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袁世凯论文,龢说帖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袁世凯与戊戌变法的关系，世人多谓其“投机钻营”。我曾经认为：“长期以来，不少论者由袁世凯后来的表现，推论其早期与康梁等人的交往，往往谓其伪装维新，将其参加强学会等活动，称之为投机行为，虚假地赞成变法，其实这种评价并不十分确切。”我认为袁氏曾衷心地赞成变法，他对西法的了解，并不在康有为之下①。日前，承蒙翁万戈老先生以袁世凯说帖两件见示，更使我坚定了以前对袁氏的判断。袁世凯呈递给翁同龢的说帖内容颇为重要，坊间未见流传，兹述论如下：
一、对国际局势的真知灼见
发生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的德国入侵胶州湾事件，敲响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警钟，面对瓜分豆剖、任人宰割的局面，许多有为之士纷纷向朝廷上书，痛陈利害，吁请变法。袁世凯呈递给翁同龢的第一个说帖就是在此情势下撰写的。说帖原文如下：
谨陈管见：窃维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徒
焉蹙额疾首，诿为时数之适然，而日听其陵夷衰微，不肯破胶固拘墟之成见，急起变法以应之，恐卒于束手待毙，而不可就药也。今之时局，可谓极非常之变也矣。德人三巨舰闯入胶澳，据为己有，设巡抚以镇之；又遣其亲王济师，是不但显无退志，恐彼亲王到后，更不知有何变局。山东滨海要地，介居南北洋之中，使他族逼处，则海道有隔绝之患，我之海军势将永不克振。论者谓：中国贫弱，不堪用武，亟宜阴嗾他国，兴师助我，当可驱逐德人；抑或商准各国，开口通商，可公处胶澳。此恐未能嗾群雄之斗，饱群夷之欲也。何者？俄法向有密约，英倭近复缔交，四国各有党援，势若分成两敌，以德之中立也。于是，彼四国者，莫不视其向背，以为轻重。夫彼方重之即，安得而背之？虽俄人与我关系较重，睦谊较敦，然亦唯利是视；又岂肯舍公法局外之例，爱我仇德，使德英合谋，增树勍敌以自诒伊戚也哉。是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夫俄已俨然认东北数省入其版舆；英复隐然视大江南北在其掌握；倭伺浙闽，法图滇桂，鹰瞵虎眈，各奋得时则驾之志，德人既发难于先，诸国将效尤于后，沓来纷至，群起而与我为难。数年前，西人有瓜华之谣，并具图说，遍传五洲，以今日时势揆之，似此谣不为无因，此诚可危之甚也。且夫我之忍尤含诟，降心俯首以相从者，不为不至矣，而人初之怜也，既力遏势禁之不能，复理谕情动之不可，若复蹈常习故，不知变计，拱手坐视，听客所为，彼亦公然不让，择肉而食，长蛇封豕，肆其贪残，吞噬之余，所存有几？窃恐海疆日蹙，而关税之征，盐漕之入，向所资以裕帑藏，充度之者，一旦攘夺殆尽，而举不复为我所有，区区弹丸，何以立国？虽曰：积薪厝火，尚未及燃；而切身之灾，固已日忧其近矣。自甲午军兴之后，朝野士庶，凡稍识时务之辈，莫不争以变法为言，陈事者，条说甚祥，而饬下各行省遵办者，亦复指不胜屈，乃因仍迁就，迄未有实而见诸施行者，庙堂亦优容勋旧，不加督责，似此变法，终未有期，然而事变迭乘，人不我待，痛切于剥肤，厄甚于倒悬，又何可不幡然振厉，以图挽回补救于万一，《易》曰：穷则变，此其时矣。第于积重之秋，骤行变法之政，兹事体大，猝难毕举，而究其所最要者，如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实属瞬刻不容稍缓，诚就斯三者，而实力变革，汰其宿弊，矫其积习，用以培养元气，护持根本，二三年间可望自立；纵不能抗拒群雄，保我全局，而划疆自守，政自我出，犹可多存数千里土地人民，以为异时徐图恢复之计。世凯虽至愚憨，亦略知忌讳，何敢妄肆狂瞽之舌，故作不祥之论？第念覆巢之下，讵有完卵，栋折梁崩，孰免倾压？情急势迫，敢不尽言？临颖涕泣，伏乞留意，幸甚。
袁氏说帖，要言不烦，纲目略备，声情并茂，感人颇深。惟该说帖未署递上日期。翁同龢在其封面用墨笔批写到：“袁慰廷说帖，十二月初七日到，论各国情形甚当，变法，空。”可知袁氏是在光绪二十三年胶州湾事件爆发后一个多月，向翁氏进言，翁同龢作为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奉光绪皇帝之命，负责办理对德国的交涉，袁氏说帖恰好为他提拱了解国际局势之借鉴。
胶州湾危机期间，许多京官纷纷向朝廷上书，陈述他们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但是，把他们的奏章与袁氏说帖比较，便会清楚地看出，袁氏的观点要比这些京官高明得多。
同一时期，康有为也频频上书言事，其自编年谱略谓：“德人发炮据胶州，虏去提督章高元，朝廷托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张樵野日与议和未就。日人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来觅鄂督张之洞，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吾走告常熟，明日本之可言……乃为御使杨深秀草疏请联英日。”②
