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术发展的现状与动力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发展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的技术状况很难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需要从多方面来加以刻画，从总体上看，我们在某些领域中具有先进的技术水平，但多是非生产性技术，在最具有经济和生产力意义从而能从根本上标志一国技术水平的生产技术上还处于整体落后的阶段，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高技术产业都与发达国家有相当的差距。
在经济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我们在传统产业上的一些产品虽然从产量上达到了世界领先甚至第一的地位，但在技术上远不及世界先进水平。这些产业中技术装备水平低，设备陈旧老化，工艺和技术手段落后，产品成本高，增值率和竞争力低，产品结构不合理且更新慢、低档次产品供大于求、高档次产品供不应求，许多生产领域中的核心技术和工艺依赖国外。低技术水平必然造成低劳动生产率。我国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40，同样生产9000万吨钢（1995年我国生产9400万吨钢，美国9300万吨），从业人员美国为16.8万人，我国为380万人；美国生产10亿吨煤，从业人员15万人；我国生产13亿吨煤，从业人员700万人；汽车实物劳动生产率我国为日本1/60；纺织印染业实物劳动生产率，我国为美国的1/10，日本的1/3。以低技术水平为基础的生产所形成的是高消耗和低产出的粗放型生产，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和原材料消耗，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为日本的5倍，美国的2.6倍，德国的3.6倍，印度的1倍；每1万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原材料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钢材是2～4倍，水泥是2～11倍，化肥是2～13倍，处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方式：“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是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即使在高技术产业中，我国的技术水平也不容乐观。我国的高技术产业虽然近年来在高速地增长（1993至1998年，高技术产业增涨年均速度依次为9.4%、27.7%、17.6%、21.7%、17.1%），但是由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关键技术、零配件主要靠引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少，因此附加价值较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仍处于总量扩张阶段，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阶段性差距；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有所提高，但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较低层次；高技术产品市场需求很大，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市场占有率不高。拿信息技术来说，信息资源的建库、传输和处理技术远远落后，电脑和网络的应用刚刚起步，重要的电脑和网络部件、外设、传感器以及重要的系统软件没有知识产权。我国高技术产品每年贸易逆差近100亿美元。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世界对比看，我们仍然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电子、网络等高新技术上的巨大优势，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发展本国经济过程中对我们形成了强劲的竞争压力。
与上述相关联的还有，我国的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较低，发明和创新能力不足。目前，我国生产和高技术所需设备的2/3需要依赖进口。在事关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中，重大装备依赖进口程度正不断加深。一些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也没有自主开发和掌握，严重依赖进口，一些关键技术，我国还没有掌握或取得突破，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并对我国实行技术控制。高技术产业专利基本上被外国一些公司所垄断。我们的技术发明的数量偏少，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技术能力不高。从专利授权量上看，1991年日本的38.4万件，美国的18.7万件，中国为7.7万件（1999年过10万件），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赶不上韩国（韩国已排列在世界第六）。日本的东芝、日立公司分别拥有专利数万项，1991年在美国的专利数分别是1156项和1139项，几乎是我国近5000家研究与发展机构一年获得的国内发明专利总数的3倍。而我国99.25%的研究与发展机构一年拥有的发明专利不超过2项，4875家机构全年共获发明专利443项（平均每年只获得0.09项）。互相对比，这从总体上说明了我国技术发明能力的低下，这也决定了我们发明创新少，模仿引进多。我国经济虽在近几年来取得飞速发展，但真正创新的产品并不多，创造性发明及可以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创造相对较少。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差距很大，属世界前沿和领先技术领域的成果少，我们的专利规模不大、高质量的发明太少。近年来，在中国的国外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超过国内。国内发明专利总体看增幅不大，甚至在1986年、1989年、1994年和1995年还出现了负增长。另外，我们的科技实力和科技竞争力世界排位靠后，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的排位自1994年以来有升有降：1994年排第23位，1995:27，1996:28，1998:13，1999:25，2000:28。也就是说，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后，在2000年度报告中的排名又下滑3位，列第28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也比1999年下降2位，列第31位）。虽然科技竞争力不等于科技实力，但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而且我国的科技实力也是不容乐观的。科技实力排位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目前有人将世界各国的科技实力根据若干指标分为五类：科技强国、科技大国、中等科技大国、科技发展中国家、科技弱国。根据中国的科技实力及其排位，被列入倒数第二类：科技发展中国家。表明我国与世界科技强国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
