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技术变迁、二元分化与中国通货膨胀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强制性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30年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种种令人困惑的宏观经济现象，这些现象鲜见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也难以用现有主流宏观经济理论进行有效解释。其中近年来最受政府关注、也最难进行理论化解释的无疑是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自2003年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以来，中国经济分别于2004年和2007年出现了明显的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现象：在工业品价格波动相对平缓的背景下，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两次大幅上涨，随后带动了物价总水平的明显上涨(如图1)。事实上，各国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部门价格水平不均匀波动现象，但中国的价格水平“二元分化”无疑具备相对独特性：一是价格水平分化的程度，自2002年至今，中国农产品相对工业品价格月度波动幅度最高为17％，远远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的5％，欧盟的4.4％，日本的2.4％以及印度的5.6％；二是相对确定的表现形式，与本次价格水平分化现象类似，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济亦曾两度出现以部分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为先兆的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现象，并最终演变为严重的全面通货膨胀(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5)。
图1 新一轮经济周期下中国经济各类价格水平走势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宏观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是一个衡量经济运行“温度”的总量性概念。在现有理论范式下，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出现无疑是容易解释的，其是总需求扩张与总供给紧缩的结果。例如，负的技术冲击、劳动供给的向下移动等供给方因素，以及货币存量增加、货币需求的向下移动、政府购买的增加等需求方变化均会导致通货膨胀(戴维·罗默，2003)。沿袭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国内学者对中国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樊纲(1999)、刘树成(1999)、龚刚和林毅夫(2007)、张成思(2008)、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等。部分学者也曾尝试拓展总量分析的外延，以求更好地从中国经济特征出发分析价格波动，例如樊纲(1989)、Brandt和Zhu(2000)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李晓西(1994)、郑超愚(1999)、陈璋(2006)等运用结构分析方法，而卢锋(2007)则运用特定事实分析法(针对粮价)来剖析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文献针对价格水平“二元分化”这一相对独特的、不断重复的中国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化解释，这一方面由于总量方法的视角主要关注于总需求、总供给及其价格总水平的决定过程，而忽视了对价格结构的分析；另一方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处于深刻变化之中，理论研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例如“预算软约束”、国有与非国有部门界限等过去解释通货膨胀的体制性、结构性因素正逐渐淡化，而宏观经济运行新特征则不断涌现：例如市场态势由“产能不足”转化为“产能过剩”(刘树成，2004)，经济波动更多地表现出由一波波投资主导的“潮涌现象”特征(林毅夫，2007)。
面对新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如何分析和理解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现象事实上已经成为理解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制定有效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我们认为，任何现象是事物内在特征的外在表现，“二元分化”现象自然是由中国经济某些内在的、较长时间不易发生改变的基本特征决定的。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尝试性地总结了中国宏观经济“强制性技术变迁”的基本特征(或者说基本假说)，并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解释了产能过剩、价格水平“二元分化”以及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等问题。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基本背景介绍，我们提出了“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并在该假说的框架下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我们构造了一个包含技术引进部门和非技术引进部门的两部门模型，在均衡市场的分析框架下讨论了中国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现象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不断重复的价格分化所导致的长期经济影响；第四部分是经验分析，在向量自回归的分析框架下我们估计了价格水平二元分化模型以及中国总体通货膨胀模型；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基本背景