康有为不但在翁同龢面前，充当说客，而且他还以自已的名义呈递《上清帝第五书》，并为杨深秀、陈其璋、王鹏运三位御使代拟奏折，请联英国、日本，以制服德国而坚俄助。随着俄国兵舰强占旅大，康氏再度提出“请尽开沿口海岸，以利益各国”，“许其遍地通商，公众共保，则俄人亦必不能独肆要求。”康有为的这些“救世良方”在袁世凯看来都是行不通的。袁世凯说帖批评“亟宜阴嗾他国兴师助我”，或者是“商准各国，开口通商”以挽危局的做法，均是与虎谋皮，根本行不通。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证明了康有为及其同伴们的建议大多是一厢情愿的书生空谈，而袁世凯对中外关系的论说却多是真知灼见。袁氏久驻朝鲜，折冲樽俎，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而当时的朝鲜，正为列强瞩目，日、俄、英、德勾心斗角。袁氏作为宗主国的代表，同这些国家的使节频频过从，故对国际事务之了解，自然要比京官和书生们深刻得多。
二、改革国内政治的蓝图
在袁世凯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的说帖上，翁同龢批写了“变法，空”三个字，意思是袁氏的变法建议太空洞无物了。翁氏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该说帖的主旨是在谈国际局势的发展及清廷的对策，虽然提到出路在于“幡然振厉，以图变法”，然而，究竟如何变法，袁世凯并未深论。袁氏的变法主张是在第二个说帖中详细提出的。该说帖原文如下：
续陈管见：窃闻德案已结，胶澳议租，扰攘顿息，大局幸甚。惟闻英人有利益均沾之说，南洋各口，未免可虑。或者俄英交相牵制，英未敢先发难端，尚可望其相安，然各国教士，布满内地，中国官民，多未悉洋务，稍有龃龉，动贻口实，借端寻衅，任意侵削，使不隐忍迁就，无以弭目前之祸，使徒遇事忍让，而夷情无厌，又不知伊于胡底，即或联与国，结强邻，冀得一时之安，而人终不能代我受祸。查五洲万国政治法度，率皆随时变革，与日俱新。我中国地大物博，足资富强，乃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不克自振，揆时度势，终难自存。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减，近事之效，彰彰甚明。第于积重难返之秋，欲行改弦更张之事，疑信参半，殆不啻筑室而谋之道旁也。且上自庙堂，下逮各行省，欲于崇朝之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新是图，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而力求振作，似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今之疆臣每曰用人为朝廷之责，理财为户部之责，练兵为将领之责，几若置身事外。抑知近年来政治事权多归疆臣，如疆臣不肯留心人才，秉公保荐，朝廷何得而用之？疆臣不肯清查税课，开源除弊，户部何得而理之？疆臣不肯筹饷造械，严刷陋习，将领何得而练之？该疆臣等身膺重寄，遇事诿卸，而事权又悉属其手，虽有良法美意，奉旨饬行，往往为其所持，无论庙堂如何忧勤，如何筹划，而卒归于无济。倘能严饬各疆臣，破其锢蔽之习，认真变法，实事求是，不出十年，可冀自强，五洲各国，孰敢蔑视。即或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至天下事非才不理，断不宜值此累卵之危，使膺国家之繁剧，而托诸优游之岁月，以至误国误民，并误其身，得失利害，较然可见。夫各国之所以富强者，不过用变法之人，行变法之政。我之所以贫弱者，不过用守旧之人，求变法之治。人与治殊，才与事违，以此望治是欲南辕而北其辙也，必无幸矣。前陈管见，未尽欲言，故复续申其略。冒昧妄渎，曷任悚惶，伏乞垂览。
袁世凯的变法建议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论说颇有相雷同处。诸如：“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减”，又如“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等等，在康、梁之论说中亦常常出现，但是，袁世凯的变法建议却与康梁等人有着质的区别：
其一，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是从中央政府改起，而袁世凯则认为应由地方开始。
康氏在《外衅危迫分割洊至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中，把仿效日本进行变法的经验归纳为三条：其一，大誓群臣，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其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其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为了推行新政，康氏还建议在中央设立十二个新政局，诸如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社会局、武备局等。不难看出，康有为的改革方案，重点是在中央政府的变更，而新政的核心则在于使他和同伴们进入制度局，后来由于守旧派的反对，维新党改为设立懋勤殿，但与制度局并无质的不同。归根结底一句话，康有为的改革重点就是要使包括自已在内的维新派在中央政府中执掌政柄，这就不能不招致慈禧、荣禄等实权派的殊死反抗。
