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和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思想述评及启示论文

纽曼和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思想述评及启示论文

纽曼和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思想述评及启示

李 平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摘 要] 从古希腊开始,自由教育思想便一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纽曼和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非常重视对经典的研习和对批判思维的养成。纽曼的思想跟宗教息息相关,而施特劳斯则偏向于实现其政治哲学的目标,二人的自由教育思想均对当下我国的通识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自由教育;纽曼;施特劳斯

自由教育,国内有时会翻译成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源于英文Liberal Education,最初是源自于古希腊术语“Eleutherionepistemon”以及古罗马术语“Artesliberales”“Liberalitereducatione”[1]。自由教育本身的概念、内容和针对的受众自这个词语诞生以来一直都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时代和教育理念变化的必然产物。

学者沈文钦的研究表明:自由教育在古希腊时期指的是适合于自由人的知识教育,内容包括算术、绘画、音乐、体育、哲学等,与鄙俗的教育和奴隶的教育相对应。当英国人在十六、十七世纪通过翻译创造出“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个概念时,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二分法被绅士阶层和非绅士阶层之间的二分法取代,自由教育的概念也从“适合于自由人的教育”转向了“适合于绅士的教育”,其教育内容以古典文学为中心,这时它与专业教育相对应。当世界教育的重心逐渐转向美国之后,自由教育就变成了针对所有公民的,以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为内容的旨在解放心智的非职业教育,这时它和专业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相对应[2]。可以发现,自由教育无论是内容和接受教育的受众都在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发生着变化。归纳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主题,比如奴隶制的消亡肯定会使得古希腊时期的“自由教育”随之一并消亡;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和传统,如根植于美国的平等思想注定不会让英国的“绅士教育”生根发芽。

一、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述评

(一)纽曼自由教育思想简介

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是当时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19世纪后半叶,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就业率和生产力都得到了大幅提高。随着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改善,科学的地位也急剧提高,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相应地随之衰减。英国随之爆发了“新大学运动”,即兴起了一批专门实施科学教育的大学和学院,它们具有受市场驱动、收费低、入学门槛低、排斥宗教教育、不注重知识的整体性等特征。这使得英国高等教育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古典人文教育传统和传统的英式大学理想受到了严峻的挑战[3]。于是以纽曼为代表的一批人,站出来对这种一味地以就业为目的的专业教育进行批判,目的是捍卫他们心中的自由教育理想。

令人感叹的是,对于“评议鲁迅”的辩驳,聂绀弩“认为那完全是一场误会”,之后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12]他曾如许称赞沈从文:“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13]而在谈到朋友喜欢自己的作品不尽一致时,沈从文把聂绀弩列在了很熟悉的朋友之列,他说:“沙汀喜欢《顾问官》,聂绀弩喜欢《丈夫》……”[14]

纽曼在《大学的理想》前言中提到,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他认为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不是道德的,并且应该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扩充知识为目的[4]。那么什么是普遍知识呢?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并未给出准确的定义,但是根据他在文中数次对普遍知识的描述,结合他曾在牛津大学求学的课程背景,笔者将其总结为,普遍知识是能构成一个知识整体的所有知识——包括但不限于古典学课程、逻辑学和数学。同时纽曼表示,即使学生不能攻读大学里对他们开放的所有学科,大学依然很有必要扩大所要传授的学科范畴。因为生活在代表整个知识领域的各种学科的人中间,学生耳濡目染,受其熏陶,也必将收益匪浅[5]。拥有代表整个知识领域的各种学科的人,正是学习普遍知识所需的良好环境。

近几百年来,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是突破性的、跃进式的,“迭代”很快。这就使社会有了一个向前的直线式方向,很快形成了一套逻辑,即新的比旧的好,比旧的先进,是社会动力的来源,走在了社会前进方向的前面[16]。这种逻辑甚至迁移到了文化领域,大众对经典著作出现了冷漠甚至是不屑。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施特劳斯研习经典的提倡在今天就显得格外振聋发聩。把自古希腊至今的名著作为教学核心的圣约翰学院就宣称,名著能够转变思想、震撼心灵以及触动灵魂深处[17]。艾伦·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提到:“以明智地运用经典文本为基础的课程,是通往学生心灵的坦途。”[18]

