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错配与经济波动
——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段莉芝1，陈乐一1，李玉双2
（1.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2.嘉兴学院商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 研究目的：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方法：在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影响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中国地级市数据，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1）短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短期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负向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密度边际波动与降低扩展边际波动来实现；长期对经济波动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增大密度边际波动来实现。研究结论：虽然在短期土地资源错配能够稳定经济增长，减缓经济波动，但是从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会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利于地区创新能力提升，从而降低经济的稳定性，容易引发经济波动。
关键词： 土地市场；土地资源错配；经济波动；边际波动
1 引言
工业对GDP的拉动最为迅速，因而在政治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偏向于利用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的控制权与垄断权，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工业投资，从而使土地资源出现错配。这种工业经济偏好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虽然在短期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土地资源作为人类生存与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在中国特有的土地管理制度与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的策略下，其配置状况势必会对经济波动产生重要影响。如为了应对外部冲击，保障本地区GDP与就业水平不出现大幅下滑，在短期内，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方式，迅速吸引投资，稳定增长，从而减少经济波动。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土地资源错配会导致产业结构升级迟缓，经济结构扭曲加剧[1]，从而降低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使得经济系统容易引发剧烈波动。为此，本文尝试从理论上探讨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提出理论假说，并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经济波动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观点。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货币主义学派认为是货币政策冲击，实际经济周期学派认为是技术冲击。国内学者也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如祝梓翔等发现供给冲击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2]；许伟等发现技术冲击解释了产出的大部分波动，货币政策冲击解释了通货膨胀的大部分波动[3]。另外，还有部分学者从产业结构、国际贸易水平、外包、劳动生产率冲击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的经济波动[4-7]。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设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思想的解放、科技的发展、文化的振兴、经济的腾飞，设计如同“织女”手中的丝线，正在将所有力量串联，将中国带入一片融合创新的新天地。
资源配置问题一直是微观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纳什的纳什均衡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等都与资源配置有关。近十多年，随着微观企业数据在经济问题研究中的普遍应用，尤其是HSIEH和KLENOW关于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开创性研究[8]，引发了学者对资源错配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时，资源错配对经济增长、企业出口和企业创新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9-11]。也有学者对资源错配问题的相关研究做了详细的回顾，这里就不再赘述[12-16]。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资源错配的概念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HSIEH和KLENOW提出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即当生产要素在各个企业的边际产出均相等时，资源就达到了最优配置，否则就存在着资源错配[8，16]。
针对中国土地资源错配问题，国内许多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如李力行等研究发现协议方式出让的建设用地占比对工业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17]；张雄等认为土地资源错配会带来总体经济效率损失[18]；李勇刚等认为土地资源错配会固化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向高级形态转变[1]；余泳泽等研究表明土地资源错配的确加剧了环境污染[19]。目前，鲜有学者从土地资源错配角度来探讨中国的经济波动问题。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贡献如下：一是从理论上分析了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提出了理论假说，丰富了学术界对经济波动来源的认识；二是利用中国地级市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三是实证分析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密度边际波动与扩展边际波动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土地资源错配影响经济波动的机理。
2 理论假说
中国的土地资源配置问题主要涉及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之间的配置、不同城市之间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城市内土地在不同用途间的配置等方面。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之间的配置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与城市化问题，不同城市之间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事关城市间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等政策问题，这两类土地资源配置由于缺乏详细的统计数据，对应的实证研究举步维艰[17]。鉴于此，本文探讨的土地资源错配主要是指城市内土地在不同用途间的配置。依据HSIEH和KLENOW关于资源错配的定义[8]，本文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实际上是指不同用途土地其边际产出的差异程度，直接表现为地方政府偏向于利用自己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的控制权与垄断权，低价出让工业用地。
