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中国论文,机构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译者按：近几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副博士И·Н·索特尼科娃，专门查阅共产国际档案，考察了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的演变，并先后在1993年至1995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举行的“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现实和前景”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标题为《关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成立经过》、《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远东局（1922—1923）》、《研究中国问题的共产国际机构的改组（1926）》等学术报告，较详细地介绍了她的考察结果。长时期以来，无论俄罗斯史学界还是中国史学界，对于共产国际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机构的演变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搞清这个问题无疑对于我们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现将上述三篇学术报告的主要内容编译如下，供参考。文中大小标题均为编译者所加。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近年来，研究人员已有可能利用档案文件来说明共产国际历史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方面，如多数东方学家都不很清楚的共产国际机构的组织结构，特别是与远东工作有关的那部分共产国际机构的组织结构。原来，在大家所熟悉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立（1921年）以前，就存在一个从事东方工作的完整组织网。在共产国际本部设有研究东方问题的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局。在远东共和国领土上有从事类似问题研究的其他一些部门的组织机构。如红色工会国际在东方国家成立许多码头工人联合会，外交人民委员部在远东设立了自己的代表机构——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东方局，而俄国共产党在远东设立的代表机构是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地区局和俄共（布）远东局。这些机构都是按照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的指示精神开展工作的。共产国际二大为东方工作提出了基本目标，这就是支持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些国家建立革命政党和广泛的宣传鼓动小组网，把“最先进的学说”翻译成“当地”语言。
但是这些分支机构一个很大的不足，是不能协调行动。这势必导致各部门之间出现摩擦和白白浪费人力、物力。此外，设在远东共和国领土上的各部门机构都要服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地区局的领导，毫无疑问，这会把东方工作局限在地方工作的框框之内，有碍于开展国外工作。因此，东方的一些组织机构曾试图巧妙地摆脱俄共（布）的保护，派代表去莫斯科同共产国际有关机构讨论是否有必要把东方工作进一步集中的问题。
整顿远东工作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920年7 月成立以原西伯利亚委员会东方局领导人加蓬为首的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局东方民族处（设在伊尔库茨克）。该处下设地区科（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和蒙藏科）、总务科、宣传出版科、联络科和情报科。工作重心直接转移到远东国家，在远东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如在中国，设立了由4至5人组成的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局。当时东方民族处是管理远东工作的主要机构。
为便于开展工作和不受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干预，1920年秋，东方民族处直接请求共产国际接收它为其下属机构。1920年9月1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在远东成立共产国际书记处的重要决定。1921年1 月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和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上述决定，在伊尔库茨克以书记处形式成立了共产国际代表机构。东方民族处遂被取消，其原经上级任命的干部转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担任领导职务，远东书记处被宣布为从事国外工作的最高机构。
远东书记处的组建工作从1921年1月持续到3月，人员配备持续到这一年年终。远东书记处也同东方民族处一样下设地区科，并且还成立了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其主要领导成员有：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Б·舒米雅茨基、副代表Я·明斯克尔、责任书记Г·Н·维经斯基和А·鲍得里茨基、办公室主任布卡特、情报科长С·И·斯列帕克、中国科俄方书记И·马马耶夫、共产国际青年工作全权代表С·А·达林等。
1921年3月间，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雅茨基要求赋予他外交人民委员部、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全权，因此新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尽管从组织结构和任务上看同东方民族处相似，但它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强有力的组织。它领导东方工作到1922年春。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
在东方民族处基础上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存在一年，1922年2 月即在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即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译者）结束之后，它作为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东方国家（包括1921年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和筹备、召开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任务的“辅助机构”被取消。共产国际代表Б·扎哈罗夫（即舒米雅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1921年3月至1922年3月的工作成果报告时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一个辅助机构，通过这个机构共产国际在远东国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如在中国成立了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工会组织，为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物色了参加者，“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为辅助机构已不复存在”。〔1〕