什么是自由教育?自由(Liberal)对应的词语是奴性。而“奴工”一词指的是体力劳动、机械劳作等很少或几乎不需要心智活动参与的工作。与之相对应,自由教育就应是“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的教育[6]

而自由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能够使人的言行变得礼貌、得体、优雅,更重要的是使人的心智成形,也就是培育理智。纽曼认为,理智的培养能让人形成对事物合乎逻辑的看法和理解。接受过这样的自由教育,受教育者就能形成一种以自由、公平、冷静、克制和智慧为特征的终生思维习惯——纽曼称之为哲学习惯[7]

自由教育是和专业教育相对应的。自由教育虽然不能让人立刻成为医生、律师或者某一类型的技术工人,但它却具有真实和充分的实用性。理智培养的好处不仅仅是因为理智本身是美的、完善的、以及令人钦佩和高贵的,同时对拥有它的人和其周围的人也是有用的;而且不仅仅是在低层次、机械的或者商业意义上有用,更是在于它能向四周传播好的东西,对世界也同样有用[8]

(二)纽曼自由教育思想的评价

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理念来自于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因此也只有了解了后者,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前者。

虽然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根基是政治性的,但是其目标却是培养出“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治理与塑造完美品格,实现人类卓越”,以及“把人从庸俗中解放出来”,因此这个目标和人本主义在结果上是一致的。那么,如何实施这种自由教育呢?施特劳斯认为,要有伟大的思想家作为老师来培养。伟大的思想家,比如苏格拉底。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终其一生也难以遇到这种伟大的思想家,因此就要“足够谨慎地研习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经典著作”。阅读这些经典著作的过程,就是和最伟大的思想不停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理解能力,过程中还经常伴随着反思。

但是囿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限制,纽曼的思想也有在当今看来不够完善之处。比如他对专业教育的过度忽视,这难以适应专业化分工空前发达的当今社会;再如纽曼认为美德不是大学而应该由宗教来培养,这跟我国教育去宗教化的实际情况更是大相径庭。总之,瑕不掩瑜,深入了解分析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依然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之路点燃一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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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思想述评

(一)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思想的简介

其次,要积极构建配电网用电管控维护系统,经由信息网络系统对配电网实际用电管理加以实时性的监管,自动并按时检测用电反常现象,假若出现反常情形,系统即自动做出报警提示,杜绝安全故障问题的蔓延,确保用户用电的安全可靠,同时还可增强配电网每类信息数据的精准性,增强配电网运行的效率。

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从诞生时起就是高等教育学思想的里程碑,它启发和激励了无数后世的教育思想家。如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他在《现代大学论》的第一段就向纽曼致敬道,“75年前,一位杰出的牛津人纽曼主教出版了一本《大学的理念》的书……”[9],康涅狄格州中央州立大学D·G·马尔卡西(D. G. MULCAHY)评价说,无论你是否同意纽曼的观点,你都不能否认,直到如今都是他给我们定义了关于自由教育的基本术语和指导理论[10]

20世纪是西方文化占有强势地位的一个世纪,在这种情况下,施特劳斯却依然保持着足够的谨慎和自知。他说,“自由教育是哪种文化的教育呢?西方文化只是诸多文化的一种,将自由教育局限在西方文化不等于宣告这是一种狭隘的教育吗?”[14]他感叹道:“我们应当聆听的伟大思想绝不仅限于西方。但要聆听印度和中国的伟大思想,就必须懂得他们的语言。而我们又无法学习所有的语言,这是我们的不幸!”[15]在东西方文化不停交流、碰撞、彼此吸收的今天看来,施特劳斯跨越时代的深刻洞察力可见一斑,而这更与他自由教育思想中提到的研习经典著作时“足够的谨慎”一脉相承。

