一个“星火燎原”的动态过程，其中包括“认知”(knowledge)、“信服”(persuasion)、“采纳”(adoption)和“事后确认”(confirmation)等四个主要阶段（参见图一）。创新扩散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在这些阶段中分别扮演的核心角色。创新扩散的实证研究亦反复证明，一个创新物被社会接受的程度与速度往往不是由其“客观特征”（如技术性能）而是由受众对其特征的“主观认识”所决定。Rogers(1995)将这些主观认识分成“相对优势”(relative advantage)、“兼容性”(compatibility)、“复杂性”(complexity)、“可试性”(trialability)和“可观察性”(observability)等五类，而受众的这些看法正是从传媒或人际渠道中形成或改变的。
图一 创新扩散过程(Rogers,1995)
创新扩散理论的另一特点是强调扩散（即传播）过程中的时间性。具体而言，每个创新物的扩散是按一条S型典线而展开的（图二）。在最初的“引入期”(introduction)，社会上只有极少数富有探险精神的“先驱者”(innovators)接受该新事物。如果当这群人逐渐增多而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潮时（一般为人口的10-15%，称为扩散临界点或criticalmass），该创新物的扩散就跨过了“起飞点”(takeoff)而进入“高速增长期”(growth)，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会感受到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而追逐这个时髦浪潮。而当“潜在接受者”（即愿意和能够采纳该创新物的人）纷纷变成“创新俱乐部”的新成员后，创新扩散就达到了“饱和点”(saturation)而进入了“成熟期”(maturity)。该创新物在随后的若干年之后会进入“衰退期”(decline)而逐渐走向消亡。
图二 创新扩散S型曲线(Rogers,1995)
世界各国至今对各种新媒体扩散的研究无不一一证明了S型曲线理论的普遍性。中国亦不例外。我们在研究电视机在中国的扩散时（祝建华，1997），比较了1980年代中期上海和1990年初期哈尔滨的数据，发现两地虽然在时间上有6-7年左右的差别，但各自的S型曲线（如起飞水平、增长率、成熟水平等）均十分相似（图三）。在另一项研究中(Zhu,1999)，我们发现广州市住宅电话的扩散领先了全国平均水平的3-4年左右，但两者也均呈现S型曲线的趋势（图四）。这些研究均说明，创新扩散理论即使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尚不发达的社会也是适用的。
图三 电视机在上海和哈尔滨的扩散（祝建华，1997）
图四 住宅电话在广州与全国的扩散(Zhu,1999)
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是否也会重复上述历史趋势？这既是一个实证问题（empirical question，即必须由实证研究提供答案而无须在概念上争论），也是一个有趣的理论问题。互联网即使是在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地区也都还处于增长期中，尚未达到饱和点。学术界与新媒体界对于互联网是否会像电视、电话一样达到全民普及(universally available)正在争论不休。香港媒体的发展历来与美、欧、日等地接近或同步。本研究通过内地与香港的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与展望互联网的发展与前景。
研究问题
一、描述互联网在三地的扩散现状（以2000年底成年人中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为计量单位）；
二、描述互联网在三地的扩散过程（以互联网使用者最初上网的年份为计量单位）；
三、预测互联网在三地的扩散前景（以2001和2002年底成年人中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为计量单位）；
四、分析影响互联网在三地扩散的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对互联网特征的认知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全球互联网研究”(World InternetProject，简称WIP）计划之一部分。WIP计划由美国发起，欧洲、亚洲、澳洲等近二十个国家或地区参加，在从2000年起的三年间，每年一度用相同的问卷进行追踪调查。本报告的数据来自我们于2000年11-12月在北京、广州、香港三地进行的首次调查。因受经费限制，我们无法做全国调查，而选择了北京、广州、香港三地，既考虑其在地理上从北到南的分布、又反映其代表了“一国两制”下的不同社会环境。当然这三地均属中国最发达地区，本调查结果不能代表全国的现状。但正如我们在上述的电视机扩散、电话扩散等研究中所发现，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在新媒体扩散上的差别往往仅是时间上的先后而已。因此，互联网在京、穗、港的今天，或许能启示出其他地区的明天或后天。
