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沉迷于“知识”走向探索“问题”——对社会科学理论界一种研究倾向的建设性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界论文,建设性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倾向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对社会科学理论界一种可称之为“知识中心”的研究倾向作了解剖，分析了这种研究倾向的特点、表现形式，及其可能的后果和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科学问题以及问题系统的层次结构关系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最后强调，要促使社会科学研究健康发展，必须改造不合理的学术管理和评价机制。
关键词 社会科学研究，知识中心，问题
身为学界中人，与同仁交流，常常总不由自主地对目前学界中一些颇具泛滥之势的不良学术风气，发忧思，作评论。本文试图积多年之想法，对一种笔者称之为“知识中心”的学术倾向——这是一种较普遍存在于社会科学界的不正常现象——进行较系统的剖析，愿以引起同仁的共鸣与争鸣。
所谓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中心”倾向是指：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把社会科学研究当作是对现成知识的不断猎奇、占有和重新组合的过程，他们对现成学说和理论的关心远远甚于对社会现实中问题及事实的考察（我们并不否定史学意义的研究！），迷失于知识的“无涯学海”，淡化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宗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终于，他们成为现成学说、理论的评论者、注释者、组合者、传授者，而不是社会科学问题的发现者、探索者、解决者以及新的理论的开拓者。他们衡量研究者水平的准则是知道了多少知识，而不是研究和解决了多少有意义的科学问题。由于把“搞科研”当成“做学问”，因而在他们看来，科学研究仅仅是从卷帙浩繁的文章、著作中，尽可能多地涉猎有关概念、学说、理论，且按自己构想或认同的线索重新组合，并力求在语文上下番功夫，最后冠以某某著便成了自己的创造物。结果，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教材不断翻新，新学科层出不穷”的“繁荣景象”。这种“研究”，诚如有人调侃的那样，是一种将现成的面粉做成形态各异的面食一类的工作。如果我们只注重面食的花式品种，而不顾如何去生产更多的食物原料，岂非本末倒置！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已引起有识之士的焦虑不安，有人呼吁：我们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学科中每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而不是放在现有知识体系的重新排列组合上，要通过对每一个具体问题或特定领域的研究，去丰富完善、去重新构造学科体系。道理很简单，当某一学科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在人们的头脑中还是朦朦胧胧的时候，要建立理想的学科体系是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具体问题比研究学科体系和科学框架更重要。
波普尔指出：“科学仅仅从问题开始”，“人们可能说，科学从理论到理论的进步，它是愈趋良好的演绎体系的序列，然而，我们实际上是想表明科学应形象化地表示为从问题到问题的进步－朝向愈趋深刻的问题”，〔1〕“我们可以说，知识的增长是从旧问题到新问题”。 〔2〕波普尔极为强调问题在科学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许多颇有成就的科学家都坦率地承认波普尔的观点有效地指导了他们的工作。爱因斯坦对科学问题的发现意义也有极为精辟的论述。〔3〕在国内科学哲学界，对“问题”的方法论涵义给予了普遍的关注。他们认为，“问题”是科学认识发生机制的核心，“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对科学认识发生起作用的各种因素只有通过问题才成为推动科学认识发生的实际力量，广泛多样的因素由问题才进入科学认识发生的过程”，“每一个方法的引入，每一个概念的发明，等等，都要落实到问题上，不能落实到问题上的一切活动都不能对科学认识发生作贡献，因此，科学认识中一切活动有效性的前提是与问题的相关性”。〔4〕评价一个理论的标准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任何领域中各个科学理论的更替必须显示出解决问题效率的提高”。〔5〕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中心”倾向，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脱离科学问题的研究，它只不过是一种对现成知识的理解和学习而已。而由于无视科学问题研究，这种对现成知识的学习也是低水平的。英国哲学家布赖恩·马吉就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谁研究某个哲学家的著作，那么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他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我们的经验中，大多数哲学家的学生并未受到这样的教诲，没有想到问这个问题，反之，他们问的是‘他试图说些什么？’因此，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弄懂了他所说的，但他们并没有理解他所说的要点，因为只有理解了哲学家的问题，他们才可能做到这一点”。〔6〕可见， 只有以科学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出发点的人，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一个理论和学说的精髓，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自觉地探索一条继续向前延伸之路。如果满足于现成理论，“试图说些什么”，而不能深入地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境况，就容易沉醉于现有理论之中，无法寻到超越之梯，难以将理论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终生将停于“知”而不能达于“真”，从而陷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怪圈。