(一)强制性技术变迁与中国经济基本特征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一国的技术水平事实上已经成为解释“国富国穷”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亚当·斯密探讨分工与技术开始，随后200多年来大批经济学家孜孜以求于研究技术变迁与经济的关系，但直到20世纪中叶索洛(Solow，1956)才首次将技术模型化以作为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之一，而80年代后期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则从技术的存在形态、变迁过程、变迁方向3方面加深了我们对技术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解(Aghion and Howitt,1998)。但是，现有理论文献大都是以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为宏观背景来探讨技术变迁问题，不管是对微观创新主体的经济行为分析，还是竞争性市场均衡条件的获得，其事实上潜在地假设技术变迁是在一个价格信号相对有效的经济系统下进行的，因此其本质上是一个以市场价格信号为导向的诱致性、原发性技术变迁过程(Acemoglu,2002)。我们知道，与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必须自主技术创新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事实上有自主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两种可替代选择。虽然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认识到落后国家引进发达国家前沿内技术，实现以要素禀赋升级为目标的技术变迁过程的重要性，但其模型却仍旧接受了要素价格市场化这一诱致性技术变迁的核心假设。中国改革30年来国家对要素市场始终保持着非常强烈的控制，因此经验上要素价格市场化假设是不成立的(World Bank，2005)。那么，从诱致性技术变迁角度分析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就显得不完全合适了。
与发达国家经济的技术变迁不同，我们认为近3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始终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强制性技术变迁”特征，即在现有的世界技术差距格局下，中国经济以技术引进为主要实现方式，以国家强控制力为制度保障，以经济增长快、资本积累多、创新能力弱、经济波动大、结构分化重为最终结果。我们假说的基本思想如下：首先，世界技术差距结构为强制性技术变迁提供了客观背景。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世界“大分化”虽然造就了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巨大的技术差距结构，但其客观上也为落后国家指明了技术进步的方向，从而拓展了落后国家技术进步方式的选择集合。其次，强制性技术变迁以技术引进为主要实现方式，其本质上是由技术自身的特性以及落后国家的客观经济特征决定的。技术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和对外限制性，即使落后国家投入大量科研经费进行自主创新，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追赶世界技术前沿的“蛙跳式”技术进步(Nelson and Wright,1992)；更何况大多数落后国家资本稀缺，根本不具备进行大规模科研活动的能力。因此，技术引进无疑是落后国家实现快速技术进步的最优选择，其可以通过购买专利和技术、高技术商品和设备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3种方式实现。可见，引进式技术进步隐含在大量的资本投资之中(赵志耘等，2007)，而目前的经验研究也基本支持以上3种方式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De Long and Summers,1991；Lee，1 995；Borensztein et al.，1 998)。
但是，客观条件和实现方式并不足以保证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得以顺利完成。我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快速的技术变迁与中国较特殊的国家强控制力有密切关联，即国家可以通过对部分经济资源的计划、组织和分配，集中力量发展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产业部门，从而以较快的速度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强控制力在较长时间内将主要体现为以下3点：第一，国家对土地、自然资源要素供给的控制力。土地与自然资源公有制保证了国家对该类市场供给的有效控制，从而可以为技术引进部门的发展提供大量低价格土地和自然资源。例如，基础设施、开发区建设的迅速推进、低价自然资源的充足供应等，吸引了大规模投资，尤其是外商投资的进入。第二，国家对金融资源供给的控制力。国有商业银行制度保证了国家通过指导性信贷计划对金融资源供给进行控制的可能，并且中国金融资源(以实际利率等衡量)的价格又比主要OECD国家廉价近1倍(龚刚、林毅夫，2007)，由此保证了技术引进部门可以容易、廉价地获得大量资本进行技术引进投资。第三，国家对劳动力资源供给的控制力。中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了全民的基本健康水平和基本文化水平，目前3.58％的低青壮年文盲率和72岁的高人均寿命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其他落后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国家对劳动力资源质量的制度支持为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具有较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奠定了基础。