为与WIP计划其他成员国的调查样本有可比性，本研究抽样的总体为18-74岁之间的市区成人居民。北京和广州的样本是在通过一个复杂的“多阶段、先等比、后配额”抽样法而取得。该方法首先将两市所有居委会按人口多少排队，从中随机抽出250个居委会（北京100、广州150），然后从每一抽中居委会的所有住户地址中随机抽出100户组成初始样本。访问员进入被抽中家庭后，要求访问本户成人中生日最近者(lastbirthday)。访问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取得一个概率样本（北京566人、广州774人）以估算互联网普及率；第二阶段是按概率样本中每个居委会已抽到的“网民”（目前使用互联网）、“潜在网民”（目前不用但今后一年内会用）和“非网民”（目前不用、今后一年内也不会用）的人数，补齐预定的配额（网民4人、潜在网民2人、非网民4人）。如抽中的住宅中无人或抽中的被访者不在家，访问员在不同的日期与不同的时间作五次回访。香港的调查通过电话进行，抽样过程相对简单。首先通过电脑的“随机数码拨号”程序选取10,000个电话号，拨通查明为住宅电话后，要求访问本户成人中生日最近者。如抽中的电话无人接或抽中的被访者不在家，访问员在不同的日期与不同的时间作五次回拨（北京与广州的抽样与调查细节参见Zhu and He 2001a，香港的抽样与调查细节参见Zhu and He 2001b）。
三地最后成功完成的样本数分别为1,100人（北京）、1,500人（广州）、1,000人（香港），共计3600人。如三个样本对各自总体作推断的话，其抽样误差分别为3.0%（北京）、2.5%（广州）、3.1%（香港）。如三样本合在一起，其总抽样误差则为1.6%。按美国舆论研究协会(AAPOR)的第三计算公式(RR3)[1]，调查的成功率分别为61%（北京）、39%（广州）、38%（香港）。在分析之前，三地的样本均按当地人口统计资料的性别与年龄的交叉分布作加权处理，使得样本与对应总体的性别与年龄的结构相同。
表一、内地与香港互联网2000年调查基本特征
北京广州 香港
调查时间2001年11-12月2001年11-12月 2001年12月
调查方法
面访面访 电话
成功样本
1100 1500 1000
抽样误差
3.0% 2.5% 3.1%
调查成功率 61%
39
38%
研究发现
互联网在三地的扩散现状
WIP计划将“互联网使用者”（adopters，以下简称“网民”）定义为“您是否使用互联网（不仅包括浏览网页，也包括收发电子邮件、参加网上讨论、网上购物、炒股、ICQ等）”。根据这一定义，我们2000年12月的调查发现，香港样本的40%、北京样本的30%、广州样本的24%为网民。这些发现与ACNielsen、Iamasia等跨国公司在内地与香港的调查结果基本吻合。
互联网在三地的扩散过程
我们在调查中，还询问了每一网民开始上网的年份，据此而得到了互联网在三地的S型扩散趋势（图五）。图中三条曲线显示互联网在三地均跨越了起飞点而进入了增长期。然而，内地与香港的起跑时间、起飞时间与起飞临界点均有所不同。如香港样本中最早使用互联网的是在1990年，7年之后（1997年）当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6%时才起飞而进入快速增长期。而北京和广州的最早网民均出现在1995年，仅3年之后（1998年）当互联网普及率在北京与广州还分别为11%与8%时就起飞了。因此，尽管互联网在香港的普及率最高，但因其起跑早于京穗两地5年，故经计算，北京的增长率最快（其Logistic回归系数b=.442）、广州其次(b=.492)、香港最慢(b=.579)。（注：Y[,t]=1/[(1/U)+a(b[t])]，其中Y[,t]是第t年的普及率，U是潜在的最高普及率（假定为100%），a是Logistic回归方程的常数，b是方程的系数。）从图五中还可以推知，2000年底港京之间的差别(10%)、京穗之间的差别(6%)大约都是1年至1年半左右的时间差，这为我们预测京、穗今后两、三年的发展提供了部分依据。
图五 互联网在京、穗、港的S型扩散曲线
互联网在三地的前景预测
我们预测的主要依据来自对“潜在网民”(potential adopters)的估计。我们在调查中问了目前不用互联网的人（包括曾经用过的“前网民”、即discontinued adopters）是否会在今后12个月内上网，从而分解出一组“潜在网民”。如图六所示，三地潜在网民人数（广州21%、北京19%、香港12%）与当地现有网民规模恰成反比。一般说来，一个创新物在扩散的初期，现在采纳者与潜在采纳者的规模是成正比的；两者成反比往往只在扩散中、后期才会出现。由此我们可知，三地的普及率将趋缩小。
表三、预测所有被访者是否上过网（是＝1、否＝0）的Logistic回归系数
北京
广州
香港
年龄
-0.045***
-0.049***
-0.086***
性别（女性＝0） 0.491*
