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储蓄率背后的人口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因素论文,储蓄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因素是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与中国持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相伴相生的便是居高不下的储蓄率。高储蓄率也被众多学者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高储蓄率的作用在于：高储蓄率通过银行转化为高投资率，进而促进了大规模的生产能力的扩张，这种大规模投资带来了快速的资本形成，个人收入、储蓄和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总量相应的扩张。
人口因素是维持中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其对高储蓄率的贡献在于：第一，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被严格执行以来，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大大下降。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儿童扶养比下降，总扶养比从1982年的 62.6%已经下降到2000年的42.6%，中国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这一时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扶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扶养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第二，中国60年代和80年代的“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经成为劳动年龄人口，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在一波“婴儿潮”之后的数十年里，通常发生的现象是，经济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儿童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则会相对下降。在人口发生这种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如果劳动年龄人口能够同时获得就业，则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上升。劳动参与率上升至少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储蓄率的上升：首先，工作人口比重的上升导致全部人口的总收入增加，这必然会提高储蓄水平；其次，由于年轻工作人口的相对增加，这会导致总人口的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进而产生额外的储蓄率上升效应。在高储蓄率的带动下，投资率如果也能够上升，则经济将维持一个高的增长速度。60年代的“婴儿潮”，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20‰-30‰左右的水平，到目前为止，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目前大约在35-4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不仅是改革开放后劳动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其工作的逐渐稳定和子女长大成人，收入的相对增长和消费的相对下降将导致这些人口成为主要的储蓄者。同样，80年代“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也将在未来10年或20年成为主要的生产者和储蓄者。
高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如果把视野放宽，考察曾创造过“东亚奇迹”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我们会发现高储蓄率与经济发展阶段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储蓄率都很高，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根据经济学家罗斯托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经济起飞阶段，也即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意味着大量的投资，大规模的建设工厂，基础设施等等。投资所需的资金必然来源于储蓄，显然，只有高储蓄率才能保证经济起飞阶段的大量投资。考察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经济体，日本的经济起飞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从1950年到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实现了25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完成了经济起飞。从 1950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9.29%，这一时期日本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60年代的35.3%上升到70年代的35.6%，之后开始下降。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 1960年到2000年，“四小龙”人均收入增长平均在5.6%-6.4%之间。在这 40年里，“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先后顺序。我国的香港人均收入在6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保持在7.11%。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省人均收入都是在7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接近8%。韩国人均收入在8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为6.52%。经过大约40年的增长，“四小龙”相继跨入了中高收入水平经济的行列。“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储蓄率也经历了较快的增长
探究这些“经济奇迹”的背后，我们发现无论是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中国内地，其经济起飞阶段都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迅速转变阶段。这种有利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仅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而且提高了储蓄率，进而增加了国内资本供给。其中，人口因素对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高储蓄率的形成与中国内地惊人地相似：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带来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老龄化相对缓慢的情况下，总扶养比从1950年的68%下降到1970年的45%，“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经成为劳动年龄人口，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同一时期的储蓄率也居高不下；1961年韩国把家庭计划确立为一项国策，并把人口控制目标规划纳入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家庭计划的实施，使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随之而来的人口转变带来了总扶养比从1965年的88.3%下降到1995年的41.4%，从而使韩国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中国的台湾省在1962年总扶养比达到最高点的94.1%，60年代中期以后，人口扶养比的压力减缓，扶养比在1995年已经下降到45.8%，目前仍处在下降之中。
无论是日本，还时亚洲“四小龙”，在经历了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与这种减速相伴随的便是储蓄率的下降，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仍可以归结到人口因素上去，即“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口负担系数急剧上升，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目前，日本不仅是亚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而且也是发达国家中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 1950年的老龄化率只有4.9%（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伴随着经济起飞，日本人口结构迅速老化，只用20年时间就步入老龄化社会。到1970年，老龄化上升至7.1%。从趋势上看，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将进一步老化。亚洲“四小龙”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但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更快，结果带来人口老龄化速度也更快。
中国内地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再生产类型迅速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转变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这种迅速的转变使得总体扶养比下降，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高储蓄率，但同时，这种迅速的转变会使较低的扶养比只停留一个比较短暂的时间。据有的学者估计，中国总体扶养比将在2013年下降至最低点 38.8%之后，便开始迅速上升，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社会负担急剧上升。据有关部门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中65岁以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 10%，2050年的老龄化水平将超过 20%，虽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不是最严重的，但其老龄化速度在发展中国家中却是最快的。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在今后若干年内，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还将持续增加，到2013年左右达到其最高值72.1%，随后将处于逐年下降之中；从绝对数量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6年左右达到其最高值 9.97亿左右，这与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变化趋势的预测相一致。这意味着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内，高储蓄率仍然会维持。在这段时间里，如果不能够通过高投资率来充分利用储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以后我们可能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换言之，高储蓄率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它要求我们必须维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有效转变之前，维持一个高投资率对于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中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城乡养老保障水平相差悬殊，因此，在未来若干年的快速增长时期，应抓紧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养老保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