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美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约因素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越南国防部长应邀访美、美国海军护卫舰访问胡志明市、越南政府副总理率团访美、两国签署《越美航空协定》，美国跃升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进展将建交以来的越美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殊死对抗到外交握手
美国对包括越南在内的印度支那问题的关注以及越美之间的接触始于二战末期。1945年初，隶属华南地区盟军中缅印战区的一架美军战机被日军击落，美军空军飞行员跳伞逃生，降落在越北地区，为越盟领导的游击队所救。是年3月，胡志明亲自从陆路徒步将其送到中国昆明，交给美方。1945年3月至4月，胡志明在昆明先后与美国驻昆明战略情报机构及美国空军指挥机构官员数次会面，探讨合作抗日问题(注：杨忠国：《胡伯伯与美国》，载[越南]《今昔》杂志2000年第82期。)。7月中旬，经过周密安排，一个由数名美国军方人员组成的“梅花鹿”小组伞降越北宣光地区，协助越盟举办为期四周的训练班，培训了约200名越军干部(注：阮金诚：《透过与美国友人的对话看胡志明的战略预报》，载[越南]《共产主义》杂志2003年第36期。)。1945年8月下旬，越南八月革命爆发，夺取了政权。随后，美国战略情报官员等军方人士一行十余人从昆明飞抵河内，实地考察了越南的形势，并与胡志明等越方领导接触、商谈(注：阮金诚：《透过与美国友人的对话看胡志明的战略预报》，载[越南]《共产主义》杂志2003年第36期。)。但越美之间历时约半年的短暂接触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宣告终止。
在越南抗法战争的中、后期，美国不断加大对法国殖民当局的援助力度，并成为法国的主要军援国。1954年7月，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刚刚签署，美国就宣布不受协议各项规定的约束，随即在越南南方扶植吴庭艳傀儡政权，建立南越伪军，逐步挑起战争，使越南处于分裂状态。在抗美救国战争期间，“驱逐美帝、推翻伪政权”的口号响彻越南全国。越南人民先后粉碎了美伪集团的“特种战争”(1961～1965年)、“局部战争”(1965～1968年)和“越南化战争”(1969～1973年)。在“局部战争”末期及“越南化战争”期间，越美两国从1968年5月开始在巴黎举行和谈，双方先后举行174次公开会谈和24次高层秘密会晤，最终于1973年1月27日，签署了历史性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1973年3月9日，美国战斗部队撤出越南南方。1975年春季，越南发动南方解放战争，1976年越南统一。
越南的统一并没有使越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因之消解，但解决越战失踪人员和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等历史遗留问题等现实需要逐步将两国关系正常化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1977年，越美双方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巴黎进行了三轮谈判。越南出兵柬埔寨打断了这一进程，导致美国对越全面实施制裁政策，两国关系再次陷入对抗阶段。越南革新开放之后，两国关系渐有松动，柬埔寨问题和美军失踪人员问题被视为越美建交的两大障碍。1991年柬埔寨问题获得政治解决和1992年寻找越战期间美军失踪人员取得重大进展，推动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94年2月，美国解除了对越南的经济封锁。1995年2月，越美两国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7月12日，双方宣布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告别殊死对抗，实现外交握手，使美国获得了“重返越南”、完善其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战略布局的机会，越南则在对外路线的重大调整中完成了最后的“外交突围”。自出兵柬埔寨以来西方各国对越南的经济制裁和越南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状况从此得以根本缓解，越南与世界上所有大国和各政治、经济中心的关系悉数正常化，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条件业已构就。
“合作—斗争”格局中的推进
越美正式建交不久，美国国务卿和前任总统布什先后应邀访越，1995年10月，越南国家主席黎德英也曾借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之机顺访美国并与克林顿总统举行双边高层会晤，然而，迟至1997年5月双方才实现了互派大使。建交之后数年内的两国关系主要围绕寻找失踪人员和推动经贸发展等问题向前推进。
在经贸关系方面，1996年9月，越美正式启动了两国贸易协定问题的首轮会谈。这一年，越美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前的2.2亿美元和建交当年的4.5亿美元猛增至9.2亿美元，美国对越直接投资协议金额累计约12亿美元，在越南从事商贸活动的美国公司已达400多家。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越美双边贸易额大幅下降，但1998年之后又逐步攀升。1998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暂停实施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1999年6月，双方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但两国经贸关系仍被认为“尚处于正常化的过程之中”，直至2000年7月越美签署贸易协定，这一过程才最终完成。
越美两国之所以将经贸关系置于优先发展位置，对美而言，是基于“政治上保持压力、经济上施展利诱”的对越方略，以促之渐变；对越来说，是基于政治、安全方面着重防范来自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以及在宗教、人权等问题上的外来干涉，在经贸、投资和科技等方面则采取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借以保持政治社会稳定，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因此，“既合作又斗争”构就了越美关系的格局。尽管政治领域斗争甚于合作、经济领域合作多于斗争，但总体看来，“合作—斗争”格局贯穿于政治、经济等领域，并因时因事而异。《越美贸易协定》谈判的艰巨性和签约的戏剧性，就是“合作—斗争”格局在经贸关系领域的生动体现。
