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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039(2002)02-0069-05
一、从观望到积极投入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清廷实行立宪政治的呼声，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开始后，日趋活跃。日俄之战普遍地被视为立宪与专制的战争。此时，在清廷内部也开始出现了主张立宪的官员。1904年春，清廷驻外公使孙宝琦等人率先奏请“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1]。1904年7月，资产阶级立宪派首脑人物为得到清廷的实力人物支持立宪，特函袁世凯。张謇希望袁世凯效法日本的伊藤、板垣诸人出来主持立宪。时袁世凯并未步孙宝琦等人的后尘，故复函张謇：“倘须缓以俟时，”[2]表现出观望的态度。
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清廷内部持立宪之观点者也逐渐增多。袁世凯此时开始投入了立宪运动。1905年7月2日，袁世凯与张之洞、周馥联衔奏请清廷于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并请派大臣出洋考察外国政体。“因袁世凯等之奏请立宪”，清廷“遂宣谕允之”并“先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3]。7月16日，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受诏准备出洋考察外国政体。1906年初，为给出洋考政大臣筹措考察经费，袁世凯表示愿“由关内外铁路余利项下拨银十万两”，以资出洋考政大臣考察外国政治。
1906年7月，五大臣回国复命。袁世凯早已等候迎接。他们“归至天津，世凯劳以酒，曰：‘此行劳苦，将何以报命？’皆愕然莫会其意。世凯出疏稿示之，曰：‘我筹之久矣，此宜可用。’遂上之。”[4]在此可以看到，袁世凯在五大臣回国之前，就已在筹划立宪事宜，并为五大臣准备好了关于立宪的奏疏，后来五大臣的上奏的奏疏，多为袁世凯捉刀代庖之作。
资产阶级立宪派所致力追求的君主立宪政体就是要“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5]。建立责任内阁又是立宪政体的关键之举。立宪派认为改良政治组织就是要开国会，建责任内阁。梁启超就明确指出：“改良政治组织者奈何，曰国会而已矣，责任内阁而已。”[6]认为“今日之恶果，皆政府艺之，改造政府则恶根拔，而恶果遂取次以消除矣”[7]。设国会，建内阁，将意味着现存政治结构的动摇。作为在野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这样的政治要求是必然的，它反映出资产阶级出于切身利益，需要谋得本阶级政治权益的思想。然而，作为一个在朝的封建大官僚，在其他大官僚还未提出这种主张的情况下，率先提出设国会、建责任内阁的主张，就不能不说是较为激进的举动。袁氏面奏西太后改官制，建内阁，之后又提出筹备开议院的主张，这使他在客观上成为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在朝廷的代言人，立宪派所要求的东西，袁世凯能在朝廷内率先提出，这无疑对立宪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有助于立宪主张在朝廷内部扩散，逐渐影响其它封建官僚，以逐渐扫除立宪的障碍。后来清廷成立的官制编制馆中的官制起草委员也都是袁之亲信，都在袁之授意下编定新官制。袁世凯率先提出改革官制，设立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在朝廷内产生了巨大反响，表现出他对立宪的积极态度。
袁世凯在提出设责任内阁，准备建国会的同时，还重申了办理地方自治，以预备立宪的主张。1906年8月29日，天津知府凌福彭和金邦平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开办了天津自治局。初等地方自治是立宪派的要求。张謇就强调：“立宪之基础，首在地方自治。”[8]自治局设立后，袁世凯命令道：“此次试办地方自治为从前未有之事，凡在官绅务必和衷共济，一秉大公，以为全省模范。”[9]并表示“期以三年一律告成”。袁世凯在天津的自治运动是卓有成效的。
1906年清王朝改革中央官制，将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地方则由直隶先行试办。袁世凯则先择于天津府天津县试办。虽然天津试行司法改革，只具形式的变化，但是在几千年的专制史上，毕竟发生了一点新的变化，它表明资本主义的司法制度已开始了对封建专制司法制度的侵蚀。
1906年9月1日，清王朝表示预备立宪。9月2日，又谕派载泽、世续、那桐、崇庆、袁世凯共同厘定新官制，并命端方、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等派员来京随同参议，由奕勋、孙家鼐、瞿鸿机总习核定。9月6日，官制编制馆宣告成立。袁之亲信被委派为起草委员。
清王朝在颁布预备立宪诏谕后，立宪派人一片欢呼。张謇欣然致函袁世凯，深表赞赏：“朝廷宣布立宪之诏，流闻海内，公之功烈，昭然为揭月而行。而十三日以前，与十三日以后，公之苦心毅力，如水之归壑，折而必东。下走独心喻之，亿万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系公是赖。”[10]张謇的笔墨，可能有过誉之处，但是，毕竟反映了袁世凯在一定程度上，对清廷取预备立宪态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东方杂志》也载文对袁世凯的作用予以了肯定[11]。
