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冲突、合作与和平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和平发展论文,冲突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冲突的浮现
近年来，随着中国和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案例增多，中国越来越庞大的内部能源需求对世界市场的影响迅速扩大，中国和仍然在西方主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供应和需求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代言国家的战略利益的冲突上。一些西方观察家因此开始怀疑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国际战略。
本文认为，尽管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在某些方面的冲突在所难免，但这些冲突并不都是负面消极的。要对冲突进行具体分析。冲突可以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经济上的、战略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和文化上的。不能把所有这些冲突混为一谈。迄今为止，中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但这些冲突都可以在中国的“和平发展”(即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构架内得到解决，并且这种冲突和传统意义上的以军事冲突为核心的国际冲突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如果解决得当，可以变成为一种双赢游戏，而后者则只能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在经济层面的冲突并不对“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战略构成威胁，以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为主体的国际战略仍然是中国崛起最有效的国际战略。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样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经济体，一旦成为现存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个经济体。中国和世界经济体之间所发生的冲突表现出必然性，是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体之间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但磨合是双方面的。中国因为融入世界经济体而改变自己，世界经济体也因为有了中国而在改变自身。用较为学术的语言来讲，这是一个相互转型(mutually transforming)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冲突不可避免，但只要存在着解决各种冲突的构架，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冲突和合作是天然一体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忽视经济面的冲突。这是因为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经济、政治、战略等各方面的利益很难区分开来，经济面的冲突如果解决不了，就有可能演变成其他方面的冲突。因此，如何直面冲突，有效管理冲突，乃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所面临的挑战。
从合作到冲突
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请进来”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中国通过把全球资本“请进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请进来”开始时大多是海外华人资本，欧美资本随后。这一政策非常成功。它很快结束了改革前中国较为封闭的状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巨大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请进来”的政策使得中国内地的发展模式更像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即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也就是“出口导向”的经济。这种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使得中国不仅和当时的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区分开来，而且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比这些国家成功。当然，积极的开放政策也使中国在政治上和这些国家有了不同的结果。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到底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在学术界并没有共识。但总体上看，积极的开放政策促使中国作出了渐进的政治调整。尽管中国没有激进的政治改革，但政治制度迄今为止有效地吸纳和消化了由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层面的变化。就是说，开放政策是促成中国内部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外部关系而言，中国“请进来”的政策和全球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冲突。对全球资本主义来说，尤其是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主体的欧美国家，中国的开放政策无疑为全球资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和发展动力。正因为如此，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的“请进来”政策抱积极正面的态度。在整个80年代以及邓小平南巡以后的90年代，中国的开放政策一直是西方关注的重点。如果说西方资本关注的是在中国开拓全新的市场，那么西方政界所关注的是开放政策可能导致的中国政治的变迁。在西方的思维模式里，开放经济总是和开放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在总体上吻合西方意识形态方面的期待。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表现为“接轨”。和世界体系“接轨”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政府改革内部的各种制度机制来适应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是中国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1949年建国后，中国一直处于相对的孤立状态。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也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成就，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远远落后。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领导层自觉落后。“接轨”就是承认中国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勇于放弃和改革自己落后的制度。应当说，在经历数十年的孤立政策以后，中国各方面的制度机制和国际标准相差很大，“接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重建制度体系，最有效的就是接受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制度规则，根据这些制度规则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通过和世界“接轨”来改造自己的制度的做法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发生过，也发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尽管中国政府当初提出“接轨”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要学习和改革自己的制度，但这一战略在日后产生了一个没有预想到的结果，那就是“接轨”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途径和机制。
