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的王尔德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尔德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唯美主义和王尔德的研究几乎在研究对象产生的同时就开始了。王尔德1882年在纽 约发表讲演“英国的文艺复兴”的同年，瓦尔特·汉密尔顿(Walter Hamilton)就出版 了名为《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书。此书作为这场运动同时代的见证，已经追溯了唯美 主义的思想渊源、艺术成就以及作为唯美主义的活跃人物王尔德、罗塞蒂、斯温伯恩、 莫里斯和伯恩—琼斯等艺术家、诗人的创作、演讲乃至对生活艺术化的日常服饰和时尚 的追求。同时，也是王尔德在世时一本对唯美主义和王尔德的评价持论比较客观、基本 给予肯定的著作。因为即使是王尔德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对象， 更不要说1890年他的《道连·葛雷的画像》的发表，就立即在文化界和社会上引起了轩 然大波。1900年，声名狼藉的王尔德在巴黎因病逝世，但人们的兴趣并没有因为随着他 的入狱、淡出文坛及他的坏名声而减退。近百年来，有关王尔德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实 际上，他已经成为了人们长期热衷谈论的话题。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 除了王尔德自己的作品之外，关于王尔德的书、论文和各种相关的出版物近1500种。虽 然，其数量无法与后50年相比，但也多得足以令人生畏。
在前期王尔德研究中，最有价值的还是要数王尔德的生前好友、那些他最后几年接触 最多的人所写的东西。如罗伯特·罗斯、斯图尔特·梅森等人的著作，为后人的研究保 留了宝贵的材料。但也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局限：以传记为主，关注的主要又是王尔德 同性恋佚事及由此引起的诉讼、审判等事宜，真正涉及其思想和创作的有深度的研究并 不多。其中，以罗伯特·谢拉德那些“充满着事实错误”(Donohue 8)的传记为代表， 是把王尔德的同性恋归咎为所谓的精神错乱；曾为王尔德著作的出版者、王尔德后期少 数几个亲密的朋友之一的弗兰克·哈里斯的传记，虽则堪称材料丰富，但被“公认为是 一本不可靠和自我中心的作品”(贺兰142)。皮尔森说它“除了所引的故事，此书无处 可靠，因为他所作的那些前后矛盾的自我引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qtd.in Donohue 6) 。王尔德的同性恋伙伴艾尔弗雷·道格拉斯，在王尔德逝世后沉寂了几年，1905年后， 他的关于王尔德的文章和书陆续见诸媒体。道格拉斯的著作除了强调王尔德的生不逢时 外，更多的是为他自己的名声作辩护。而早期的传记中，最值得称道的无疑是著名传记 作家皮尔森的著作，他的充足的材料为像艾尔曼(Richard Ellmann)这样的后来的权威 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尔德嫡孙默林说艾尔曼的“前辈名人除了皮尔森以外，大多 是手持砍肉大刀，目标粗疏”(qtd.in Donohue 5)，足以见出皮尔森的书不但材料丰富 而且比较客观公正。皮尔森还根据传主的特点，将王尔德警句、格言分门别类插入各个 章节之中，颇有特色。而前期后阶段诸如罗迪蒂的“王尔德和亨利·詹姆斯”这样的论 文，显然已经有意识地要像阿·西蒙斯一样，超脱前期王评中的狭隘的思路，更注意王 尔德的艺术观点及其影响，但也由此开始了以文本和形式批评为主的当代王尔德研究的 新阶段。
一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在王尔德研究中曾经颇为活跃的皮尔森等人继续着他们对王尔德 的关注。温沃(France Winar)1952年发表了他关于王尔德的最后一文“对王尔德的新见 ”。皮尔森分别发表了“野蛮恶习”(1951)、“父亲与儿子”(1954)和“王尔德和他的 演员”(1961)；以后又先后为《王尔德的<真诚的重要>和吉尔伯特的<忍耐>》(1952)、 《王尔德散文诗歌选》(1954)、《王尔德的五部戏剧》(1961)和《王尔德的<温德米乐 夫人的扇子>》(1964)作序。默尔(R.Merle)继续其在法语世界的王尔德研究，先后发表 “王尔德”(1952)、“花花公子王尔德”(1954)和“王尔德在监狱”(1954)等文章。