1908年，张謇、郑孝胥等人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清廷公布立宪年限。袁世凯随之奏请清廷限年立宪，从速办理，表示支持“预备立宪公会”的要求。
袁要求限期立宪的态度，与清王朝拖延立宪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廷宣示预备立宪之初，就已明确表示宣布预备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12]过数年后，待规模初具，再议立宪实行的日期。直到1908年在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的呼声不断增高的压力下，清廷才勉强表示以九年为预备期。随着立宪请愿运动的继续发展，1909年清廷又表示在宣统五年（1913年）兑现。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即将爆发前不久，清廷看到革命危机四伏，才迫不得已宣布设立内阁，以示立宪。
1905年袁世凯投入立宪活动之初，为奏请12年后宣布立宪，而到了1908年，袁世凯就已附合立宪派加速立宪的要求。从态度和时间上都再度证明袁世凯积极投入了立宪活动。
二、投入立宪活动的主观原因
袁世凯在投入立宪前后，已呈现出了早期官僚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带有了早期官僚资产阶级的一些色彩。在此首先从经济上来观察袁世凯所显现的资产阶级倾向。
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为了挽救统治危机，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史称“清末新政”。新政以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蓝本，旨在“兴学育才”、“兼采西法”。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也极力推行新政措施。在经济上袁世凯大力经营近代企业。1902年1月，袁世凯被派为接收关内外铁路督办，8月又担任了督办津镇铁路大臣。利用职务之便，他荐举唐绍仪兼督办京汉、沪宁铁路大臣。后来唐又将梁士诒引入袁幕，前后担任唐的铁路总文案，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铁路总局局长之职。1907年，又经手创办交通银行，把轮、路、电、邮四政从金融上控制起来，扩充了袁的经济实力。后来，袁又借口夺取了曾为盛宣怀经营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并规定将官利二成，报效北洋。1904年袁世凯在收回张翼出卖给英商的开平煤矿未获成功后，接受周学熙的建议，并派其开办了滦州煤矿公司，滦矿基本具备了官僚资本的特征。滦矿开工后，规模逐渐扩大，成为了直隶地区的重要新式工矿企业。
直隶工艺局的创办，是袁世凯在“新政”中，从事近代实业的另一重要内容。1903年3月，袁世凯派周学熙赴日考察工商业。周回国后即被委派创办了直隶工艺局，声称“招全省工学界之枢纽，以创兴实业”。到1907年11月，直隶所属地区的工艺局和工厂，开办者达六七十处之多。袁支持下的工艺局，提倡和鼓励发展近代工商业，形成了北洋实业的雏形。袁世凯在新政期间，大力经营工商业，并且从中获得利润。他致力于近代企业的举动，已经呈现出早期官僚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经济上的行为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变化。为了维护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袁世凯采取赞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立宪政体的态度，已成为了必然。清末立宪运动，是上层资产阶级人物要求结束旧统治，建立一个适应本阶级发展经济的合理政治环境的政治运动。袁世凯投入立宪，附和并助长了上层资产阶级人物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出于维持自己经济利益的考虑。
袁世凯在投入立宪以前的经历及所从事的活动，可以看到袁世凯是一个有一定的改革思想和具有“西学”知识的新派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袁世凯投入立宪的又一主观因素。
袁世凯早年追随吴长庆，进入朝鲜，帮助朝鲜国王镇压士兵兵变。从此袁开始了政治生涯。后来，袁世凯被派办理通商交涉事务，这样他开始了与西方的接触，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开始学习西方。
甲午战争结束后，由于中国军队被日本打败，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所表现的优越性，与清军的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清廷内部的统治者们感到日本的胜利非只武器而已，其军制的先进是最重要的。袁世凯在这时也开始鼓动学习日本，他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淮军的办法和德国的军制，拟定了《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员合同》作为练兵的章程。他认为中国军队的兵制，只守湘淮军的陈规，间有改习洋操，也不得奥妙。因此，他虽沿用淮军的营队、棚、哨等名称，但编制已突破淮制，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军制，以镇为单位，下有标、协等，并包含步、弹、炮、工、辎五个兵种，以便协同作战。并且聘用了德国教官充当教习，全部装备了外国先进武器，部队的阵法、操法等悉用西法。