0.730**
-0.026
家庭收入
0.080 -0.027
0.149***
教育程度
0.363*
0.342** 0.759***
职业（学生＝0）
无业／退休 -0.389 -1.348*
-0.274
蓝领 -0.410 -0.935
0.083
白领 0.114 -0.084 0.418
其它 0.036
-0.662 -0.371
婚姻状况（未婚＝0）
已婚 -0.483 -0.395 -0.344
孤寡离异
-1.295*
1.110
-2.384*
相对优越性
-0.480**
-0.379* -0.044
兼容性 0.355* 0.375*
0.603***
易用性 0.954***
0.618*** 0.178
可观测性
-0.249* -0.118
-0.337**
社会地位
-0.145 0.168 -0.062
家中网民数
1.905***
1.949*** 0.893***
常数 -2.532**
-2.380** -1.842
对数概率(2LL) 597.1 558.6 653.8
自由度 16
16 16
Cox & Snell R[2]52%
51%
51%
正确分组率
89%
90% 86%
个案数 987
1376 979
*p<.05,**p<.01,p<.001
表四、预测曾经上过网者是否继续上（是＝1、否＝0）的Logistic回归系数
北京
广州
香港
年龄 -0.002
-0.012
-0.028
性别（女性＝0 ）
0.272
0.240 0.120
家庭收入
0.107 -0.059
-0.003
教育程度
0.029
0.331 0.301*
职业（学生＝0）
无业／退休
-0.151
0.600
-1.472
蓝领
-0.420 0.426
-0.959
白领0.576
0.482
-0.540
其它0.182
0.040
-1.084
婚姻状况（未婚＝0）
已婚 -0.879
-0.807 -0.227
孤寡离异
0.260 0.198 -1.511
相对优越性
0.322 -0.439 0.146
兼容性 -0.219
0.225
0.365*
易用性 0.582* 0.415* 0.014
可观测性 0.187
0.138 -0.260
社会地位 0.088
0.268 0.250
家中网民数
2.742*** 1.635*** 0.572***
常数
-4.808**
-3.280**
1.051
对数概率(2LL)
211.5 283.7
381.5
自由度 16 16
16
Cox & Snell R[2] 37%
28%
12%
正确分组率
91% 83% 87%
个案数 462
669
578
*p<.05,**p<.01,p<.001
我们根据潜在网民回答的肯定程度（回答“一定会”者全部计入、“可能会”者打对折计入），再加入前网民中的可能回归者（同样考虑其肯定程度），以及现有网民中可能中断者（按已知的比例推测），而估算出今后一年内的新网民（广州为17%、北京为15%、香港为9%），并再由此而估算出2002年内的新网民（广州11%、北京11%、香港7%）。如表二所示，届时三地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表二、互联网在京、穗、港扩散的现状与预测
香港
北京 广州
2000年（预测值）
40%
30% 24%
2001年（预测值）
49%
42%
38%
2002年（预测值）
56%
53%
49%
当然，上述预测并未将2001-2002年间互联网在内地与香港发展的各种有利（如宽频的普及、上网费的下调等）及不利因素（如电子邮箱、新闻、ICQ等各种免费服务逐渐改成收费）考虑进去。其准确性有待于我们在2001-2002年间的两次调查结果所检验。鉴于同理，我们暂不预测三地互联网在2003年及以后的中、长期发展。
影响互联网扩散的因素
上述分析尚停留在互联网扩散的总体层面上，并没有解答个体行为上的差异，如为何有人采纳互联网，而有人拒绝，也有人采纳后又中断，或有人拒绝后可能会再采纳，更有人中断后可能会再采纳，但有人则可能会长期拒绝或中断，等等。没有个体层面支持的总体分析往往有犯“生态缪误”的危险(Robinson,1950)。为此，我们采用了多元分析方法（注：共包括四个Logistic回归分析，各自的因变量分析为1)是否曾经上过网（包括全部样本）；2)目前是否上网（限于上过网者）；3)是否准备恢复上网（限于前网民）；4)是否准备上网（限于从未上过网者）。），从个人特征（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特征（收入、其他网民人数）、对互联网特征（包括“优越性”、“兼容性”、“易用性”、“可观察性”、“社会地位”）（注：取自Tornatzky和Klein(1982)及Moore和Benbasat(1991)对Rogers指标的扩展。）的看法等十余个个人层面的变量中，寻找最优影响的因素。具体说来，是用上述指标作为四个Logistic回归分析中的自变量以对下述行为作出解释：
表五、预测“前网民”是否会恢复上网（是＝1、否＝0）的Logistic回归系数
北京
广州
香港
年龄
0.047
-0.002
-0.004
性别（女性＝0 ）
-1.389*
0.535 0.572
