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理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对日论文,独立论文,自由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2年5月， 中国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及其朋友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中国人民抗日爱国主义的汹涌怒潮，创办了“独立评论”社和《独立评论》周刊，提出理性民族主义的对日观。这种理性民族主义的对日观，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价值抉择两难困境的必然产物，并呈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极分化的特征。具体分析之，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无根性特征，把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趋向边缘化的原因。
一、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两难困境的产物
自由主义是西方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根本价值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具有不可化约的价值和尊严，以此为核心形成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因此它与强调民族集体利益的民族主义具有天然的紧张冲突关系。当其传入近代中国，这种紧张冲突关系表现得尤为突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直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救亡图存是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因此，反帝民族主义取代传统道统，成为近代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具有价值合理性、合法性的地位。任何政治势力，欲在中国生存发展，唯有高举反帝民族主义的旗帜。针对渐呈强势的反帝民族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在1931年以前作了如下顽强的挑战：
其一，否认或淡化帝国主义侵略问题在近代中国的客观存在，片面强调向西方自由主义学习以图自强。1922年针对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军阀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宣言，胡适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讥之为幼稚的奇谈怪论，认为“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老实说，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他甚至认为在政治纷乱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租界、东交民巷、总税务司、外人控制海关邮政等半殖民地的秩序，“是中国的幸事！”因此，应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扯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注：《胡适文存》第二集，卷3，第349—352页，黄山书社1966年。）
其二，对个人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进行大力诠释和捍卫。个人主义在西方包括道德个人主义和为我主义（cgosim），即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进行了不同的诠释。康德的哲学自由主义，对前者进行了创造性诠释，强调人具有独立于感性、道德自律的自由意志或内在自由，强调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当代自由主义大师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个人主义与唯我主义作了如下区分：个人主义对立于集体主义，唯我主义对立于利他主义。他还声称“这种与利他主义相结合的个人主义已成为我们西方文明的基础。”（注：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07—108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托克维尔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作了区别，并指出，“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注：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年。）。哈耶克认为英国和托克维尔传统的反理性个人主义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而大陆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则是假的个人主义（注：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20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西方学者认为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实际上是“个人占有主义”（注：英《新帕雷格尔夫经济学大词典》，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 册，个人主义，第855页。），即唯我主义。 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者较深刻地认识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的价值，但其个人主义理论徘徊于道德个人主义与唯我主义之间。胡适于1917年回国之初即在《新青年》上发表《易卜生主义》，提倡“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都算不得什么”的“纯粹的为我主义”。目睹了1920年青年学生从事个性解放的自由结社实践后，胡适由此对个人主义进行新的反思，发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同意杜威对真假个人主义的区分：“假的个人主义——为我主义（cgoism），他的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利益，不顾群众的利益”。“真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包括独立思想，自我负责两点。他反对脱离社会独善其身的第三种个人主义。1927年胡适的朋友徐志摩、陈西莹、杨振声、凌叔华、林徽音、丁西林、叶公超等，结成新月社，创办《新月》杂志。据梁实秋回忆：“实际上新月一批人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他引述胡适的话说：“狮子和老虎都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注：《梁实秋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他们在《新月创刊号》称：“我们都相信思想的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喜欢稳健合乎理性的学说”。他们“不赞成伤感和狂热，感情要经过理性清滤”。（《新月月刊敬告读者》、《新月的态度》）
其三，强调民族主义应服从并统一于个人主义。胡适针对1925年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指出：“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学生爱国运动并不能打倒帝国主义，并不能救国。因此他指出：“在这个高唱国家主义的时期，我们要很诚恳的指出：易卜生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正是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注：《胡适文存》第三集，卷9，第571页。）其实这只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厢情愿，空言不但不能消除个人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导致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爱国学生的对立。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趋向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危局之下，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爱国本能与其个人主义的价值抉择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与紧张，导致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内在的精神分裂，使其陷入无能为力的二难困境之中。由此产生了政治保守的理性民族主义的对日观。