剔除4个直辖市后，本文样本空间为2007—2016年全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了得到实际值，本文依据省级层面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城市数据进行了价格平减，基期为2003年。土地资源错配程度测算的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其他变量的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国家统计局网站。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监管的目标之一就是确保报告具有较高的可比性，提供可比较的财务信息。但减少会计操纵的同时让企业尽可能多的提供关键信息的灵活性一直是会计监管机构面临的一个持续性难题。
在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干部考核机制下，经济运行平稳、就业稳定，且保持一定的增速，通常是地方政府官员获得晋升的前提条件，为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地方政府会在短期内尽可能地运用其所拥有的资源，推动经济朝着预期目标迈进。在众多资源中，国有建设用地的控制权和垄断权是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最有力工具。每出让一块工业用地意味着当地争得了一份新的固定资产投资[20]，这对GDP的快速提升行之有效。因此，当经济遭受外部冲击时，地方政府通常会采取低价或零价的方式加快工业用地出让，以换取工业投资、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等利益，防止经济在短期内大幅下滑。正如杨继东等研究发现：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全国工业用地出让宗数和面积都显著地超过了2007年的水平，保增长压力越大的城市，其工业用地出让也就越多[20]。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说1。
假说1：从短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稳定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
地方政府采取建设工业园、开发区等方式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大量的项目和资金流入本地，实现了城市产业的集聚式发展。虽然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与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的供地策略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但该模式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如大量低价供给工业用地势必导致住宅开发和服务业的土地供给不足，从而造成房价攀升和服务业发展滞后[22]。同时，还容易导致制造业产能过剩。服务业的需求弹性相对较小，其市场需求相对稳定，不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即在熨平经济波动方面具有更强的作用[23]。所以从长期来看，工业经济偏好的土地资源错配会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从而降低经济的稳定性。另外，正如杨其静等研究指出的，地方政府在以土地招商引资的竞争中，存在着竞相降低引资质量的底线竞争[24]。这意味着大量的工业用地出让往往会带来生产技术水平落后且具有重复建设的低端产业，不利于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来看，工业经济偏好的土地资源错配会强化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刚性，导致产业结构升级迟缓，经济结构扭曲加剧[1]，最终也会不利于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从生产效率的角度来看，工业经济偏好的土地资源错配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这将抑制企业的创新动力与发展活力，从而不利于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往往与该地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成正比，因此，从长期来看，工业经济偏好的土地资源错配会不利于该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降低经济的稳定性。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说2。
假说2：从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会降低经济的稳定性，与经济波动呈正相关关系。
抽穗期大麦、春小麦、莜麦叶片叶绿素含量与冠层高光谱特征分析………… 乌兰吐雅，于利峰，包珺玮，许洪滔，乌云德吉（115）
3 研究设计
3.1 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对本文的理论假说进行检验，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式（1）中：i 表示城市；t 表示时间；gsd 表示经济波动；lrm 表示土地资源错配程度；control 表示影响经济波动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财政支出规模、经济开放程度、信贷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u 表示个体效应；ε 表示误差项；m 表示滞后期数。参考马红旗等的研究[25]，本文通过设定不同的滞后期来识别短期与长期视角下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目前，小麦品牌和品种都非常多样化，不同小麦对于种植条件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因此，农户在种植小麦之前应当了解当地的土壤、气候以及地貌等，并以此为基础选择最佳小麦品种进行种植，同时应保证小麦种子的纯度。
云城乳业公司的2个社会职能机构分别由市国资委和云岗区政府接管，签订了移交协议；完成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权籍调查面积2429.94亩，完成登记发证6宗，确权面积2429.94亩，所有农用地已完成了发证工作。云城乳业公司今年完成了“两个3年”任务，各项改革工作走在了全省、全市前列，被省农垦局、市国资委确定为系统内重点国企改革的标杆。
3.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在已有文献中，部分学者采用经济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来衡量经济波动[6，27]，因而本文更换原有的被解释变量，以实际GDP增长率的3年滚动标准差（gsd 2）来衡量经济波动，再重新进行估计。在表3中，列（V）与（VI）为这一结果，可以发现，更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实证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关于被解释变量经济波动（gsd ），多数文献采用实际GDP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进行衡量，但是该方法并没有剔除经济趋势对刻画经济波动的影响[5]，因此，本文对实际GDP增长率进行HP滤波处理，并对波动项取绝对值，以此来衡量经济波动。另外，本文也以实际GDP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来衡量经济波动，将其实证结果作为稳健性检验。
关于控制变量，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GDP之比来衡量财政支出规模（gov ），以FDI存量与GDP之比来衡量经济开放程度（open ），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之比来衡量信贷规模（cdt ），以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来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tfp ）。关于FDI存量的计算，本文参考了柯善咨等的研究[26]，关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计算，运用的是SBM-VRS模型② 本文SBM-VRS模型的投入变量是非农就业与非农资本存量，产出变量是非农产出。非农资本存量计算采用永续盘存法，折旧率为5%。非农资本存量与非农产出均是以2003年为基期的实际值。 。
我惊奇地发现，学员们不但在知识水平上有了明显提高，思想意识也有了很大改变。坦白讲，我也改变了想法，决心终身务农了。