前 期曾经著述颇多的海德(H.Montgomery Hyde,1907-)五十年代的研究方兴未艾，先后发 表了“王尔德和他的建筑师”(1951)、“家中的王尔德”(1954)、“给王尔德的悲剧以 新的光辉”(1959)、“作为通信者的王尔德”(1962)等文章，1956年他又为哈里斯根据 王尔德提供的素材创作的《达文特里先生和夫人》作序，以后又出版了《王尔德：余波 》(1963)和《王尔德》(1975)等著作。1954年，长期对自己的父亲讳莫如深、已改了姓 的王尔德的儿子维维安(Holland Vyvyan)终于站了出来，出版了《王尔德的儿子》，写 下亲人、儿子眼中王尔德的真实面目。这些著述基本上继承了上一个时期的研究套路， 注重于王尔德个人的生活和人格。默尔“花花公子王尔德”一文颇有代表性：该文以王 尔德对女性的淡漠为话题，研究女性对王尔德创作的影响。另外，剧作家欧文(St.John Ervine，1883—1971)的“王尔德的现代评价”(1951)也是五十年代王尔德研究中有影 响的成果。欧文曾以一个剧作家和剧院经理的实践经验长期为《观察》杂志(The
Observer)作权威的戏剧评论，而对王尔德的所谓现代视角的评传，则是他对萧伯纳等 剧作家的传记(1956)写作开始的。
六十年代后，受新批评的影响，王尔德研究也日趋注重文本，走向对其作品的艺术形 式的研究。戴维斯(Rupert Hart-Davis)编辑了《王尔德书信集》(1985)，为王尔德研 究丰富了材料；桑扬(Epifanio Jr San Juan)1967年出版了《王尔德的艺术》，对王尔 德的主要作品作了评价，标志着传统的传记研究走向文本研究。艾尔曼无疑是王尔德研 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从六十年代初就开始编辑研究王尔德的著作，并先后为《王 尔德作品选》(1961)、《王尔德评论集》(1969)作序。艾尔曼又先后写了“王尔德的浪 漫童话剧”(1963)、“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的王尔德”(1967)、“王尔德<莎乐美>的前 奏”(1968)等文章。1967年他又在《奥斯卡和奥伊辛——杰出的生长圈：在王尔德、乔 伊斯、庞德、艾略特和奥登之中的叶芝》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王尔德和叶芝之间的关系。 1969年又将王尔德的评论文章编成《作为批评家的艺术家：王尔德的批评著作》，并为 此作了长序，后又在《宝贵的怪人：传记文学思考》(1973)一书中多处论及王尔德。此 时，艾尔曼对王尔德的一生和创作道路已了然于胸，所以他对王尔德的评论常常能切中 要害。他认为王尔德受佩特等人的影响，年轻时又受到古典主义的训练，认为古典主义 是王尔德本质的基本方面；他是他同时代的声音，而不是正在消失一代的声音；王尔德 到了后期则不只用语言来向维多利亚挑战，而是用行动来制造丑闻。而尤其值得肯定的 是，艾尔曼以其对现代批评的谙熟，把王尔德的理论和批评置于现代的视野下加以审视 ，认为王尔德的某些观点是诺思罗普·弗莱和罗兰·巴特的先驱，说王尔德的某些观点 “至今仍以极相同的术语在讨论，而我们今天极愿把这些换成更生疏的名词了”(赵武 平 2)。而且，他的《王尔德评论集》辑集包括佩特、萧伯纳、叶芝、阿·道格拉斯这 样的王尔德周围的人和纪德、乔伊斯、托马斯·曼这样的现代著名作家对王尔德的评论 ，使王尔德评论呈现了比较全面的态势。贝克森(Karl Beckson)的《王尔德：批评的遗 产》(1970)、《王尔德全书》(1988)和米哈尔的《王尔德：采访和回忆》(1979)则继承 了早期梅森的工作，广征博引，收集了大量散落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宝贵资料，为后人 留下了可资利用的第一手材料，成为研究王尔德的重要著作。如在贝克森的著作中就有 前述的阿·西蒙斯、萧伯纳、伍德·纽曼、阿彻·比尔博姆等早期研究者发表在各种报 章上的论文。又如米哈尔的《王尔德评论注释书目》(1978)，其筚路蓝缕而集的资料使 后来者受用不尽。此外，纳萨尔(Christopher Nassaar)的《进入鬼域：王尔德的文学 探险》(1974)、休恩(Rodney Shewan)的《王尔德：艺术和自我主义》(1977)、沃斯(
Katharine J.Worth)的《现代英国戏剧革命》(1972)，还有德国学者科尔(Norber Kohl )的关于王尔德的著作，都是此期王尔德研究中形式文本分析的重要著作。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以王尔德本人为题材的戏剧、电影，主要涉及其传奇悲剧 和他后期受审的经历。《泰晤士报》和《伦敦新闻画报》等媒体曾以“王尔德：同情的 电影”(1960)、“两个王尔德和三个查尔斯(卓别林)”(1960)和“王尔德的悲剧和电影 的道德”(1960)等为题目的文章来加以评述；由Micheál Macliammóir主演的、根据王尔德生平和作品创作的传奇剧《做奥斯卡的重要性》也于此期在都柏林面世。以后，还有《我必须对我的朋友说》(1963)、《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1971)、《严重有伤风化罪：王尔德三次审判》和《犹大之吻》等剧。王尔德的生平和人格受到了人们异乎寻常的关注，这固然由于王尔德本人具有一个艺术形象所需要的复杂性、多面性，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逐渐开始把王尔德及其悲剧与一个特定的时代、文化联系了起来，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