关于越美贸易协定问题的谈判始于1996年9月，前三轮谈判均在河内举行。1997年10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双方交换了各自拟订的协定草案，至1998年5月，第五轮谈判在知识产权、关税、投资、服务业市场开放时间表以及国民待遇等问题上逐渐取得进展。进入1999年，双方加快了谈判步伐，7月下旬举行的第九轮谈判获得突破，双方就两国贸易协定条款达成原则一致，并于8月28日至9月2日在华盛顿进行第十轮谈判，基本解决了“有关技术性问题”。按预定计划，双方将于当年9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七次非正式会晤期间，由潘文凯总理和克林顿总统签署该协定。然而，潘文凯临行之前，越方突然决定暂缓签署。暂缓的原因主要是越方对市场开放的程度和时间表不满意，同时也担心敌对势力利用“开放”和“透明度”等因素干涉越南内政。2000年6月底，越南贸易部长武宽赴美最终解决两国贸易协定有关问题前夕答记者问时指出，“经过四年多的艰苦谈判，去年双方就贸易协定的文本达成了原则协议，但由于还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弄明白，故当时未能正式签署该协定”；所签协定“必须体现利益的均衡，并为双方所接受”(注：[越南]《人民报》2000年6月30日。)。越共中央思想文化部副部长陶维括则在2000年初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协定剩下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原则”(注：转引自[越南]《青春》2000年7月15日。)。为打破僵局，2000年7月上旬，越方谈判代表团启程赴美。7月13日，越南贸易部长武宽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终于签署了越美贸易协定。
如果说，以越美贸易协定的签署及之前(3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对越南的访问和之后(11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越南之行为标志，越美建交以来一直呈“小步走”态势的两国关系在2000年被推向了第一个小高潮，那么，2003年则是越美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小高潮。人们注意到，2003年前三个季度，越美关系在宗教、人权等问题上呈紧张态势，双方在贸易方面初露的摩擦未见消除，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也遭到越南的“适度”反对。然而，到了年底，两国关系却迅速升温。11月9日至12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范文茶首次应邀访美，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鲍威尔等高官举行会谈；11月22日，美国海军护卫舰“范得格里夫号”对胡志明市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12月2日至12日，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府副总理武宽率团访美，分别与美国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商业部长等官员会晤，双方签署了《越美航空协定》等双边文件。在双方关系向军事敏感领域延伸的同时，经贸关系也取得实质性重大进展。截至2003年底，美国对越投资协议总金额达16亿美元，在外国对越投资排行榜上位居第十，尤其是这一年越美双边贸易额达到59亿美元，其中越南对美出口45亿美元，增幅高达90%，美国已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
越美关系何以会在2003年猛然升温，美方的盘算暂且不说，越方的外交战略思维或许可以从越共九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保卫祖国战略的决议》和第24次外交工作会议议题中找到答案。2003年7月，越共召开九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强调，越南“完全有能力维护和平保持稳定”，决议还确定了越南在新形势下实施保卫祖国战略的六大任务，其中，“为建设和保卫国家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被列为首要任务。为了贯彻八中全会决议精神，2003年8月召开的第24次外交工作会议将“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确定为主要议题，着重研究了如何实现“外交服务于经济发展和保卫祖国任务的根本转折”。制订“保卫祖国战略”无疑是越南面对九一一事件后国际形势演变的未雨绸缪之举，着意在外交上主动化解潜在的安全压力，而在重申“保卫祖国”命题时对经济问题的突出强调则指向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入世”计划两大目标。跨入新世纪以来，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01年仅为6.89%，2002年为7.04%，2003年上半年为6.9%(全年增长7.04%)，与越共“九大”确定的2001～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的指标显然差距不小；在融入国际社会方面，2003年越南加快了“入世”谈判步伐，并希望于2005年实现“入世”目标。不论是解决安全问题，还是解决经济问题，以及在推动经济发展进程中不论是扩大出口、引进外资，还是加入世贸组织，美国都是越南绕不开的“对象”和“伙伴”，提升对美关系在新形势下承载了越南安全与发展的双重利益。2003年底越美关系的互动恰恰发生于越共九届八中全会和第24次外交工作会议之后，体现为军事领域的扩大交流、反恐领域的合作意向、经贸和技术等领域的实质性推进是合乎外交思维逻辑的。
越南国防部长范文茶访美前夕表示，越南不会与任何国家结成军事同盟，武宽副总理则认为，美国“有关界别人士经常利用民主、人权、宗教问题(做文章)，使两国关系不稳定”(注：咏梅、越林：《巩固两国关系的积极趋势》。www.vnn.vn,2003年12月2日。)。2003年越美关系取得的新突破并没有导致“合作—斗争”格局的最终改变，而只是“合作—斗争”格局中的推进结果。
“变与不变”方略及其制约因素