在外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欢迎中国的“接轨”政策。当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以后，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就有了相关性，也就是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外资进入的形式首先扩展到中国。很显然，中国是否能够顺利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会影响这个体系的正常运作。如果中国不能“接轨”，这个体系的运作会出很大的问题。如上面所说，“接轨”表明中国政府主动改革自身的制度，接受现存国际体系的规则。这样，西方资本的利益就可在中国受到保护的同时得到发展。从战略层面来说，中国的“接轨”政策也符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战略意图。在后冷战时代，如何应付一个崛起的中国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强国的战略核心。其中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一个主要战略，就是通过把中国纳入现存世界体系，接受这个体系的规则，来消化所谓中国崛起所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西方的这种战略考量，在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应当接纳中国为成员的各种政策话语中，是显而易见的。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形成了著名的所谓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其核心也就是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来改变中国的内部行为，消化中国的内部发展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当然，对中国来说，“接轨”也是最为理性的融入世界体系的战略。并且，实际上中国并无选择。中国既然不能像前苏联那样另起炉灶，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融入了。西方和中国的这种战略方向上的一致性表明，在中国“接轨”问题上，双方能够达成很大的共识。这里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第一，从中国主动提出和世界体系“接轨”开始，中国已经走上了或者选择了一条和前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一方面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其帝国的野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走上了和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完全对立的道路。中国的“接轨”更多的是表明融合，而非对抗。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提出的“接轨”概念和西方国家所理解的中国的“接轨”概念之间表现出了巨大的鸿沟。对中国来说，“接轨”是有选择性的，接受现存制度规则是因为考虑到了它们的工具性。就是说，“接轨”是“洋为中用”。但对西方来说，更多的人所希望的是中国的全方位的“接轨”，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在实践层面，西方所希望的这种全面的“接轨”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中国发生。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也是日后导致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矛盾的一个潜在根源。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近年越来越明显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中国“走出去”的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在国内的环境并不理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环境是“亲商”的，但主要是“亲外商”的。外国资本一直享有比本国资本更好的待遇。民族资本直到今天还没有外资的待遇。今天，民族资本在国内面临外资的强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被容许，民族资本就要到处寻找发展的机会。)与所有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会按照资本自身的规律走向能够盈利的地方。同时，充裕的资本也使得中国有能力购买大量的原材料以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
中国资本“走出去”(主要通过企业“走出去”的形式)本来就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例如中国的“请进来”政策使得很多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必然会限制这些资本流入其他也需要这些资本输入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尤其在东南亚，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说法。现在，对这些国家来说，中国资本的“走出去”无疑是个很好的现象。因为和其他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力。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了。中国为全球市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价廉商品，为原材料生产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客户”选择，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更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倾销高档商品的巨大市场。
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这么多的正面效应，那么为什么又表现为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冲突呢？这里既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在经济层面，随着中国经济体的壮大，内部的供应和需求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在供应方面，因为中国内部价廉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中国正在产出越来越多的价廉商品，供应全球市场，从而影响当地产品的价格。“中国制造”，确切地说，是“中国组装”，可能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具特色的现象。在需求方面，中国内部巨大的需求已经开始对国际原材料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国际石油、钢材、铁矿石等价格变化都离不开中国的因素。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都可对全球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的程度对不同国家不同，对不同产业不同。一些国家、一些产业视中国的“走出去”为机会，而另外一些国家和产业则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竞争是经济进步的动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竞争环境。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并非经济学意义上所谓的需求和供应关系那么简单，它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说，任何经济学上的交易必然包含或者产生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是战略上的意义。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来实现和平崛起和发展，但是在那些主导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看来，全球化也正在使得中国有可能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很快走出亚洲，开始走向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甚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的美国和欧洲。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中国影响力的崛起，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崛起，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在冷战后，西方世界各种“围堵”中国的声音不断，但与前苏联不同，对西方来说，中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无论是中国的“请进来”、“接轨”，还是“走出去”，都使得西方难以实行当年对苏联所实行的政策。苏联是一个相当孤立的实体，在经济上和西方世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但如上所说，中国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再者，苏联也经常搞“输出”，搞“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输出，这经常导致西方的恐惧。但中国所输出的则是西方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商品。这种情况使得西方很难找到一种战略来遏制中国。到今天为止，尽管西方世界一直有“围堵”中国的意图，但并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
因为没有一种有效的战略来消化或者遏制中国经济崛起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经常感到深切的忧虑。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拼命通过政治手段，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外扩。从世界历史的长程来看，这样那样的政治化手段可能会延迟中国经济的外在影响力，但不可能阻止中国的“走出去”。
冲突和合作共存