或许有人要说，“知识中心”倾向者也是围绕问题而进行研究的，比如，他们围绕本质、原理等理论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这又有何好指责的呢？为此，我们必须说明两点：（1）我们所说的问题是科学问题；（2）科学问题的产生（或发现）是一个由感觉到的问题经过简化、 纯化、转化到确定问题的过程。在这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比较圆满地对所述问题作出回答。
在科学哲学家看来，科学从根本上说是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导致的，在矛盾之中产生为人所觉察的“问题”。而由感觉到的问题变成一个科学问题则要经过一个过程，科学问题的提出对科学发展有决定性意义。要弄清科学问题的概念，首先要从问题定义入手。所谓问题就是：某个给定的智能活动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最为广泛意义的问题概念。设法消除给定的智能活动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就是问题求解的过程。所谓科学问题，是在一定的时间里不仅相对于解题者，而且还相对于科学（和技术）领域所达到的当前水平及综合显示能力来说都是一个疑难问题。这些疑难问题应该是科学问题链向前自然延伸的环节，是科学的“最近发展区（潜在的），而不是童话般的异想天开”（由于保密导致的重复研究例外）。如果问题的难度只相对个人而言，则称之为“知识性问题”。“知识中心”倾向研究者把知识作为中心，把问题作为附庸，因此，他们心目中的问题极可能仅仅是知识性问题，或是虚假问题。对无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就必然产生无用甚至有害的学术成果。为了进一步理解科学问题对科学研究的意义，并进一步揭露“知识中心”倾向研究者的“假研究”本质，一个关键性的举措便是深入到科学问题的内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之中。
科学问题是一个系统，它由纵横交错的层次和类型结构构成，我们重点分析其层次结构。科学问题的基本层次是：存在问题，状态问题，实质性问题，整体问题，原因问题。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认为，科学研究就是一个围绕科学问题由低层次到高层次不断递进、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低层次问题与高层次问题之间存在一种动力和逻辑的关系，高层次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有赖于低层次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低层次问题的研究决定了高层次问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在科学研究中，最忌讳的是无视低层次问题的研究，用高层次问题的研究去代替低层次问题的研究。从科学问题内在结构关系所表现出的特性中可以看出：（1）如果社会科学研究仅仅停留于现成理论和概念问题的研究， 最终必然导致高层次问题的枯竭，而且严重影响其科学性，从根本上说，不可能有新的科学理论的突破性发现。这就必将阻碍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2）如果无视低层次问题的研究， 不做“按部就班”的笨拙工作，总想“平地登天”，那么就很可能出现研究伪问题的情况。（3）如果在整体上不从低层次问题着手研究，就会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可能性排除于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之外。由此可见，“知识中心”倾向的研究，实质上是没有围绕科学问题进行的研究，违背了科学研究过程的程序和规范，这样无论所得出的理论有多大程度的正确性，也只能是“科学的假设”。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许多学科的著述卷帙浩繁，而其学科却面临更为深刻的困境这种现象。在一些社会科学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普遍要求研究者严格遵循科学研究过程的规范，其学术杂志上的论文，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关于存在、状态问题的研究，强调论文要有第一手材料，因为只有在大量低层次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概括、抽象出更为科学的学说和理论来，在学科创立问题上也一样，我们往往比别人先创学科，但在这个学术领域中具体问题的解决上却远不如人。这种“反差”，是科学研究的不正常现象。现在，我们的确到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体系”的时候了。世界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精辟地指出：“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也就充满着生命力，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中止。正如人类的每一项事业都追求着确定的目标一样，科学研究也需要自己的问题，正是通过这些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研究者锻炼其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发现新方法和新观点，达到更为广阔和自由的境界”。〔7〕正因如此，他通过研究所提 出的23 个著名的数学问题，推动了整个数学王国的巨大进步。
但如果在科学研究领域，“知识中心”倾向的研究者起着主导作用，甚至将之推到学科发展的统帅地位，那么，其后果是令人担扰的，这将使科学研究缺乏勇敢的冒险精神，缺乏创造活力以及持之以恒的决心，使研究者成为定居者而非开拓者，满足于“求知”而非“求真”，因为只有现成的学说和理论最使人有安全感和最便当。这样，踏踏实实的研究少人问津，不可缺少的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无人肯干，一个学术领域将最终萎缩，科学知识的增长率将日趋下降。不问耕耘，只问收获，都想当科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无人充当科学问题战场上的尖兵，这样只能使研究走向玄、空、虚，崇洋与迷旧，理论脱离实际，重复、抄袭、剽窃现象将司空见惯，最后，知识的可信度下降，出现知识贬值。对于这个可怕的后果，陶行知先生早已尖锐地指出：“经验比如准备金，文字比如钞票，钞票是准备金的代表，好比文字是经验的代表，……滥发钞票，钞票便不值钱，滥写文字，文字也不值钱……吾国文人写出了汗牛充栋的文字，青年学子把他们脑袋都装满了，拿出来，换不得一肚饱。这些文字和德国马克是一样不值钱，因为他们是在经验以外滥发的文字，是不值钱的伪知识”。〔8〕陶先生当年发出的空谷足音， 在今日之信息社会里重新温习，依然觉得振聋发聩。