综观50多年来的越美关系，可以看出以下演变轨迹；二战末期，抗击日本法西斯斗争的共同需要促成了越美之间短暂的接触；抗美救国战争时期，越南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统一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发动侵越战争的矛盾使美国成为越南的头号敌人和民族解放、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双方展开殊死较量；越南全国统一后，虽然美国作为越南“最主要的敌人”之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但是，为解决越战失踪人员等历史遗留问题，越美之间展开了有限度的外交对话，但因柬埔寨问题而僵持不下，双方敌对依然；越南革新开放以后特别是“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确定之后，在越南走向世界和美国重返越南的利益驱动下，两国告别对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越美建交八年多来，越南主要谋求稳定与发展，美国主要以合作促渐变，双方在“既合作又斗争”的格局中将两国关系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
客观形势变化导致国家利益的实现条件随之转化，对外关系因此做出相应调整，此乃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之规律。然而，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进程中，越南还讲究“以不变应万变”。“以不变应万变”被视为胡志明外交思想的精髓。在2003年越南外交主流话语中，“以不变应万变”是醒人耳目的主题词之一。如果说，“万变”的是因时因事而异的外交政策和策略，那么，“不变”的则是国家的根本利益。越共九届八中全会决议对国家利益做出了这样的表述：“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坚定不移的目标，维护和平、稳定环境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只要这一目标和利益定位不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越美关系的发展将受以下四大矛盾制约：
一是稳定与发展的矛盾。2001年12月，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阮晋勇访美期间，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时曾经谈到：“现在，对越南安全的最大威胁是贫困问题，是经济竞争力低下问题；其次是对越南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对越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不尊重”(注：朱好：《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有趣对话》，载[越南]《光明》2002年第1期。)。贫困问题和经济竞争力低下问题其实就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解决不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就没有保障，越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确保国家安全、政治稳定与推进经济发展难以避免地呈现为一对相互依存、互相作用的结构性矛盾。经济上国外市场、资金和技术的主要依赖“对象”同时也常常是政治上利用民主、人权和宗教问题对越南横加干涉的“对手”。越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没有因为“合作”而抵消，却因“斗争”而凸显，过去如此，今后亦然。
二是自主与依附的矛盾。越共“九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要在建立独立自主经济的基础上主动融入国际经济。革新开放以来，越南经济发展的进程与其经济对外依存度提高的进程紧相伴随。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武宽曾指出：越南“出口金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外来资金占社会总投资额达40%以上，外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3%～14%、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在30%左右”(注：武宽：《世界经济与越南经济》，载[越南]《共产主义杂志》2003年第30期。)。2003年越南出口总额198.4亿美元，对美出口(45亿美元)就占了将近四分之一。越南消化美国商品的市场容量很小，向美国出口商品的期待值却很高，加之两国经济实力差距甚大，在对美国经贸关系中，越南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不论是经济利益冲突引起的摩擦还是由政治矛盾引发的经济摩擦一旦发生，如何避免受制于人，保持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显然是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
三是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对背着历史包袱的越美两国来说，结束过去、面向未来的愿望总摆不脱历史与现实的矛盾纠缠。海湾战争之后，逐步走出越战阴影的美国人可能已不太执着于过往的“越南情结”。然而，抗美救国战争的辉煌历史亦如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至今仍无法从越南人民的生活中抹除。阮晋勇副总理在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就曾以“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给越南造成了极为沉重的后果，300多万人在这场血腥战争中牺牲……数百万人受伤或染上化学毒剂”(注：朱好：《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有趣对话》，载[越南]《光明》2002年第1期。)来应对有关人权问题的质问。虽然2003年越美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为了回击美国在越南对虾出口等方面的反倾销举措，越南“民间”正开始筹划就“落叶剂遗害”问题对美国某“公司”提出起诉。历史经验表明，“现实”关系良好时，“历史”就暂时隐身；“现实”关系受挫时，“历史”就会显身“发言”。
四是平衡与失衡的矛盾。抗美救国期间，越南对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实行的战略实际上就是一种平衡战略，并借此争取到了巨大的援助。越南全国统一后不久即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却为此吃过不少苦头。越南学者在对1945年至1975年国际关系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时指出：“在与大国关系中，假如不实行利益平衡政策，我们将处于困难境地”，实行“利益平衡而不是摇摆、倒向一方反对另一方”，独立自主才能得以体现(注：黄文显、阮越草：《1945至1995年的国际关系》，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