袁世凯则主张应先遴选两三个忠诚明练的督抚，参效西法，在用人、理财、练兵方面进行变革，期以年限，取得成效后，迅饬各省循法推广。对中央政府的改革，袁氏几乎没有触动，因此，也不会遇到像康有为方案那样的阻力，因为对于一般的变革，慈禧也是赞成的。
其二，康袁二人对改革中如何对待老臣、勋旧的策略不同，“用变法之人，行变法之政”，这是推行新政之前提，康袁对此并无分歧，只是如何对待勋旧疆臣，康有为在变法伊始，惜无清醒头脑。据荣禄对谭组庵宣称戊戌四月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之后，谒帝请训，适康有为亦奉旨召见，因问康以何辞奉对，有为第曰：“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荣禄听后唯唯，并很快向慈禧进言：“康有为乱法非制，皇上如过听，必害大事，奈何？”③此事虽出诸反对变法者荣禄之口，但却并非空穴来风。康氏当变法初起，多次上书光绪皇帝谓新旧水火，势不两立，痛斥守旧大臣各存私意，多方阻扰，他在代替御使杨深秀草拟的《请定国是明赏罚以定趋向而振国祚折》中，要光绪帝采取“大举动”，以“震动”守旧大臣，并引经据典地说：“昔赵武灵王之罢公叔成，秦孝公之罢甘龙，日本之君睦仁变法之罢幕府藩侯，俄彼得变法之诛近卫大臣，此皆变法已然之效也。”④显而易见，康有为在变法开始阶段并没有充分考虑如何对待耆旧的问题，维新派在六七月后才开始注意，康氏曾专门递折要求皇帝“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惜为时已晚，反变法的势力，已结成牢固的联盟。而袁世凯则与此不同，他一开始就提出：“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至天下事非才不理，断不宜值此累卵之危，使膺国家之繁剧。”袁世凯很早就重视这个很敏感的问题，他的议论平和，并非像康氏那样充满了刺激性。
三、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
百日维新是我国近代史上发生转折的重要时刻，虽然它已经过去几乎一个世纪了，然而直到今日人们谈起这段往事时，无不对光绪帝和康、梁等变法志士充满同情，对变法维新的失败扼腕痛心。而袁世凯说帖的发现，又使我们可以对有关这次变法的若干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
首先，作为当时决策人物之一的翁同龢为什么对袁氏的两个说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二十年的师傅，当时又身兼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要职，光绪帝“每事必问同龢，眷依尤重”。对于清廷采取何种改革方案，翁氏的意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袁氏说帖分别以丁酉十二月初七日、二十三日递上，而《翁文恭公日记》对此事毫无记载，说明袁氏说帖并未引起翁氏特别注意，到了戊戌二月二十五日翁氏日记写到：“袁慰廷世凯来深谈时局，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云需每省三四万兵，且以瓜分中国画报示我。”这是袁世凯再次向翁氏表白，希望自已的主张得到采纳，然而仍然没有结果。两天后，袁氏只好返回津门，翁氏二月二十七日记到了“英使窦先来，与谈俄事，推不知大连开埠。义萨使后至，两使同说晋省借款办矿路事……同人议旅大事，迄无主意。袁慰廷辞行，明日回津，因有俄舰泊溏沽也。”
胶州湾事件之后，又发生俄国强租旅大事件，外侮纷至沓来，翁氏应接不暇，受刺激尤深，变法之心愈切，他觉得康有为的变法方案比袁世凯的方案更彻底，更痛快淋漓，于是放弃了袁氏的变法方案而把康有为推荐给光绪帝，甚至有“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之语，说明翁氏对康氏变法主张完全信服。翁氏思想之演变与改革方案之选择可以说完全是当时日益危迫的时局所造成的，他选择的改革目标太高，则有欲速则不达之后患。
变法开始不久，康有为胞弟广仁即已预料到这一方案难以成功，广仁致何树龄书曰：“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伯兄非不知之，惟常熟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但大变法，一面为新国之基，一面令人民念圣主以为后图。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⑤
康广仁的这封信颇有先见之明，作为这次变法决策人之一的翁同龢在选择制定变革方案时，稍稍参酌一下袁世凯的比较平实的意见，戊戌维新的后果又当如何呢？
其次，关于袁世凯、康有为动机之差异。
历史发展通常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是重要人物的举措却能对历史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作为变法方案的设计者，他们的思想动机及行动，往往与改革的成败息息相关。