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对当下我国改革通识教育有着诸多启发和借鉴。如今我国的通识教育大多是放在本科一年级或者本科前两年,之后按照专业分流,全国重点大学的做法大同小异。以复旦大学为例,它的本科通识教育目的是为了“……形成合理的思维方式和准确的观察判断能力,以及清晰的沟通表达能力,并明确今后的修读目标和主攻方向”[11]。其中什么是“合理的思维方式”呢?那就应该是纽曼所说的“以自由、公平、冷静、克制和智慧为特征的终生思维习惯”。同时纽曼反复强调“知识传授和理智训练并重”,也足以引起我们高等教育从业者的反思。目前我国高校很多课程还是以教师满堂灌输,课后学生刷题为主,甚至某长三角著名高校因此被学生戏称为“五星级高中”,可见“知识传授有余,而理智训练不足”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

在研习最伟大思想家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是要保持谦卑,要做一个温顺的聆听者,而不是认为自己比最伟大的思想家还要高明。其次是要带着反思和批判思想来阅读,不要完全相信任何一个思想家的言论,也不能轻易下裁决。“必须对重要的主题时有领悟”,对自己的理解要有重新审视。

(二)施特劳斯自由教育思想的评价

从民主制说起。在《何为自由教育》一文中,施特劳斯指出,民主政体的好坏必须依赖于民主社会中既拥有高尚的品德又富有智慧的公民,否则就很容易形成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近几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欧洲一些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凭借民粹主义登堂入室便是对此一个极好的注脚。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需要大多数公民都德才兼备,拥有高度的理性,即“普世皆贵族的贵族政治”。但这一点长期被质疑,正如有民主理论思想家评论“如果哪一个民族是由诸神组成的,它的确能民主地统治自己,但如此完美的政府不适合人类”[12]。所以施特劳斯讽刺说,只读体育和幽默的市民并非天生就是社会的主要力量,只是在现代民主社会才变成中坚力量而已。因此,这种民主制与其说是大众统治,不如说是大众文化。而自由教育则是大众文化的解毒剂,是大众民主向真正的民主制度转变的催化剂,是最好的途径和方法,是不容退却的责任[13]

世界各国对于税收优惠的主要三种方式有:税率式优惠、税基式优惠、税额式优惠,以上三种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在影响范围有大小之分,影响深远度也有远近之分。由于发达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更加丰富,因此小微企业可选择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加多元化,同时也可以选择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将其自由组合,增加了小微企业对于税收优惠的自主选择性,对于促进小微企业快速发展十分有利。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以税率式优惠与税额式优惠作为重点,尚没有针对融资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相较于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则略显单一,对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起到的作用不大,很难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的自主创新及其核心竞争力,难以维持这些企业的持续发展。

但同时,现今的世界和当初施特劳斯所生活的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急速膨胀,社会分工越发细化,具体领域的工作知识变得更加专业。倘若只是研习经典著作,尤其是施特劳斯说的——“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经典著作——毕业生显然是无法适应社会要求的。因此自由教育如何与专业教育结合起来,这是施特劳斯并未阐述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的目的本来就是政治性的,因此对于学生的就业本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这成了其理论的重大缺陷。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是一名犹太裔哲学家,1899年出生于德国一个乡下小镇。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8年时他被迫流亡到美国,被当时同样主张自由教育和名著计划而著称的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在1949年聘请到芝加哥大学任教,该校是美国自由教育的大本营,施特劳斯随后创立了闻名于世的施特劳斯学派。

无论规模大小,机械化程度决定产业发展可持续的水平和潜力。机械化不仅因为人工成本愈来愈高,人工匮乏,更主要的是基于高效管理和高品质保障。尽管国内猕猴桃产业因生产关系制约,大幅度、大规模推进大型机械化尚有困难,但规模种植和未来趋势决定了产业发展对机械化的依赖和需要,哪怕在分散种植向规模种植过渡期,推行灵活多样的、适于小面积应用的机械也是必不可少的,具有重要意义,而种植者在园区规划设计时必须要对机械化进行预先布局。没有机械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现代化,就不能持续健康发展。