家庭收入
0.169 0.001 -0.106
教育程度
0.038
0.488 -0.159
职业（学生＝0）
无业／退休 -1.121 0.283
-7.037
蓝领
1.030 1.192
-8.682
白领 -0.348 0.448
-4.947
其它 -1.104 1.648
-6.979
婚姻状况（未婚＝0）
已婚 -1.488 -0.720
-1.824
孤寡离异
-9.385
-0.781 4.773
相对优越性
0.101 -0.601
-0.791
兼容性 0.017
0.730 0.643
易用性 -0.452 0.509 -0.624
可观测性-0.565
0.253 -0.625
社会地位 0.879
-0.114 -0.691
家中网民数
0.183
0.903* 1.966**
常数
-0.283 -3.944 15.567
对数概率(2LL) 81.3 95.1 52.9
自由度 16
16 16
Cox & Snell R[2]
25% 24% 33%
正确分组率
77% 78%
77%
个案数 72
115 74
*p<.05,**p<.01,p<.001
表六、预测“非网民”是否会上网（是＝1、否＝0）的Logistic回归系数
北京
广州
香港
年龄
-0.013
-0.040*** -0.055***
性别（女性＝0） 0.021
0.210 -0.331
家庭收入
0.091 0.050
-0.026
教育程度
0.130
0.192 0.285*
职业（学生＝0）
无业／退休 -1.428* -1.111 -1.115
蓝领 -0.710
-1.083 -0.611
白领 -0.443 -0.230
-0.205
其它 -0.090
-0.716 -0.990
婚姻状况（未婚＝0）
已婚 -0.339
0.100 0.674#
孤寡离异
-0.754 -0.867 1.473*
相对优越性
-0.072
0.092
0.202
兼容性 0.353** 0.227#
0.374**
易用性 0.162
0.277* 0.016
可观测性
-0.056 0.061
-0.206
社会地位0.392** -0.011 0.273*
家中网民数
0.408*
0.715***
0.330**
常数 -2.241*
-0.943 -1.432
对数概率(2LL) 628.7 669.9 448.2
自由度 16 16 16
Cox & Snell R[2]18% 21% 17%
正确分组率
73% 75% 80%
个案数 505
727
400
*p<.05,**p<.01,p<.001
图六 互联网扩散流程
图七 区分现网民、前网民、潜在网民、非网民的主要因素
1)是否曾经上过网（包括全部样本）；
2)目前是否上网（限于上过网的现网民和前网民）；
3)是否准备恢复上网（限于前网民）；
4)是否准备上网（限于从未上过网的非网民）。
该四个Logistic回归的结果分别在表三至表六中展示，而图七则是对这些分析结果的形象性总结。
1、影响是否用过互联网的因素：年龄（愈轻愈可能上过网）、教育程度（愈高愈可能）、婚姻状况（单身未婚者最可能）、家中网民人数（愈多愈可能）、互联网兼容性（愈认为互联网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相兼容愈可能）。此外，性别和互联网优越性只在京穗两地是重要的；相反，家庭收入只在香港起作用。这与通常的看法（即地区愈发达、经济收入的影响愈不重要）明显不同，其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2、影响网民是否继续上网的因素：家中网民人数（唯一在三地同时有影响的）。在香港，教育程度和兼容性也是有影响的；而互联网易用性则在北京和广州均有作用。总之，个人或家庭特征对中断上网的影响不大。
3、影响前网民是否恢复上网的因素：没有一个变量在三地同时起作用。家中网民数在南方的港、穗是重要的；而互联网可观察性则在媒体事业发达的京、港均有影响；性别仅在北京有影响（有趣的是，女性前网民比男性前网民更有可能恢复上网）；互联网兼容性只在广州是重要的。
4、影响非网民是否可能上网的因素：家中网民人数再次成为在三地均起作用的唯一变量。年龄在南方的港、穗两地有影响；职业在京、穗两地起作用（主要是学生与退休或无业人士之间的差别）；而兼容性和可观察性则在京、港两地显其重要性。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只在香港有影响；而互联网易用性的影响仅限于广州。
上述分析显示，个人特征（尤其是年龄与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尤其是家中网民数）和对互联网特征的认识（尤其是兼容性）是区分网民与非网民的主要判别值。然而，这些变量（除了家中网民数之外）对前网民、潜在网民和非网民的细微差别并不敏感。据此，我们从有关“您目前上网的主要困难”的一组问题中寻找进一步的答案。