石警官脸上僵硬的线条柔和下来，嘴角终于现出气傲的笑意：“说到箫，不是石某自吹，在这座城里，举目望去，只有两个人配谈它。”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固定效应估计能够排除个体效应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估计。表2的列（I）是用即期土地资源错配进行回归的结果，用来考察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短期影响。可以发现，即期土地资源错配的系数为-3.14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土地资源错配在短期内能够稳定经济增长，减缓经济波动，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1。当经济遭受负向冲击时，地方政府利用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的控制权与垄断权，采取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方式，换取工业投资，防止了经济大幅下滑，减缓了经济波动。那么，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减缓作用是否具有持续性呢？为此，本文依次引入土地资源错配更多滞后期进行回归，列（II）至（VII）分别是滞后1期到滞后6期土地资源错配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滞后1期到滞后5期土地资源错配的回归系数依然为负，其中滞后1期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依然保持显著，滞后3期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也依然保持显著；而滞后6期的系数就转变成正数，其数值大小为8.12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此外，本文对土地资源错配的滞后7期也进行了回归，其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表明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减缓作用在5年以后会发生逆转，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由负向影响转变为正向影响，即从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会降低经济的稳定性，与经济波动呈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2。在控制变量中，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大，且最显著，这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相一致，即技术冲击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4.2 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采用更换估计方法、更换被解释变量和更换核心解释变量3种方式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与中国的财政分权、土地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息息相关。1994年，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大大削减了地方政府在税收方面的收入，打破了地方政府的收支平衡。但是《土地管理法》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法律赋予了地方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垄断权[20]，因此，“土地财政”应运而生，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及高价出让商业和住宅用地的手段获取土地收入，缓解财政压力。按照土地用途分类，城市用地可以划分为工业用地、商服用地与住宅用地等三种类型。地方政府对商服与住宅用地高价供给，以获得财政收入，但对工业用地却采取截然相反的低价出让策略。这种供地策略的选择，与服务业和工业的产业特点密切相关。服务业的产品基本都在本地消费，不具有贸易性，但工业企业的产品基本都是可贸易品，这导致其选址对生产成本非常敏感，即工业企业具有较高的区位流动性。因此，考虑到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激烈，地方政府则普遍采取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方式[21]。由此可见，这种工业经济偏好的土地资源错配方式主要是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果，是土地要素供给端的问题。
在基准回归中，采用了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估计，本文分别采用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估计和带有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固定效应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与普通的固定效应估计不同，带有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固定效应估计能够处理横截面依赖与异方差所带来的影响。在表3中，列（I）与（II）为随机效应估计，列（III）与（IV）为带有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更换估计方法后的实证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式（2）中：工业用地地价偏离度越高，代表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就越严重。由于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公布每个城市商服用地与工业用地地价，本文采用网络爬虫技术从自然资源部网站收集每一宗土地交易数据，计算出每个城市商服用地与工业用地的平均地价。表3的列（VII）与（VIII）为用工业用地地价偏离度取代协议出让土地面积占总出让面积比值进行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虽然系数的显著性下降了，但是，即期土地资源错配的系数依然为负，滞后6期土地资源错配的系数依然为正。
土地资源错配程度指的是不同用途土地其边际产出的差异程度，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微观统计数据，无法估计不同用途土地的边际产出。因此，关于核心解释变量土地资源错配程度的度量，只能间接测算。在已有研究中，杨其静等认为，虽然《中国土地资源统计年鉴》没有提供地级市工业用地出让的具体信息，但出让方式中的“协议出让”可以视为“低价出让”与“工业用地”的代名词[24]。李力行等也认为，如果一个城市的协议出让土地面积占比越大，其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就越高[17]。因此，借鉴以上研究成果，本文以各市协议出让土地面积占比来衡量土地资源错配程度。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要求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和挂牌方式出让。2007年《关于落实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协议出让工业用地面积大幅减少，因此，使用这一指标测量土地资源错配程度会引起质疑。但本文认为：该政策实施前，协议出让工业用地有可能不能代表低价出让，但该政策实施后，如果政府再通过协议出让，则基本属于低价出让范畴① 2007年《关于落实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实施后，一些地方政府也可能采用其他方式来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此时用协议出让来衡量工业用地的低价出让，会低估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但是如果在低估情况下，土地资源错配仍然对经济波动产生显著影响，那么此估计结果至少是一个下限。 。因此，为了规避该政策实施带来的系统性影响，本文的样本空间设定为2007—2016年。另外，本文也以工业用地地价偏离度来衡量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将其实证结果作为稳健性检验。
表2 基准回归的结果
Tab.2 The results of benchmark regression
工业经济偏好的土地资源错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因此也可以用工业用地地价偏离度来衡量土地资源错配的程度。其中，工业用地地价偏离度（lrm 2）定义为：
In the case of the alkaline oxidation of vanillin, vanillin conversion (Cvanillin), yield of oxalic acid (Yoxalic acid), and carbon balance (CB) were calculated by Equations (5) ～(7), respectively.