世界技术差距格局、引进技术进步方式以及国家强控制力不仅是对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基本特征的抽象，其也构成了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该理论框架下，我们将从实体经济角度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形成机制进行分析。
(二)技术变迁结构化、潮涌现象与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
在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下，由于发达国家指明了未来技术进步的方向，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达成共识。为了追求一国经济快速发展，政府会通过国家强控制力，以优惠的信贷、土地等政策支持相关产业发展；在技术引进收益大于自主创新收益的预期下，大部分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也乐于向相关收益确定性的技术引进产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在短期内，宏观政策与微观动机的有效结合必将形成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单向配置的“潮涌现象”。由于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因此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尤其明显。在一股股、一波波汹涌的“生产要素流”流向技术引进部门的同时，产能在该部门快速集聚。此时技术引进部门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一方面技术进步和生产的规模效应降低了生产的成本，部门产品的价格水平波动相对平缓且存在向下趋势；另一方面短期内的产出也为潜在的国内需求所消化，技术引进部门的企业获得大量利润。与技术引进部门不同，非技术引进部门不仅提供社会最终消费品，而且其部分产品将作为技术引进部门生产的中间产品。此时该部门(例如农产品生产部门等)由于缺乏充足的资本和适宜的政策环境，不管是自主技术创新还是技术引进都缺乏有效进展，导致了生产增长速度相对较慢。短期内，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暂时能满足技术引进部门发展的需要，因此部门价格水平波动相对平稳。从总体上看，技术引进部门强势增长态势掩盖了非技术引进部门的弱势发展，宏观经济整体上会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但是随着非技术引进部门弱势发展的持续以及技术引进部门“潮涌现象”的加强，中期内整个宏观经济的态势将出现一系列转变。一方面随着新技术的引进和吸收，技术引进部门高速发展的势头仍将持续，生产要素流向技术引进部门的趋势并未改变；但此时由于非技术引进部门缺乏技术进步，其产能并未得到提高，因此中间产品供给的“瓶颈效应”越来越明显。当技术引进部门的过度需求和非技术引进部门的供给瓶颈并存之时，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价格水平将出现迅速上扬的趋势。以农业部门为例，由于缺乏技术进步和潜在供给能力，农产品只能以价格水平大幅度上扬的方式抵消巨大的供需缺口；而煤炭、电力等基本生产资料部门也表现出相似的特征①。另一方面，技术引进部门的产能集聚过快，虽然总量增长速度仍旧迅速，但潜在的国内需求已经无法消化供给增加，只能依靠大量的出口支撑其发展②。这时候，宏观经济总体层面由技术引进部门带动的增长仍旧持续，非技术部门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与技术引进部门的价格疲弱并存，由此导致了严重的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现象。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衡量总体经济“冷热”的通货膨胀率是由各部门价格水平加权合成的，其波动的大小自然由技术引进部门和非技术引进部门价格变动的强弱决定。假如出口需求能有效持续，那么技术引进部门的价格下降幅度不会太大，而同时非技术引进部门价格水平却大幅度上涨，那么表现出的结果将是总体通货膨胀率的大幅度上涨。假如出口需求受外部冲击不能持续，那么将会导致技术引进部门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非技术引进部门价格水平将逐渐回落，两部门之间将逐步实现平衡发展，总体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
在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前提满足的情况下，技术引进将会一轮接着一轮的发生。每一轮技术引进以“潮涌现象”为开端，以技术引进部门产能过剩为结果，同时伴随通缩和通胀的轮替。理论上宏观经济应表现出先高增长低通胀，然后高增长高通胀，最后是低增长伴随通货紧缩。但在现实中，往往在旧一轮技术引进周期尚未结束之时，新一轮技术引进已经开始，由此产生的周期循环可能是“缩长—胀长—缩长……”
三、理论模型
目前多数通货膨胀模型都以货币层面的总量分析为主，虽然也有少量结构分析文献，但却缺乏严谨的理论模型支撑，本节分析试图弥补这个缺陷。根据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我们的模型假设：一国经济由技术引进和非技术引进两大部门组成，非技术引进部门为技术引进部门生产提供中间产品支持；劳动力可以在两部门之间自由流动，一国技术引进会导致劳动力和中间产品等资源流向技术引进部门的“潮涌现象”。在对商品市场均衡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部门价格以及总体通货膨胀率的决定因素。
(一)供给、需求与宏观均衡：一个基准框架