尤其是，我们的技术的发展速度也不理想，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没有得到有效的缩小。聂荣臻同志1964年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谈到12年科技规划执行情况时说：“如果拿世界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作比较的话，我们从极其落后的状况出发，现在已经大体上赶上了40年代的水平”，因此当时的差距是20年，到70年代末，“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见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其差距还是20年；而到90年代，据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01年长期规划研究报告，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的仅20%，属国内先进水平仅21%，其余为60～70年代的水平；每年开发的6万件新产品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国际水平的仅占2.5%，出口产品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仅约25%。我国制造与自动化技术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15～20年；集成电路大生产技术与国际水平相比落后两代。有关部门对钢铁、石化、电力等15个行业作了调查，也发现我国企业的生产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一般为10年，关键技术差距更大。拿中国和日本比较，日本驻华使官员伊藤宗太郎先生在对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调查后分析道：“中国目前工业的整体水平比日本落后20～30年。”日本技术厅1994年对国际上1200家民间企业的调查表明，中国居优势地位的技术仅占0.2%，中国目前已成为日本企业竞争对手的技术只有1.9%。一项于90年代中期进行的中日技术对比研究也表明，中日之间的“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即在发明成果商品化方面，中国要低于日本一个数量级；在生产技术方面则要相差两个数量级。”这些数据说明了直到今天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还是20年左右。
就是说，从50年代以来的技术发展步伐一直不快，我们与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并没有缩小，一直处于等距离追赶的地位，表明了我们的技术发展状况也是不令人满意的。
总之，低技术水平状态使得我们的技术还不可能发挥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必然处于低水平，或者说，科技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现代化对其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科技落后状况成为影响我国物质文明方面现代化（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制约瓶颈，拖了物质层面上社会发展的后腿。同时，科技水平较低也影响了在公众中科技知识的普及和科学精神及技术精神的形成与深入人心，从而也制约了精神文明的提升。
二
很显然，技术发展的状况不理想，其原因并不在技术本身，而是由于复杂的综合的社会原因造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发展的社会动力不足。从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任何真实的技术发展都是以社会需求为起点和推动的。因此，当我们看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时，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推动，是社会的各种需求强有力地促进着技术的发展。可以说，社会需求的动力作用是社会对技术发展的一种根本性影响，也是解决技术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技术是否顺利、强健而持续地发展，关键在于社会是否对技术有内在的、巨大的和持久的需求。
作为技术动力的社会需求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如从纵向看，社会的需求是一个长链，即所谓“需求链”。用户的消费需求可以说是终端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对技术发展的动力作用是从根本意义或间接意义上而不是直接意义上讲的，社会的消费需求通常对企业的生产提出要求，而企业的生产才对技术的发展提出直接的要求，所以社会的消费需要通过企业的需求才能转化为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即转化为技术发展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发展主要在于企业的推动。如果社会虽然有需求但企业不反映这种需求，那么社会的需求就无法作为动力传递给技术，企业就隔绝或消解了社会的消费需求对技术发展的动力功能。
从社会需求推动技术发展的动力效应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判断：一是社会只有形成了对技术的强需求，才能为技术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否则就会出现技术发展的社会动力不足的问题；二是技术的发展只有较好地适应了社会的需求，才能主动地获取源源不断的社会动力，否则技术的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对此还可以从质上理解：有了相应的社会需求，才会有相应的技术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社会需求是技术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有了社会需求不一定马上会有相应的技术，但没有一定的社会需求就绝不可能有相应技术的发展；也可以从量上理解：即需求的强烈程度和技术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社会对技术需要的程度越大，技术所获得的动力就越大，技术就有可能发展得越快，以致于非常规的社会需求甚至可以造成技术的非常规的迅速发展，如西方近代技术和科学的飞速发展，就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有密切的关系：新大陆的发现极大地刺激了西方开拓海外殖民地的需求，从而促进了船业的发展，由此带动了相应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所以通常来说，社会需求旺盛的时代和国家，可以使技术有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由于社会需求对技术发展的这种巨大推动作用，因此要使技术能够顺利而快速地发展，就必须使社会具有和保持对新技术的强盛需求，如消费者有对新产品的强烈需求，企业有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和降低成本的内生需求，而一项新技术要能够达到产业化的发展规模，就更需要有大规模社会需要的存在为必要条件。社会需求正是这样环环相扣地传递和由小到大地扩张，才能够推动技术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
