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资料工作》是我专业成长的良师益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良师益友论文,情报论文,工作论文,专业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美的情报学是继承了19世纪末期欧洲文献学(documentation)的传统，并在战后对科学情报问题进行研究，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这门学科比较系统地介绍到我国是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和情报学课程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得到普及和发展的。记得当时的学习，除了几本情报学教科书以外，情报学相关的教学参考资料非常少。所以，当时创刊的几种极有影响力的情报学专业期刊，就成为极其珍贵的学习参照对象。《情报资料工作》的前身《资料工作通讯》，具有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的鲜明特色，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这些期刊为我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教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非常可惜的是，其中一些曾经哺育过我们这一代的早期情报学期刊，现在有不少已经停刊了，而《情报资料工作》却迎来了100期。因此，对于现在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中年的当年的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情报资料工作》不仅是一种对青春的回忆，更是见证了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历史。
《情报资料工作》曾发表了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担任教学工作以后，《情报资料工作》不仅是我汲取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本的渠道，而且也曾经是自己研究成果能够和更多的同行们分享的重要的园地。以后到国外留学，非常幸运的是，我就读的东京大学收藏了《情报资料工作》，而且是为数极少的几种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中最完整的。因此，伴随漫长的苦读岁月，它不仅使我及时了解到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时常使我想起孙黎明老师等编辑部同志当年提携和帮助我的情形；回忆起和我的专业启蒙老师宓浩恩师生前合作研究的愉快的情景。是他(她)们曾经教我什么是学问，应当怎样做学问，也曾经让我真正体验到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乐趣。正是这种感情的积淀，鞭策我始终无悔地耕耘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园地里。
我也曾经向我的国外的导师和学友们自豪地介绍过《情报资料工作》，他们都感到很惊奇。这种惊奇不是来自别的，而是对它的存在本身。因为，在60年代到70年代，欧美国家有过一段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的多产时期，其中出了不少的社会科学情报问题的调查研究成果。但是，随着像ERIC等一些社会科学情报系统的成熟，以及商业联机情报系统对社会科学情报的渗入，政府也逐渐减少了对有关社会科学情报问题的调查研究的基金资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80年代中后期以后，欧美国家社会科学情报问题研究成果的明显减少。比如，1980年创刊的英国的《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Studies》曾经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情报学的专业刊物受到人们的热切的关注和期待，但是几年后还是转了向，改了名，其中和社会科学情报研究的投稿量的减少不无关系。日本尽管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专业期刊，但是，基本情况相仿。在60、70年代，日本的一些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和图书馆学情报学家曾经在文部省研究经费的资助下，开始过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情报学的研究，成立过社会科学文献学研究会，也出版过不少研究成果，但最后还是没有坚持下去。所以，在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国外社会科学情报学研究的低迷时期，作为社会科学情报学专业期刊的《情报资料工作》，不仅能够存在下来，而且保持了它的专业性，并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这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业绩。这里面固然和学会的存在和高度系统化的社会科学情报事业体制等一些我国的“国情”有关，但我想，也是《情报资料工作》本身理论联系实际、专业化和多样化结合的刊物风格，赢得了作者和读者的结果。
日本的科学社会学家中山茂在《作为历史的学问》一书中曾经对期刊的出现、对近代科学发展所起的革命性的作用，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在期刊这种新的科学传播媒体出现之前，可以说科学仅仅是一种用于论争的学问，而期刊的出现，则推动了以客观的研究记述为特征的近代经验科学的诞生。这说明，期刊不单纯是提供研究者发表和交流自己成果的场所，反过来也对科学发展起到一种规范的作用。毋庸讳言，从整体上讲，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还落后于国外的发展，这种落后不仅仅表现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而且也反映在学术规范化程度的差距上。坚持一定的学术规范，是保证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能够正确地运用研究方法达到科学目的、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研究资源浪费、推进学科深度发展的必要前提。作为一个忠实而热心的作者和读者，希望《情报资料工作》在保持社会科学情报学研究特色和学风的同时，在规范和促进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上继续起到排头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