二
20世纪80年代后，王尔德研究呈现出一种文化研究的趋向。艾尔曼晚年出版了《王尔 德》(1984)，这是众多的王尔德传记、评传中一部迄今为止公认的最权威的评传。在这 部评传中，他对王尔德的一生和创作作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价，认为王尔德的反潮流“本 质上是在指导，以最文明的方式剖析社会，并对其道德作烛照和反思，他清楚所有秘密 并暴露一切虚伪，……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伟大之处是在谴责社会罪恶的同时，或多或 少具有启发同情的结果”；说“王尔德的语言是其最精彩的成就，认可和拒斥都是流畅 的，它根据新的视角和新的原则作长篇叙述和评论”；说到王尔德的历史地位，艾尔曼 说“他不是那种随着世纪的变化而丧失现实意义的作家。王尔德仍是我们中的一员，他 的才智是一种更新的动力，与百年前一样与现实相吻合”(Ellmann xvi-xvii)。然而百 密一疏，艾尔曼自然也会有差错，譬如，王尔德的嫡孙默林就责怪他把王尔德长兄威廉 ·王尔德(Willam Wilde)错拼成“Willie”；另外，艾尔曼逝世不久，人们就发现被他 当作“穿着莎乐美服饰的王尔德”那幅照片其实是1906年歌剧演员艾丽斯在科隆扮演莎 尔美时的剧照。但艾尔曼的传记仍不失为一部王尔德研究的扛鼎之作，后由斯蒂芬·弗 兰(编剧、主演)和布莱恩·吉尔伯特(导演)合作改编成电影。
如果说，艾尔曼的著作是王评中传记研究的集大成者；那么，科尔的《王尔德：一个 守法的反抗者的作品》(1989)则是王评中形式文本研究的集大成者。而此后，王尔德研 究出现了新的动向，这就是一种文化研究的趋向，即把王尔德及其唯美主义放在特定的 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但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模式那样注重社会决定论和作品对 社会的反映，而是更注重社会意识和无意识在作品生产过程中的潜移默化作用。这些从 崭新的视角剖析王尔德的新著的问世，无疑为王尔德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清新 之气。加尼尔(Regenia Gagnier)的《闹市中的田园生活：王尔德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公 众》(1986)、《论王尔德的批评集》(1991)，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的《趣味 的专业：亨利·詹姆斯、英国唯美主义和商品文化》(1990)，贝克森的《1890年代的伦 敦：一种文化历史》(1992)，施米盖尔(Gary Schmidgall)的《陌生的王尔德：解读王 尔德》(1997)，卡洛韦(Stephen Callowy)和科尔文(David Colvin)的《王尔德的优雅 人生》(1997)，弗洛迪(Michael.S.Floedy)的《王尔德的受审：变态，道德和晚期维多 利亚时期》(1997)，霍尔(Philip Hoare)的《王尔德的最后地位：颓废、阴谋和最荒谬 的世纪审判》(1998)，马雷兹(Curtis Marez)的《其他沉溺：殖民主义的耻辱和王尔德 的鸦片、香烟、屏风》(1997)，古迪纳夫(Elizabeth Goodenough)的《王尔德：维多利 亚时期的民间故事和其赎罪意义》(1999)都是颇有份量的文化批评的著述，让人们看到 了唯美主义和王尔德自己也许不曾意识到的另一面。正是隐藏在文本中的无意识和非理 性透露了文化的不可左右的霸权作用，或许当初的王尔德断不会认可这一点，但这是不 以人们意志而转移的事。现代人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作为一个意义系统不只是存在于艺 术和知识这类东西当中，而且还存在于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当中，也就是说，文化从来 都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生活和各种有形无形的制度有着内在的联系，即便是纯而又纯的“ 纯艺术”也摆脱不了或暗合了日常生活的某种态度，更不要说此后势不可挡的大众文化 的泛滥其实是与工业生产方式、市场经济和商品文化密切相关的。