技术发达国家通常在技术和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了合理的关系，能够利用社会需求作为推动技术发展的充足动力。而在另一端，技术落后国家常常与社会需求的动力不足相关。动力不足有多种表现，可以从以下四个层次上来分析：
(1)消费需求性的动力不足
这是一种终端的社会需求不足，它可以引起企业的生产不足，从而既无资金、也无市场需要的推动去从事技术创新。当然，技术创新也有可能因推出新产品而刺激市场的新需要，形成技术推力和需求拉力之间的良性循环。但在技术落后国家通常也存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需求拉力的作用往往比技术推力的作用更根本，着力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就显得更加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增强社会的有效需求就成为技术发展的首要原则。由于需求与技术发展动力在量上的正相关性，故在告别短缺经济时代后的技术发展中国家，应在提高社会的消费需求上多做努力，如采取适当的社会政策和经济金融手段鼓励消费，拉动需求，并引导需求向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提升，由此促进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2)生产需求性的动力不足
通常表现为作为生产主体的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追求不足，它可以导致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力不足。需求也可以分为一般层面和具体层面，一般生产力的社会需求造就了人类意义的技术发展，而各个企业谋求经济效益的需要则是具体的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一般的社会需求并不能构成具体技术的现实推动，或者说它只对技术活动的开展起一般的号召而不能决定具体的技术内容，只有生产主体的需求才构成直接的动力，如果企业没有活力，或社会没有激发其追求新技术的机制，企业就不可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动机和行为也不会与技术的进步直接挂购。如果企业对技术进步既缺乏内在的利益驱动，又缺乏经济实力，从企业这个生产主体中就产生不出对技术发展的具体和直接的推力，这种动力不足通常又是与体制性的动力不足有关的。
(3)制度和体制性的动力不足
如果说社会需要是技术发展的动力，而从原则上说，人都是有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由此可汇集为源源不断的社会需要，但为什么有的社会时代技术发展要快一些，而有时则要慢一些，甚至停滞不前呢？这就是并非有了动力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技术的发展，社会的需求能否带来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实现的环节问题。社会需求并不线性地导致技术的出现，因为社会需求形成为现实的技术也要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而社会体制就是社会需求发挥动力作用的中介，如果这种中介不能有效地传递这种中介作用，或歪曲地反映了社会需求，就会导致动力的失效。可见，社会的经济体制对社会需求有效地转化为技术发展的动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成为这种转化的催化剂，而不合适的经济体制也可成为“慢化剂”。它既可以在动力上起“中介”作用，将社会的需求与技术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可以起直接的动力作用，因此从社会体制上下功夫也可为技术发展获得社会性动力。
(4)R&D投入性的动力不足
R&D投入也是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技术发达国家通常有充足的研发投入，他们把科技投入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投资，其中研究开发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R&D/GDP)，是反映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并成为各国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实力或竞争力的首选核心指标。巨大的研发投入使其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支持研究部门攻克难题，取得技术突破，获得技术发展。相反，技术落后国家通常也是经济落后国家，无法从财政上拿出足够的经费作为R&D投入，从而影响研发的开展，无力解决许多生产中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无法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在市场中必然处于竞争的劣势，严重影响经济水平的提升，反过来继续无力加大科技投入，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加大科技投入可以成为走出这种循环的切入点。
当然，动力不足的表现还可以有其他方面，如文化和政治上的推动不足，但在一般的发展时期，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应该是以上四个。