如图八所示，这三组人不上网的原因各不相同。前网民的主要困难是使用上的问题（如难以接通ISP、接通后的速度慢、所用的电脑不够好等，三地平均57%），而非网民的困难主要在于缺乏资源（如电脑、电话、ISP帐号等，三地平均64%）。另一对有趣的比较是前网民和潜在网民想上网而无时间上网（分别为19%和17%），而非网民不缺时间但无兴趣或无需要上网(29%)。潜在网民则比别人更担心网上的不良内容（如电脑病毒、色情、暴力等，33%）。上述诸问题中，有些是暂时的（如技术问题或资源问题）；有些则会长期存在（如无时间或无兴趣）。为简便起见，图八将京、穗、港三地合在一起，其实三地之间有些明显差别。如对香港的非网民和潜在网民来说，第一位的问题不是缺乏资源而是缺乏使用电脑或上网的知识（37%与39%）。在广州，潜在网民最无时间上网(21%)，而前网民最担心网上不良内容(41%)。北京的三组人提到“不会用”或“无兴趣”的比例(17%)明显小于南方两地（广州27%、香港27%），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何北京的S型扩散曲线增长率最快。
图八 您目前上网的主要困难（三地合计）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创新扩散理论为框架来描述、预测及解释互联网在香港、北京和广州的扩散现状及前景。根据2000年底在京、穗、港2600名18-74岁成年人的抽样调查，我们发现目前正在使用互联网的“现网民”在香港、北京和广州三地成年人中的比例分别为40%、30%和24%。与使用同一定义的“全球互联网研究”计划中其他华人地区相比，港、京、穗的互联网普及率介于新加坡(44%)和台湾(24%)之间。
京、穗、港三地样本中的其余市民分别为曾经上过网的“前网民”（香港7%、北京8%、广州9%）、一年内可能上网的“潜在网民”（香港12%、北京19%、广州21%）及短期或永久不会上网的“非网民”（香港41%、北京43%、广州46%）。这四类受众的存在，证明了扩散理论中有关创新扩散并非在采纳决策后就结束、而是还有继续采纳、中断、新采纳、中断后重新采纳等动态过程的描述（见图一）。这些发现还帮助我们预测出两年后（2002年底）三地网民的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会达到56%（港）、53%（京）和49%（穗）。
我们根据网民们开始上网年份的分布而推断出的京、穗、港三地互联网扩散历程图，与经典的S型曲线完全相符。这是在电视机、住宅电话之后S曲线模型在中国大陆的再次验证。按本研究得出的S型曲线图，互联网在京、穗、港三地均已超越起飞点而分别进入了增长期。其中香港从1997年进入增长期、至今已有四年，有迹象表明其增长率已开始下降；而北京和广州则分别在1998年进入增长期。至今尚方兴未艾。两者的差别，可能是不同的年份（虽然只有一年之隔）及不同的政府作用有关。香港是在没有政府干涉或国际资本炒作的条件下，由其人口中16%的“先驱者”和“早期采纳者”所带动的自然起飞（见图六）。然而，在1998年的中国内地，由于政府的鼓励、媒体的造势、国际高科技泡沫的催生等条件，京、穗两地虽然只有8-10%的网民就爆发了“超前”起飞（图六）。因此，北京和广州在过去两年(1999-2000)的发展，部分是“补课”，故将其增长期拉长了。
通过个体层面的分析，我们还发现互联网的采纳与否不仅受个人特征（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特征（家中其他网民人数）的影响、也与对互联网的看法（如是否与自己工作／生活方式相兼容）有密切关系。这些发现，尤其是互联网特征认知的影响，均是与扩散理论相一致的。个体层面分析还揭示了造成不上网的原因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例如，前网民中断上网主要是由于拨号连接等技术问题或无时间，非网民不上网主要是缺乏电脑等资源问题或无兴趣，潜在网民则更多担心网上的不良内容。上述发现不仅验证扩散理论均适用一国两制的三地区，也为追踪研究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使用及其影响提供了基准资料。
由于本研究是三年追踪调查的第一年，上述报告的发现均属初步性（尤其是对互联网扩散前景的预测），有待在第二、三年的研究中检验和修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采纳后的中断使用与拒绝后的采纳，这些现象在扩散研究文献中一向少有记载，可作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之一。同时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的是与《全球互联网研究》计划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比较研究。本研究通过对京、穗、港三地的比较分析，发现了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媒体环境等方面各不相同的条件下，互联网扩散过程有异有同，而且同大于异。这已初步显示了比较研究方法的功效，值得在今后研究中充分利用和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