1901年，清廷“新政”上谕颁布后，袁世凯继续增募新军。1902年，他修订成《募练新军章程》和《募兵格式》，作为招募新军的标准。他改变了昔日雇佣兵的性质，仿效外国征兵制度，对军人及其家属予以重视，部分减轻军人家属的经济负担。此后，袁又参照德日而制订新军章程，把军队分为常备、续备、后备兵三种。
袁世凯为了提高军队的文化素质，创办了“行营武备学堂”。并聘请德国教官授课。1903年，还在天津设北洋武备学堂。还派将校赴日本接受训练，以提高军队的文化素质。这一变化也不同于湘淮军队。湘淮军队与袁训练的军队一样是注意军队的纪律，然而湘淮军队都不注意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而是采取愚兵政策。
袁世凯在其军事改革中，明显的已打破湘淮军队的陈规，使军事制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效法西方兵制改革中国军队，奠定了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基础。
1901年，清王朝的“新政”开始后，袁世凯还进行了政治和教育方面的改革，在这两个方面同样表现了袁具有的改革思想和西学对他的影响。
在政治上，他进行了整顿吏治，改良更改的革新活动，以期国家政治得到改良。他明确指出：“吏治之得失，人才之进退因之，民生之休戚系之，故欲转移风气，整顿地方，莫先于讲求吏治。”[13]山东巡抚任内他还不断上奏朝廷，奉劾属吏。1901年新政开始后，他提出了一揽子改革吏治的措施，基本精神仍就是引进西法，改造官吏。课官院、课吏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设立后，开设了许多外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课程。这些学堂中的许多官绅大多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使视野得以开阔。
在教育改革上，袁世凯更是表现了极大的改革热情。1901年新政开始后，造就人才，已视为自强求富的至关重要的手段之一。袁世凯也更深刻地意识到：培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14]并明确表示：“仿照各国学校章程，”“择中外有裨实用之各项书籍及各国著有成效之各种学术，延师讲授，分门肆习。”为了培养“有裨实用”之人才，他还主张派人出洋游历，考察学习各国先进知识。袁世凯所创的中国第一所省级大学堂山东省大学堂，乃聘美人赫士为总教习，并配有讲授外国知识的课程。以后袁世凯相继设立了直隶省城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师范学堂等学校，还配备了管理学校教育的学校司（后改为学务处，又改为提学使）作为教育管理机构。
除了办学堂之外，袁世凯为了扫除新兴学堂和培养实用人才的障碍，他分别上奏递减科举名额。直到1905年8月，袁与张之洞、岑春煊等人联衔上奏，废除科举。清廷不久就正式废除了存在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废科举为历史必然，但袁世凯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学堂之设、科举废止，为进一步传播西学提供了重要条件，利于西方新思想的传播。
从袁世凯在投入立宪之前的一些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先进知识，而且还不断将西方先进的东西，应用于他的改革活动之中。他效法西方，从事诸方面的改革，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上都深深地打上了西学的烙印。在潜移默化中，已使他逐渐脱离洋务思想的轨迹。早期洋务派的普遍观点是：“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5]在他们看来，只要采取西方的先进技术，就会使中国强大。袁世凯的活动已经超出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的范围，而是开始触及到了体制的变革。他虽然还暂时没有涉及到要改变封建制度，但是在军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变革活动，已经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已经为他最后投入立宪，要求改变专制制度的质变行为，在不自觉之中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因此从这个方面看来，袁世凯投入立宪，并非骤然之举。
袁世凯长期以来所显著的富国求强，抵御外辱的思想，是他投入立宪的又一主观因素。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蹂躏。近代的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要对中国进行全面变革，才能使中国崛起，成为强大的国家。在朝的封建官僚们也因甲午之败而为之猛振，因而也进一步提出要求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
袁世凯首先意识到军事的落后，致使中国处于屈辱的地位。他担心“横逆以来，日益滋甚，蚕食鲸吞，不堪设想”[16]。因此面临当时列强虎视鹰瞵的情况，认为“非厚集兵力，无以自强，非力图自强，易以立国”[17]。他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军队因循守旧，即使也力图效法西方，不过也只是“袭其皮毛”，而未得奥妙。因此他进一步强调如果不“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18]。他所指的前车之鉴，不用说就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教训。基于这种看法，袁世凯才效法西制，开始了新型军队的编练，期望达到强兵立国之目的。