我国长期以来也存在着技术发展的动力不足问题，且在上述四个层次上都有所表现。比如我们也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并且一度还比较严重。又如来自企业生产对新技术的需求不足，显著地表现在我国的企业对于R&D的投入普遍较低，占国家科技投入的比例过小，只有30%左右，虽然“九五”期间企业所占比重已由1995年的32%提高到1999年的48.3%，但还是大大低于日本(77.9%)、德国(62.0%)和瑞士(74.5%)等国家的水平，也造成了全社会的R&D经费过分依赖政府拨款的局面。同时也说明，企业依赖依靠科技进步追求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远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在企业界成为自觉行为，企业的生产还没有立足到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外延扩大再生产仍然是绝大多数企业实现量的扩张的主要方式。极少企业（仅10%）对技术进步有危机感，大多数企业缺乏依靠科技图发展的长远战略眼光，即使是非要技术不可的时候，宁愿购买尤其是从国外进口而不是自己开发，企业家对于购买设备的热情超过了对于培养自身企业创新能力的热情；购买国外技术时又是选择整条生产线成套设备等硬件为主，而不愿选择购买核心技术后自己配套开发，用于消化吸收费用的比例非常低，在引进的费用中，设备引进占85%，其他如技术转移、专利许可等方面不到15%，这和日本、韩国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导致的是几乎所有主要的产业部门第一线生产所使用的主导技术和技术装备的供给都要依靠引进。这些都显示出企业缺乏主动创新和吸收掌握技术的强烈愿望，对科技的需求仍然存在不平衡和疲软问题，由此也形不成对技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与此相关，也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体制性动力不足。企业对技术发展的需求不旺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体制上的问题造成的。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排斥市场机制，否定企业的相对独立地位，单纯依靠行政机制来组织、管理经济，这种做法越来越显示出阻碍国有企业技术进步的不利性作用。它使得国有企业只能被劝、机械地充当国家计划的执行者，政府主管部门所拥有的资源和权力却常常左右着企业的行为，使企业既没有自主经营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尤其是不承担盈亏责任，既没有追求盈利的动力，也没有亏损带来的压力，政府的计划即是企业产供销的指令，企业无需参与市场竞争，企业只是生产单位，而非自主经营的实体，不是真正的企业，因而缺乏追求技术进步、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压力与实力，形成了技术发展“主体缺位”的现象。
在旧体制下的产权也极不合理和不明晰，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投资者代表，并没有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国有企业资产能否增值，与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传统体制下的各级政府的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利益根本无关，没有资产的出资者的概念。由于推进国有企业技术进步的利益取得与国有企业的投资者代表——政府完全脱钩，因此，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似有实无，造成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投资者代表也没有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显示出片面追求外延扩张，轻视技术改造，技术进步缓慢。
可见，由于经济体制的问题，我们的企业还没有被市场经济的机制推向不进行不断的技术更新就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在和发展的境地，因此形不成来自企业的对技术发展的根本性推动，造成了技术发展的社会动力的匮乏；企业对科技的需求不足，从而对科技的投入也不足，以致于《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0)》认为“产业界对科研与创新投入之少且呈下降趋势是我国当前技术创新能力建设面临的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企业没有成为研究开发投入主体是当前最突出的矛盾”。
由于市场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使得与科技活动有关的市场机制也极为薄弱，科技体制的改革也仍未达到理想的目标，如现行的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还突出地表现着科技活动的国家化和行政化，科研机构一度是在中央高度控制下的行政机构，研究机构独立于企业之外会给研究机构结合市场需求带来种种不便，科技组织没有动力也没有条件和渠道去从经济建设中、从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中寻找科技研究开发课题，这种科研缺乏市场导向的作法，使科技人员缺乏搞科技研究为生产服务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造成科研与生产脱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而在实际中很少研究制出为企业实用的技术，为企业生产作贡献不够。
此外，我们也存在R&D投入不足的情况。一方面是绝对量的不足，《中国统计年鉴—1998》的数据表明，我国1997年的研发经费为481.9亿元人民币（合58亿美元），1999年为678.9亿人民币（合80亿美元）。比一些世界知名企业的研发经费还要低（如1997年美国通用汽车的研究经费是140亿美元，福特汽车是107亿美元，德国西门子是76.5亿美元，美国IBM是73亿美元，日本日立是66亿美元，丰田汽车是60亿美元），研究与发展经费明显居于世界较低水平。而按人均R&D经费来看差距就更大，我国1997年是4.4美元，而美国（1995年）是650美元，日本（1991年）是850美元。另一方面是相对量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偏低，从1990年起，R&D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降有升，即从1990年的0.7%降至1996年的0.48%，1998年为0.69%，1999年为0.83%，近年来虽不断上升，但预期的“九五”计划的1.5%指标没有达到，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一般占2.5%的水平，这对于我国科技竞争力水平的提高影响巨大。甚至即使达到了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的1.5%也不算高，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研发经费占GDP不到1%的国家，是缺乏创新能力的；在1%到2%之间，才会有所作为；大于2%，则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可能比较强。还有，我国从事R&D的科技人员实际的经费使用也不高，直接用于科研的费用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相应投入的1/60～1/120，想以此做出很好的、有国际竞争力的科研成果是极其困难的。因此由于财力所限的总体研发经费的投入不足，也形不成对科技发展的有力推动。因此在我国，要加大社会对技术发展推动，还需要在加大科技投入上进行不懈的努力。
三