那么，和世界经济体系之间所发生的一些冲突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成了问题？随着一个国家的崛起，其外在影响力也不可避免。中国的崛起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外在影响力？近来海外所热衷讨论的“中国不确定论”就是对中国崛起关注的表现。在承认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一些人怀疑中国崛起和发展的和平性质。
中国崛起的外在影响力不可避免，但外在影响力的增加并不见得一定要挑战现存秩序，产生冲突。这里有很多理论上的、实践上的问题需要回答。不能抽象地来谈论崛起，要对中国的崛起作些具体的解剖。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的崛起在造成怎样的外在影响力？是否存在着客观的方法使得中国可以和平地崛起或发展？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是单向面的，即经济上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崛起。这和昔日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具有不同的性质。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冲突与战争，主要是因为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是军事上的。这两个国家也是通过军事方法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影响力的。而且，在德、日崛起之时，几乎所有当时的强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军事方法在扩展国家影响力过程中的作用。除了发动战争，建立殖民地更是一种常见的方法，而殖民地方法的背后就是军事力量。
与之不同，中国的崛起主要是经济上的，并且中国外在影响的发展(或者“走出去”)也在于经济方法。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尽管为军事现代化造就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中国的军事发展不仅受外在国际环境的制约，而且更受中国本身的国际战略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选择的只是军事现代化。在国际关系上，应当把“军事现代化”和“军事崛起”区分开来。军事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根据当前的经济技术水平而对军事的一种正常投入，而军事崛起则是一个国家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不成比例地向军事倾斜。德国、日本和冷战时期的苏联都是这种军事崛起的表现。从事毫无止境的军备竞赛更是军事崛起的特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有意避免军事上的崛起。从90年代初以来，西方世界总是认定中国会把强大的经济资源转化成为军事资源，从而造成东亚地区、甚至亚太地区的军事竞赛。但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没有发生这种情形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能力把经济资源转化成为军事资源，而是中国领导层有意识地要避免从前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军事崛起的道路。
从更深层次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军事崛起，而把“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确定为国际战略，主要得益于诸多新的国际条件的出现。除了一些强硬的现实主义者，很少有人会认为现在的世界和德、日崛起的时代，甚至是美苏冷战时代有类比之处。在众多的因素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了。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经常表现为国际或者区域组织形式，这就不仅对参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任何国家的国际行为构成了制度化的制约，而且也使得这些国家能够通过全球化和区域化来达到昔日需要通过其他方法主要是军事方法才能达到的目标。
就是说，通过经济方法也同样可以扩展外在的影响力。但是通过军事方法和通过经济方法所得到的影响力，其性质是全然不同的。军事方法往往是一种零和游戏，而经济方法则是双赢游戏。在过去短短二十多年间，中国通过加入各种国际和区域经济组织，积极推动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影响力已经开始超越亚洲地区，而达至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是美国和欧洲，这是军事方法所不能做到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经济方法也是增进一个国家软力量的最有效的方法，中国也不例外。
“走出去”既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经济影响力的“走出去”显然开始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产生相当的影响力，更是开始触动那些一直主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政治和战略神经。因为经济“走出去”而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核心而产生的外在冲突，应当说可以通过经济的方式得以解决。很多冲突就是合作过程中的冲突，也可以在合作的构架内得到解决。不难理解，如果中国还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外，那么这样的冲突就不会出现。冲突在所难免，外在的阻力也是必然的。如何在既定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战略的构架内和全球资本主义打交道，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解决和这个体系核心国家的冲突乃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深化崛起和化解冲突
尽管一些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也有很多冲突是概念上的。在很大程度上，概念上的冲突要比那些客观存在的冲突更为重要。对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不确定论”不可忽视。西方世界的中国认同决定这些国家解决和中国所产生的冲突的方式。
影响西方世界的中国认同感需要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长期互动。对中国本身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深化自身的崛起。至今，中国的崛起非常单向面，即只是经济上的崛起，并且经济上的崛起也只是一种数字计算而已。高速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无穷的经济社会问题。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社会分化等等现象都在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会成为问题，而且也会对外在世界产生负面的影响。
那么文化崛起和政治崛起呢？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既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更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没有人会相信，现行的文化政策能够有效维持传统文化，更不用说是文化的崛起了。没有文化的崛起，国家的外在崛起就缺失软力量。文化崛起是外部世界认同中国的重要因素，并不亚于经济上的崛起。经济崛起必须具有文化内涵，缺乏了这种文化内涵，就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关系，冲突也自然会凸现出来。
政治上的崛起也同样重要。中国的政治这二十多年来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也通过自身的变革适应和容纳了社会经济的变迁。尽管这种政治模式经常为西方国家所批评，但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不过这并不代表政治上的崛起。尽管中国已经确定了民主和法治为政治发展的目标，但政治改革举步维艰。经济和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政治上的治理模式面临非常大的挑战，转型缓慢。如何保证政治转型，并且是平稳的转型，这是个巨大得无比的困难。从国际政治来说，现行的所谓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大多是中国政治转型上的困难引起的。政治上的转型没有完成，很难希望外部世界对中国具有一个“确定性”的认识。
强调内部崛起的深化不仅是出于内部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因为能够对外部世界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吸收和化解很多不必要的外在冲突。一句话，只有当中国实现了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全面崛起，才算真正的崛起。到那时，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具有软硬实力的真正的大国。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大国，成为全球秩序的稳定根源。但即使是那个时候，冲突也是会存在下去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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