三、纽曼和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思想的启示

(一)重视名著的阅读和对文化的继承

无论是纽曼和施特劳斯,对经典名著的重视都可见一斑。在知识加速更新的时代,全新的知识不断地涌现,与现在互联网无穷无尽的信息流合力,造成了如今人们吸收知识的碎片化。阅读的仪式感已经渐渐流逝,经典作品少有人问津,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象。由于我国移动互联网的发达,这种现象在我国显得更为严重,看看地铁上几乎人人都在刷手机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沉心静气阅读经典。那些经历了时间沉淀的作品,对我们培养人文精神,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必不可少的。歌德曾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许许多多高尚的人谈话。那么读经典名著就是心灵和高尚的人在对话。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更是缤纷灿烂。培养对经典名著的阅读,需要从小抓起。虽说小学的语文课本上也对经典多有涉猎,但是依然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是多为节选,脱离了全文的语境。第二是对其讲解过于应试,缺乏对其文本本身的优美和思想的讲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没有培养学生们阅读经典的习惯。这就造成了考试一结束,知识就会遗忘的现象。因此,全社会和教育界需要重视经典阅读的力量,做好这一点,将从整体上提高全社会的文化修养。

同时,首届进口博览会的火爆让人们对第二届进博会充满了期待。相关负责人表示,200多家企业已经签署了参加第二届展会的协议,意向的协议展览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第二届展会总体面积计划仍将保持30万平方米,展区分五个板块,有装备制造、消费、食品、健康、服务。展期与第一届基本一致,时间初步定在明年的11月5日到10日。

(二)培养批判和谨慎的思维

施特劳斯强调说,在阅读经典文献的时候,要谦逊、要谨慎,包括他自己,在不熟悉的东方文化面前保持了足够的谦卑。同时他也强调,读经典的时候不要因为作者是伟大的思想家就全盘接受他的观点,要多多反思批判。这和我们传统格言所说的“不可无书,也不可尽信书”殊途同归。纽曼则强调,自由教育要培养的人需要“冷静”“克制”“理智”“反思”。归纳起来,就是既要谨慎,又要批判。这对我们来说尤其困难。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加上当初学习苏联的教育体制,以及如今在高考这根指挥棒之下,我们的基础教育更多得还是偏向灌输、记忆和重复。这对批判和谨慎思维培养很不利。培养批判和谨慎思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甚至需要改变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

(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纽曼的自由教育理念是和通识教育一脉相承的,他极反对过于狭隘的专业教育。他认为专业教育窄化了人的思维,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理念主要是强调对经典名著的阅读,并没有重视专业教育。他们对专业教育的态度不是反对就是冷漠,而我国的教育现状正好相反,过于重视专业教育而极大忽视了通识教育。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流高校已经在集体推进教学改革,通识教育逐步在部分高校开始实行,其重要性得到了高等教育届的共识。截止2017年8月,中国内地和香港已有40多所高校加入了“大学通识教育联盟”。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者之间并非对立的关系,正如人要两条腿走路一样,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才,既要接受过良好的通识教育,也要拥有良好的专业教育。

参考文献:

[1][2]沈文钦.从博雅到自由——博雅教育概念的历史语义学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01):39,39-48.

[3][4][5][6][7][8][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2001:译者前言1-2,前言1,22,27,22,83-84.

[9][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3.

[10]D. G. MULCAHY. Newman’s Theory of a Liberal Education: A Reassess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Vol. 42, No. 2, 2008:229.

[11]参见“复旦大学2018年本科教学培养方案”,来源:复旦大学教务处http://www.jwc.fudan.edu.cn/50/74/c9440a151668/ page.psp.

[12][13][14][15][美]列奥·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M].马志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3-4,2,3-4.

[16]石勇.中年只有生长,没有危机[J].南风窗,2017(21):28.

[17]张家勇,朱玉华.美国圣约翰学院通识教育实践模式[J].大学(学术版),2011(07):85.

[18][美]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M].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295.

Liberal Education Thoughts and Enlightments of Newman and Leo Strauss

LI Pi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

Abstract :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 dates back to ancient Greek. It changes as time goes. The ideas on liberal education of Newman and Leo Strauss both emphasize the studying of classics and improv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Leo Strauss’s liberal education is based on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le Newman’s has a religious purpose. Studying their theories can shed a light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 liberal education; Newman; Leo Strauss

[收稿日期] 2019-02-28

[作者简介] 李平(1991-),男,浙江湖州人,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843(2019)06-0041-04

[DOI ]10.13980/j.cnki.xdjykx.2019.06.008

(责任编辑: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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