从1992年1月起，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人处于待分配状态。 只有舒米雅茨基、维经斯基、斯列帕克、达林几个人奉召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他们后来的命运是：舒米雅茨基于1922年2 月被派回赤塔工作，维经斯基后来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部长（该部取代了被改组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斯列帕克为维经斯基当副手，达林被派到中国工作。
原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人员，由于群龙无首和缺少经费不得不中止工作。据明斯克尔说，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结束后，Вл·利金（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译者）来到上海，取代了Б·尼柯尔斯基（瓦西里）〔2〕，接管了他的一切联系，但到1922年6月也不得不中止工作。
重新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在改组期间的东方部文件和信函中，可以看到它有部、局、书记处等不同名称）由3人组成， 部长维经斯基、副部长斯列帕克和中国问题顾问Л·Г·考夫曼〔3〕。 该部的一个主要工作方面是编辑远东通讯，按名单寄给各国党最高领导人。另一个重要工作方面是成立外文图书出版社，建立编辑室，出版科教刊物，开办“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图书室”。
据马林和利金发自中国的报告判断，那个时期在东方国家的工作，包括在中国的工作，有很多不足之处，如一些联络站没有双重隶属关系，联络站的工作有局限性，没有固定经费保证，没有国外工作经费等。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得到的印象是，深入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尝试并未取得多大成绩，因为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局主要是由以陈独秀为首的知识分子组成，它们脱离劳动群众，没有俄国的物质支持就无法生存。 〔4〕
除了客观上的困难外，1922年下半年远东部工作出现某种停顿也与共产国际机关再次进行缩编有关。第一阶段是在1922年夏天从重新审订共产国际执委会整个东方部编制开始的，最后的压缩改组阶段的到来是在1922年12月。
东方工作的领导中心从伊尔库茨克转到莫斯科后，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秋）以前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1992年12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四大决定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讨论了包括维经斯基在内的东方部三位领导人提出的书面报告，他们建议把当时的东方部分成三个独立的部，即近东部、中东部和远东部。〔5 〕东方部负责人的建议经由В·克拉罗夫、И·А·皮亚特尼茨基、О·В·库西宁、С·Л·布里克和Г·Н·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委员会讨论修改后，于1923年1月2日获得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的批准。
作为书面报告的补充，维经斯基起草了远东部1923年工作计划，指出了对远东国家工作的某些特殊方面。他认为，由于远东国家共产主义运动还很年轻，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需要有共产国际的指导、指示和监督。为正确指导各国党的活动，远东部需要系统地研究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坚持观察那里发生的各种变化和社会力量的改组，密切注视正在变化的政治局势，以便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具体场合给各国党作出正确的具体指示。
此外，维经斯基还认为，远东部必须就近了解它所指导的党的人员组成，同这些党的领导机构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并在日常工作中和在政治运动或政治发动时期研究这些机构。
为领导这方面的工作，莫斯科远东部的编制后来增加到5人， 一名部长、三名政治顾问和一名打字员，并且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1923年1月在远东成立了远东部海参崴局。 为了把远东各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联合起来，为了协调各地共产党、工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维经斯基建议让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海参崴局的工作，进而在远东建立一个有威望有工作能力的共产主义工作机构，并计划设立一个三人委员会来领导该局工作（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各出一名代表），而全盘工作要由共产国际的代表来领导。除维经斯基之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任命马林和片山潜为该局成员〔6〕，但实际上无论片山潜还是马林都从未在该局工作过。
远东部及其海参崴局的最重要工作方面是中国。
远东部在中国的工作是根据共产国际四大的建议进行的。共产国际四大制定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基本工作任务，这就是：1.开展广泛的书面和口头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目标和策略，扩大出版共产主义报刊（提出出版问题）；2.加强在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中的影响，同它们建立更密切的联系；3.直接参加和领导工人群众的罢工行动，以及争取立即改善工人的物质状况和实现部分口号的罢工斗争；4.利用高涨的罢工浪潮在全国工人当中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运动；5.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在议会内外反对督军制度和旧中国的封建残余；6.同中国一切民主力量结成反帝战线，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争取国家的真正民主化；7.制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并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7〕
维经斯基把这些任务具体化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共产国际的指导，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从这一年起才开始以真正的政治组织而不是宗派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姿态出现在国家政治生活舞台上。维经斯基认为，远东部的主要任务是使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300 人）接近工人群众，建立全国一切民主力量的反帝统一战线。〔8〕