为了刻画强制性技术变迁下国家控制力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中间产品变量X，并假设每单位
可以转换为1/к单位的X，那么к即是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对于中间产品的相对价格(Restuccia et a1.，2008)。这个相对价格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即存在一个中间产品市场(或者说国民经济的循环流转系统)，从而可以将转换为技术引进部门生产的中间消耗产品X。假设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存在一个均衡价格к*，那么к相对于к*的大小就反映了国家控制力的强弱：(1)当к<к*时，非技术部门产品相对价格低于市场均衡价，反映了国家压低的中间产品市场价格以支持技术引进部门发展，即通常说的价格“剪刀差”；(2)当к=к*时，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价格等于市场均衡价，两部门实现均衡发展；(3)当к>к*，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价格高于市场均衡价，反映了国家通过控制力支持非技术引进部门的发展。因此，к是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取向和宏观调控意向的简单抽象，其体现了国家对要素市场的强控制力：从表面看，技术引进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即X是技术引进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之一，而国家通过对价格的控制事实上就调节了技术引进部门的生产要素价格；从深层看，X作为中间产品可以有多层次的含义，一方面X可以理解为资本，即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通过“国民经济循环流转系统”转化为储蓄，国家再通过廉价贷款支持技术引进部门发展，那么к表示的就是利率；另一方面，X可以理解为土地，假如非技术引进部门依靠土地生产，那么к事实上就间接包含了廉价的土地供给信息。综合以上两方面，外生变量к相对较好地刻画了国家强控制力对要素价格的影响。
技术引进部门代表性厂商选择劳动和中间产品投入数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可见，当技术引进、劳动力转移加速以及国家控制力强化都容易带动以中间产品X为载体的资源流“潮涌”向技术引进部门，从而在该部门累积产能。Jones(2002)将中间产品理解为资本的初级形态，我们的模型赋予X更多的解释：其可以是由非技术引进部门生产的实物产品，也可以是在产品市场上交换后形成的货币流。国家控制力к对前者的影响表现为一系列的价格控制政策，如部分商品的价格指导以及资源、土地等价格控制；对后者的影响则表现为推行廉价的金融政策(龚刚、林毅夫，2007)，当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了资源向技术引进部门的转移。
除了中间产品供给，非技术引进部门还为社会提供消费品。结合非技术引进部门市场出清条件和该部门消费函数(4)，我们得到：
上式表明中国的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现象由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以及国际经济3方面因素决定。首先，结构因素包括了高端部门的“技术进步效应”与低端部门的产能“缺口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继承了刘易斯(Lewis，1954)的结构转型思想，说明技术引进部门的外生技术进步及其带动的劳动力转移将促进价格水平分化过程。“缺口效应”表明非技术引进部门的供给不足(
越小)亦是加重价格波动的因素。由此印证了舒尔茨的思想，即改造农业等非技术引进部门对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Schultz，1964)。其次，经济制度层面的“国家控制力效应”表明中国不同取向的宏观调控将对价格水平波动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例如，以抑制技术引进部门过快发展为目的的宏观调控(к越大)有利于缓解价格水平分化程度，反之亦然。最后，国际经济层面的“出口效应”事实上是对国内总需求的一个拓展，其表明国际需求拉动有利于缓解本国价格水平分化的程度，促使相对价格趋于稳定。
与Guerineau与Jeanneney(2005)类似，我们将通货膨胀率定义为各部门产品价格水平的加权平均数。假设非技术引进部门N和技术引进部门T在总量通货膨胀率中的权重为λ和(1-λ)③，那么可得总量通货膨胀率为：
通货膨胀率作为衡量宏观经济“冷热”重要指标，从结构角度可以分解为价格水平“二元分化”以及技术引进部门价格变动两大部分。从(11)式知，假如技术引进部门的物价水平相对稳定，那么一国总体的通货膨胀率与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程度呈相关系数为λ的正相关关系。前面我们仅讨论和模型化了封闭经济下的国家控制力，假如考虑开放经济下国家对汇率制度的控制力，我们会发现正是汇率低估制度保证了出口效应的持续从而化解了国内产能过剩导致的通货紧缩压力，因此技术引进部门的价格变动才能保持相对稳定。
弗里德曼(Friedman,1969)认为，“一国的通货膨胀是而且永远是一个货币现象”。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分析方法无疑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之一。但不同宏观经济流派对通货膨胀的分析存在很大不同。例如，在AD和AS的分析框架下货币仅仅是总需求方的一个考察视角，通货膨胀还受到总供给变动的影响。即使假设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变，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一个外部冲击引起的相对价格波动也会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Fisher,1981)。