综上所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基准回归分析的结果仍然成立：短期内土地资源错配能够稳定经济增长，减缓经济波动；但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会降低经济的稳定性，与经济波动呈正相关关系。
4.3 经济波动的边际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1与假说2。那么，土地资源错配是如何影响经济波动的呢？从边际波动的角度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经济的波动程度。一种方式是通过企业生产的波动来影响经济的波动程度。企业生产的波动被称为密度边际波动，即当发生土地资源错配时，会对市场的企业生产规模产生影响，由此导致了企业生产的波动；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企业个数的波动来影响经济的波动程度。企业个数的波动被称为扩展边际波动，即当发生土地资源错配时，会对市场的企业数量产生影响，由此导致了企业个数的波动。
为了检验土地资源错配通过密度边际波动与扩展边际波动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这里分别构建如下模型：
式（3）—式（4）中：usd 为单位企业实际产值增长率的波动，以衡量密度边际波动的大小；nsd 为企业个数增长率的波动，以衡量扩展边际波动的大小。usd 与nsd 的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控制变量control 与式（1）的控制变量保持一致。表4为经济波动的边际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短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密度边际波动和扩展边际波动的影响系数均为负，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密度边际波动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扩展边际波动的影响系数也为正，但并没有通过统计检验。由此可见，从微观层面分析，短期内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负向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密度边际波动与降低扩展边际波动来实现；长期内对经济波动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增大密度边际波动来实现。
4.4 进一步分析
根据上面的理论假说分析，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会降低经济的稳定性，与经济波动呈正相关关系，其原因在于土地资源错配会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利于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降低经济的稳定性。实证检验这一机制，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表3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Tab.3 The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表4 经济波动的边际分析结果
Tab.4 The results of marginal economic fluctuation
表5 进一步分析的实证结果
Tab.5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further analysis
式（5）—式（6）中：tech 为城市创新能力指数；ser 为服务业比重；control 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规模、经济开放程度与信贷规模等。城市创新能力指数采用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寇宗来等公布的中国城市创新指数进行衡量[28]，服务业比重为城市的服务业与GDP之比。服务业比重的相关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表5为进一步分析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即期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创新能力和服务业比重的影响系数均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另外，滞后1期到滞后3期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创新能力和服务业比重的影响系数也均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充分说明，土地资源错配会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且不利于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与上面的理论分析相一致。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提供了一个关于土地资源错配与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利用中国地级市数据，考察了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短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短期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负向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密度边际波动与降低扩展边际波动来实现；长期对经济波动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增大密度边际波动来实现。（3）土地资源错配会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且不利于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
通过计算不同试验要素场能量差值,即平均总能量EDTE(Difference Total Energy,DTE)(Zhang et al.,2002)来衡量扰动成员对预报场影响的敏感程度。一般情况,EDTE大,扰动对预报的影响大;EDTE小,扰动对预报的影响小。计算公式如下:
依据本文研究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启示：虽然短期内土地资源错配能够稳定经济增长，减缓经济波动，但是从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会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利于地区创新能力提升，从而降低经济的稳定性，容易引发经济波动。因此，当经济遭受负向冲击时，地方政府会采取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方式，换取工业投资，防止经济大幅下滑，这种通过土地资源错配换取经济稳定的方式并不可取，它会给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当前，中央政府应当完善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减少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配置方面的干预，进一步深化土地市场改革，提升土地要素市场化水平。另外，中央政府要以土地市场化改革为抓手，优化经济结构，形成以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提升经济系统内在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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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efecture-level City Data in China
DUAN Lizhi1, CHEN Leyi1, LI Yushua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l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on economic fluctuation.The research method employed is to empirical test the influence of l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on economic fluctu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data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l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ic fluctuation in the short term an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in the long-term. 2)In the short term, the negative effect of l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on economic fluctuation is mainly achieved by reducing the density marginal fluctuation and the extended marginal fluctuation, and in the long-term,the positive effect of l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on economic fluctuation is mainly achieved by increasing the density marginal fluctuation. In conclusion, l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can stabilize economic growth and slow down economic fluctuation in the short term, however, in the long-term, l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will make service industry lag and be against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thus reducing economic stability and leading to economic fluctuation.
Key words: land market; l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economic fluctuation; marginal fluctuation
中图分类号： F30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58（2019）07-0064-09
doi: 10.11994/zgtdkx.20190625.090451
收稿日期： 2019-05-09；修稿日期： 2019-0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CJY065）。
第一作者： 段莉芝（1981-），女，湖南安仁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波动。E-mail: duanlizhi1981@163.com
通讯作者： 李玉双（1982-），男，河南潢川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波动。E-mail: liyushuang2010@163.com
（本文编辑：陈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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