面对日本侵略和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爱国主义大潮，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经常聚会到一起，无休无尽地争论和战问题。据蒋廷黻回忆，当他们谈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应尽的责任问题，他“提议办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注：《蒋廷黻回忆录》，第539页，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大火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就要被毁灭了。……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注：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 ）胡适在《独立评论》第一号引言称：“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他们上面所说的“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主要指独立于当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抗日“高调”，而提倡所谓不赶时髦的负责任的理性民族主义的“低调”。胡适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称：“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调子。”（注：《独立评论》，第50号，1993年5月21日。）胡适等人认为， 不受抗日救亡的时髦影响，运用知识分子的理性说话，是他们对中华民族应尽的责任。当西安读者希望《独立评论》各位不要唱低调，联合起来发个“主张坚决的战争”的宣言时，胡适回答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当董时进撰文提倡“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胡适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地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然后他议论说：一言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作政论的人必须以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发无所苟的政论（注：《大公报》，1933年5月21日。）。 胡适说：“当时我们几个常负编辑责任的人——在君和我、蒋廷黻、傅孟真——都把这个态度（无所苟的态度）看作我们宗教一样。”（注：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保守的理性民族主义对日观内容如下：
一、基本上支持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拥护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反对1933年和1936年的“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走向政治保守主义。
二、虽对青年学生抗日救亡活动抱一定同情态度，但主要是批评、反对学生的非理性盲动，认为徒添扰乱，于救国无益，劝其读书救国。
三、寄希望国联尤其美国的干涉，寄希望国际公法和司汀生的国际主义，反对所谓反帝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
四、主张妥协自强，韬光养晦，以实现现代化，作为民族复兴抗日救国的前提。
这种对日观，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己看来，贯穿着一种为国家民族根本利益负责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深思熟虑的理性，即理性民族主义。在民族危机关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由此前将民族主义统一于个人主义的做法，转为将个人主义统一服从于民族主义。这是面临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两难困境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关头的不得不采取的抉择。对一些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较为执着的理想型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更深刻的精神分裂，对一些工具理性较强的“事业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则意味着自由主义理想的搁置乃至放弃，走向政治保守主义。这昭示着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再次分化。
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种类型
《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的对日观，概言之是理性民族主义。详析之，可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种类型。所谓价值理性，指其“理性”是个人主义的内在价值关怀，民族主义是形式，个人主义是实质。所谓工具理性，其“理性”是国家富强的外在功利的考虑，个人主义的价值关怀已被搁置或放弃，民族主义已名副其实。前者以胡适为代表，后者以蒋廷黻为代表。但他们对日观又有如下三点的相同之处：
一、反对轻言抗战，主张妥协待时，支持国民党“攘外必先定内”的政策。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声称，他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对日妥协，争取时间。当燕京大学大多数师生赞成通电全国反对在锦州附近设立中立区的提议时，蒋廷黻说：“我从台上看到一片举手赞成抗日的手海时，心中不免沮丧。我当时觉得我是在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他在评论学生抗日请愿活动时道：“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是很简单的。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洗刷不掉的耻辱。”但“爱国口号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虽然学生和老百姓大部分是真正爱国的，但我深知有些是受政客幕后操纵的。”（注：《蒋廷黻回忆录》，第137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他在1933 年发表《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坚决反对武力收复失地的抗日高调。他将其与明末士大夫空言抗战亡国相类比，认为这是死路一条。他支持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先剿匪后抗日是当然步骤。日本将占中国多少省份专看日本军人的意志和国际的形势，不是看我们抵抗与否。时至今日，我们还靠大刀队反对大炮与飞机，这不是中古迷信吗？……愈集中精力来抗日，未失的疆土愈要糜烂。我们的唯一的出路是未失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党的肃清。”（注：《独立评论》，第47号，1933年4月23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46 期《我们意见不过如此》一文中说：从“九·一八”事变到1931年11月，他主张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币原向国联提出的五个基本原则，即承认《二十一条》规定的日本对满蒙的权益。而当时国民党迫于舆论压力不敢接受此卖国条款，胡适却一再表示这是中国失策。他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日本主和派身上，而看不到日本亡华的必然意志或野心。 他在《独立评论》第5期《论对日外交方针》中批评国民政府躲在民众“不撤兵，不交涉”的喊声里，而不作外交上的策划，建议从实际出发， 接受币原五原则。 1932年胡适主张防守热河。日本退出国联后，则反对与日本交涉，认为中国应该拥护国联，无失国际信义。他们二人均看不到人民中蕴藏的抗日救国的巨大力量，故对抗日持消极悲观态度。
二、对青年学生反日爱国主义激情泼冷水。在热河抗战期间，北京大学生集会要求提前放假，停止考试。蒋廷黻在1933年1月15 日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一文，认为学生们不能御敌抗战，为国分忧，起码不要为国添乱，逃跑就逃跑，何必虚伪地说些抗战的话？胡适也对“一·二九”运动泼冷水：“五四以后罢课正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罢课不但不能丝毫感动抗议的对象，并且绝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好学的青年人的同情，所以这几天鼓励罢课的少数人全靠拨弄一些无根据的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心理。”（注：《独立评论》，第182号，1935年12 月22日。）他在12月22日发表的《再论学生运动》，认为“实际的报国之事决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因此他建议学生们守法独立，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准备报国的真正功夫。（同上）他在《独立评论四周年》一文中称，“我们不供给青年过瘾的东西”，“在我们眼里，有许多所谓‘高调’，都只是献媚无知群众的‘低调’。我们自己说的话，别人尽管说是低调，我们自己倒往往认为很高的调子。所以，平心说来是不是我们的公平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们负道德上的责任！”