为了避免在结构模型中处理货币的难度，本文模型抽象了货币因素，而将重点放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对价格总水平影响的分析之上，从而更加方便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经济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但是，抽象货币因素并不意味着货币对一般价格水平不起作用。在本文模型中，虽然价格总水平是通过对部门价格水平加权平均而非通过货币数量恒等式获得，但货币因素仍通过以下2个隐含的途径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发挥重要作用：第一，中国的货币供给往往通过金融与信贷控制发挥作用，而金融与信贷控制作为国家控制力к的重要体现，通过等式(10)则间接反映了货币供给对价格分化和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作用；第二，根据部门价格水平决定方程(8)和(9)，货币工资w对部门价格水平起推动作用，其一方面体现了本文模型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货币因素对总体通货膨胀率存在着重要影响。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我们给出了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的另一种见解：强制性技术变迁是决定价格水平“二元分化”及总量通货膨胀率变动的根本性因素。以下给出3个重要命题。
命题1：在强制性技术变迁下，一国经济客观上将长期面对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在技术—经济周期中期转化为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迅速上升将转换为总体通胀率π>0。
命题2：在强制性技术变迁下，国家对要素市场宏观调控短期内对价格水平分化以及总体通货膨胀率具有重要影响。
由于短期内国际市场需求很难为本国政策所影响，即
相对稳定，而命题1表明在技术引进初期“二元分化”以及通货膨胀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那么短期内唯一能调节价格水平波动的就是国家控制力变量к。假如
，即提高中间产品的转换成本，一方面其通过T部门供给需求机制直接反映为中间产品需求的减少，体现为(10)式的国家控制力效应；另一方面，通过N部门中间产品的转换机制表现为N部门有效供给降低，
，导致缺口效应进一步加重。因此，只有当
，国家以降低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要素价格宏观调控才会有效。
命题3：在强制性技术变迁下，技术引进部门产品出口的稳定增长有利于保持一国价格总水平的长期稳定，从而降低宏观经济波动性。
由于一国内部人口增长速度是相对固定的，但在开放经济下国外市场的消费人口几乎是无限的，即(
)具有很大的可调节幅度。假如，通过外需消费国内过剩的产能，不仅降低了价格水平“二元分化”严重程度，而且将维持技术引进部门的价格稳定，减少了价格总水平大起大落的波动幅度。
2.中长期视角下的产能过剩、企业家才能与结构化经济
中长期内一国宏观经济的价格变化相对灵活。面对价格“二元分化”不断加剧，技术引进部门企业生产决策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当
＞
，据(1)式技术引进部门企业中长期内将减少中间产品消耗，即
，从而该部门生产增速逐渐放缓；非技术引进部门缺口效应减弱，该部门价格上涨速度放缓。在国家控制力效应和出口效应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现象将逐渐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亦会逐渐消失。显然，这种经济系统自我调节的实现需要2个很强的假设前提：一是每一轮技术引进周期必须是完整和无重叠的；另一个是国家控制力效应以及出口效应相对稳定。
但在现实中每一轮技术引进周期不是单一完成的，往往是旧一轮技术—经济周期尚未结束之时就开始了新一轮更先进技术的引进过程。以上现象从微观角度不难理解，因为企业在技术引进中期由于中间产品价格上涨，必然面临选择：是继续利用原有技术实行缩量生产？还是引进新一轮更先进技术争取市场空间以抵消成本上涨的压力？熊彼特(Schumpeter,1934)将企业生产策略的差异归结为企业家才能差别。我们认为，有才能的企业家往往具有前瞻性，能看清楚世界技术差距结构下该企业的定位以及更高端引进技术的潜在利润；而平庸企业家的眼光往往是停滞的，其无法判断未来市场的变化，而更多考虑现有技术框架下的生产以及利润的增减。企业家才能的差异客观上导致了技术引进行为的差别，由此导致了技术—经济周期的不一致性。
技术—经济周期的重叠对一国宏观经济运行以及价格水平波动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新技术产品的优点往往会很快吸引消费者放弃旧技术产品消费，那么旧技术引进部门之前积累的过剩产能由于没有了需求支撑，必将导致产品价格迅速下降，最终出现部门内严重通货紧缩；另一方面，新技术产品初期巨大的利润必将吸引大量新投资，由此导致新一轮的“潮涌现象”。这个时候，价格水平波动的内部结构将进一步复杂化，表现出“多元分化”特征，即新技术引进部门的价格相对稳定，非技术引进部门价格上涨，旧技术引进部门价格下降。此时宏观经济结构化特征将不断强化，由此加大了正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的难度。
四、实证检验
本节将在向量自回归的分析框架下，利用中国2001年1月～2008年5月月度数据对中国通货膨胀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利用误差修正模型估算了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现象以及总量通货膨胀率与技术进步效应、缺口效应、国家控制力效应以及出口效应的长期均衡关系，然后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就以上4种效应对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的动态影响作了进一步分析。
(一)价格水平“二元分化”模型的计量检验
1.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首先，遵循理论准确性和数据可得性两大标准，我们为以下5类变量选取了相应的计量指标。