几乎一致的共识是，我国技术发展动力不足的根源还是体制性障碍，或者说几乎所有动力不足都与体制有关，制度环境的滞后成为技术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经营机制有问题和研究开发机构的科技体制有问题，脱离市场调节和竞争的科技资源的安排有问题，不与市场接轨而只听凭上级计划的研发项目与活动有问题，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用人制度有问题，现存体制所提供的激励结构尚不能带来强大的、足够的创新激励。经过近年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硬约束还没有建立起来，市场机制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还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水准，尤其是“关键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吴敬琏语，见《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中国青年报》2000年2月29日），国有企业还未从制度层面上成为产生和发展的主体，资本市场发育缓慢，金融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还未完全转变，计划经济在许多方面的影响还根深蒂固，制约着新机制的形成，因此市场经济对科技发展的动力作用还不大，为此，化大力气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增强技术发展动力的重中之重。
就是说，只有体制上解决了问题，才能使不利的阻碍得到实质性的突破，才能激活社会发展的能力，使社会能对创造和使用新技术形成巨大的需求和推动，一定程度上形成“高体制”——“高社会”——“高技术”——“高经济”的带动作用。可以说，改革传统体制，引入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市场化进程，用市场选择的手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可支配的创新资源按市场机制配置在更有效率的部门，是推动技术发展的体制保证。提高我国技术水平迫切要求我们加快生产关系的变革，建立营造技术发展的良好环境。只有通过体制的改革，才能解决技术发展动力不足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中国技术发展中的特有问题。
由于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技术发展体制性障碍的汇聚点，而且加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也是我国创新能力建设的关键。目前我们在企业制度建设上的滞后已经成为企业技术发展的最大制约瓶颈，影响到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制约了我国技术的发展。因此急需通过新的管理机制的引入、企业制度的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和有进有退的改组、国家政策的调整，来激励、推动、扶持企业进行创新，用市场促进企业的真正形成，使企业将技术从作为自己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并确认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从而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探索中可以发现，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技术进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产权的清晰可以使从事企业经济活动的人具有提高技术水平的要求和内在动力。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企业产权明晰的基础上，企业可以通过正当行使产权增加利润，不仅成为创新的主体，也成为投资的主体和利益的主体，其通过技术进步而获得的经济利益的活动就会具有持久的内在动力。而且产权明晰，权利边界十分清楚，可以使各个经济主体基于对自己资产最大利益的追求而形成有效竞争格局，并为企业创造出必须走技术进步之路才能立足，企业就会从内在机制上产生对新技术的渴求，就会形成对技术创新的强大需求。由于引入市场机制，并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完善市场结构，不断更新市场交易内容及其方式、改善市场条件和环境，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就必定从内部产生并不断增加，就既可以利用体制性动力，又可以利用内含式发展对技术的更高要求，来多方面解决技术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技术是社会的产物，没有相应的社会就没有相应的技术，也没有相应的技术发展状况，由此，要改变我们的技术发展状况，就不能只抓技术而不抓社会，甚至主要地必须从造成特定技术状况社会环境入手，因为技术发展的不顺利，问题甚至主要地不在技术本身，在技术手段和社会手段的比较中，社会手段常常是更有效、更关键的手段。在许多时候，尤其是技术发展的多种技术可能性已经具备而仍未实现技术发展的理想状态时，重要的问题就转移到了社会方面，此时就必须解社会体制的瓶颈问题才能解决技术发展问题。必须通过发展社会来增强技术发展的动力。从社会是技术发展的前提这个角度讲，优先发展社会也是题中应有之事。就像基础设施优先于技术项目先行一样。
也就是说，要改变我国目前技术发展仍不理想的状况，必须从社会的改革着手，就技术而技术是解决不了技术发展问题的。要找到技术发展的社会对策。比如如何营造一个激励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如何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使社会尤其是企业形成对新技术的强大内生性需求，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技术发展的社会动力不足的问题，并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减少科技成果转化的社会性环节的障碍，从根本上消除计划经济科技体制留下的研发主体游离于经济建设主战场之外的弊端等等。还有在当前，如何通过有效而恰当的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科技政策和科技法律的制定来建立国家创新系统，成为当前为解决技术发展问题而急需从事的社会发展任务。大力推进企业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等解决这种动力不足是非常必要的，是为技术发展寻求持久的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
在这里，必须看到技术发展与社会环境的不可分离性，看到社会对技术发展所具有的强大影响作用，在重视科技发展的社会效应时，绝不能忽略社会状况对技术发展的制约，在提倡大力发展技术时，更要看到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看到就技术而技术常常是解决不了技术发展问题的，在许多时候，尤其是技术发展的多种技术可能性已经具备而仍未实现技术发展的理想状态时，重要的问题就转移到了社会方面，此时就必须解决社会体制的瓶颈问题才能解决技术发展的动力不足问题，也说是说，必须通过发展社会才能发展技术，这就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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