三、把救亡的希望寄托于国联和美国。蒋廷黻1933年4月9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长期抵抗如何运用国联和国际》，认为中国近代厄运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化迟缓，而现代化的内政与国际关系好比左右腿。因此，现在中国收复失地的唯一办法是利用国际和国联帮助我国现代化。我们要一改过去反帝国主义的做法，全心全意依靠信任国联。“国联不但是我们联合世界一致对日的好工具，且是帮助我们实行现代化的一个好机关。”他认为，华盛顿会议后，在华通商国家，比中国人更希望中国自强。“我们没有利用国际形势，以致有今日。一误不可再误了。一个富强的中国出世之日就是远东问题终止之日，此外别无出路。”“在长期抵抗中，我们的基本政策如此顺着世界大潮，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胡适在1933年4月2日，发表《我们可以等五十年》，明确主张要信任美国的“不承认主义”或“司汀生主义”，认为新的政治理想关乎全人类的前途，其首次实验场所就是我们东北四省。国联决议遭到中国舆论的谴责，而胡适却认为“值得我们全国人民深刻感谢”。胡适说：“国家的生命是国际的、世界的，不是孤立的。我们不可因为怕一个强暴的敌人，就完全抛弃了全世界五、六十个同情于我们的友邦。”“我们现在至少要有这样的信心：现在全世界的正义的赞助是在我们方面，全世界的道德贬义是在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的最后胜利是丝毫无可疑的！”（注：《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
然而，二人对日观背后的价值观却是不同的，胡适的是个人主义、文化激进主义，而蒋廷黻的却是现代化富强观。
胡适是理想型的自由主义者，对西方自由主义价值有较深的体验与认同。因此，即使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也不忘以其一贯的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等自由主义的“理性”观察之。1935年5 月他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认为“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文化，最高又是最艰难的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0日。）一方面，他开始正视民族主义问题，反对所谓的排外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他在“九·一八”事以后反思中国民族失败原因的一系列文章中，认为民族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老祖宗造孽太深”，即传统文化“种种亡国灭种的大病都丛集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上”（注：《胡适文存》，第四集，卷4，329—333页。）。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甲午战争后三十多年，反帝排外主义盛行，民族自救运动失误。“全国的政治势力不用在改造国家的政治，使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动，用在口号标语式的打倒帝国主义”。由此“造成了今日的大辱”（注：《独立评论》，第45 号， 1933年4月9日。）。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中国的失败还在于“中国近代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找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注：《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1日。）。 他在《建国问题引论》中说：困难提醒人们，当前的大问题是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与1925年他强调“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正是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是不一样的，他已经偏向民族主义的救国关怀。但另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的关怀并没有完全取代个人主义价值关怀。而在胡适看来唯一的救国之道，是学习西方自由主义的先进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最高最难”的民族主义，即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既要坚持“个人自由”的理念，反对反帝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又要坚持“最高最难的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这说明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紧张，说明理想型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已无法应付现实的民族危机问题，而惟有退居思想文化领域孤芳自赏，曲高和寡。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近代中国必然走向边缘化。
蒋廷黻对自由主义理念有一定的认同。1933年4月9日，他针对日本的侵略著文指出，民治主义是一个不可遏抑的潮流。“反动只能一时成功，久之，天下是民众的天下。在长期抵抗中，我们的基本政策如此顺着世界大潮，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注：《独立评论》，第45号，1933年4月9日。）然而，1933年“福建事变”后他于年底发表的《建国与专制》一文却公开提出了“专制建国”的主张，欲利用强权建立民族国家。
如此大的转变是发人深省的。中国近代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是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对近代仁人志士来说，古今中外一切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存留，首要标准就是看其能否救亡图存。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胡适等庚款留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除了对自由民主价值本身的某种程度的认同外，更主要的是以之作为振兴中华的手段，亦即基于民族立场对其富强中华作工具性价值的选择认同。例如严复是近代中国对英国自由主义价值有深切体认的思想家，他最早译介了西方自由主义经典，提出了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光辉思想。但正如史华兹所说：“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这些（自由主义）原则可能有他们自己抽象的内在价值，但是，引起严复最强烈反响的，却是它们作为达到富强的手段这一直接价值。”（注：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62—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但是强调个人权利、个人本位与强调集体利益、国家本位的民族主义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紧张冲突关系，追求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往往要牺牲个人的自由权利。加上自由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1917年尤其是1925年以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主义理想，而转向激进主义或民族主义。只有胡适等少数庚款留学知识分子还顽强坚守着。“九·一八”以后在殖民化危机下，自由主义者亦发生分化。蒋廷黻作为一个以事业为宗旨，具有清醒工具理性的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和迫切性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与胡适相比，他更关注中国的工业化和富强问题。蒋廷黻后来在谈到他和胡适的区别时说：“对我说，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不及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应该在经济方面立刻采取行动，而无须等待中国的民主。我认为经济应该先于政治。……我认为宪法和议会之有无是次要问题……。我从未认为胡适反对向繁荣方面发展经济。同时，我也希望他从未怀疑我反对政治民主，我俩的不同点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注：《蒋廷黻回忆录》，第141—142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蒋廷黻在1938年著的《中国近代史》中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速就愈好。”（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11页，岳麓书社1979年。）而近代化包括建立民族国家和工业化两个内容，中国近代化的模式应是俄、德、日式自上而下的集权型的近代化。1933年底公开提出了“专制建国”的主张。1935年11月1 日他在《这个近代化问题》一文中，总结中俄日土近代化的经验，认为政权愈集中，愈有利于快速近代化（注：《独立评论》， 第225号。）。蒋廷黻搁置自由主义理想，走向保守的理性民族主义的事实，正说明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无根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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