(1)价格水平变量：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农产品消费价格指数(CPIA)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EPI)分别作为衡量总体价格水平、非技术引进部门价格水平以及技术引进部门价格水平的计量指标。以农产品消费价格指数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比值(PGAP=CPIA/EPI)作为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现象的计量指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衡量价格总水平波动的最适宜指标为GDP平减指数，但是由于该序列最高频仅为季度数据，无法满足本文实证分析对频度的需要，因此选择与GDP平减指数高度相关的CPI指数作为替代。
(2)技术进步变量(TI)：根据Acemoglu等(2006)新近的研究，在经济发展初期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往往隐含在大量资本投资之中，国内学者赵志耘等(2007)也提出了中国经济“资本与技术动态融合”的类似观点。在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下，高端部门的技术引进无疑是中国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与以上学者们的研究一致，我们以现阶段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衡量中国引进式技术进步的替代指标。
(3)缺口效应变量(GN)：作为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减去中间产品消耗后的余额，缺口变量体现了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作为消费品的有效供给能力，其不仅体现了技术引进部门对中间产品消耗程度，也体现非技术引进部门生产能力大小。社会农产品零售总额是农产品生产总额扣减中间消耗后在市场上流通的余额，因此可以作为缺口效应的计量指标。
(4)国家控制力变量(K)：由于计量土地供给和人力资本供给控制具有一定难度，因此我们仅以金融资源供给控制作为度量国家控制力变量的指标。理论上K的大小反映了技术引进部门获得中间产品的成本大小，K越大，则表明国家倾向于让非技术引进部门获得更廉价的贷款，技术引进部门获得廉价金融资源的能力减弱、数量减少。因此，我们以非技术引进部门(农业部门)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作为度量国家控制力强弱的计量指标。
(5)出口变量(EX)：在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下，一国技术引进部门产品出口将是输出本国过剩产能的主要途径。据国家商务部统计，2004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已占出口总额的93.4％④。因此以中国总出口作为度量技术引进部门产品出口的计量指标是合适的。
其次，我们对本文数据来源和处理进行若干说明。本文实证部分数据均来源于CEIC数据库(ISI新兴市场国家数据库，www.ceicdata.com)，样本区间为2001年1月～2008年5月，均为月度同比时间序列。我们对部分存在季节趋势的序列进行了季节调整，所有序列都经对数平滑处理。为了避免宏观经济数据非平稳可能导致的伪回归，我们对所有序列进行了ADF单位根检验，检验表明2001年1月～2008年5月间我国价格水平二元分化指标、技术进步效应指标、国家控制力效应指标、缺口效应指标以及出口效应指标的自然对数均为I(1)序列(见表1)；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一步表明以上序列存在两对协整关系(见表2)。
最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M)以捕捉长期均衡趋势下短期的调整和波动过程。我们的模型设定参照Enders(2004)，具体如下。
2.长期均衡关系
根据理论方程(10)，中国的技术进步(TI)、国家控制力(K)、缺口效应(GN)以及出口效应(EX)对价格水平“二元分化”具有长期影响，且预期实证方程符号分别为正(+)、负(-)、负(-)、负(-)。我们首先利用误差修正模型估算以上4个变量对价格分化的长期均衡关系，以检验本文理论模型结论的正确性，并识别以上4个变量对通货膨胀的数量影响。遵循AIC和SC最小化准则，我们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期，并给出了VECM模型的具体估算结果(见表3)。
由误差修正模型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强制性技术变迁与价格水平二元分化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所有系数均通过显著性为10％的t检验)，并且实证方程系数符号符合预期，这较好地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其中，技术进步变量对价格水平分化存在正影响，技术进步强度每增加1％，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程度将加深1.06％，充分表明强制性技术变迁下的技术进步的冲击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波动，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波动和危机比发达国家的大而频繁(Hnatkovska and Loavza，2005)。另外，国家控制力、缺口效应以及出口效应的变化与价格水平分化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国家控制力变量每上升1％将缓解价格水平二元分化0.8个百分点，由此表明国家提高中间产品使用成本价格对遏制价格水平分化的积极意义；而缺口效应变量每上升1％，价格水平分化程度将减弱0.39个百分点，可见提高非技术引进部门生产能力，填补产能缺口对稳定价格水平走势的重要性。出口对缓建价格水平分化的意义在于其消化了大量的技术引进部门产能，稳定了该部门产品的价格走势，出口每增长1％将带动价格水平分化程度减弱0.75个百分点，我们的研究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印证了Romer(1993)的通货膨胀一致性理论。