那么，导致社会科学研究“知识中心”倾向如此甚嚣尘上的原因是什么呢？初步探讨，基本原因在于：（1 ）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学术传统的影响。这是来自文化深层的原因。我国自古以来都是“学问家”在“庙堂”，科学家在“山林”，学问家的传统从来是古人怎么说，外国有什么，唯独缺乏自己怎么说的价值取向。（2）教育的影响。 长期以来，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难改知识灌输、被动接受的教学习惯，强调知识的博闻强记而忽略学生思考力、创造力、操作能力的培养。甚至到了研究生阶段。许多导师依然强调“补课”“打基础”，而所谓“基础”就是读书、并不是指科学研究过程的基本训练，这就使研究生在其独立科研的意识和能力方面难以达到应有水平，许多人的学位论文还是大综合、小组合。（3）知识发展的“落差”影响。 科学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致使国内与国外、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落差”现象，这就客观上为“知识中心”倾向者提供了条件。这样，一个简单翻译介绍外国现成理论而没有自己真正的研究成果者却可能成为学术界的明星，科研成果的富翁。（4）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的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因为它对整个学术界具有导向作用。目前的基本现实是：在社会科学门类，评定职称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强调论文的数量。由于民以食为天，我国学术界职称与人的生活休戚相关，人们便普遍遵循“以量取胜”的原则。本来量是不能作为科学衡量标准的，没有质规定的量毫无意义。可是，由于人们强调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难以把握客观评判标准，便因噎废食，干脆弃“质”从“量”，认为说某君论著100 万字比说某君在某领域有某种深度和广度的创见要客观。即便我们常常用刊物的级别来标定论文的质量，似乎很客观，其实也不然，因为我国学术刊物的级别从来不是通过学术市场的自由竞争来确定其公认地位的，而是通过先于学术的行政“命名”方式来确定，即中央级单位办的刊物自然是国家级，地方级单位办的也就是地方级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标准行政化倾向。另外，无论是研究院还是不同层次的高校，评定职称都要求有一定数量论文，这就致使一些主客观条件不具备的学校教师，脱离本职工作，一股脑儿去写文章，甚至削尖脑袋发稿。有许多刊物和著作，正是为了满足这些科学研究之外的需要而出版的。这些论文和著作，大多只对他个人具有非科学的私人功用。在科学院或研究所常常是规定每个不同级别的科研人员一年要发多少论文出多少著作，职称愈高，发表论文的数量要愈多，否则就“不满工作量”、似乎篇数愈多，发现的真理就愈多。许多人便不得不为“工作量”而写作，而难于为追求科学真理、科学价值而耕耘。某些“大家”甚至以每天数千字的数量在不断写书。在当今信息时代，受过教育的人愈来愈多，会写文章的人也愈来愈多，为了减轻人们日益沉重的信息包袱，防止信息环境受污染，难道“惜墨如金”不应该比任何时代都更要作为我们文化人的伦理信条吗？在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下，无法出现诺贝尔奖级别的大家，当是命中注定，客观使然的。
很显然，“知识中心”倾向其势有增无减，从根本上说是由学术机制本身导致的。学术管理的最高原则当是根据科学规律促进科学事业进步，其实际操作应如何积极促进有志者献身科学事业而不是如何消极防止懒汉混日子。科学研究不像流水线上的操作，它靠人的自觉自愿加天赋，能干而不愿干的人和不能干而想干的人都不可能在科学的道路上有所作为。科学政策应该由原来的“低重心”向“高重心”倾斜。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限于篇幅，留由另文再论。
＾本文于１９９６年５月收到。
From "Intoxication" in Knowledge to studying Practical
"Questions"
Zhang Xiangyun
Abstract This essay i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a tendencyin the circle of social sciences, which we might properly call the "knowledge -centered" tendency.The study is directedto the special features,presentation, possible consequencesand the cause of emergence of this tendency in research work.Meanwhile the author elaborates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between scientific questions and the question system. Theconclusion is anemphasis that it is a must to transform theirrational academ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valuationmechanism if we are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
Key words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knowledge-centered,question＊
注释：
〔1〕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第222页。
〔2〕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58页。
〔3〕爱因斯坦等：《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 年，第66页。
〔4〕舒炜光主编：《科学认识论》（第二卷），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5页。
〔5〕劳丹：《问题及其进步》，英文版，第68页。
〔6〕布赖恩·马吉：《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7-78页。
〔7〕康斯坦西·瑞德：《希尔伯特》，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 年，第93-94页。
〔8〕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 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