从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1923年第一季度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报告作者萨发罗夫和布里克曾建议由海参崴局监督远东的全部工作。
海参崴局虽被寄予厚望，但它并没有生命力。在其存在的四个月间，据东方部副部长维经斯基证实，它还是取得了一些工作成绩，如成立了可以提供有关日本、朝鲜和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较详细材料的情报机构，与这些国家的党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创办了印刷中、日、朝文资料的印刷厂等。但是它的主要任务是同各国党及其领导人建立日常联系，这项任务未能完成。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海参崴局的职责减为完成东方部同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任务，以及同朝鲜局一起领导在远东的朝鲜共产党人的工作。维经斯基认为，把组织和领导北满中国工人的工作任务留给海参崴局也是适当的，因为中共的影响没有渗透到那里，有可能从海参崴来进行领导。海参崴局的编制减为四人：三名各国信息员、一名打字员。1923年7月，海参崴局被取消， 仅保留一个收集情报和进行联络的共产国际代表机构。
远东部作为东方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存在两年，到1926年春改组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新一轮机构改革始于1925年底1926年初，这次改革触及到共产国际的所有环节。1926年1月6日，东方部领导人彼得罗夫（即ф·ф·拉斯科尔尼科夫）提请书记处审议他的东方部改组建议以及编制、预算方案。
1926年2、3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未采纳彼得罗夫的建议，因为当时打算对整个共产国际作更彻底的改组。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26年3月24日作出决定，成立11个地区书记处， 每个书记处主管一组国家，其中包括为远东和近东国家设立的一个书记处，书记是彼得罗夫，维经斯基被指定负责这个书记处中的远东国家。实际上这个地区书记处分支享有独立书记处的权力，在文件中称为远东书记处。以前的东方部从1926年4月1日起不再存在。4月9日远东书记处举行第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了维经斯基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书记处的领导成员有：维经斯基、别达赫特、谢马温、蔡和森、杨诺夫斯基、基姆、得洪、卡斯帕罗娃和福京。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为加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影响，根据远东书记处1926年4月27 日决定，紧急成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设在上海），其组成人员过一天后，即4月29日，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 为了开展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工作，维经斯基（局长）、拉菲斯、格列尔和福京前往中国。此外，还计划让中、朝、日共产党代表参加远东局工作。
1926年夏，共产国际代表抵达上海，远东局的工作随即开始。在远东局的成立会议上，讨论了远东局的工作性质，通过了它的基本工作准则，即吸收各国党的代表参加讨论党的问题，对于中国，“仅限于根据中共中央报告进行一般的指导，而不去取代中央，不去破坏党的正常发展。”
在远东局的头几月工作报告中指出，若是远东局早来到的话，那么“就能避免许多错误”，虽然说到7月前夕远东局成员已大大统一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它的工作人员都使用了化名：谢尔盖（谢尔金）是维经斯基，教授是格列尔，马克思是拉菲斯，年轻人是福京，切尔尼亚克是曼达良，老头是陈独秀，文学家是瞿秋白。远东局下设地区科，除同各国党进行联系外，还从事党建工作和帮助解决工会和青年问题。中国科的工作外加确定国共关系范围、收集和整理中共中央资料、帮助解决各种问题等任务。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核心是它的俄国代表团。该代表团从6 月中旬起，即还在远东局成立之前，就已开始在中国工作。在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收集到的代表团会议记录表明，代表团的工作同远东局的活动是同时并行的。代表团成员不仅参加远东局的“组建”、其利益范围的划定、秘书科的设立等项工作，而且参与制定远东局的所有重要举措。在远东局同中共中央举行的吸收党的地方代表和工会首领参加的联席会议上，俄国代表团成员讨论了党的所有政策问题，听取了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和通报，对重要文件作出了修改，并为中共的会议起草了决议。代表团成员还在全国进行了考察，访问了广州、汉口、长沙等地的党组织。
在俄国代表团中作了如下分工：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参加中共中央的工作，拉菲斯担任党的中央出版机构的编委，格列尔研究工会问题，而福京从事情报、宣传和青年工作。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及其俄国代表团的最高领导机构，通常不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是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委员会， 自然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1926年秋，远东局领导人正是向这些机构反映各种问题，包括他们发生意见分歧时出现的问题，1926年11至12月间，即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时，来自中国的函电源源不断。
实际上在1926年10月至11月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就认为远东局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1926年10月，莫斯科就不同意远东局关于召回鲍罗廷的建议，相反，在加拉罕于1926年10月离开中国之后，还曾建议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工作人员同鲍罗廷协商一切重大政策的问题。
1927年初，远东局在中国的活动被中止，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决定向中国再派一名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罗易。而后鲍罗廷、维经斯基和罗易这“三头政治”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在中国的最高代表机构，一直活动到1927年6、7月间，而鲍罗廷在其中拥有决定权。
注释：
〔1〕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495， 目录154，卷宗135，第13—19页。
〔2〕В·А·尼柯尔斯基（瓦西里），1920至1921 年间在共产国际驻华行政管理部门工作，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见档案，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36，第58页。
〔3〕见档案，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31，第4页。
〔4〕同上，卷宗136，第81—85、87、98页。
〔5〕同上，卷宗131，第3页。
〔6〕同上，卷宗209，第1、23、25页。
〔7〕同上，卷宗194，第1—6页。
〔8〕同上，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