在以上协整分析各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发掘这些变量的短期波动对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的影响。由表3的第一列结果可知，价格水平分化的短期调整模型为：
综上，正反两方面的调整机制将保证价格分化变量紧紧围绕均衡状态波动。因此，从长期角度看协整关系式事实上发挥着将系统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引力线作用”。
3.动态影响分析
我们在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强制性技术变迁下技术进步、国家控制力等变量对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的动态影像。图2给出了技术进步、国家控制力、缺口效应和出口效应对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的脉冲响应图。价格水平分化在短期内就对强制性技术变迁冲击产生比较剧烈的反应。例如，技术进步对价格分化存在正冲击效应，这种效应在初期为0.0028，到第三期达到峰值0.0080并在随后一直稳定在0.0075的水平。价格水平分化对缺口效应冲击的反应也表现出相似特征，虽然其在首期由于时滞反应为0，但到第二期迅速降为-0.0035，经过短暂波动后基本维持在相近水平。与前二者不同的是，国家控制力与出口效应对价格分化的冲击在动态上存在着较大的波动性。国家控制力在短期内对价格分化存在很强的负冲击，达-0.002，表现出国家政策在短期内对价格水平存在很大的影响力，其也体现了与理论预测的一致性；从第二期开始该冲击效应转正并逐渐在0.002水平稳定下来。出口效应对价格二元分化的冲击在第二期迅速达到0.001，但在第三期马上回落到最低值-0.0012，随后力度有所回弱最终稳定在-0.0008的水平。
图2 技术进步、国家控制力、缺口效应与出口效应对价格分化的动态影响
以上分析较好地从动态角度验证了我们理论模型所预测的影响关系，并比较明晰的描述出了各变量对价格水平二元分化冲击效应的动态轨迹。
(二)中国总体通货膨胀计量模型估计
本部分我们将验证价格水平“二元分化”与总体通货膨胀的数量关系，并尝试估计中国总体通货膨胀模型。总体通货膨胀率是根据部门产品价格变动加权而得，(11)式表明总体通货膨胀率是价格分化水平与技术引进部门价格水平的加权值。以下我们以CPI作为总体通货膨胀率的计量指标。非技术引进部门与技术引进部门价格指数仍旧采用CPIA和EPI。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以上3个序列的自然对数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根据实证方程(14)，LnEPI的估计系数为0.56而不是根据理论方程设定的1。我们认为系数估计不一致的原因在于理论模型设定与实际数据选择的偏差。因为本文的理论模型是简化的两部门经济，但现实的价格数据事实上包含了服务业部门的价格信息。但总体来说，方程(14)协整方程较好地验证了本文对总体通货膨胀模型的构造设想，其表明价格水平“二元分化”、非技术引进部门价格变动和总体通货膨胀率三者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动关系。以下将估算中国总体通货膨胀率模型，以更好捕捉强制性技术变迁下通货膨胀的变动过程。按照(12)式设定中国总体通货膨胀率的误差修正模型，其中
′，具体过程与估计价格水平分化模型类似，不再赘述。给出中国通货膨胀模型VECM估计结果如下：
实证方程(15)和(16)估计结果与价格水平二元分化模型结果基本一致，其较好地反映了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下中国总体通货膨胀率与技术进步效应、国家控制力效应、缺口效应、出口效应、技术引进部门价格变动之间的长期均衡以及短期调整关系。其中，我们发现：(1)当期价格水平波动受滞后一期的价格总水平波动强度为0.31的正向影响，表明了中国通货膨胀的惯性特征(张成思，2008)；(2)短期内技术引进部门价格波动对总体通货膨胀率波动存在-0.07的负向冲击，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技术引进部门价格波动滞后于非技术引进部门价格和总体通货膨胀率波动的特征事实；(3)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短期波动受稳定的长期均衡状态和短期各变量波动共同影响。例如，次贷危机导致了出口增速下降，△
<0，其一方面将直接对△
产生0.02的正向冲击，导致CPI迅速回落，但另一方面由于短期波动导致系统偏离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通过调整系数-0.05对出口下降对价格总水平的冲击进行反向修正，因此最终结果将是价格总水平避免了大幅度波动，而仅仅是围绕均衡状态的小幅调整。
五、结论
通货膨胀与宏观经济波动历来是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话题之一，而中国经济所表现出的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现象为我们理解中国通货膨胀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入点。本文在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包含技术引进部门和非技术引进部门的两部门经济模型，从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对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现象以及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然后，我们以中国2001年1月～2008年5月的月度数据为基础，利用向量自回归分析框架就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下的技术进步效应、国家控制力效应、缺口效应以及出口效应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得到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本文的理论研究表明，中国经济价格水平分化和通货膨胀产生体现为以下4个传导机制：(1)当前客观存在的世界技术差距结构为中国的技术引进提供了潜在技术供给源，从而周期性的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潮涌现象”，导致了中国价格水平分化现象不断出现。