无论是康有为，还是袁世凯，他们都希望自己的改革方案能得到翁同龢的采纳，本人能得到翁同龢的赏识和重用。但是，由于他们的动机、学识与阅历各有不同，因此所设计的变法蓝图亦大相径庭。袁世凯曾长期出使朝鲜，甲午年朝鲜东学党起义，袁氏奉召回国，复得浙江温处道实缺，多次奔走于李鸿藻，翁同龢门下，对于官场习气，闻多识广，因此，他设计的变法方案，首先考虑到可行性，他虽然也希望自己能在变法中得到出人头地的机会，但由于考虑周全，所以在其说帖中似乎看不出有多少是为自己而设计的色彩。康有为则与袁氏不同，他多年读书讲学，接收西方思想影响，草茅新进，颇多锐气，故他所设计的制度局、懋勤殿等，很多都是为他和维新同伴们安排的，为个人的动机十分鲜明，自然容易招惹顽固派的反对，就连推荐他的翁同龢后来亦改变对康的看法。翁氏戊戌四月初七日日记写到：“上命臣索要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又翁氏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又记曰：“新闻报记十八日御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龢极荐，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不敢与来往，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阴恒转索……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因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
翁同龢的这些记述，有很多为自己辩解开脱的成分，但却不能说与康有为之变法动机及其人品毫无关系，翁氏对康印象尚且如此，其他人则更可想而知。
再次，如何理解袁世凯在关键时刻出卖维新派的行为。
由袁氏说贴内容可以判断，他无论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改革方案的设想，都比当时的京官显得有远见卓识，变法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深刻感人，足见其忧国忧民，赞同新政的立场。当翁同龢被清廷罢官，“南归过津，袁慰廷遣使厚馈”⑥；当维新派向朝廷举荐袁氏“年力正强，智勇兼备”，应予“破格之权，使之独当一面”时，袁氏感激涕零，并写信向康有为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⑦。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即戊戌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要袁世凯动用军队包围颐和园，“锢后杀禄”，挽救新政时，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向旧党告密，用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因为他知道，光绪虽为一国之主，然当国日浅，势力脆薄，而慈禧则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多其心腹，成败之数，不十而知，故而选择告密请赏的可耻道路。
我们不能因为袁世凯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维新派，就推论他早在甲午战后，参加京师强学会以及与康、梁交往是“伪装维新”，“混入改革派阵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的胶州湾事件后，他两次向翁同龢呈递的说帖表明，他不但有维新的思想，而且还有具体的行动，只不过他的方案未被当政者采纳而已。至于八月初三夜后的背叛行为，只能说他经受不起考验，而不能说他自始就反对变法维新。其实，晚清以降，中国的不少官僚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类似袁世凯的品性，他们了解真理，知道什么行为对国家、对民族之进步有益，但国家民族的利益，与一己之私发生冲突的时刻，他们往往会牺牲整体利益，而保全自己。
注释：
①见拙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395-397页。
②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38页。
③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322页。
④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页。
⑤《康幼博茂才遗文》，张元济编《戊戌六君子遗集》。
⑥《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
⑦毕永年：《诡谋直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