而强兵之基础，在于致富，只有二者兼备，方能立国。袁世凯后来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就含有致富的因素。为了使本国工商业不受外洋的压制，他提出了贸易保护政策，要重征洋货之税，轻收本国之税[19]。对于商务也应即时整治，使得“内之而生计不忧终窘，外之而利权不尽旁倾”[20]。袁世凯当时对于山东省英德人的侵蚀，深表忧虑，担心利权进一步失落，因而他在山东省整顿金融，抵制外国货币的侵扰。他还专门对本国的产品实行了免税政策，以增强本国工商业竞争力和生存力，抵制外资的侵损。
日俄战争后，袁世凯更为明确地表示了希望通过立宪来达到富国求强，抵御外侮之目的。因为日俄战争的结局，对袁世凯的震动是很大的。日本国效法西方，采用立宪制度，不但可以置于不败之地，而且更能战胜强俄。立宪所起到的强大国家的作用，已植入了袁的头脑。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不被外人凌辱，实行立宪是最好的药剂。
实行立宪，可以达到消弭革命的目的。袁世凯对革命所持的态度，使其能欣然参与立宪。对于来自于下层的人民反抗斗争，袁一贯持镇压态度。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就在山东极力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他颁布了“严拿拳匪暂行章程”，规定凡参与义和团运动和与其有关系的人，统统杀无赦。袁在山东血洗义和团，赢得了帝国主义和清廷的青睐和嘉奖。袁世凯同样把资产阶级民主派视为洪水猛兽，加以防范。1904年，袁就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安插密探，监视留学生的言行。同盟会成立后他立即奏请慈禧，严加防范革命党人，还献计清廷，要笼络华侨，限制学生出洋留学，取缔革命书报，妄图孤立打击革命力量。
由于立宪派发起的立宪运动，也包含消弭革命的意义，所以，袁世凯对立宪予以支持，是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袁世凯对于君主立宪制度有一定的认识，促使其主张立宪运动。实施立宪政体将带来消弭革命和抵御外侮这两个方面的好处，袁世凯是确信不疑的，至于如何组织立宪政体，袁世凯主张“改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举办选举，分建上下议院”。袁世凯所主张的设内阁，建议院是标准的立宪政体组织。在袁看来，实行君主立宪是不会妨碍君主的权力，它可以达到“君主端拱于上，可不劳而治”[21]。袁世凯这种想法的基本依据是日本的君主立宪政治。日俄战争的结果，使袁世凯以及主张立宪的官僚们更加确信，中国只要效法日本实行立宪，也能后来居上。加上由于两国情形的相似，使袁更认为效法日本的可行，“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势与日本正复相似”。所以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之鉴，“而且是事半功倍，效验昭然”[22]。袁世凯认为实行立宪“则君主端拱于上”的观点，是以日本的情况为根据的。从日本的君主权力中，他们看出“凡安乐尊荣之典，君得独享其成”，而“艰巨疑难之事，君不必独肩其责”[23]。既使“君主端拱于上”，又“不必独肩其责”。而最终要达到不劳而治，这又不得不有一责任内阁。责任内阁是“代君主而负责任者也”[24]。责任内阁负责行政事务，既能维持君主之权，又能负责处理具体政务。
众所周知，日本所采用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度，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制度的国家[25]。袁世凯以及其它主张立宪的官僚，更加赏识日本的制度，这种制度既能保持封建制度之中利于他们的部分，又能满足他们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袁世凯之认为“君主端拱于上就表面观之，君主的大权是有增无减，但是，政策的施行，“仍由总理大臣左右大臣，及该部尚书副署”后，才能生效[26]。因此，袁世凯在预备立宪之期内，大肆主张首改官制，从此入手建立责任内阁。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带有明显的官僚政治色彩，这更符合于袁世凯这样的封建大官僚想垄断国家政治的思想。袁世凯希望效法日本实施立宪，正是基于这种思想。
立宪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个进步的运动。它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的立宪政体，为发展本国资本主义扫清障碍。凡是能促进这一运动的人物和行动，都可视之为顺应了历史潮流，具有进步的意味。袁世凯投入立宪运动，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他的许多立宪主张都超越在清王朝和与他地位相当的官僚之前。袁世凯在投入立宪之前虽一度犹豫，但一经投入，就表现出了积极姿态，已经是不凡之举了。袁世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末宪政运动的发展，可以认为他间接地催化了清朝专制制度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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