(2)中国的国家强控制力为促进技术引进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但却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促进了宏观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最终进一步加剧价格水平分化和总体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3)非技术引进部门由于缺乏技术进步导致了部门产能不足，而供求规律推动了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价格大幅上涨。(4)技术引进部门的出口是缓解该部门产能过剩、价格紧缩的重要力量，从而有利于保持该部门价格稳定，从而避免宏观经济大幅波动。长期来说，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等短期现象将逐渐强化为中国经济技术变迁结构化特征，最终导致以上短期现象出现的频率和幅度不断加大。
第二，本文的经验分析表明，无论是价格水平二元分化还是中国总体通货膨胀率，都与技术进步、国家控制力、缺口效应以及出口效应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这较好地检验并支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而模型的动态分析则表明，技术进步效应对价格水平二元分化具有极强的正向冲击效应，由此反映了实体经济的技术变迁对价格水平变动的根本性影响；国家控制力在短期内对价格水平具有很强的负向冲击效应，符合本文的模型预期；而非技术引进部门的产能缺口的缩小和技术引进部门的产品出口的增加对价格水平分化和通货膨胀的上升在长期内具有稳定的负向冲击。
第三，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通货膨胀治理具有重要意义：(1)强制性技术变迁下一国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两大经济目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因为技术引进部门的高增长必然引发价格水平二元分化和总体通货膨胀的发生，所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必要在增长和稳定之间有所侧重。我们认为，强制性技术变迁下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客观性，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偏重于经济稳定目标。(2)在追求经济稳定的目标框架下，通货膨胀短期治理必须通过国家控制力放缓技术引进部门的发展速度，即通过土地、资源、信贷等政策调控，减少对技术引进部门的政策偏向，逐步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从而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缓解非技术引进部门价格上升的压力；与此同时，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否则国内过剩产能容易导致宏观经济迅速由通货膨胀转变为通货紧缩。(3)长期内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核心在于实现非技术引进部门的技术进步和产能增长。因此，国家有必要为非技术引进部门的发展创造公平、良好的政策环境，通过财政政策、信贷政策支持该部门的技术自主创新，提高该部门的生产能力以弥补产出缺口，从而促进该部门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最终实现宏观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平稳较快的发展。
*本文曾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五届经济发展研讨会”上进行宣讲，并受“第八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参会邀请。作者感谢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陈璋教授的悉心指导，香港中文大学Dennis Tao Yang、Chong Kee Yip、Win Lin Chou、张成思诸位教授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有益帮助，在此一并致谢，但文责自负。
注释：
①基本生产资料部门的价格上涨效应往往不如农业部门明显，因为农业部门生产具有周期性，因此短期供给能力的增加是有限的。而基本生产资料部门潜在供给能力往往是巨大的，突出表现在每一轮技术—经济周期初期地方大量非法的小煤矿、冶金厂的快速增长。这也从宏观经济角度部分的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矿难发生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
②因此，从实体经济面看，中国出口增加本质上是国内产能过剩的表现之一。出口带来的外汇增加导致了外汇占款(即货币供应量)巨额增加。而在国家强控制力假设下，廉价金融资源的供给政策进一步为技术引进部门的发展以及下一阶段的产能过剩埋下了伏笔。假如将实体经济扩展到货币经济，我们会发现在供需失调基础上的价格上涨之外，“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的效应进一步加速了价格的波动。
③部门权重的确定有不同方式，比较常用的是以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作为该部门价格权重的标准。为了模型的简洁，我们将λ作为外生给定变量，在λ>0的前提下不影响分析结果。
④参见国家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s/200508/20050800220336.html.
标签：通货膨胀论文; 二元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基本面分析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经济论文;