谁又能无视这些呢? 君不见像利奥塔这样的后现代学院派大师不也主张“填平雅俗鸿沟”?正是诸如殖民主 义、同性恋亚文化、女性主义……，成为拓展了视野的王尔德研究藉以利用的武器，为 我们展示了王尔德作品中以往不为人注意的深层意蕴，这是非文化研究方法难以企及的 境界。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作者也并不拘泥于单一的方法，如前所述，他们注意文学 的外部关系(如韦勒克所区分的那样)，并不是要走社会批评的老路，而是旨在揭示文学 的普遍的心理内容，所谓“集体无意识”是传统社会学批评和新批评所忽视、所隔膜、 所缺失的。因此，在补充了新的武器的同时，为他们所驾轻就熟的文本形式批评还时有 操用。如加尼尔在他的《论王尔德的批评集》中的选文，就既有偏重文化批评的第一、 第四部分，又有偏重文本和结构主义批评的第二、三部分，这种兼容并蓄也不失为现代 王尔德研究丰富多彩的标志。
此外，近十几年中具有影响的王尔德研究著作还有：贝伦德(Flangan P.Behrendt)的 《王尔德的性爱和美学》(1991)是一部以王尔德戏剧中的花花公子和同性恋为研究对象 的著作。桑德雷斯库(C.George Sandulescu)的《重新发现王尔德》(1994)则收集39篇 当代重要的王评文章，既有像“王尔德的戏剧思想”(by Joseph Donohue)、“王尔德 的戏剧策略”(by Iréne Eynat-Confino)、“王尔德和欧洲戏剧”(by Peter Raby)这 样的宏观研究；也有“《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伦理和美学”(by Michael Patrick Gillespie)和“王尔德的亨利·沃登形象的知识分子俏皮话”(by Jean M.Ellis
D'Amico)这样的集中于作品某一点的微观研究；更有诸如“从失去棱镜到误解：王尔德 和当代理论”、“再现爱尔兰的王尔德”、“再现拉丁美洲的王尔德”这样的文化的、 现代的研究；既有传统美学的分析，又有从语言、从形象自身到读者、读者一定向、同 性恋等时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雷比(Peter Raby)的《王尔德》(1989)、《<认真的重 要>：读者指南》(1995)、《剑桥指南：王尔德》(1997)等也能取各家之所长，尤其是 《剑桥指南：王尔德》，并不限于编者雷比自己对文本形式的观点，也包容了“王尔德 和维多利亚时代”(by Regenia Gagnier)、“一次致命的裁决：王尔德，女演员和维多 利亚时代的女性”(by Kerry Powell)等这样的文化批评。此外，还有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王尔德：现代批评观”(1985)、“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现代批评解释 ”(1988)。这都是一些具有时代风貌的当代王评成果。而谢弗和普索米亚迪斯的《女性 与英国的唯美主义》(1999)则为人们发掘出闻所未闻的近30位那个时代的女性唯美主义 者，展现了唯美主义研究的新成果。对王尔德的生活和文学的评论历来见仁见智、聚讼 纷纭，但八、九十年代后的评论明显趋于宽容、客观和公正，说明随着时代的变迁，人 们越发注重王尔德的文学建树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了。
九十年代后，王尔德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新的一轮“世纪之末”似乎使王尔德再次 成为英美等地的热门话题。1993年4、5月间，关于王尔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英国 的伯明翰大学和摩洛哥蒙特卡罗举行。自1995年王尔德入狱一百周年开始，英国的媒体 以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纪念王尔德：为纪念王尔德《认真的重要》、《一个理想丈夫》 上演百年，在伦敦的西敏寺诗人角举行隆重的庆典，并为王尔德设立彩色的展览橱窗； 伦敦和都柏林分别举行了王尔德纪念碑揭幕仪式。王尔德孙子默林的《王尔德纪念册》 也分别于1995、1996在法英两国面世。临近王尔德百年祭日时，活动就更为频繁。1999 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了多次王尔德学术研讨会。2000年新版《王尔德全集》、 《王尔德书简全编》和新的传记《王尔德的世界》、《阿·道格拉斯传》，都相继在年 末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